绕口令训练_大学演讲——理论与语言技巧时间:2020-10-24理论教育联系我们

我父亲非常希望我能进牛津或剑桥。他本人上过牛津的大学学院,所以他认为我应该申请这个学院,这样我被接受的机会更大些。那时大学学院没有数学的研究员,这是他要我学习化学的另一个原因:我可以尝试自然科学而非数学方面的奖学金。

我家的其他成员去了印度有一年,但是我必须留下准备a水平和大学入学的考试。我的校长认为我去投考牛津太年轻了些,但是在1959年3月我还是和学校中另外两个比我高一年的男孩参加了奖学金考试。当大学监考讲师和其他人讲话而不理我时,我相信我考得很糟,所以非常沮丧,在从牛津回家后几天,我收到了一封电报,说我得到了奖学金。

我那时十七岁,同年级同学中的大多数都在军队服务过,所以比我大许多。在大学第一年以及第二年的部分时间里我觉得相当孤单。只有到了第三年我才真正感到快乐。当时笼罩牛津的气氛是极端厌学。要是你不属于聪明而老不用功的,则就甘心承认自己不行得到四等。由于用功而得到好分数被认为是灰人,这是牛津词汇中最坏的诨名。

那时牛律的物理学课程安排得特别容易,你可以毫不用功。在牛津上学的三年中只在刚入学和快结束时各考一回。找曾计算过,三年期间我总共用了一千小时的功,也就是平均每天一小时。我并不为我的懒惰感到自豪。我只不过描述当时我和大多数同学的共同态度:对一切完全厌倦并觉得没有任何值得努力追求的东西。我的疾病的一个结果就是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当你面临着夭折的可能性,你就会意识到,生命是宝贵的,你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因为我没有用功,为了通过期终考我就打算做理论物理的问题,避免记忆性的知识。可是,考试前夜我由于神经紧张而失眠,因此考得不很好。我处于第一等和第二等的边缘,所以必须接受考官的面试才能最后决定。他们在面试时问我未来的计划。我回答说要做研究。如果他们给我一等,我就去剑桥。如果我只得到二等,我则留在牛津。他们给了我一等。

我觉得理论物理中有两个领域是基本的,我可以做研究的,一个是研究非常大尺度的即宇宙学,另一个是研究非常小尺度的即基本粒子。因为基本粒子缺乏合适的理论,所以我认为它较不吸引人。虽然科学家发现许多新粒子,他们能做的只不过是和植物学一样把各种粒子分门别类。相反的,在宇宙学方面已有一个定义完好的理论,即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当时在牛津没人研究宇宙学,而在剑桥的弗古得·霍伊尔却是英国当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所以我申请跟霍 伊尔作 博士论文。我到剑桥做研究的申请被接受了,其先决条件是我要得到第一等成绩。但是使我恼火的是,我的导师不是霍伊尔,而是邓尼斯·西阿玛,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他。然而,最后发现这是最佳的安排。霍伊尔经常在国外,我也许不能经常见到他。另一方面,西阿玛总在那里,他的教导总是发人深省,尽管我们之间经常意见相左。

因为我在学校和牛津并没有学到许多数学,所以一开始时发现广义相对论非常艰深,进展缓慢。此外,我在上牛津的最后一年发现自己的行动越来越笨拙。到了剑桥不久即被诊断患了肌肉萎缩性侧面硬化病,在英国称作运动神经细胞病。(在美国又称作庐伽雷病。)医生对于治愈甚至控制它的恶化都束手无策。

最初这种病恶化得相当迅速。因为我预料自己不会活到结 束 博士论文,所以看来没有必要作研究。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这种病的恶化似乎减慢了下来。我还开始理解了广义相对论并在研究上有所进展。真正使我生活改观的是我和一位名叫简·瓦尔德的姑娘定婚。

我邂逅她之时大约便是诊断得了运动神经细胞病前后。这就使我有了一些活头。

但是为了结婚,我需要一个工作,为了得到工作,需要一个博士学位。因此在我的一生中首次开始用功。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自己喜欢研究。也许把它称作工作是不公平的。有人说道:科学家和妓女都为他们喜爱的职业得到报酬。

我向龚维尔和凯尔斯(发音作基斯)学院申请研究奖金。我希望简能为我的申请表打字,可是当她来剑桥看望我时,她的手臂因为骨折打上石膏。我必须承认,我应对她更为体贴才对。还好,她是伤了左臂,所以她还能按照我的口授填好该表,我再请另外的一个人打字。

我在申请时列入两个人的名字作为我的推荐人。我的导师建议我请赫曼·邦迪作为其中之一。邦迪那时是伦敦国王学院的数学教授,他是一名广义相对论专家。我见过他两回,他还为我提交过要在《皇家学会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在他有一次在剑桥演讲后要求此事,他以迷惑的眼神凝视我,然后答应说可以。他显然遗忘了我,因为当学院写信问他时,他回答说没有听说过我。现在,有这么多人申请学院的研究奖金,如果候选人的推荐人中有一人说对他不了解,他也就不会有机会了。但是那时竞争没有这么激烈。学院写信通知我这推荐人的难堪的答复,而我的导师到邦迪那儿去使他回想起我来。邦迪后来为我写了一封也许溢美的推荐信。我如愿得到了研究奖金,从此以后一直是凯尔斯学院的研究员。

我在得到了研究奖金后才得以和简在1965年7月完婚。我们在苏福克渡了一周蜜月,这是我们仅能负担的。后来我们去了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举行的广义相对论暑期班。这是一项错误。我们住的宿舍充满了带着哭闹小孩的夫妻,这使我们的婚姻生活不甚愉快。但在,这个暑期班在其他方面对我们非常有益,因为我结识了许多在该领域的头面人物。

直至1970年止我的研究集中于宇宙论,也就是在大尺度上研究宇宙。这个时期我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奇性。对遥远星系的观测表明它们正远离我们而去:宇宙正在膨胀。这说明在过去这些星系必然更加相近。这就产生了这个问题:是否有过产个日寸刻,所有星系都相互重叠在一起,而宇宙的密度是无限的?或者早先是否存在一个收缩相,那时在这个收缩相中这些星系想法避免相互对撞?也许它们相互穿越,然而再相互离开。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新的数学技巧。这些就是在1965年和1970年之间主要由罗杰·彭罗斯和我自己所发展的。彭罗斯那时在伦敦的比尔贝克学院,现在他在牛津。我们用这些技巧来证明,如果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话,则在过去必然存在过一个无限密度的状态。

这个无限密度的状态被叫作大爆炸奇性。它意味着,如果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则科学不能预言宇宙是如何启始的。然而,我更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如果人们考虑到量子物理理论,这个有关非常小尺度的理论,则可能预言宇宙是如何启始的。

广义相对论还预言,当大质量恒星耗尽其核燃料时将会向自身坍缩。彭罗斯和我证明了,它们会继续坍缩直至达到具有无限密度的奇点。至少对于该恒星以及在它上面的一切,这个奇点即是时间的终点。奇点的引力场是如此之强,甚至光线都不能从围绕它的区域逃逸,它被引力场拉回去。不可能从该处逃逸的区域就叫做黑洞,黑洞的边界叫做事件视界。任何通过事件视界掉进黑洞的东西或人都在奇点达到其时间的终结。

1970年的一个晚上,当我要上床之时思考黑洞的问题,那是我的女儿露西诞生不久的事。我忽然意识到,彭罗斯和我发展的用于证明奇性的技巧可以适用于黑洞。特别是,黑洞的边界,即事件视界的面积不会随时间减小。而且当两颗黑洞碰撞并合并成一颗单独的黑洞时,最终黑洞的视界面积比原先两颗黑洞的视界面积的和更大。这就为黑洞碰撞时可能发射的能量立下了一个重要的限制。那个晚上我激动得难以入眠。

从1970年到1974年我主要研究黑洞。但是在1974年我也许做了毕生最令人吃惊的发现:黑洞不是完全黑的!当人们顾及物质的小尺度行为时,粒子和辐射可以从黑洞漏出来。黑洞正如同一个热体似地发射辐射。

1974年之后,我从事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合并成一个协调理论的研究。其中一个结果便是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他巴巴拉分校的詹姆·哈特尔在1983年提出的一个设想: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在范围上都是有限的,但是它们没有任何边界。它们像是地球的表面,只不过多了两维。地球表面具有有限的面积,但是没有任何边界。在我的所有旅行中,我从未落到世界的边缘外去。如果这个设想是正确的,就不存在奇性,科学定律就处处有效,包括宇宙的开端在内。宇宙启始的方式就完全由科学定律所确定。我也就实现了发现宇宙如何启始的抱负。但是我仍然不知道它为什么启始。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的时代。

——恩格斯

文艺复兴是14世纪在意大利城市兴起、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个思想文化运动,以复兴古希腊、古罗马帝国文化艺术为口号,致使西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迷信到理智,从奴役到自由,从特权到平等,从幻想到科学。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文化的萌芽,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

14世纪时,随着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已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形成;在政治上,封建割据已引起普遍不满,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欧洲各国大众表现了要求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从而在文化艺术上也开始出现了反映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的新时期。另一方面,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大批受到东方文化影响、还保留古罗马帝国精神的人才逃往意大利,带回许多新鲜思想和艺术,在罗马开办教授希腊语的学校。新兴资产阶级认为中世纪文化是一种倒退,而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则是光明发达的典范,他们力图复兴古典文化——而所谓的“复兴”其实是一次对知识和精神的解放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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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琪罗《大卫》

当时的意大利处于城市林立的状态,各城市都是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14世纪后,各城市逐渐从共和制走向独裁。独裁者耽于享乐,希望摆脱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大力保护艺术家对世俗生活的描绘。与此同时圣方济各会的宗教激进主义力图摒弃正统宗教的经院哲学,歌颂自然的美和人的精神价值。罗马教廷也在走向腐败,历届教皇的享乐规模比世俗独裁者还要厉害,他们也在保护艺术家,允许艺术偏离正统的宗教教条。哲学、科学都在逐渐地在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发展,也酝酿着宗教改革的前奏。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摒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这是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

文艺复兴最早的两位人物是但丁和乔托。但丁在《神曲》中揭露教会贪污腐化和封建统治的黑暗残暴。乔托以在壁画中刻画人物的复杂个性和真实的世俗世界著称,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彼特拉克提倡复兴古典文化,最先提出人学对抗神学,被称作“人文主义之父”。文学家薄伽丘的《十日谈》揭露教会虚伪腐化,提倡个性解放,歌颂人对现世生活的追求。美术三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马基雅维利以“人”的眼观研究政治学说,冲破神学政治理论桎梏,《君主论》最早阐述资产阶级国家学说。该时期的代表作还有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悲剧,拉伯雷的《巨人传》,伊拉斯谟的《愚人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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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歌颂了人体的美,主张人体比例是世界上最和谐的比例,并把它应用到建筑上,一系列的绘画、雕塑虽然仍然以宗教故事为主题,但表现的都是普通人的场景,将神拉到了地上。

人文主义者开始用研究古典文学的方法研究《圣经》,将《圣经》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

人文主义歌颂世俗,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肯定“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科学为人谋福利,教育要发展人的个性,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倡个性自由,因此在历史发展上具有很大的进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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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琪罗《摩西》

基督教宣称,人人有罪,婴儿出生就有原罪,必须向上帝做出奉献祈求赎罪,否则死后不得进入天堂,还要到炼狱去受罪。罗马教皇出卖“赎罪券”,从西欧各国搜刮钱财。1517年,德国的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揭露教皇出卖“赎罪券”的荒谬,认为教徒能自己阅读《圣经》,能直接与上帝相通,无须教会作中介,不承认教会对《圣经》的解释有垄断权。1536年,法国的加尔文发表《基督教原理》,认为人们得救与否全由上帝决定,教会无权过问。1534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宣布脱离罗马教廷自立英国圣公会,北欧各国相继效法。基督教于是分成三部分: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希腊正教)、新教。

宗教改革不是否定宗教而是反对罗马教廷的专横和腐败。宗教改革的主要收获,是信教自由,信教不妨碍科技探索。

哥白尼在1539年完成《天体运行论》,违反《圣经》所说耶和华命令太阳静止不动。后世把这一发现称为“哥白尼革命”。布鲁诺研究日心说,提出无限宇宙论,1600年被教皇判为异端,在罗马广场上被烧死。开普勒提出地球和其他行星沿椭圆形轨道绕太阳旋转,太阳和行星之间的引力使行星沿其轨道运转,预示了万有引力原理。伽利略为日心说辩护,用自制的放大30倍的望远镜发现木星的卫星、土星的光环、太阳的黑子。1616年,罗马异端裁判所指斥伽利略的日心说“愚蠢、荒谬”,逼迫他公开认错,判他终身监禁。他喃喃自语:“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地球仍在旋转。”

塞维图斯发现血液的肺循环。维萨里发表《人体结构论》,开创解剖学和生理学。

中世纪时候,地中海经红海通往印度洋的航路,被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控制,地中海区域的中介贸易被切断,引起西欧经济恐慌。西欧急于找寻不经过地中海而直接通往东方的航路。

文艺复兴时期,造船术的进步、地理知识的积累、地圆说的传播,加上发明钟表,改进了罗盘,造出了多帆的航海大船,使远洋航海成为可能。

1488年迪亚士到达非洲南端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经好望角到达印度。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1519~1522年,麦哲伦和他的伙伴环航地球。1642~1643年,塔斯曼到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理大发现的主要收获是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变为“天人无关”。

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乃至世界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艺复兴诱发了宗教改革,开创了现代世俗国家的雏形;文化领域内以个人为本的内容及严谨典雅的形式都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人文主义者的杰出贡献在于奠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历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表达了资产阶级破除封建思想体系的精神桎梏,解放生产力、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

启蒙运动

启蒙(enlightenment)原意是“发光”和“照亮”,意思是开启智慧,通过教育和宣传,把人们从愚昧、落后、黑暗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使人们摆脱教会散布的迷信和偏见,从而为争取自由和平等去斗争。大多数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和苏格拉底及斯多葛学派这些古代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坚决相信人的理性。所以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又被称为“理性时代”。启蒙运动是发生在18世纪欧洲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它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

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其次还有卢梭与狄德罗。伏尔泰的思想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人赞誉“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并尊其为“思想泰斗”和“欧洲的良心”。

启蒙运动最初产生在英国,而后发展到法国、德国与俄国,此外,荷兰、比利时等国也有波及。法国的启蒙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堪称为西欧各国启蒙运动的典范。

从字面上讲,启蒙运动就是启迪蒙昧,反对愚昧主义,提倡普及文化教育的运动。但就其精神实质来看,它是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的运动,并非单纯的文学运动。它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禁欲、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直接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们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以“天赋人权”的口号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他们就用这些思想启发教育群众,去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上述的这种思想,称为启蒙思潮,宣传这种思想的活动,就称为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既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深化,也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理论准备阶段。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比较

首先,从反封建方面说,文艺复兴运动的反封建,主要是反对封建领主的割据状态,要求建立民族统一的君主专制政体,以便在王权保护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在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进一步提出要求获得政权、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要求。文艺复兴时代的反封建侧重于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的范畴;而启蒙运动侧重于政治制度和政权性质方面。

其次,从反教会方面说,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揭露中世纪天主教会的贪污腐化,谴责修道院戕害人性的罪恶,要求进行宗教改革,废除繁琐的宗教仪式,提倡简便的礼仪。启蒙运动时期由于唯物论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在反教会方面就比文艺复兴时期更为彻底,它已把反教会提高到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的高度。

再次,从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上说,文艺复兴时代强调的是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执著尘世,面向现实。到了18世纪启蒙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重点,就转移到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由于启蒙运动具有政治思想革命运动的性质,因此启蒙运动的参加者绝不限于文学家。除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四大启蒙作家外,英国的哲学家洛克、科学家牛顿、德国的美学家莱辛和海尔德尔、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等等,均属启蒙思想家。

还有,从文艺的风格和方法上说,启蒙时期的现实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的继续,但又有新的发展。它的特征不在于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不在于刻画人物的性格,而在于具有更多的政论性,作家们都有意识地把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贯穿在文学作品之中。这些启蒙著作,成了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争夺政权的精神武器,是传播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百科全书”。作品中的语言不是诗化,而是流畅的雄辩的政论性散文,富有逻辑性,启发性和战斗性。有些作品,由于哲学意义的深刻、强烈,使它们变成小说化了的哲学论文。启蒙作家的作品都具有纯理性的特点。

17~19世纪初在欧洲各地先后兴起了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潮。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认为,社会之所以不进步,人民之所以愚昧,主要是由于宗教势力对人民精神的统治与束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树立理性和科学的权威。他们认为,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尺度,不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就没有存在的权利。他们主张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破除宗教迷信。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在他们看来,封建专制制度扼杀自由思想,造成社会上的不平等和文化经济上的落后。因此,他们大力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启蒙运动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对北美的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在政治史和思想史中都占据重要的地位。

一、W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架构

(一)基本原则

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的原则是“基本水平、广泛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

(二)覆盖范围

《W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规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范围和对象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退休人员;城镇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及其职工、退休人员;部队在汉单位(不含现役军人和军队在编职员)、行业单位(如金融、邮电、铁路、电力等)及其职工、退休人员;已参加W市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从业人员。参保单位和个人执行统一政策。

(三)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征缴方式

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月共同缴纳。在职职工以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1),并按2%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2);退休人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用人单位的缴费基数为本单位全体职工缴费基数之和,缴费比例为8%(3)。

对于退休人员,用人单位按上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50%为其缴纳一次性的基本医疗保险费。职工退休时实际缴费年限每满一年,缴费比例降低10个百分点;满十年后,用人单位不再为其缴纳一次性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所缴费用按照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个人账户主要包括职工个人缴费和从用人单位缴费中划入的部分。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在扣除划入参保人员个人账户的部分后,即为统筹基金。职工个人缴费全部记入本人的个人账户;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按表10-1所列标准记入职工和退休人员个人账户。不难看出,用人单位缴费划入个人账户的比例随职工年龄的增长而递增,特别是对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给予了较大照顾。

对于特困企业的缴费问题,W市规定,经批准的特困国有企业按本单位职工缴费基数之和的5%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比一般单位少了3个百分点,所缴费用全部记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职工按本人缴费基数的2%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所缴费用全部记入个人账户。而国有企业破产、改制时被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按上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7%的比例,由本人在医疗保险经办机构

表10-1W市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征缴及进入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账户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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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缴费基数为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职工月平均工资或当月工资低于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以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作为缴费基数;超过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00%的,以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作为缴费基数。退休人员没有上年度月平均退休费的,以本年度月平均退休费为基数;没有本年度月平均退休费的,以当月退休费为基数;退休费低于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80%的,以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80%为基数。

设定的缴费窗口一年一次性继续缴费,其中:2%记入个人账户,5%记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

(四)支付方式

个人账户主要用于支付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和在定点零售药店购药的医疗费用。统筹基金主要用于支付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门诊紧急抢救和在门诊治疗部分重症疾病的医疗费用。

在实际支付中,设置统筹基金起付标准和最高支付限额。起付标准相当于上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10%,并根据医疗机构的等级分别确定。其中:一级医疗机构为500元;二级医疗机构为700元;三级医疗机构为900元。

在职职工、退休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门诊紧急抢救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医疗费用,在统筹基金起付标准以下的由参保人员自付;医疗费用在统筹基金起付标准以上且在最高支付限额(3万元)(4)以下的部分,根据医疗机构等级,由统筹基金和参保人员按比例支付,支付比例见表10-2。

表10-2W市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支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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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0-2可以看出,第一,随着医疗机构级别的提高,不管是在职职工还是退休人员,个人支付比例逐渐上升,统筹基金支付比例逐步下降。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要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个人就应支付更高的成本。同时也可以减少卫生资源的浪费。第二,在职职工的个人支付比例均高于退休人员,体现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退休人员的关照。但统筹基金对于退休人员医疗费用的支付压力会随之增大,特别是在W市退休人员比例逐年增大的情况下,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能否持续顺利运行面临挑战。

门诊治疗部分重症疾病(5)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医疗费,统筹基金对在职职工按80%的比例支付,对退休人员按85%的比例支付,余下的部分由参保人员个人自付。

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仅限于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内的医疗费用。职工、退休人员就医时的用药、检查和治疗应执行三个目录的规定,在未经批准情况下使用目录规定以外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的,统筹基金不予支付,费用由个人承担。对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的医疗机构和药店实行定点管理,职工就医、购药必须在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进行。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每个人可在全市任何一家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就医、购药,打破了原公费、劳保医疗只能在一两家医院就医的界限。

(五)住院费用结算

基本医疗保险对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实行月度定额结算。其计算公式是:

月度定额结算费用总额=定额结算标准(6)×月度内实际出院人次

实际发生的费用(不包括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低于月度定额结算费用总额的,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拨付;高于月度定额结算费用总额的,按以上公式拨付。

基本医疗保险根据医疗机构级别和类型的不同,确定了不同的定额结算标准,并随相关因素的变化随时做出调整(见表10-3)。

表10-3W市主要综合医院定额结算标准(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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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释为“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锡伯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精神文明成果主要以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成为了锡伯族保持自身民族传统、促进自身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是锡伯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家园。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作为全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县,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富集,因此成为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区域。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十六字指导方针,组织相关力量进行收集、整理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档案,积极申报地(州)级、自治区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此外,在县文化站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乡镇文化站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点,并以“一乡一品”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思路,以乡镇为单位,各自形成自己特有的非遗项目和文化特点。近期,对于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根据其项目价值的大小、生存状态、濒危状况等情况,按照普查和保护工作方案的要求,通过实地调查采集整理,将15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为普查项目并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据库。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目前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5项,已公布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15项,已公布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31项,公布为县级保护项目5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6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7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92人。

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锡伯族的口头传统、语言文字、表演艺术、节庆礼仪、手工技艺等文化形式及其有关的文化空间,成为锡伯族的“集体记忆”。总的来说,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大致分为四大类:传统民间文学、传统音乐舞蹈、传统手工技艺和传统风俗习惯。

(一)传统民间文学

研究民间文学离不开语言文字,锡伯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是由满语发展而来的文字。锡伯族非常重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同时也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很多锡伯人都会满语、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多种语言文字,被称为“天才的翻译民族”。锡伯族传统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有《西迁之歌》《喀什噶尔之歌》。

《西迁之歌》:锡伯族叙事史诗。全诗1500余行,锡伯语文本在新疆锡伯族地区流传,后汉译后流传至东北锡伯族地区。锡伯族西迁之后,《西迁之歌》就开始在民间开始传唱,之后其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扩充,20世纪50年代在经过进一步整理完善之后,才形成了完整的史诗文本。

《喀什噶尔之歌》:又称为《喀什噶尔戍边歌》,是锡伯族叙事长诗和英雄史诗。产生于18世纪30年代,流传于新疆锡伯族地区。该史诗主要记述了19世纪20年代伊犁四营的部分官兵奉命赴南疆平定“张格尔之乱”的背景、战斗时的残酷场面以及众多英雄人物形象刻画等内容,对于了解和研究清代锡伯族官兵当时的历史状况以及当时平定新疆叛乱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除了上述两部锡伯族民间文学代表作之外,锡伯族民间文学作品还有《海兰格格》《叶琪娜》《辉番卡伦来信》《离乡曲》等。

(二)锡伯族传统音乐舞蹈

锡伯族传统音乐舞蹈主要表现在锡伯族民歌、朱伦呼兰比、萨满舞、萨满歌、贝伦舞等多个方面。

民歌:锡伯族民歌按照内容可分为7类,即田野歌、生活习俗歌、叙事歌、儿歌、萨满歌、劳动歌和新民歌。田野歌,是在田间即兴编唱的歌曲,极富变化和特色,歌词讲究押韵;生活习俗歌主要是婚俗歌,如《相亲歌》《嫁女歌》《劝嫁歌》《哭嫁歌》《送新娘》《摇篮曲》等;叙事歌主要是以锡伯族西迁、南疆驻防和以《三国》故事编唱的歌曲;儿歌有《字母歌》《赶老鹰》等歌曲;劳动歌有《雅琪娜》《射箭练功歌》等;萨满歌是锡伯族萨满在跳神时演唱的巫术类歌,也是锡伯族民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诗歌的形式记录并反映了锡伯族萨满的仪式及内容,对古代锡伯族的历史文化的反映也是一个很好的珍贵资料。萨满歌因作法的对象和所治疾病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歌曲内容也不一样。主要分为萨满歌、斗琪歌、尔琪歌三类。萨满歌主要反映萨满跳神驱魔的过程;斗琪歌是表达对“中邪”而精神错乱之人实施治疗并与邪魔鬼怪斗争的过程;尔琪歌主要表达了送瘟神、给小孩子消除麻疹等疾病的内容。萨满歌同时伴随着舞蹈动作,萨满敲击着神鬼,边舞边唱,《霍里色》《扎嘿朱嘿》《伊耶》《祝福歌》《东布尔东布尔》等都是萨满歌曲。新民歌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编唱的民歌风格的歌曲,如《迎春曲》《为了祖国》《猎人之歌》等。

锡伯族民间艺人在表演“朱伦呼兰比”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物管理所供安素摄

朱伦呼兰比:锡伯族的念说音乐。“朱伦”是锡伯语对翻译成满文或锡伯文的汉族章回演义小说的称呼。“呼兰比”是“念说”之意。流行于新疆锡伯族地区,属于民间曲艺形式,2007年被列入第一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于锡伯族通晓满语和锡伯语,锡伯族文人们用满文和锡伯文翻译汉族的章回演义小说,并创造了朱伦呼兰比这种通过念说的形式来表现锡伯族民间文学,并于清末民初在民间广泛流行开来。朱伦呼兰比的说唱属于带有音调但无乐器伴奏的小说文本念说,介于曲艺音乐和说书范畴之间。朱伦呼兰比的内容主要有汉族章回演义小说中的四大名著、《三唐五代传》《隋唐演义》《西汉演义》《杨家将》《岳飞传》《施公传》《清史演义》等。

汗都春:锡伯族的戏曲音乐。民间称为“秧嘎尔牡丹”(秧歌儿调),剧目称为“秧歌儿朱春”(秧歌儿剧),“汗都春”这一名称始用于1944年前后。汗都春主要流传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八个牛录中,现在仍有一些汗都春的民间表演者,新疆其他锡伯族分布的地区也有个别民间艺人会表演汗都春。汗都春有曲牌、唱腔和曲调,其中的越调有生、净旦、服装道具、化妆,可以在民间或舞台上进行表演。锡伯族的戏曲艺术是在不断吸收满、汉外来优秀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锡伯族的汗都春源自于陕西的“曲子”(越调)、兰州的“鼓子”(鼓子调)、青海的“平弦”(平调)以及西北其他地区的小曲子,可以用汉语演唱也可以用锡伯语演唱。2007年锡伯族汗都春被列入第一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贝伦舞:锡伯族传统民间舞蹈的统称。贝伦舞被锡伯族人民视为“生命之舞”,可见其在锡伯族群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贝伦舞主要流行于新疆锡伯族地区,是一种即兴舞蹈,舞种有十余种,一般都是短小生动,随意性强,可根据表演者个人的特点而自由发挥表演,因此深受锡伯族群众的喜爱,民间贝伦舞艺人数量也较多。锡伯族贝伦舞2007年被列入第一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锡伯族贝伦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物管理所供安素摄

(三)传统手工技艺

锡伯族传统手工技艺种类繁多,除了传承本民族手工技艺的特点外也不断吸收周边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的民间优秀工艺特点,使得锡伯族传统手工技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锡伯族传统手工技艺代表作主要有木轮车制造技艺、葫芦东布尔制作技艺、弓箭制作技艺、苇席编织工艺、剪纸艺术、刺绣工艺、传统榨油工艺、摇篮制作技艺、水磨工艺等。除此之外,锡伯族泥塑工艺、砖雕石雕木雕工艺、建筑工艺、绘画艺术都极具特点。

(四)传统风俗习惯

锡伯族的传统风俗习惯体现在锡伯族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锡伯族的传统民居、传统饮食文化、传统礼仪、传统射箭、传统节庆、婚姻习俗、丧葬习俗、游艺竞技等多个方面。以锡伯族传统节庆为例,锡伯族传统节庆中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庆有西迁节、杭西和抹黑节。西迁节在民间被称为“农历四月十八节”,锡伯语称“杜音拜专扎坤”,东北地区锡伯族称西迁节为“迁徙节”、“怀亲节”,是锡伯族在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举办的本民族传统节日。西迁节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杭西是锡伯族的祭祖仪式,与汉族的清明节相同,流传于全国的锡伯族地区,于2009年列入第二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抹黑节是锡伯族以抹黑为内容形式的独具特色的节日,流传于全国锡伯族地区,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在春节期间仍可看到此习俗,更是一种古老的仪式。在抹黑节这一天往脸上抹黑被视为吉祥的寓意,寓意可消灾避难和粮食丰收。

锡伯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锡伯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续表

国际标准书号的英文全称为InternationalStandardBook Number,简称ISBN。国际通行的出版物代码,一般印在图书等出版物的某一明显部位,书名页的背面、版权页或封底的下部或出版物外部。采用ISBN编码的出版物有印刷型图书、小册子、地图、盲文出版物、多载体复合出版物、缩微出版物、机读磁带、教学影片、幻灯片等,但不包括临时性印刷品。

1.国际标准书号的构成

国际标准书号由10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分为4个部分,即组号、出版者号、书名号和校验号,数字间用连字符或空格隔开,书号前均有“ISBN”字样。例如:

组号代表国家、地区或语种,由国际书号中心(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文化州图书馆)负责分配,取1~5位数字。例如,“0”代表英语区,“4”代表日本,“5”代表苏联,“7”代表中国。出版者号由国家或地区的ISBN中心分配,取1~7位数字。组号与出版者号合称为“出版者前缀”,它是一个出版者在国际上的标准代号,取2~8位数字。书名号是由出版者给每种出版物编的号码。校验号是为了避免转抄或印刷过程中出现错误,用计算机自动校验而设置的,固定为1位数,当出现“10”时,用罗马数字“X”表示。

国际标准书号的特点:(1)具有专指性,编号唯一代表某种书的某一版本,当同一种图书的开本、装帧或价格不同时,书号也就不同。(2)具有可识别性,从ISBN的4组号码中可以得到出版国家、地区或语言、出版者、书号的实际信息。(3)可以检验,即用加权因数10~2分别与ISBN的1~9位数对应相乘,将乘积与校验数值相加,再以模数“11”相除,如被整除就是正确的编号,否则为错误编号。例如上例书号的校验程序是:

ISBN753830276X

加权1098765432

乘积70+45+24+56+18+0+8+21+12+10

总和264÷11=24(被整除)

2.国际标准书号的印刷格式

1982年,中国参加ISBN系统,并成立中国ISBN中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标准书号自1987年1月1日起实施,至1988年1月1日完全取代原用的统一书号。中国标准书号共分两部分,第1部分为ISBN,是主体部分;第2部分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基本大类类号和种次号。类号除工业技术诸类图书用两个字母外,其他各学科门类图书均用一个字母。种次号是同一出版社出版同一学科门类图书的顺序号,由出版社自行编定。类号与种次号之间用中圆点(·)隔开。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分两行排列,也可用斜线隔开,排成一行。例如:或ISBN7-144-00316-X/TP·340

实施

根据党的十七大关于“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为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制定本《教育规划纲要》。

序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强国必先强教。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社会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投入大幅增长,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育改革逐步深化,办学水平不断提高。进入本世纪以来,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农村教育得到加强,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素质,推进了科技创新、文化繁荣,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都凸显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

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教育还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实。接受良好教育成为人民群众强烈期盼,深化教育改革成为全社会共同心声。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必须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坚持育人为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第一部分总体战略

第一章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优先发展教育,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全面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把握教育发展阶段性特征,坚持以人为本,遵循教育规律,面向社会需求,优化结构布局,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

(二)工作方针。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优先发展是党和国家提出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基本要求,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关心支持教育的积极性,共同担负起培育下一代的责任,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完善体制和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不断扩大社会资源对教育的投入。

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人力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教育是开发人力资源的主要途径。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努力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质量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加快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质量多样化人才需要与教育培养能力不足的矛盾、人民群众期盼良好教育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增强教育活力与体制机制约束的矛盾,为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全社会要共同促进教育公平。

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出名师,育英才。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来。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第二章战略目标和战略主题

(三)战略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扫除青壮年文盲。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

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

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教育质量整体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断扩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各类人才服务国家、服务人民和参与国际竞争能力显著增强。

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沟通,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有效衔接。继续教育参与率大幅提升,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年参与率达到50%。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改革,提高教育开放水平,全面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四)战略主题。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教育,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教育,坚定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和信心;加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培养学生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良好品质。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构建大中小学有效衔接的德育体系,创新德育形式,丰富德育内容,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

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开创美好未来。

坚持全面发展。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坚持文化知识学习与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加强体育,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确保学生体育课程和课余活动时间,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加强美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加强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专栏1:教育事业发展主要目标

注:※含中等职业教育学生数;※※含高等职业教育学生数。

图表专栏2:人力资源开发主要目标

第二部分发展任务

第三章学前教育

(五)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对幼儿身心健康、习惯养成、智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坚持科学保教方法,保障幼儿快乐健康成长。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重视0至3岁婴幼儿教育。

(六)明确政府职责。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加大政府投入,完善成本合理分担机制,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补助。加强学前教育管理,规范办园行为。制定学前教育办园标准,建立幼儿园准入制度。完善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严格执行幼儿教师资格标准,切实加强幼儿教师培养培训,提高幼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依法落实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对学前教育的宏观指导和管理,相关部门履行各自职责,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发展学前教育。

(七)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努力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程度。着力保证留守儿童入园。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资源,改扩建、新建幼儿园,充分利用中小学布局调整富余的校舍和教师举办幼儿园(班)。发挥乡镇中心幼儿园对村幼儿园的示范指导作用。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学前教育。

第四章义务教育

(八)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义务教育是国家依法统一实施、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具有强制性、免费性和普及性,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注重品行培养,激发学习兴趣,培育健康体魄,养成良好习惯。到2020年,全面提高普及水平,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基本实现区域内均衡发展,确保适龄儿童少年接受良好义务教育。

巩固义务教育普及成果。适应城乡发展需要,合理规划学校布局,办好必要的教学点,方便学生就近入学。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动态监测机制。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优先满足留守儿童住宿需求。采取必要措施,确保适龄儿童少年不因家庭经济困难、就学困难、学习困难等原因而失学,努力消除辍学现象。

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建立国家义务教育质量基本标准和监测制度。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标准、教师资格标准。深化课程与教学方法改革,推行小班教学。配齐音乐、体育、美术等学科教师,开足开好规定课程。大力推广普通话教学,使用规范汉字。

增强学生体质。科学安排学习、生活、锻炼,保证学生睡眠时间。大力开展“阳光体育”运动,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不断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倡合理膳食,改善学生营养状况,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营养水平。保护学生视力。

(九)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均衡配置教师、设备、图书、校舍等资源。

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加快薄弱学校改造,着力提高师资水平。实行县(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实行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置重点学校和重点班。在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近进入公办学校的前提下,发展民办教育,提供选择机会。

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

努力缩小区域差距。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鼓励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

(十)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课业负担严重损害儿童少年身心健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把减负落实到中小学教育全过程,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学习、健康快乐成长。率先实现小学生减负。

各级政府要把减负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统筹规划,整体推进。调整教材内容,科学设计课程难度。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和学校考核办法。规范办学行为,建立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和公告制度。不得以升学率对地区和学校进行排名,不得下达升学指标。规范各种社会补习机构和教辅市场。加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丰富学生课外及校外活动。

学校要把减负落实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给学生留下了解社会、深入思考、动手实践、健身娱乐的时间。提高教师业务素质,改进教学方法,增强课堂教学效果,减少作业量和考试次数。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爱好。严格执行课程方案,不得增加课时和提高难度。各种等级考试和竞赛成绩不得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与升学的依据。

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儿童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尊重子女的健康情趣,培养子女的良好习惯,加强与学校的沟通配合,共同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第五章高中阶段教育

(十一)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是学生个性形成、自主发展的关键时期,对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创新人才具有特殊意义。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强自立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克服应试教育倾向。到2020年,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满足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需求。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确定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例,今后一个时期总体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高中阶段教育的扶持力度。

(十二)全面提高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深入推进课程改革,全面落实课程方案,保证学生全面完成国家规定的文理等各门课程的学习。创造条件开设丰富多彩的选修课,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逐步消除大班额现象。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加强对学生的理想、心理、学业等多方面指导。

(十三)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促进办学体制多样化,扩大优质资源。推进培养模式多样化,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探索发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途径。鼓励普通高中办出特色。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根据需要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探索综合高中发展模式。采取多种方式,为在校生和未升学毕业生提供职业教育。

第六章职业教育

(十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政府切实履行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统筹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健全多渠道投入机制,加大职业教育投入。

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坚持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重。制定职业学校基本办学标准。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和实训基地建设,提升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立健全技能型人才到职业学校从教的制度。完善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教师资格标准和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办法。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吸收企业参加教育质量评估。开展职业技能竞赛。

(十五)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鼓励行业组织、企业举办职业学校,鼓励委托职业学校进行职工培训。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鼓励企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十六)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把加强职业教育作为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统筹,促进农科教结合。强化省、市(地)级政府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责任,扩大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覆盖面,根据需要办好县级职教中心。强化职业教育资源的统筹协调和综合利用,推进城乡、区域合作,增强服务“三农”能力。加强涉农专业建设,加大培养适应农业和农村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力度。支持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参与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开展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逐步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

(十七)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完善职业教育支持政策。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改革招生和教学模式。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推进职业学校专业课程内容和职业标准相衔接。完善就业准入制度,执行“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的规定。制定退役士兵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办法。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课程衔接体系。鼓励毕业生在职继续学习,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拓宽毕业生继续学习渠道。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加大对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的宣传表彰力度,形成行行出状元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七章高等教育

(十八)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十九)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加大教学投入。把教学作为教师考核的首要内容,把教授为低年级学生授课作为重要制度。加强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基地、课程教材等基本建设。深化教学改革。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加强就业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全面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严格教学管理。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改进高校教学评估。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增强诚信意识,养成良好学风。

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建立以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推行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双导师制”。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管理,不断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质量。

(二十)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充分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鼓励高校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中作出贡献。大力开展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坚持服务国家目标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加强基础研究;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应用研究。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教育资源共享,推动高校创新组织模式,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团队。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与创新人才培养相结合。充分发挥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加强高校重点科研创新基地与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完善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实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二十一)增强社会服务能力。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规范校办产业发展。为社会成员提供继续教育服务。开展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鼓励师生开展志愿服务。

(二十二)优化结构办出特色。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优化区域布局结构。设立支持地方高等教育专项资金,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新增招生计划向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地区倾斜,扩大东部高校在中西部地区招生规模,加大东部高校对西部高校对口支援力度。鼓励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率先发展。建立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军队人才培养体系。

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基础,继续实施“985工程”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继续实施“211工程”和启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改进管理模式,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绩效评估,进行动态管理。鼓励学校优势学科面向世界,支持参与和设立国际学术合作组织、国际科学计划,支持与境外高水平教育、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基地。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步伐,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产生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贡献力量。

第八章继续教育

(二十三)加快发展继续教育。继续教育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教育活动,特别是成人教育活动,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新继续教育观念,加大投入力度,以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稳步发展学历继续教育。重视老年教育。倡导全民阅读。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二十四)建立健全继续教育体制机制。政府成立跨部门继续教育协调机构,统筹指导继续教育发展。将继续教育纳入区域、行业总体发展规划。行业主管部门或协会负责制定行业继续教育规划和组织实施办法。加快继续教育法制建设。健全继续教育激励机制,推进继续教育与工作考核、岗位聘任(聘用)、职务(职称)评聘、职业注册等人事管理制度的衔接。鼓励个人多种形式接受继续教育,支持用人单位为从业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提供条件。加强继续教育监管和评估。

(二十五)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发展和规范教育培训服务,统筹扩大继续教育资源。鼓励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相关组织开展继续教育。加强城乡社区教育机构和网络建设,开发社区教育资源。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者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

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提供多次选择机会,满足个人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要。健全宽进严出的学习制度,办好开放大学,改革和完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建立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

第九章民族教育

(二十六)重视和支持民族教育事业。加快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对于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加强对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切实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特殊困难和突出问题。

在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推动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国家法律法规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广大师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不断夯实各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二十七)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公共教育资源要向民族地区倾斜。中央和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民族教育支持力度。

促进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巩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普及成果,确保适龄儿童少年依法接受义务教育,全面提高普及水平,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支持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地方贫困县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强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建设。加快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支持教育基础薄弱地区改扩建、新建一批高中阶段学校。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加大对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积极发展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支持民族院校加强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进一步办好高校民族预科班。加大对人口较少民族教育事业的扶持力度。

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全面加强学前双语教育。国家对双语教学的师资培养培训、教学研究、教材开发和出版给予支持。

加强教育对口支援。认真组织落实内地省市对民族地区教育支援工作。充分利用内地优质教育资源,探索多种形式,吸引更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到内地接受教育。办好面向民族地区的职业学校。加大对民族地区师资培养培训力度,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国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支持高等学校毕业生到民族地区基层任教。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第十章特殊教育

(二十八)关心和支持特殊教育。特殊教育是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帮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基本途径。各级政府要加快发展特殊教育,把特殊教育事业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列入议事日程。全社会要关心支持特殊教育。

提高残疾学生的综合素质。注重潜能开发和缺陷补偿,培养残疾学生积极面对人生、全面融入社会的意识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加强残疾学生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培养。

(二十九)完善特殊教育体系。到2020年,基本实现市(地)和30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县(市)都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各级各类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接收残疾人入学,不断扩大随班就读和普通学校特教班规模。全面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加快发展残疾人高中阶段教育,大力推进残疾人职业教育,重视发展残疾人高等教育。因地制宜发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

(三十)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国家制定特殊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标准,地方政府制定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加大对特殊教育的投入力度。鼓励和支持接收残疾学生的普通学校为残疾学生创造学习生活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采取措施落实特殊教育教师待遇。在优秀教师表彰中提高特殊教育教师比例。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的资助力度。逐步实施残疾学生高中阶段免费教育。

第三部分体制改革

第十一章人才培养体制改革

(三十一)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关键是更新教育观念,核心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树立全面发展观念,努力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树立人人成才观念,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成长成才。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树立终身学习观念,为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树立系统培养观念,推进小学、中学、大学有机衔接,教学、科研、实践紧密结合,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加强学校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作等多种联合培养方式,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

(三十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

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要求,推进课程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建立健全教材质量监管制度。深入研究、确定不同教育阶段学生必须掌握的核心内容,形成教学内容更新机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作用,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注重知行统一。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增强学生科学实验、生产实习和技能实训的成效。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开展各种课外及校外活动。加强中小学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加强学生社团组织指导,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公益事业。

注重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推进分层教学、走班制、学分制、导师制等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学习困难学生的帮助机制。改进优异学生培养方式,在跳级、转学、转换专业以及选修更高学段课程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健全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选拔方式,改进中学生升学推荐办法,创新研究生培养方法。探索高中阶段、高等学校拔尖学生培养模式。

(三十三)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改进教育教学评价。根据培养目标和人才理念,建立科学、多样的评价标准。开展由政府、学校、家长及社会各方面参与的教育质量评价活动。做好学生成长记录,完善综合素质评价。探索促进学生发展的多种评价方式,激励学生乐观向上、自主自立、努力成才。

改进人才评价及选用制度,为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环境。树立科学人才观,建立以岗位职责为基础,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科学化、社会化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强化人才选拔使用中对实践能力的考查,克服社会用人单纯追求学历的倾向。

第十二章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三十四)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和创新人才培养。按照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加强考试管理,完善专业考试机构功能,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成立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研究制定考试改革方案,指导考试改革试点。

(三十五)完善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完善初中就近免试入学的具体办法。完善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改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方式,发挥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的导向作用。规范优秀特长生录取程序与办法。中等职业学校实行自主招生或注册入学。

(三十六)完善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深化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着重考查综合素质和能力。以高等学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为依据,完善国家考试科目试题库,保证国家考试的科学性、导向性和规范性。探索有的科目一年多次考试的办法,探索实行社会化考试。

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深入推进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改革,加强创新能力考查,发挥和规范导师在选拔录取中的作用。

完善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方式和招生录取办法,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招生以统一入学考试为基本方式,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对特长显著、符合学校培养要求的,依据面试或者测试结果自主录取;高中阶段全面发展、表现优异的,推荐录取;符合条件、自愿到国家需要的行业、地区就业的,签订协议实行定向录取;对在实践岗位上作出突出贡献或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建立专门程序,破格录取。

(三十七)加强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完善考试招生信息发布制度,实现信息公开透明,保障考生权益,加强政府和社会监督。公开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原则和办法,公开招生章程和政策、招生程序和结果,公开自主招生办法、程序和结果。加强考试招生法规建设,规范学校招生录取程序,清理并规范升学加分政策。强化考试安全责任,加强诚信制度建设,坚决防范和严肃查处考试招生舞弊行为。

第十三章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三十八)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明确政府管理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权利和责任。探索适应不同类型教育和人才成长的学校管理体制与办学模式,避免千校一面。完善学校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机制。健全校务公开制度,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的监督。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三十九)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监管机制,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扩大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在办学模式、育人方式、资源配置、人事管理、合作办学、社区服务等方面的自主权。

(四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全面实行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确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

扩大社会合作。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探索高等学校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推进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的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提高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推进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

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

(四十一)完善中小学学校管理制度。完善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负责制。完善校长任职条件和任用办法。实行校务会议等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扩大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自主权。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引导社区和有关专业人士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发挥企业参与中等职业学校发展的作用。建立中等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合作机制。

第十四章办学体制改革

(四十二)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办学体制,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调动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教育活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深化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积极鼓励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学校办学,扶持薄弱学校发展,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增强办学活力,提高办学效益。各地可从实际出发,开展公办学校联合办学、委托管理等试验,探索多种形式,提高办学水平。

改进非义务教育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完善优惠政策,鼓励公平竞争,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进入教育领域。

(四十三)大力支持民办教育。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各级政府要把发展民办教育作为重要工作职责,鼓励出资、捐资办学,促进社会力量以独立举办、共同举办等多种形式兴办教育。完善独立学院管理和运行机制。支持民办学校创新体制机制和育人模式,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办好一批高水平民办学校。

依法落实民办学校、学生、教师与公办学校、学生、教师平等的法律地位,保障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制定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具备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条件的民办学校,按规定程序予以审批。建立完善民办学校教师社会保险制度。

健全公共财政对民办教育的扶持政策。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有关教育和培训任务,拨付相应教育经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民办学校。国家对发展民办教育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学校和个人给予奖励和表彰。

(四十四)依法管理民办教育。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民办教育的统筹、规划和管理工作。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规范民办学校法人登记。完善民办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民办学校依法设立理事会或董事会,保障校长依法行使职权,逐步推进监事制度。积极发挥民办学校党组织的作用。完善民办高等学校督导专员制度。落实民办学校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依法明确民办学校变更、退出机制。切实落实民办学校法人财产权。依法建立民办学校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学校资产、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建立民办学校办学风险防范机制和信息公开制度。扩大社会参与民办学校的管理与监督。加强对民办教育的评估。

第十五章管理体制改革

(四十五)健全统筹有力、权责明确的教育管理体制。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促进管办评分离,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家教育事业,制定发展规划、方针政策和基本标准,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和区域布局。整体部署教育改革试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地方政府负责落实国家方针政策,开展教育改革试验,根据职责分工负责区域内教育改革、发展和稳定。

(四十六)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进一步加大省级政府对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统筹管理义务教育,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依法落实发展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促进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合理分布,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重点扶持困难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促进省域内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和资源共享,支持行业、企业发展职业教育。完善以省级政府为主管理高等教育的体制,合理设置和调整高等学校及学科、专业布局,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质量。依法审批设立实施专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审批省级政府管理本科院校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已确定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授予点。完善省对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根据国家标准,结合本地实际,合理确定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教师编制等实施标准。统筹推进教育综合改革,促进教育区域协作,提高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支持和督促市(地)、县级政府履行职责,发展管理好当地各类教育。

(四十七)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统筹规划、政策引导、监督管理和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建立健全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维护教育公平和教育秩序。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规范决策程序,重大教育政策出台前要公开讨论,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成立教育咨询委员会,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咨询论证,提高重大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建立和完善国家教育基本标准。整合国家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机构及资源,完善监测评估体系,定期发布监测评估报告。加强教育监督检查,完善教育问责机制。

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第十六章扩大教育开放

(四十八)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四十九)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吸引境外知名学校、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合作设立教育教学、实训、研究机构或项目。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探索多种方式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吸引更多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来华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有计划地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和学术团队。引进境外优秀教材,提高高等学校聘任外籍教师的比例。吸引海外优秀留学人员回国服务。

(五十)提高交流合作水平。扩大政府间学历学位互认。支持中外大学间的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加强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建立教学科研合作平台,联合推进高水平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加强中小学、职业学校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推动我国高水平教育机构海外办学,加强教育国际交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和教育服务。支持国际汉语教育。提高孔子学院办学质量和水平。加大教育国际援助力度,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培训专门人才。拓宽渠道和领域,建立高等学校毕业生海外志愿者服务机制。

创新和完善公派出国留学机制,在全国公开选拔优秀学生进入国外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习。加强对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引导,加大对优秀自费留学生资助和奖励力度。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提高对留学人员的服务和管理水平。

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重点资助发展中国家学生,优化来华留学人员结构。实施来华留学预备教育,增加高等学校外语授课的学科专业,不断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

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和全球性、区域性教育合作。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组织教育政策、规则、标准的研究和制定。搭建高层次国际教育交流合作与政策对话平台,加强教育研究领域和教育创新实践活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加强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扩展交流内容,创新合作模式,促进教育事业共同发展。

第四部分保障措施

第十七章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五十一)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提高教师地位,维护教师权益,改善教师待遇,使教师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严格教师资质,提升教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五十二)加强师德建设。加强教师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教师要关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考核、聘任(聘用)和评价的首要内容。采取综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形成良好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克服学术浮躁,查处学术不端行为。

(五十三)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完善培养培训体系,做好培养培训规划,优化队伍结构,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通过研修培训、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等方式,培养教育教学骨干、“双师型”教师、学术带头人和校长,造就一批教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才。

以农村教师为重点,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创新农村教师补充机制,完善制度政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教。积极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完善代偿机制,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当教师。完善教师培训制度,将教师培训经费列入政府预算,对教师实行每五年一周期的全员培训。加大民族地区双语教师培养培训力度。加强校长培训,重视辅导员和班主任培训。加强教师教育,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大学参与、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创新培养模式,增强实习实践环节,强化师德修养和教学能力训练,提高教师培养质量。

以“双师型”教师为重点,加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加大职业院校教师培养培训力度。依托相关高等学校和大中型企业,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完善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制度。完善相关人事制度,聘任(聘用)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担任专兼职教师,提高持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教师比例。

以中青年教师和创新团队为重点,建设高素质的高校教师队伍。大力提高高校教师教学水平、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促进跨学科、跨单位合作,形成高水平教学和科研创新团队。创新人事管理和薪酬分配方式,引导教师潜心教学科研,鼓励中青年优秀教师脱颖而出。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人才项目,为高校集聚具有国际影响的学科领军人才。

(五十四)提高教师地位待遇。不断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吸引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依法保证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落实教师绩效工资。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在工资、职务(职称)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完善津贴补贴标准。建设农村艰苦边远地区学校教师周转宿舍。研究制定优惠政策,改善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关心教师身心健康。落实和完善教师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政策。国家对在农村地区长期从教、贡献突出的教师给予奖励。

(五十五)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完善并严格实施教师准入制度,严把教师入口关。国家制定教师资格标准,提高教师任职学历标准和品行要求。建立教师资格证书定期登记制度。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资格认定,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按规定履行中小学教师的招聘录用、职务(职称)评聘、培养培训和考核等管理职能。

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中小学编制标准,对农村边远地区实行倾斜政策。制定幼儿园教师配备标准。建立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务(职称)系列,在中小学设置正高级教师职务(职称)。探索在职业学校设置正高级教师职务(职称)。制定高等学校编制标准。加强学校岗位管理,创新聘用方式,规范用人行为,完善激励机制,激发教师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和校长流动机制。城镇中小学教师在评聘高级职务(职称)时,原则上要有一年以上在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经历。加强教师管理,完善教师退出机制。制定校长任职资格标准,促进校长专业化,提高校长管理水平。推行校长职级制。

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大力表彰和宣传模范教师的先进事迹。国家对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设立荣誉称号。

第十八章保障经费投入

(五十六)加大教育投入。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要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

各级政府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各项收入,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严格按照教育法律法规规定,年初预算和预算执行中的超收收入分配都要体现法定增长要求,保证教育财政拨款增长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3%足额征收教育费附加,专项用于教育事业。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

社会投入是教育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调动全社会办教育积极性,扩大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途径,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完善财政、税收、金融和土地等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办学。完善非义务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培养成本和群众承受能力,调整学费标准。完善捐赠教育激励机制,落实个人教育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所得税税前扣除规定。

(五十七)完善投入机制。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教育服务职责,完善各级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保障学校办学经费的稳定来源和增长。各地根据国家办学条件基本标准和教育教学基本需要,制定并逐步提高区域内各级学校学生人均经费基本标准和学生人均财政拨款基本标准。

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投入体制。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高保障水平。尽快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债务。

非义务教育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学前教育建立政府投入、社会举办者投入、家庭合理负担的投入机制。普通高中实行以财政投入为主,其他渠道筹措经费为辅的机制。中等职业教育实行政府、行业、企业及其他社会力量依法筹集经费的机制。高等教育实行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筹措经费的机制。

进一步加大农村、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投入。中央财政通过加大转移支付,支持农村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解决突出问题。

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各地根据学前教育普及程度和发展情况,逐步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和城镇低保家庭子女接受学前教育予以资助。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改善中小学生营养状况。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完善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完善助学贷款体制机制。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完善资助政策,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建立国家奖助学金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五十八)加强经费管理。坚持依法理财,严格执行国家财政资金管理法律制度和财经纪律。建立科学化、精细化预算管理机制,科学编制预算,提高预算执行效率。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增强经费分配的科学性。加强学校财务会计制度建设,完善经费使用内部稽核和内部控制制度。完善教育经费监管机构职能,在高等学校试行设立总会计师职务,提升经费使用和资产管理专业化水平。公办高等学校总会计师由政府委派。加强经费使用监督,强化重大项目建设和经费使用全过程审计,确保经费使用规范、安全、有效。建立并不断完善教育经费基础信息库,提升经费管理信息化水平。防范学校财务风险。建立经费使用绩效评价制度,加强重大项目经费使用考评。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建立健全学校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管理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高使用效益。

完善学校收费管理办法,规范学校收费行为和收费资金使用管理。坚持勤俭办学,严禁铺张浪费,建设节约型学校。

第十九章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

(五十九)加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把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超前部署教育信息网络。到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信息化体系,促进教育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充分利用优质资源和先进技术,创新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整合现有资源,构建先进、高效、实用的数字化教育基础设施。加快终端设施普及,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实现多种方式接入互联网。重点加强农村学校信息基础建设,缩小城乡数字化差距。加快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中国教育卫星宽带传输网升级换代。制定教育信息化基本标准,促进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六十)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加强网络教学资源体系建设。引进国际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网络学习课程。建立数字图书馆和虚拟实验室。建立开放灵活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创新网络教学模式,开展高质量高水平远程学历教育。继续推进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使农村和边远地区师生能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强化信息技术应用。提高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水平,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增强运用信息技术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加快全民信息技术普及和应用。

(六十一)构建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制定学校基础信息管理要求,加快学校管理信息化进程,促进学校管理标准化、规范化。推进政府教育管理信息化,积累基础资料,掌握总体状况,加强动态监测,提高管理效率。整合各级各类教育管理资源,搭建国家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为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公众提供公共教育信息,不断提高教育管理现代化水平。

第二十章推进依法治教

(六十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按照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加快教育法制建设进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法规。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修订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制定有关考试、学校、终身学习、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加强教育行政法规建设。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制定促进本地区教育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六十三)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各级政府要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依法履行教育职责。探索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落实教育行政执法责任制,及时查处违反教育法律法规、侵害受教育者权益、扰乱教育秩序等行为,依法维护学校、学生、教师、校长和举办者的权益。完善教育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众对教育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六十四)大力推进依法治校。学校要建立完善符合法律规定、体现自身特色的学校章程和制度,依法办学,从严治校,认真履行教育教学和管理职责。尊重教师权利,加强教师管理。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对学生实施的奖励与处分要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健全符合法治原则的教育救济制度。

开展普法教育。促进师生员工提高法律素质和公民意识,自觉知法守法,遵守公共生活秩序,做遵纪守法的楷模。

(六十五)完善督导制度和监督问责机制。制定教育督导条例,进一步健全教育督导制度。探索建立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机构,独立行使督导职能。健全国家督学制度,建设专职督导队伍。坚持督政与督学并重、监督与指导并重。加强义务教育督导检查,开展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督导检查。强化对政府落实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情况的督导检查。建立督导检查结果公告制度和限期整改制度。

严格落实问责制。主动接受和积极配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教育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建立健全层级监督机制。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强化社会监督。

第二十一章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

(六十六)组织实施重大项目。2010—2012年,围绕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目标,着眼于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加强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为重点,完善机制,组织实施一批重大项目。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均衡配置、合理布局。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集中开展危房改造、抗震加固,实现城乡中小学校舍安全达标;改造小学和初中薄弱学校,尽快使义务教育学校师资、教学仪器设备、图书、体育场地基本达标;改扩建劳务输出大省和特殊困难地区农村学校寄宿设施,改善农村学生特别是留守儿童寄宿条件,基本满足需要。

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吸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加强农村中小学薄弱学科教师队伍建设,重点培养和补充一批边远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急需紧缺教师;对义务教育教师进行全员培训,组织校长研修培训;对专科学历以下小学教师进行学历提高教育,使全国小学教师学历逐步达到专科以上水平。

推进农村学前教育。支持办好现有的乡镇和村幼儿园;重点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充分利用中小学富余校舍和社会资源,改扩建或新建乡镇和村幼儿园;对农村幼儿园园长和骨干教师进行培训。

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支持建设一批职业教育实训基地,提升职业教育实践教学水平;完成一大批“双师型”教师培训,聘任(聘用)一大批有实践经验和技能的专兼职教师;支持一批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示范校和优质特色校建设,支持高等职业教育示范校建设;支持一批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学校建设,促进优质资源开放共享。

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加强中西部地方高校优势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实施东部高校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支持建设一批高等学校产学研基地;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和卓越工程师、医师等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继续实施“985工程”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继续实施“211工程”和启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继续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和“高等学校高层次创新人才计划”。

发展民族教育。巩固民族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果,支持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地方贫困县实现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重点扶持和培养一批边疆民族地区紧缺教师人才;加强对民族地区中小学和幼儿园双语教师培养培训;加快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启动内地中职班,支持教育基础薄弱县改扩建、新建一批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支持民族院校建设。

发展特殊教育。改扩建和新建一批特殊教育学校,使市(地)和30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县(市)都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为现有特殊教育学校添置必要的教学、生活和康复训练设施,改善办学条件;对特殊教育教师进行专业培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启动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免除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学费;把普通高中学生和研究生纳入国家助学体系。

教育信息化建设。提高中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为农村中小学班级配备多媒体远程教学设备;建设有效共享、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国家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和公共服务平台;基本建成较完备的国家级和省级教育基础信息库以及教育质量、学生流动、资源配置和毕业生就业状况等监测分析系统。

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支持一批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支持在高校建设一批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引进一大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开展大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海外研修培训;支持扩大公派出国留学规模;实施留学中国计划,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培养各种外语人才;支持孔子学院建设。

(六十七)组织开展改革试点。成立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研究部署、指导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工作。根据统筹规划、分步实施、试点先行、动态调整的原则,选择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重大改革试点。

推进素质教育改革试点。建立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有效机制;加强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建设;开展高中办学模式多样化试验,开发特色课程;探索弹性学制等培养方式;完善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定期发布测评结果等。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试点。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实行县(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实行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切实解决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等。

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试点。以推进政府统筹、校企合作、集团化办学为重点,探索部门、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的机制;开展委托培养、定向培养、订单式培养试点;开展工学结合、弹性学制、模块化教学等试点;推进职业教育为“三农”服务、培养新型农民的试点。

终身教育体制机制建设试点。建立区域内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之间的沟通机制;建立终身学习网络和服务平台;统筹开发社会教育资源,积极发展社区教育;建立学习成果认证体系,建立“学分银行”制度等。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试点。探索贯穿各级各类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途径;鼓励高等学校联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支持有条件的高中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研究和试验,建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完善初中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探索实行高水平大学联考;探索高等职业学校自主考试或根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注册入学;探索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破格录取的具体方式;探索缩小高等学校入学机会区域差距的举措等。

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研究制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意见。制定和完善学校章程,探索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学术委员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机制;全面实行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实行新进人员公开招聘制度;探索协议工资制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办法;建立多种形式的专职科研队伍,推进管理人员职员制;完善校务公开制度等。

深化办学体制改革试点。探索公办学校联合办学、中外合作办学、委托管理等改革试验;开展对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试点;建立民办学校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探索独立学院管理和发展的有效方式等。

地方教育投入保障机制改革试点。建立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长效机制;制定各级学校学生人均经费基本标准和学生人均财政拨款基本标准;探索政府收入统筹用于支持教育的办法;建立教育投入分项分担机制;依法制定鼓励教育投入的优惠政策;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实行工资福利倾斜政策等。

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探索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实现形式;合理部署区域内学校、学科、专业设置;制定办学条件、教师编制、招生规模等基本标准;推进县(市)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加强教育督导制度建设,探索督导机构独立履行职责的机制;探索省际教育协作改革试点,建立跨地区教育协作机制等。

第二十二章加强组织领导

(六十八)加强和改善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推动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科学发展作为重要职责,健全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及时研究解决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要把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完善考核机制和问责制度。各级政府要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教育工作情况。建立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定点联系学校制度。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支持教育改革和发展。扩大人民群众对教育事业的知情权、参与度。

加强教育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研究,提高教育决策科学化水平。鼓励和支持教育科研人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研究和回答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六十九)加强和改进教育系统党的建设。把教育系统党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党组织。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干部、教育广大师生。深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

健全各级各类学校党的组织。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贯穿学校党组织活动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牢牢把握党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高等学校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在学校改革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小学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在学校工作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积极探索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法。

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办学治校能力。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选拔任用学校领导干部。加大学校领导干部培养培训和交流任职力度。

着力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推进工作创新,增强生机活力。充分发挥学校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在优秀青年教师、优秀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重视学校共青团、少先队工作。

加强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求真务实之风、艰苦奋斗之风、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完善体现教育系统特点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坚决惩治腐败。坚持从严治教、规范管理,积极推行政务公开、校务公开。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各种不正之风。

(七十)切实维护教育系统和谐稳定。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平安校园、文明校园、绿色校园、和谐校园创建活动。重视解决好师生员工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完善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妥善处置各种事端。加强校园网络管理。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人防、物防和技防措施。加强师生安全教育和学校安全管理,提高预防灾害、应急避险和防范违法犯罪活动的能力。加强校园和周边环境治安综合治理,为师生创造安定有序、和谐融洽、充满活力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

(12月9日)

国际反腐败日:12月9日,国际反腐败日的英文是:International Anti Corruption Day。

12月9日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反腐败日。每年的这一天,联合国都会呼吁世界各国举行相关宣传活动,倡导“消除腐败是每个人应尽职责”的理念。该节日的目的在于提高对腐败的认识和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打击和预防腐败方面作用的认识。全球已有140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为有效预防和打击腐败在世界各国的不断蔓延,联合国于2000年成立了特设委员会,负责制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同年12月9日至11日,联合国在墨西哥梅里达举行国际反腐败高级别会议,正式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此后,联合国决定将每年的12月9日确立为国际反腐败日,以纪念公约的签署和唤起国际社会对腐败问题的重视与关注。

2005年12月14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式生效,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为世界性的反腐败斗争以及国际反腐败合作提供了国际法依据与保证。

腐败已发展成为世界普遍存在的丑恶现象,有关国际组织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许多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腐败尤具破坏性,已成为阻碍脱贫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非政府、非营利的国际性民间组织“透明国际”成立于1993年,以推动各国反腐败为活动宗旨。该组织以各国际组织收集的数据为依据,对各国政治家及公务员的“清廉度”进行评分,每年定期发布全球各个国家、地区的腐败指数(又译“清廉指数”)。

根据2012年透明国际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为新西兰、丹麦、芬兰,排在前三位,均得90分,并列第一。得分指数最低的是阿富汗、朝鲜、索马里,均得8分,并列第174位。

中国在2012年全球176个国家和地区中,与塞尔维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均得39分,并列第80位。

1995—2012年中国清廉指数得分及排名

此表摘自《走出反腐困境》,因篇幅限制只摘双数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诞生反映了国际社会反腐败的强烈要求和坚定信心。我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10月27日审议并批准了该公约。自此,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有利于我国开展国际合作,追捕外逃腐败人员,追缴被非法转移国外的资产。有了法律上的规范,有利于我国建立健全教育机制,巩固腐败预防与惩治并重的体系。我国批准加入《公约》,不仅直接导致以往已经外逃出国出境的腐败分子将有更多的可能被遣返,而且对腐败分子出逃行为的威慑力更是不可低估。

一、腐败的定义

说起国家大事,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是为民谋利,为民服务。要做到这一点,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是“清廉”“廉政”。要做到“清廉”“廉政”,首要的是要“倡廉”,因为只有倡廉,才是为民施政之根本。廉政是检验衡量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标准,是治理国家崇高的理念和行为规范。

然而,世间万物,正反相倚,祸福同行,浊清而清显,腐除而廉存,倡廉必以反腐而立之。“腐”是指被授与的公共权力、社会权力,被滥用或偏离法律、道德规范的轨道,被用来服务于个人或小集体意志和利益的行为,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财物据为己有的不法行为。在词义上,无限度地追求财物利益称之为“贪”。北宋仁宗时曾任御史中丞(中央最高监察机关长官)的包拯曾说:“贪者,民之贼也。”贪的过程是一个腐蚀的过程。苏轼在《范增论》中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蛀之。”腐蚀的结果必然是“败(烂)”。

二、贪为腐败之源

贪污腐败现象,并非始自今日。自从人类社会产生私有制、出现国家政权之后,官吏贪污贿赂这种丑恶现象也就随之产生。

早在《尚书》的《盘庚篇》就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的记载,意思是说“商朝有乱政之臣,居官不守其职,违反法纪,贪图财宝”。

以后随着秦汉政权的建立,皇帝专制独裁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的形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可供挥霍的财富增多(剩余产品),官吏贪污贿赂愈来愈成为官场中的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了。

据《汉书·贡禹传》载:当时就有造假账进行贪污的,编造假材料粉饰自己而欺骗上级的,这些现象非常普遍,但都没得到应有的惩罚。

唐代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律令四》说:唐朝的睿宗皇帝说:“比来赃贿不息,渝滥公行,放心未宁,禁犯无惧。”意思是说当时的官吏贪污贿赂现象非常盛行,虽有禁令也无所畏惧。

北宋仁宗时的包拯估计,在当时的官僚中“黩货暴政十有六七”、“赃污摘发,无日无之”。所以包拯说:“贪者,民之贼也!”(《包拯集》卷三《择官》)

明朝世宗嘉靖年间,把持朝政的奸相严嵩好贪,吏治越来越腐败。当时任右副都御史的邱橓,他在给嘉靖皇帝的奏疏中写到:“大官恣肆,小吏贪残,小民恕咎,四方赂遗”,“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即以官而得富,还以富而市官,此皆馈遗之也。”(《明史》卷226《邱橓传》)

清代乾隆时期最大的贪官,正是担任过20年军机大臣的和珅。和珅在职期间,依恃乾隆帝的宠信,利用执掌军政大权之机,大肆贪污受贿,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在他倒台后,据《清史稿·和珅传》载:清仁宗嘉庆四年(1799年),在揭发和珅时宣布了20大罪状,其中涉及财产的内容有8条,官方估计贪银2.2亿两之巨。但清代钱泳所著《履园丛话》说,和珅的财产总值超过20亿两银子之数。陈茂同所著《历代职官沿革史》认为,和珅通过贪污受贿积累了约10亿两银子的惊人财富。

到了清朝末年,官吏贪污现象更为严重。据《清史稿·食货志二》载:清德宗光绪即位之初(1875年),户部在条陈整顿钱粮之策时提到,当年赋税额征总数应为3400余万两,而实际交给国家的只有145万两。“赋税亏额如此,财既不在国,又不在民,大率为贪官墨吏所侵蚀。”

在我国历史上,由于政治腐败、贪吏横行,导致王朝衰败、社会动荡的事例,实在是数不胜数。

三、中国的反腐之路

1978年12月16日—24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又一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立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生产和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决定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政策。全会还认真讨论了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问题,恢复了党的纪律监督机构——纪律检查委员会,为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党的反腐败斗争新阶段的开始。

1986年1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抓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惩治腐败”的战略方针。他还指出,贪污腐化、滥用权力等腐败问题,“不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见效。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就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这些消极腐败现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吏治腐败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往往滋生其他腐败。”党中央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继续严厉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了抓源头治本的工作力度。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的战略方针。工作重点由侧重遏制、侧重治标转向“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中都提出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廉政文化是反腐倡廉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促进“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础。2010年1月4日中央纪委、宣传部、监察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公布了《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这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的战略举措。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对反腐倡廉形势的判断是: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我们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坚决惩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意志更加明显。党的十八大把对反腐败的认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亡党亡国”警告全党。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表明了中央高层对腐败“零容忍”的决心。

腐败是一个涉及因素较多、性质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金钱和权力的交换已经成为腐败的特征。1989年,针对腐败的严重状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8月15日共同发布了《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期限内自首坦白的通告》,以《通告》为标志的1989年反贪风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领导干部带头廉洁自律和制止奢侈浪费,是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根据新时期的特点,1993年8月20日至25日,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要求全国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县(处)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要做到八个“不准”。199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严禁用公款变相出国(境)旅游的通知》。

改革开放,国门洞开,国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文化的繁荣,但同时一些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也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来。1995年4月30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8年12月1日国务院发布《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

奢侈误国,实干兴邦。1997年10月17日,中纪委制定了《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

制止乱收费是反腐败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中的重点。1990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1993年10月,又转发了财政部《关于治理乱收费的规定》和《关于政策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的规定》。为防止公路上出现“三乱”现象,刹住以权谋私的歪风,国务院以〔1997〕国发第41号文件发出了《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卡、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遏制农村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反腐问题。1990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1996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关于当前农民负担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199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

针对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监督制约机制不够规范的问题,199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

“三乱”现象同样伸向了国有企业,成为反腐败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97〕第14号文件发布了《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

1995年9月25日至28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第一次把制止中小学乱收费作为反腐败、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重要内容。国家教委制定下发了《国家教委关于制止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中小学收费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

公款出国出境歪风,不仅挥霍浪费了国家的大量外汇,而且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反腐败斗争的工作部署,坚决刹住用公款变相出国(境)旅游的不正之风,党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10月2日发出《关于严禁用公款变相出国(境)旅游的通知》,并作出八条具体的规定。1999年全国各地各部门压缩公款出国(境)团组6768个,压缩出国人员32215人(次),节约费用62954.89万元。

1998年4月,中央政法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中央领导在会上提出了“四条禁令”,绝对禁止政法干警接受案件当事人的请吃请喝、送钱物,绝对禁止对上诉救助群众采取冷漠、生硬、蛮横、推诿等官老爷态度,绝对禁止政法干警打人、骂人、刑讯逼供等违法乱纪行为,绝对禁止政法干警参与经营娱乐场所或为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

截至1998年底,各级政法部门共查处违法违纪案件17089件,15957人。通过严肃查处,有效地遏制了政法队伍中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

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是从制度上、根本上预防和治理司法腐败的另一项重要措施。1998年1月中央纪委召开了第二次全会,将公、检、法和工商四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作为治本抓源头的一项改革措施向全党全国作了部署,从制度上保证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公正执法,依法行政,维护国家法制的权威和尊严,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通过抓源头、定制度、严纪律等措施,基本落实了“收支两条线”的规定。

四、小贪警世录

宋朝有个叫张乖崖的县令,为官清廉正直。一天,他看见一个管理仓库的小吏从仓库出来的时候,顺手将仓库里的一枚铜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他立即派人把这个小吏抓来询问。小吏心里很不服气,大声嚷道:“一枚铜钱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张乖崖一听,非常生气,提笔批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是说,一天一枚铜钱,一千天就是一千枚铜钱,就像绳子锯木头,水滴在石头上一样,日久天长,木头会被锯断,石头也会被滴穿。

(一)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选择的历史演变

通常情况下,一国货币当局会选择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中的一个或几个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最终目标。根据性质不同,四大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可以归为“增长”型目标,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可以归为“稳定”型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86年1月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应以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标”[1]。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正式、明确地提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为“以稳定货币为首要目标,调节货币供应量,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指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2]。

由此亦可以看出,“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同属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范畴。现实操作中,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和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增加,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也日益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又经常涵盖了对国际收支平衡、经济金融稳定等的考虑。而在面对冲击的时候,关于我国货币政策在“增长”型目标与“稳定”型目标之间如何抉择、参考怎样的准则,以及具体调控的方向与力度,我们目前似乎找不到一个规范式的框架。

(二)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选择的解析

根据货币经济学相关理论,对于一个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其总供给方程通常可以采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描绘(Svensson,2000;Guender,2006等),如(3.1.1)式所示:

其中:πt为通货膨胀率;yt和分别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对数值,yt-描绘的是产出缺口;qt描绘一国的贸易条件,表现为实际汇率的对数值;φj,γk,c分别表示相应变量的系数。

将“稳定”型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终极目标意味着需要保持每期的通货膨胀率为零,并且开放条件下一价定律的存在使得实际有效汇率的对数为零,所以根据(3.1.1)式我们可以推知,政府当局要实现“稳定”型目标需要维持实际产出等于潜在产出,而这恰恰与政府理解意义上的“增长”型目标相冲突。

由以上推论可知,当“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同属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时,就容易出现货币政策实际操作层面的多目标制。货币当局在具体操作层面,一方面要维护货币价值及宏观金融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又要配合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以维持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使得我国央行决策的独立性经常受到侵扰,并倒逼央行关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在保增长、稳物价上的短期效应,而忽视了货币政策在中长期增进社会福利、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上应该起到的作用,从而影响到我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

(一)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历史演变

由于从货币政策的执行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实现的时间间隔较长,为及时评测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需要选择一个或几个宏观经济变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为保证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一般需要满足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抗干扰性等标准[3]。现实中,常被选作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宏观经济变量有利率、货币供给量(一般选择M1或M2,亦有国家采用M3)、超额准备金率、基础货币量和通货膨胀率等。

1994年之前,信贷规模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控制信贷规模进而干预宏观经济运行。自1994年第三季度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按季度公布M0,M1和M2三个口径的货币供给量统计指标,并于1996年开始采用M1和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2006)表示,在利率市场化还没有到位且双顺差导致货币被动投放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只能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这个数量型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此外还需关注贷款规模水平。

2011年开始,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逐渐由信贷规模与货币供给量转向更广义口径的“社会融资规模”。2011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工作会议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

与信贷规模的概念不同,“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不仅包含了商业银行体系中融出的资金总规模,而且还包括金融体系中其他部门融出的资金规模,“从机构看,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社会融资规模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通过资金运用对实体经济提供的全部资金支持,即金融机构资产的综合运用,主要包括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信托贷款、委托贷款、金融机构持有的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的赔偿和投资性房地产等。二是实体经济利用规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规金融市场、通过金融机构服务所获得的直接融资,主要包括银行承兑汇票、非金融企业股票筹资及企业债的净发行等。三是其他融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产业基金投资等”[4]。条件成熟的时候,私募股权融资、对冲基金等其他融资渠道也将纳入社会融资总量的统计范畴之内。

(二)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解析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以及金融开放程度的加深,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有所增强,导致早期以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政策有效性逐步降低。国内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其研究基础上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提出了诸多分析建议。

夏斌、廖强(2001)通过对1994—2000年货币供给量调控的实证分析发现,单纯以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不仅货币供给目标无法实现,而且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物价水平、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也不一致;张国兴(2005)主要从货币供给量的可测性降低、基础货币投放的内生性增强以及货币的流通速度不规则三个角度进行论述,认为货币供给量“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太适宜继续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常玉春(2004)首先运用宏观数据对我国“AD-AS”模型进行拟合,求出我国满足央行调控目标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规则值”,然后与我国实际货币供给量进行对比,从而发现我国实际货币供给量存在向“规则值”逼近的趋势,但货币供给量对“规则值”的偏差并没有带来调控目标中与之相对应的物价调整;王少平、李子奈(2004)认为,“当预期存在通胀风险时,将货币政策的重点转向于防范通胀风险,符合我国货币政策所设定的目标”。

亦有部分学者对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的适用性展开讨论,但多数学者对于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论断持谨慎态度。如艾洪德、武志(2005)对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进行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采取通货膨胀目标框架的基本前提条件尚未具备,同时提出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是具有极大吸引力的选择。张广现(2006)认为,如果把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我国货币政策转型的目标,则必须加强我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建设,其中通胀目标制的构造与央行的独立性都是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施行似乎更有利于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正如诸多新凯恩斯学派的学者所指出的: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操作需要时常观测中介目标的实现情况以确保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制下,通胀目标不仅作为一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同时还是一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降低了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从中介目标到最终目标可能存在的误差,提高了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

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认识到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施行所面临的限制或存在的天然缺陷。例如,通货膨胀目标制更适合于产业结构较为成熟稳定、宏观经济金融监控与货币政策操作较为系统、有效的经济体,以我国目前的形势来看还不太适合。另外,在当前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经济背景下,通货膨胀目标制在面对外来冲击时似乎显得有些不够灵活,尤其在面对极端事件的情况下,原本期望通过施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提高宏观经济稳定性的构想可能会适得其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债问题的不断升级某种程度上即是这一问题的表现。

2011年,央行提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信贷规模向“社会融资规模”的转变,这是与我国现实国情有密切关联的。随着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金融深化的不断推进,我国的货币化进程已经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商品市场货币化过程,发展至后期的要素市场货币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种类、数量与规模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展。传统的以信贷融资为主要融资渠道的投融资模式,已逐渐过渡到以包括信贷在内的多种融资渠道为支撑的模式。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02年人民币贷款是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中占比最大的一项,达到92%;随后则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2012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仅有52.1%,而企业债券、银行承兑票据、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所占比例则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企业债券融资等四项加总所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由2002年的-1%上升到37.3%。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和国内金融市场融资环境的进一步规范,企业债券融资、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等直接融资规模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信贷渠道融出的资金规模占比仍将延续下降的趋势。

我们知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有一个重要原则:相关性,即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之间需要存在较为稳定的数量关系,且相关性越大中介目标的指标选择越优。

表3.1.1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相关性

数据来源:引自盛松成(2011)。

由表3.1.1可见,相比新增人民币贷款而言,社会融资总量与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都表现出更加显著的相关性。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无论是从我国企业微观层面融资结构的变化,还是指标与最终目标的关联性而言,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相比,社会融资总量都更适合作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社会融资规模”由于是从企业微观主体的多重融资渠道角度入手的综合统计指标,因此相比单一的“信贷渠道”更能准确地揭示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情况。然而,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的分项指标中,占较大比例的部分属于中央银行监控范围之外的资金融出渠道,而且是否具有较好的可控性(与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之间是否具有稳定数量关系)尚存疑惑。

本书认为,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未来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都将得到迅速发展,直接融资渠道在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而货币政策通过“资产价格”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等资本市场传递途径的有效性也将逐渐提高。此时,货币政策以广义货币供给量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会逐步下降,需要转向口径更宽的宏观变量。但是,以“社会融资规模”作为中介目标,可能会导致央行在可控范围内的流动性控制(如信贷控制等)趋于中性偏紧,对于只能通过传统渠道满足资金需求的企业微观主体及所在子市场而言,可能会由此出现流动性偏紧的情形,而有资格通过债券等直接融资渠道获取资金的企业微观主体流动性状况则相对宽松。另外,由于“社会融资总量”中各资金融出渠道的监管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央行货币政策与其他监管部门的协调、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以及监管成本的控制,亦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议题。

(一)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常用工具分类

根据货币政策工具的职能和效果不同,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可划分为三类:(1)常规性货币政策工具,或称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这类工具主要从总量层面上对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进行调节[5];(2)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作为常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必要补充,是中央银行针对某些特殊用途或特殊经济领域展开的信用调节,以特定商业银行或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资产运用或负债经营活动为调节对象,侧重于对银行业务活动等方面进行控制[6];(3)补充性货币政策工具,除以上常规性及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外,中央银行有时还运用一些补充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信用进行直接或间接控制[7]。

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特点是通过货币当局对货币数量的调节作用于整个经济运行,此类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较高;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用于对某些特殊行业进行信用调节,如对消费信贷实行优惠利率等,此类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往往是配合国家产业调整等宏观调控目标而进行的;补充性货币政策工具由于具有较强的直接干预色彩,已经越来越少被采用。

(二)我国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1998年起,我国取消贷款规模限制,同时逐渐减少其他诸如贷款限额、信用分配、利率限制等补充性和选择性政策工具的运用,转而大力发展货币市场,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等操作间接调整经济。

1.我国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操作

我国的货币政策公开市场操作始于1996年的国债市场公开操作,目前主要依托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作为平台。早在1994年3月开始的外汇市场公开操作,事实上是为配合我国外汇结售汇制度而进行的。

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业务主要包括回购交易、现券交易和中央银行票据发行与交易。其中回购交易分为正回购和逆回购两种,正回购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向一级交易商[8]卖出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未来特定日期买回有价证券的交易行为,而逆回购则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未来特定日期将有价证券卖给一级交易商的交易行为。正回购为央行从市场收回流动性的操作,逆回购为央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操作。现券交易分为现券买断和现券卖断两种:前者为央行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债券,一次性地投放基础货币;后者为央行直接卖出持有债券,一次性地回笼基础货币。中央银行票据即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短期债券,央行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可以回笼基础货币,央行票据到期则体现为基础货币投放。

在我国现有的汇率制度下,贸易顺差及资本账户下流入的外汇资产需要通过结汇兑换成人民币才能够在国内市场流通,这类由于结汇而被动投放的货币被称为“外汇占款”。由于外汇占款增加了货币供给,为保证货币供给量稳定,央行就需要通过本币公开市场操作回笼货币。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长,央行运用国债的正回购操作吸收过剩流动性的空间缩小,于是央行于2002年9月24日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央行票据代替国债进行正回购操作。央行票据的使用,是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工具形式上采用的一项重要创新,增强了公开市场操作的有效性;值得一提的是,央行票据的定向发行有时带有惩罚性的特征。

外汇占款的投放,可以理解为货币当局在外币公开市场操作中实现了货币的净投放。在完全结售汇制度下,当出现贸易顺差或资本净流入时,为维持货币供给量的稳定增长,就需要在本币公开市场上进行相应的反向操作(有时会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进行货币冲销。

图3.1.1新增外汇占款、公开市场货币净投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由图3.1.1可以看到,与我国新增外汇占款规模持续保持较高水平相对应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本币公开市场操作上经常性的货币净回笼,且前者规模较大的时段往往对应着后者较大规模的相应操作(有些时候会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实现)。而中国人民银行的外币公开市场操作(外汇占款的发放)与本币公开市场操作的加总即为我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向市场注入的净货币资金量。在较长一段时期,由于新增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加,导致央行本币公开市场操作被外币公开市场操作所绑缚,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下降。

2013年1月18日,央行宣布推出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hort-term Liquidity Operations,SLO),作为公开市场常规操作的必要补充,在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临时性波动时相机使用。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以7天期以内短期回购为主,遇节假日可适当延长操作期限,采用市场化利率招标方式开展操作。央行根据货币调控需要,综合考虑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状况、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等多种因素,灵活决定该工具的操作时机、操作规模及期限品种等。该工具原则上在公开市场常规操作的间歇期使用,操作对象为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中具有系统重要性、资产状况良好、政策传导能力强的部分金融机构(见表3.1.2),操作结果滞后一个月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公告》对外披露[9]。

SLO的推出,可以提高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灵活度以及央行对银行间流动性调节的精确度,能够有效轧平短期事件性冲击导致的资金成本波动。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近年来包括SLO推出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体现了央行对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有序推进。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相对稳定的银行间市场利率将逐步取代存贷款基准利率成为央行新的政策利率;而货币政策调控的思路也将由传统的数量调控为主逐步向价格调控为主过渡。

表3.1.2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参与机构

2.我国的再贴现、再贷款政策操作

再贴现政策和再贷款政策通常用于解决商业银行临时性、季节性的短期流动性需求或流动性支付危机。这类政策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影响商业银行借入资金的成本;另外一种则是选择性地规定具有再贴现能力的票据种类,以达到调整产业结构或信贷结构的目的(左伟,2004)。现实中,再贴现、再贷款业务在很多国家是一种带有惩罚性意味的工具,当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时,中央银行会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出现,但同时会以高过市场利率的价格借出资金以示惩罚。但是,市场利率是随着货币供求关系的变动而经常波动的,当市场利率高于再贴现利率或再贷款利率时,就意味着商业银行能够以低于市场利率的成本向中央银行借入资金,用于实现自身信用的扩张;而当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高于市场利率时,金融机构则可以通过同业拆借等方式获得资金。在这两种情况下,再贴现、再贷款工具将会丧失调控作用。

如图3.1.2所示,与相应期限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SHIBOR利率相比,我国现行的再贴现利率、再贷款利率整体偏低,“惩罚性”的特征并不明显,而且存在调控工具失效的可能。

图3.1.2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再贷款与再贴现利率、SHIBOR利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10]。

3.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调节

理论上讲,准备金率调节是通过对货币乘数的调节实现对全社会流通货币总量的调节,进而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但就我国历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结果来看,准备金率的调整并未实现我国货币供给量的大规模收缩或扩张。换而言之,准备金率调整在我国近年来并未起到“巨斧”的作用效果[11]。

1998年3月、1999年11月央行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都没有出现理论中应该有的货币扩张,原因在于银行体系中存在的大量呆账、坏账造成我国商业银行惜贷,从而使得准备金率的调整并没有实现传统货币经济学理论中货币创造的政策效果。

而2006年7月5日至2008年6月15日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上提17次,即由7.5%上提至当前的16.5%,同样未能实现剧烈的收缩效果。这是由于外汇储备持续增加下央行被动投放的外汇占款大量停留在商业银行体系中,其中部分富余流动性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存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时,这些超额准备金直接用于补足法定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未受到严重影响。

图3.1.3大型中资银行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超额准备金率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如图3.1.3所示,2006年起我国大型中资商业银行的实际存款准备金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超额准备金率的加和)呈现较快增长的态势,法定准备金率的上调事实上是为了冻结部分由于持续贸易顺差、外汇占款激增导致的商业银行体系中流动性过剩,以防范银行体系在流动性充足的情况下由于信贷扩张冲动而可能出现的资产质量下降。

从更深层次分析,我国准备金率历次调节并未起到“巨斧”作用的原因包括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程度不够、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不够等。在传统的中央银行体系下,商业银行除需要追求企业经营利润之外,还肩负着金融稳定、国企改革等诸多目标。商业银行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现代化、市场化的进程。在金融开放背景下,我国较高水平的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方面削弱了本国商业银行与外资商业银行竞争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我国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优势,不利于我国商业银行的长期发展。因此,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节工具的使用必须也必将越来越淡化出我国货币政策调节的历史舞台。

4.其他货币政策工具

除以上货币政策工具之外,中国人民银行经常使用的政策工具还包括利率工具等。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采用的利率工具主要有[12]:①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包括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13];②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③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④其他相关政策的制定。

存款准备金利率是对我国商业银行上缴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所给予的利息补偿。目前,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的现行利率水平为1.62%,超额准备金的现行利率水平为0.72%,而同期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一般在2%~3%(尚未扣除管理费用等)。我国偏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准备金利率水平不利于提高我国商业银行自主创新的动力。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和浮动区间的调整以及对调整利率结构和档次等相关政策的制定,将在我国货币利率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调控、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从数量调整型向价格调整型的过渡中起到重要作用。

(一)中国确立文化产业发展的决策过程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这个词,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要“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

2001年3月,这一建议为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所采纳,并正式被纳入全国“十五”规划纲要。于是,“文化产业”这个近年来频频出现于报端的概念,开始正式进入了中国的党和国家政策性、法规性文件,发展文化产业成为中国下一个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标志着文化产业在中国明确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开始迅猛地崛起。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基本任务,向全党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对发展文化产业提出明确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2003年6月开始,中国在全国范围内的9个省市35个宣传文化单位进行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开始探索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路径与方式。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文化体制改革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进一步确定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目标。

2004年3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印发《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这一有约束力的国家统计标准为文化产业的政策制定、统计、管理奠定了基础。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明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创造更多更好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年末,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对文化产业领域的文化企业改革、文化领域结构调整、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培育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200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从国家政策层面对“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确定了基本思路,明确了2006—2010这五年间着力发展的九类重点文化产业,在优化文化产业布局和结构、转变文化产业增长方式、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健全各类文化市场、发展现代文化产品流通组织和流通方式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和指导意见。

(二)中国对文化产业的基本定位与产业分类标准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制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框架》,“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被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的范围包括:提供文化产品、文化传播服务和文化休闲娱乐活动有直接关联的用品、设备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以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可以说,对文化产业的这一界定体现了在中国文化产业实际运行与管理中的操作性定义和基本定位。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印发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国统字〔2004〕24号),中国的文化产业包括:文化产品制作和销售活动;文化传播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文化用品生产和销售活动;文化设备生产和销售活动;相关文化产品制作和销售活动。这一分类在实际工作中,常被分解为文化产业核心层、外围层、相关层:文化产业核心层包括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外围层包括网络文化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其他文化服务;相关层包括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销售。

图1文化产业范围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按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创新和完善文化投融资体系,实现金融与文化产业无缝对接,为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供强劲的金融支持。

一、构建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的意义

构建文化投融资体系是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选择。文化产业以非物质文化资源为加工对象,为市场提供文化意义消费,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低,需求弹性大,产品附加值高,价值链长,是典型的绿色经济。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是世界上唯一历史文化传统没有中断的四大文明古国,历史文化资源积淀之丰厚举世罕见,且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与自然资源匮乏,过度开采和后续资源不足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的严峻约束相比,形成了鲜明对照,发展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和优越条件极为明显。这一国情特点,决定了在产业选择方面,应当把文化产业作为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性产业,在产业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通过构建适应文化产业特点的投融资体系,以投资推动创意人才培养和文化资源开发,促使文化产业超常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构建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是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转变文化产业发展方式的基本着力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事业体制,其基本特点是国有资本单一投资主体;排斥市场机制,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严重的条块分割而导致的资源碎片化,结构很不合理。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新活力,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繁荣提供制度保障。经过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和“十一五”时期的深化改革,我们在对社会资本开放投资准入门槛、推动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和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等方面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市场机制在文化资源和要素配置中的作用开始显现,文化市场初步形成了日益发展繁荣的可喜局面。然而,由于文化体制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传统文化体制的惯性仍然在一些领域发挥作用,行政壁垒严重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当前,在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的进程中,我们既面临要通过深化改革,把传统的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到市场配置资源的轨道上来,同时,还面临着把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式从依靠投资和资源开发而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文化人力资源开发、发展文化产业新兴业态、改造传统文化行业以及对文化资源进行创意转换方面来。这就需要创新文化投融资机制,发挥投融资的导向和杠杆作用,把资金配置到有利于打破行政壁垒,培育市场机制,推动文化产业的结构优化和产业链完善方面来,促使文化产业升级换代,从粗放式经营转变到内涵式发展的轨道。

构建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是促进文化产业与金融产业互动发展、合作共赢的实现途径。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文化发展长期游离于市场经济的轨道,依赖于国家财政的单一投资支持方式在体制内封闭性发展,与社会资本和金融市场处于“两张皮”的脱节状态,致使我国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利用。一方面,体制僵化导致生产能力低下,文化产品与服务极度短缺,致使人民群众长期处于“文化饥渴”的状态;另一方面,投资不足,缺乏市场机制和赢利动力,造成我国极为丰厚的文化资源长期闲置,以致巨大的文化财富与我们擦肩而过,如《花木兰》《三国志》等民族题材由美、日等国创意开发为电影和动画作品,赚得盆满钵满。推动民族文化资源创意开发和现代转化,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投资就像一根指挥棒,引导着文化资源的市场配置和结构优化。与此同时,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其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和巨大的发展空间也为金融业务创新、扩大产业规模、提高赢利水平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这一点,目前已为金融界有识之士所认识,并初步达成了共识。

二、构建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的进展和问题分析

随着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文化产业快速起步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成就卓越,举世瞩目。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0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达到11052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75%。其中,2004—2008年间,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年均增长23.3%,高于同期现价GDP年均增长速度近5个百分点;2008—2010年间,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年均增长24.2%,继续较大幅度高于同期GDP的现价年均增长速度。[1]

但由于文化产业发展起步晚,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是文化市场主体规模小,竞争力不强,专业化水平低;二是市场环境不完善,绝大多数文化企业由于受传统文化体制“条块分割”的制约,产业链不完善;三是依靠行政和政策推进的色彩浓厚,导致粗放式发展,集约化程度低;四是文化产业资本化、证券化水平低下。由于产业特点和体制约束,目前文化产业还难以实现与金融和资本市场的有效对接,导致资金严重不足,从而不仅影响了中小及微型文化企业的生存发展,同时也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后劲不足。随着《“十一五”时期国家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等一系列规划和政策措施的公布实施,各金融机构积极探索和创新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产品和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

在直接融资方面,文化类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步伐明显加快。目前我国A股市场有文化产业上市公司近30家,博瑞传媒、新华传媒、省广股份、皖新传媒、南方传媒、华谊兄弟、华策影视、天舟文化、光线传媒等一批优秀的文化公司陆续实现上市。有多家文化公司登陆国际资本市场,在海外上市的地点主要集中于美国和香港。比如在美国NASDAQ上市的有百度、麦考林、当当网、优酷网、博纳影业等;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有北青传媒、新华文轩、腾讯、A8音乐等,均获得大量融资。截至2010年6月末,各类文化公司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55只,募集资金428.2亿元。

在间接融资方面,各金融机构积极探索创新符合文化产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如北京银行推出的“创意贷”,包含文艺演出贷款、出版发行贷款、影视制作贷款、动漫网游贷款等10项子产品,可满足文化企业不同项目的融资需要;工商银行推出的“融慧贷”,为中小文化企业开通审批的绿色通道;民生银行针对中小型企业而开发“商贷通”信贷业务;还有交通银行的版权质押贷款等,这些对文化创意企业走出“很差钱”的困境都有很大帮助。据央行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10年6月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各项贷款余额916亿元,同比增长23.58%,比同期金融机构全部贷款同比增长高4.38个百分点。其中,中长期贷款648.46亿元,同比增长59.61%,比同期金融机构全部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高26.39个百分点。[2]

此外,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以及北京市等政府部门与银行签署授信协议或联合召开银企对接会,签署了一批投资项目协议。如文化部与中国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分别签署了部企合作协议,其中,中国银行给予文化部所属企业授信额度200亿元。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与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工行北京分行每年为北京文化创意企业提供100亿元的专项授信额度,重点支持文化创意企业集聚区和重点文化项目发展;2009年12月,民生银行北京管理部与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举行了“中国电视剧导演集体授信签约仪式”,通过对优秀导演的批量授信,共有23名电视剧导演获得1亿多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用于投资制作电视剧。

综上所述,金融在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探索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一批有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在获得资金支持后快速成长,对促进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总体来看,金融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进程才刚刚开始,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力度还不够大,远远不能满足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形势及其对资金的需求。一些中小及微型文化企业仍然主要依靠自身积累或以政策性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为辅,甚至难以融资。其中,既有金融机构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也有文化产业发展阶段和自身的原因,而且相关配套政策还不完善。实现金融与文化产业有效对接,还有一些难点问题有待继续破解。

第一,文化产业投资风险高。文化产业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不仅生产周期长、制作成本高、资金回收慢,而且大部分文化企业属于民营中小型企业,缺乏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财务制度不健全,信息不透明,缺乏抵押物,投资风险高,致使金融机构不愿意介入前期内容和创意的开发,而把注意力集中于项目相对成熟或有地产抵押和担保的项目。

第二,融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上融资渠道有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直接融资即股权融资,是企业通过出让一部分股权,不增加债务而获得资金的行为,一般渠道有上市融资以及行业内外的产业投资;间接融资则是指债务融资,是企业不改变股权结构而通过增加债务获得资金的行为,其主要渠道通常是银行信贷。在现行金融体制下,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文化企业由于其自身规模、经营模式和运行状况等原因,即使在创业板的规则下也难以通过证券主管部门的审查而上市融资。而文化企业普遍具有固定资产较少的轻型化资产结构特点,缺乏厂房、土地、设备等银行认可的传统抵押物,虽然拥有创意、智力、版权等无形资产,但由于缺乏专业化的中介评估机构,其价值难以得到确认。因此,文化企业在争取银行信贷过程中往往面临资产抵押不足的障碍。

第三,金融产品创新不足。长期以来,文化属于公益性的事业部门,与金融机构缺乏业务关联。金融机构也对文化行业关注不足,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观念淡薄,导致相关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缺少针对文化产业的信贷产品安排和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特别是对固定资产抵押要求较少、申请手续灵活便捷的小额信贷产品。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已经展开,亟待金融机构在杠杆融资等方面提供支持。

图1金融与文化产业对接示意图

第四,缺乏专业化的文化投融资人才。我国文化产业是在缺乏人才储备的情况下起步发展的。文化企业的人才结构大多数是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专业人员,缺少投融资的基本知识和运营能力,也不熟悉金融和资本市场。文化企业融资,除了向银行贷款外,对创投、风投、产权交易、上市等融资方式还缺乏了解。而对于银行来说,也缺少一批既懂金融专业又懂文化创意及其开发和运作的专业化人才。二者人才结构的不合理和信息不对称,成为影响金融与文化产业实现有效对接的难点之一。

三、创新和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的政策建议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也是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社会化、资本化、证券化、国际化和与相关产业融合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创新和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把文化产业发展置于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平台之上,促使二者融合发展、无缝对接、合作共赢,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文化产业与金融和资本市场平台脱节的局面。

应当看到,从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随着投资准入门槛的逐步开放,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目前,虽然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我国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金融产业运行稳健,民间资本充裕,境外流入国内的资金数额巨大,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态势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对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外资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因此,在“十二五”期间,要发挥我国的经济优势,根据文化产业的特点、文化市场和文化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重点强调的发展方向,有针对性地进行金融创新和政策扶持,拓展投融资渠道,完善金融服务,形成金融与文化产业系统、完善的对接体系和制度安排,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强劲的金融支持。

(一)针对文化创意企业投资风险大、抵押物少的特点,通过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创新以及综合配套的财税政策,加强对文化创意和新兴业态的支持力度

文化产业在本质上是内容产业,文化产品和服务不同于物质产品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具有价值内涵和审美偏好。因而,只有对文化资源进行创意开发和现代转换,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的作品,得到消费者的青睐,赢得市场。创意开发作为文化产业的上游,具有显著的高投入、高效益、高风险的特点,并且往往和高新技术应用及文化产业新兴业态紧密结合,需要财税政策扶持和具有风险偏好的金融支持。为此,要借鉴英、美等发达国家发展创意产业、版权产业的经验和我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经验,通过政府投资设立文化产业引导基金、文化发展基金及财税优惠政策扶持,鼓励文化产业园区和高等院校大力发展创意孵化器;鼓励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大力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具有风险偏好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鼓励商业银行创新小额贷款机制,探索专利权、著作权以及经过评估的文化资源项目、销售合同、门票等现金流量等作为信贷抵押的途径和方式;建立多层次的信用担保机构,形成从创意孵化到产业化的一条龙的金融和政策的综合服务,同时建立顺畅的风险资本退出通道。

(二)针对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大、传统文化产业改造和产业升级换代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发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产业投资基金的资金支持作用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起步晚,基础设施落后,同时传统文化产业面临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的迫切任务,这无疑会产生巨大的资金需求。目前,为适应人民精神文化的需求,各地都在规划建设电影院线、剧场院线、书店、博物馆、图书馆等基础设施,并对广电、出版、报刊、演出等传统文化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造,同时结合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产业搬迁改造,建设各种类型的文化产业园区和集聚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镇,一个文化建设和投融资的高潮已经在神州大地悄然兴起。顺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要在财税优惠政策的扶持下,发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融资规模大的优势,把间接融资与直接投资紧密结合起来,鼓励大型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设立各种类型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文化产业改造提供通畅、持续的资金支持。

(三)根据文化产业跨地区、跨行业重组,完善产业链和提高产业集中度的要求,创新金融杠杆产品,并通过上市融资给予积极支持

如前所述,我国文化市场“条块分割”严重,微观主体规模小,产业链不完善,集约化水平低,竞争力不强,成为制约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的突出问题。为此,要顺应文化产业融合化发展的要求,借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把文化产业跨地区、跨行业的战略性重组,培育大型文化传媒集团和文化市场上的战略投资者,完善产业链,提高集中度和竞争力,作为“十二五”期间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这就要求与此相适应的财政引导政策以及与此相配套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服务,如商业银行提供利率优惠的杠杆融资,同时由政府设立的文化产业专项资金为之提供贴息;鼓励和规范文化企业产权交易行为,鼓励有竞争力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利用产权交易所和证券市场的投融资平台开展跨地区、跨行业的战略性重组,从而逐步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资本化、证券化水平。

(四)根据加快发展国际文化贸易,推动中华文化国际化发展的要求,创新金融产品,提供灵活多样的金融服务和支持措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意味着我国文化产业不仅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而且最终要进入国际市场,实现中华文化发展的国际化,通过文化软实力的大幅提高,引领国际文化发展潮流,塑造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然而,由于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不强,目前我国文化贸易特别是版权贸易的逆差问题尽管近年来已经明显缩小,但截至2010年,仍然存在着3∶1的逆差,与我国货物贸易多年来的顺差相比,落差巨大,亟待通过产业政策优惠扶持和金融保险支持,从根本上加以扭转,包括出口退税和进出口信贷,海外展览和人才培养中的财政补贴和奖励,国际市场拓展和投资中的银行信贷及组合投资支持,跨国收购兼并中的杠杆融资支持,航运、海运中的保险和再保险支持,以及国际化的法律、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等中介服务,形成灵活多样、综合配套的跟踪政策扶持和金融服务,促使我国从文化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与我国的经济大国地位相适应。

(本文系笔者应《中国金融》杂志社约稿而撰写,文中的《金融与文化产业对接示意图》由研究生彭楷涵帮助制作。原载《中国金融》2011年第22期)

【注释】

[1]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2]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秩序,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秩序是“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与其相对应的英文“order”一词有较为广泛的意义,其中主要有“命令”、“顺序”、“规则或法则”等几种含义。概括地讲,社会秩序是在社会交往实践中形成的规范人们交往的制度、规则,以及由此形成社会关系模式的总和,它随着社会分工和交往关系的发展而经历着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

社会秩序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维护特定的社会秩序,是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的出现就意味着“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因此,“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2]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社会利益结构、利益诉求以及构成社会秩序的结构性要素的差异,作为国家现实化身的政府履行社会秩序维护的职责及其具体方式,有着很大差别。在现代社会,政府除了要运用国家机器维护法律所代表的刚性秩序,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利益结构,以保证公民享有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还需要通过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来增进公众对社会的认同感。同时,在社会组织和公众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来的情况下,以公共政策引导和规制社会组织的自组织行为,也成为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新的重要方式。

1.近现代西方社会秩序变迁中的政府角色

借鉴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政府维护社会秩序中的角色定位在大转型的历程中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起初,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及其基本方式,主要体现在健全法治秩序、保护私有财产等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利益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深刻变迁,在传统的建立在血缘、地缘、业缘基础上的小共同体趋于瓦解,而社会公平秩序的倾斜又使社会秩序面临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严重冲击的背景下,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满足公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逐步成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政府社会治理职能的履行已经同公共服务供给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以增强公众对现实社会秩序的认同感,逐渐成为政府的核心职能。大体上,近代以降,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的职能定位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3]

自由竞争时代“有限政府”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自由竞争时代,基于封建专制统治压制个人自由的深刻记忆,西方社会普遍对政府扩充公共权力的潜能保持着深切的戒备意识,“守夜人”式的最小化政府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政府。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们都相信市场经济的运作可以自发地产生和谐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霍布斯、洛克等人虽肯定了政府不可缺少的作用,但都主张对政府的作用加以严格的限制。洛克在《政府论》中留给政府的任务就相当有限,主要就是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理性的“经济人”基于其经济利益要求,会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增进公共利益的结果,并由此自发地形成合理的社会经济秩序。在这样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中,政府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的机会、空间和任务。具体地讲,亚当·斯密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保护本国的社会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和压迫;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以便利社会商业活动;加强青年以及各种年龄人民的教育。为此,斯密甚至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廉价的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很少介入社会生活领域,除了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保护,社会生活秩序主要依赖社会遗留下来的自组织秩序,政府基本上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美国在罗斯福新政之前,“适者生存”社会达尔文主义依然是社会主流意识,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保护自然市场秩序免受强制和欺压之害;政府做与个人权利相协调的事,消除市场障碍;保护人们免受犯罪之害;公平分配;维护国家安全;执行个人合同;对公共工程、公共福利和教育提高有限支持。政府要做的就是确保一个独立的个体能够在自由市场上竞争获利的框架。资源配置、社会财富分配职能基本上都是通过市场交换制度运作来实现的”。[4]

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社会两极分化引起的失业、贫困、伤残与犯罪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贫困群体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迫使政府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社会生活秩序的干预。1601年,英国颁布了伊丽莎白济贫法,1834年又推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济贫法,开创了国家以立法形式救济贫民的先河。但这一时期,政府的济贫,主要方式还是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提供相关服务。据统计,从1870年到1913年,大部分西方国家政府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从10.8%提高到13.1%。[5]

福利国家建设时代的政府社会治理模式。20世纪初以来,依靠家庭、私人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已无力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为缓解社会矛盾向阶级对抗演化,政府开始着手通过建立保障体系广泛介入社会生活领域,福利国家建设随之成为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方式。西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可以追溯到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他分别在1883年、1884、1889年制定了《疾病保险法》、《工人赔偿法》和《伤残和养老保险法》,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此后,欧洲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英国1905年制定了《失业工人法》,1909年制定了《退休法》和《劳工介绍法》,1911年通过了《国民保险法》;法国1894年颁布了《强制退休法》,1905年制定了《专业保险法》;挪威1895年制定了《工伤社会保险制度》,1906年建立了有关失业的社保制度;丹麦1898年实行了《工伤保险法》,1907年颁布了《失业保险法》。这一时期,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不公平现实的深刻批判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还是社会学家对社会解组、社会失范现象的关注,都促使主流思想开始关注如何从体制上解决社会两极分化及其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出现了许多主张国家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进行适当干预的思潮。19世纪末期,英国改良主义经济学家霍布森提出了“最大社会福利”思想,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实行免费医疗、老年抚恤金、比较充分的失业救济等“合理的健全的社会政策”。20世纪初,费边社会主义者韦伯夫妇提出了改良社会主义,主张通过税收和法律政策或国有措施,使“剩余价值”归政府所有,用于“社会福利”。[6]

“福利国家”一词最早由英国大主教威廉·坦普尔于1941年提出。同年,丘吉尔政府成立了由贝弗里奇领导“社会保险和救助委员会”,专门研究战后英国的福利政策战略。1942年,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的报告(后来被简称为《贝弗里奇报告》),正式采用了“福利国家”的口号。《贝弗里奇报告》提出英国战后重建必须战胜“五大巨人”,即五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困、疾病、肮脏、无知和懒惰。[7]为此就必须改革社会保险覆盖面太小、社会保障内容不完善、保障标准太低的现行社会政策体系。报告建议建立一个由国家组织的、尽可能包括所有雇员的社会保险体系,以保证所有雇员面临工伤、疾病、失业、年老等困境时领取能够保障基本生存的社会保险金。《贝弗里奇报告》的基本构想在战后上台的工党政府中变成了实际的社会政策。1945年英国颁布了“家庭津贴法案”,1946年颁布了“国民保险法案”和“国民健康法案”,1948年颁布了“国民救助法案”和“儿童法案”,加上1944年颁布的《教育法案》,形成了一整套从贫困救助到社会保险的社会福利政策体系。1948年工党政府宣布英国建成“福利国家”。

随着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的爆发,西方传统的“自由放任”、“自动均衡”等信念被彻底动摇。随之兴起的是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旗帜的加强政府干预的职能模式。按照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不足,而仅靠市场自发调节无法自动扩大这种需求,因而应当通过政府干预来促进经济的增长。1935年,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期间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开始着手建立全民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建。60、70年代肯尼迪政府“向贫困宣战”和约翰逊政府建设“伟大社会”的运动更是深化了以福利国家建设为核心的社会建设。大体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鼎盛时期,西方主要国家普遍建立了全民共享的国家福利体系。福利国家的建设,标志着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型,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保障成为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式,政府公共支出因此迅速增加。从表5.1可以看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37年的约23.8%迅速上升到1980年的41.9%。

表5.11870-1996年若干发达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单位:%)[8]

与此同时,在社会组织快速成长并形成某种社会变革的压力机制的背景下,政府也加强了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纷纷通过扶持弱势群体增强利益表达的组织化能力,提高其利益博弈的话语权,来建立社会各阶层在社会利益博弈和政策博弈中的相对均衡格局。其结果是,修复社会公平秩序,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力,逐步成为政府社会政策的主流价值导向。从表5.2可以看出,1900—1940年代,正是西方社会权利大规模扩张,弱势群体获得基本社会权利的保障的重要历史时期。

表5.2部分西方国家建立社会权利保障制度的进程(年)[9]

全球化时代的政府社会治理模式。福利国家建设在有力地缓解了社会矛盾,极大地提振了公众的消费信心,促进了西方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逐步暴露出了种种经济和社会弊端。1960—1975年间,欧盟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扩张速度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快1倍左右,埋下了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祸根。[10]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以低经济增长、高通货膨胀、高财政赤字、高失业率为特征的“滞胀”现象,促使人们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及其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政府失灵”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新古典自由主义竭力主张重新回到亚当·斯密式的“守夜人”政府,力图把政府职能降低到最小、最弱的程度。经济学家冯·哈耶克在《通向奴役道路》提出,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自由,基于所谓的捍卫公正之类的理由允许政府随意干预市场是不合法的,并有可能像计划体制国家一样导向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奴役。除了经济学家外,一些学者也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强烈地抨击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强调政府职权的不断扩大将会损害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在1974年出版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和乌托邦》提出,只有“最弱意义上的国家”才真正体现正义,个人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国家职能应当仅限于“防止暴力、盗窃、欺诈及保证契约履行”等方面,任何超越最低限度的职能和权限范围的国家都必然会侵犯个人自由。显而易见,诺齐克“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实际上正是“守夜人”式国家的现代版。在日益繁重的福利国家财政压力及其在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国家竞争力下降等问题刺激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兴起了旨在压缩政府职能范围,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尽管新公共管理改革试图最大限度压缩政府的公共福利开支,但公共福利供给的刚性特征决定了西方国家事实上已经无法再回到传统意义上的“有限政府”。20世纪90年代后期,福利国家政策经过一系调整,开始以“后福利国家”或“第三条道路”的面目出现。

“第三条道路”理论寻求的是超越于传统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与新右派(新自由主义)之上的中间道路,以克服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现象。“第三条道路”一方面主张在维护经济自由的同时,把平等和社会正义当作与自由同样重要的原则,继续坚持福利国家最基本的社会经济政策,以克服“市场失灵”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病;另一方面又针对福利国家制度的一系列弊端,主张用“社会投资型国家”来取代“福利国家”,变消极的福利制度为积极的福利制度,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教育和培训来提高人们的就业能力,以缓解高福利政策带来的国家竞争下降等问题。

从西方社会秩序变迁过程中政府角色的渐进性调适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社会治理或者说社会秩序维护中的角色,决不是“守夜人”一个概念所能概括得了的。虽然西方整个社会秩序的维系及其变迁,体现的是市场、社会、政府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撑的互动关系,但政府的角色依然是决定性的。政府不仅是以法律秩序为代表的社会刚性秩序的塑造者,是社会利益结构这一社会秩序内核的重要调节者,而且是社会组织成长及社会自卫运动的重要依托力量。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政府履行社会秩序维护职责的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就是政府社会治理的角色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转向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来不断增强公众对现实社会的认同感,奠定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实基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现代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中,除了完全体现国家暴力特征的那部分职能,已经很难区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准确边界。[11]

2.从管控到治理:政府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的总体性危机,整个社会秩序的结构及其整合机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迁。在巩固新生政权、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家很快建立起了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思想上高度统一的体制框架,塑造出了全能型的政府角色定位。在此,政府在整个社会生活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承担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全部组织功能,并借助于强大的意识形态整合机制、垄断性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行政化的组织整合机制及运动式治理机制,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介入和管控。

“全能主义与全能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这个社会中没有一个政治权力机构不能入侵的领域”,“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以这个指导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社会。”[12]在这个强大的国家“利维坦”面前,既没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领域,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空间,也没有作为个体自由屏障的法治秩序和社会自组织秩序。“这个社会中个人或集体的自由和权利没有受到道德、民意、法律、宪法的保障。他们的自由活动范围的大小和内容,是政治权力机构决定的。”[13]国家通过剥夺社会组织和个体的自主性,实现了自身的绝对自主性,即国家的意志可以不受限制地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国传统的与“差序格局”相关的社会组织资源,近代以来生成的社会自组织资源几乎被肃清,所谓的社会秩序已经被完全整合到了国家政治秩序之中。这种社会秩序控制模式,借助于国家强大的整合能力,的确实现了社会秩序的刚性稳定,以至于即使发生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灾难性、全局性的经济危机,国家依然能够避免社会秩序发生激烈动荡。全能主义政治结构和“总体性社会”结构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党和国家集中权力,整合全社会资源以实现社会改造的宏大计划的愿望,但由此付出的社会活力被窒息的代价也是极其高昂的。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法制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国家逐步减少了对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及思想文化的直接干预,传统的“总体性社会”逐步趋于瓦解。问题在于,在国家权力干预范围逐渐缩小、干预强制力逐渐减弱的过程中,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国家却没能通过推进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以弥补国家权力减缩给社会治理效力带来负作用。所谓国家能力指的是指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具体包括国家的汲取能力、强制能力、规范能力、分配能力等等。一般来说,国家能力离不开一定的国家权力的支撑。但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却不是对等的,“一个集权的政府,即享有宽泛权力的政府,完全可能是一个在能力上比较软弱的政府”[14]。自秦汉帝国建立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突出特点,就是强权力弱能力。国家可以将权力的触角随意地伸向任何一个社会角落,可以对任何社会行为进行强制干预,但国家却往往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上表现出惊人的无能。对此,林德布洛姆曾经进行过很好的阐述。他指出:政府权力的强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一方面可以从政府权力的范围,即从政府权力所涉及的广泛程度以及对社会各个领域涉及的深度看;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政府权力的有效性来看。比如从政府权力的范围看,中国政府是很强的,相比之下,美国政府权力的范围则非常有限。在许多具体领域,法律规定政府不能干预。但是,在自己权限范围之内,美国政府的权力却是非常有效的。仅从税收一点来讲,美国政府的税收能力非常强,基本上能够把自己所设计的税收都能够收上来。所以,从权力的有效性看,美国政府是很强的。[15]国家(政府)权力涉及的是国家强制性权力在何种程度受到法律和制度的约束的问题,而政府能力涉及的是政府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有效地履行其职能的能力或效力。政府社会治理模式转型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在公权力不断收缩且运作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而公民权利不断扩张的背景下,通过治理格局、治理方式的创新来提升政府的实际治理能力。

对于政府的实际治理能力来说,社会大转型带来最大变化就在于,一个相对独立和自主的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领域正在逐步形成,并对全能型的政府角色定位及强制性的社会秩序管控方式构成了某种现实的制约作用。着眼于当下中国市场、社会和国家的互动关系,特别是社会成长及社会自组织秩序的培育依然受到资本力量的威胁,迫切需要得到来自国家的扶持的现实,加快政府社会管理模式从“管控”向“治理”的转型,不仅切实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和绩效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整个社会秩序转型的重大现实课题。

其一,随着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奠定,政府角色的重塑问题变得日益紧迫。一方面,市场主体的充分发育及其在私人物品供给方面所发挥主导作用,要求政府必须加快退出竞争性领域;另一方面市场失灵现象的广泛存在,以及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又要求政府切实承担起公共物品供给的职责。于是,政府角色的转型,就成为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体系改革的主题。市场经济的运作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只要政府能够切实尊重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权利,健全保障公平竞争的规则系统,并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现象,市场经济的运作就能够形成相对自主的经济秩序。相反,政府保留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过多过滥的行政干预,不仅会严重妨碍市场自发秩序的形成,而且会因为市场秩序波动而危害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行政干预滋生的腐败而严重侵蚀政治秩序。为此,必须切实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凡是市场和社会能够承担的职能,政府都应当尽快退出,充分保障市场主体的自主权,将政府职能真正转移到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来。对于政府来说,一旦能够通过健全市场经济的规则系统,克服市场失灵现象,通过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形成相对规范和稳定的经济秩序,也就为建构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及社会组织形式的深刻变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传统的依托行政命令实施的社会管控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灵。从微观机制来讲,这种变革的最深刻之处,莫过于社会个体行为逻辑的重塑。当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成员的利益实现方式发生革命性变迁时,社会个体就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自主选择权利,不得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机器的“零件”,蜕变成为了具有独立利益和自主意志的市场主体和社会行为主体,拥有了自主性的行为选择空间。“如果说经济型式即交换从一切方面肯定了主体的平等,那么也应该说那既推动着个人又推动着物体去参加交换的内容或素材,同时便肯定了自由。”[16]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政府)的权威性及其实现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的社会控制,是建立在国家垄断所有社会资源,社会成员的生存与发展完全依附于国家的基础之上的。而在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资源获取和利益实现的渠道、方式的日益多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不得不完全依附于国家的局面。于是,国家与社会个体和组织的关系不再是传统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嵌入了大量横向的契约性关系和博弈性行为。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过去那种“单向依赖”关系已演变为一种“共存依赖”[17]关系。可以说,市场化进程中社会个体权利意识的历史性觉醒,使国家这个超级“共同体”泯灭个体独立价值的制度建构逐步丧失了其“天经地义”的合法性。大量民告官事件的出现,以及民众对自身合法权益的执着捍卫表明,法律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日前增强的社会个体,将会以各种方式拒斥公权力的任意性强制,自上而下的强制行为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社会阻力。

与此同时,社会利益结构的日益分化,导致各级政府越来越难以以全民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身份进行公共决策和利益整合。竞争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只要我们承认了社会个体的自主选择权利,社会成员对稀缺性资源的竞争就无法避免。有竞争,就会有成功和失败,就会有社会利益格局的分化。依法享有各项民主权利,享有市场主体自主选择权利的社会成员,根据自身的价值偏好努力实现个人收益的最大化,由此导致社会利益不断分化,并在这种分化过程中形成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这是现代开放社会的生活常态。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表明,在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背景下,社会往往不可能形成某种一致的选择,或对事物进行一致的优劣排序,即使将这里的所谓“一致”仅仅理解为多数决定也是如此。公共选择理论甚至认为,很难说存在着什么公共利益,至少不存在一种能够明确定义、在现实中能够实际起作用的公共利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只是各种相互冲突的特殊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社会阶层分化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时,公共问题实际上总是特定阶层的公共问题。于是,政府如何从利益的直接分配者转变为社会利益冲突的协调者,通过建立有效的公共选择机制,避免社会利益的分歧、冲突陷入“你死我活”式的零和博弈或“同归于尽”式的负和博弈困局,实现多元利益主体共存双赢,就成为公共决策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其三,民主化的历史潮流,特别是民众日前增强的民主参与诉求,迫切要求政府推进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变革。社会的自主发展必然带来公民对于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和与政府分享公共权力的诉求。“各个主体通过等价物而在交换中彼此发生关系,他们是价值相等的人,而且由于他们交换了彼此有利的物化形态,更加证明了他们是价值相等的人。”[18]拥有了独立于他人和组织的生存根基,并接受了平等交易原则的社会个体,产生了日益强烈的将经济平等扩大为社会平等、政治平等,将经济民主扩展为政治民主的权利诉求。拥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的社会行为主体,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强烈地体认到政治在社会价值分配和利益实现中的权威性作用,体认到保障个体合法财产、自由和平等地位的民主政治秩序的重要意义,并进而力图通过对政治过程的介入来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保障自己的自由空间。在社会的大转型时期,政府既要积极容纳社会的民主政治参与诉求,又要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必须切实转变政府的社会治理方式,重新认识和发挥多元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结构。

其四,现代多元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使传统的借助不间断的“思想教育”和意识形态灌输实现的强制性的思想整合机制受到了严峻挑战。现代开放社会是一个思想和生活方式高度异质化的社会。后发的发展境遇使得中国经历着比当年欧美国家更加复杂的思想文化冲突。这里不仅有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多元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突,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相伴随的商业文化泛化等问题,更有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思想文化的交叠和碰撞,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与时尚文化的冲突。面对传统全能型政府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逐步弱化,如何培育能够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及社会主流文化,维持主流意识形态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张力,探索形成新的思想文化的整合机制,就成为政府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任务。

其五,传统封闭性社会向现代开放性社会的转变,特别是社会流动规模和频率的革命性变迁,给传统行政化的组织控制机制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市场化进程中社会大流动的开放性格局,导致国家(政府)无法再借助于过去的单位体制、城乡分割体制及严格的户籍管理体制,对社会秩序进行静态的网格状管理。市场秩序的扩展,社会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必然带来各种社会资源与生产要素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带来社会成员日益频繁的机械流动和有机流动。单就前者而言,每年数以亿计的民工流动,就往往足以令许多地方的政府管理措手不及。在旧的承载着社会控制功能的单位体制解体,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没有任何组织归属的数以亿计的人口的跨地域流动,意味着各级政府不仅无法再借助于传统的行政化的组织网络实施对社会成员的网络化控制,而且必须积极推进社会的再组织建设,以改变政府直接面对规模庞大的孤立个体的社会治理困境。

武侯区位于成都中心城区南面,因蜚声中外的武侯祠坐落于区内而得名,是1990年年底成都市行政区划调整时建立的新城区,被国务院定位为高科技文化区。现辖13个街道办事处,83个社区(村民委员会),其中63个社区居委会,29个村民委员会,幅员面积76.56平方公里,户籍人口58万余人。武侯区按照“先行试点,全面推行”的原则,开展了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已全面完成了机构设立和人员整合等各项任务,初步实现了街道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双加强”。 2008年全区完成地区生产总产值384.3亿元,实现地方财政收入19.3亿元。[7]

武侯区社区“两委+一站”的“居站分离”模式,“两委”是党支部、社区居民委员会,“一站”是社区工作站。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工作站和社区居委会进行政治领导,社区协商议事会和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对党支部、社区居委会、工作站政务、财务公开进行监督,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决策,具体交付社区居民委员会执行,而工作站是政府派出机构,主要承担政府延伸到社区的政务工作。政务和居民委员会分离,社区就有更多的经历和权力进行居民自治工作。

武侯区在2007年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的基础上,根据《武侯区改革社区管理体制推行社区工作站的指导意见》(成武府发[2007]161号),全面启动了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在56个社区建立了社区工作站,搭建起了政府行政事务向街道、社区下沉的二、三级工作平台。2008年1月1日,成都市率先全面完成了社区体制改革“居站分离”模式, 即工作站与居委会是平行关系,社区工作站属于街道办事处的派出机构。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职能分离,武侯区实行的是“一站一居”平行架构的社区治理运行模式。(参见图4.3)“居站分离”后,社区居委会依法归位,如今社区形成了“三驾马车”,社区党支部牵头,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并驾齐驱,一同开展社区工作。居委会和工作站在社区党支部的领导下,社区工作站站长由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配备5~6名工作人员,主要由原社区流动人口计生协管员、劳动保障协管员、残协专职委员、上一届居委会落聘人员和本届党组织专职委员组成,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和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具体承担维稳综治、计生卫生、民政事务、劳动保障、文体科教、残疾人服务等政府下移的行政性事务和公共服务工作。社区居委会成员承担《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的职能,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与社区工作站协同开展工作,主抓居民自治工作。社区工作站实行站长负责制,站长负责对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和工作安排。为方便工作及群众,工作站配备了电脑、政策及工作流程查询机、LED显示屏等现代办公设施,开通了网络,基本实现了为居民提供一站式大厅服务。工作站工作人员与办事处签定《聘用劳动合同》,工资标准参照《区委办、区政府办关于提高村(社区)两委成员待遇有关事项的通知》执行,按月发放。工作站的工作经费与居委会共用,办事处针对社区的不同情况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并按季度划拨,遇临时性、非常规性工作及全区、全市性的创建工作,还按照“权随责转、费随事转”的原则给予专项工作经费,确保了社区工作站工作的正常开展。

武侯区投入2000余万巨额资金,大力推动社区规范化建设,大力提升社区办公软硬件条件,规范社区办事程序,做到社区形象标识统一,社区的各项服务功能全面到位。在全区社区工作站按照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政务服务的要求,进行科学规范的管理,实行开放式大厅办公、“一站式”服务,构建起了武侯区独有的区、街道、社区三级政务服务平台,使武侯区具备了承接政务服务全面下沉的各项工作条件。

图4.3武侯区社区治理运行模式

注:图中实线表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虚线表示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社区党支部领导社区工作站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形成“三驾马车”的格局,社区成员代表会和社区议事会同时监督社区党支部和社区工作站的工作。

按照《武侯区改革社区管理体制推行社区工作站指导意见》,政府在社区搭建了一个工作和服务平台,政府的具体工作任务通过社区工作站落实。社区居委会从繁杂而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深入群众,倾听民情,反映民意,解决民需,使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归位”,并依法组织社区居民开展好居民自治活动,较好地解决了社区居委会难以履行法定自治职能的瓶颈。设立社区工作站,理顺了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使政府和自治组织之间找到了合作共建的途径和方法,同时也使政府管理职能进社区后,“条块分属,各自为政”的局面在社区工作服务站得到有机整合。

“居站分离”实施以来,居委会和工作站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居委会的工作重点放在推进居民自治上,工作站则具体承担办事处在社区的各项工作和公共服务工作,社区的各项工作在居委会、工作站的协同配合下有条不紊地推进,社区服务的效果有了提升,居民自治工作也得到了加强。

“居站分离”模式的运行使武侯区的社区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改善了社区工作条件。通过新建、购买和租赁等方式,长期困扰社区的办公用房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同时,做到了社区形象标示、各种标示牌、公示栏等的全区统一,标准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劳保、民政、计生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行政事务均进入了社区工作站服务大厅集中办理。社区服务功能得到明显提升,环境明显改善。二是理顺了“政社”关系。还原了居委会职能,使居民自治工作更好地推进。工作站成立后,居委会就从繁重的行政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推进居民自治工作上。居委会成员有了更多的时间深入居民院落,听取居民的意见,解决与居民息息相关的困难和问题,组织发动居民开展各种活动,有效地推动了居民自治与和谐社区建设。三是提高了社区治理水平。“居站分离”管理体制改革,从体制上明确了“居”与“站”的职责,明晰了政府事务和居民事务之间的关系,社区治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居委会和工作站都是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工作站站长,避免了居委会和工作站出现推诿、扯皮现象,增强了上级党组织和政府安排的各项工作在基层社区的执行力,做到了社区工作协调配合、分工合作、整体推进。四是提高了社区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社区工作站实行一站式柜台服务,所有工作人员都在一个大厅,与居民“零”距离接触,方便了居民群众咨询、办事。工作人员上岗前,办事处相关科室分别对他们进行了业务培训,并在工作中加强指导,加之其原有的工作基础,确保了他们能很快上手、工作不脱节、服务质量有提高。

曹丽[1]

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是指国家和社会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给予保障的各种社会制度所构成的有机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具有承担救济托底、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促进社会稳定的功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的核心,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灾民救助、住房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都是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的构成要素。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西部大开发民生保障与改善的重要内容。西部地区贫困面广人多,2012年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共有592个,其中西部地区375个,占全国的63.34%。[2]2011年,我国的扶贫标准由年人均纯收入1274元调整到2300元。这一新标准的出台,使得全国贫困人口数量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到了1.28亿人,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数量也大幅提升。如何保证西部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题中之意,也是保障西部人民生活水平上一个台阶的关键环节。正因如此,西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一、西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现状与问题

(一)注重对个体的经济救助,忽视对个体的发展救助

经济匮乏是贫困最显著的表现,在那些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生存的绝对贫困人口身上,生活的“捉襟见肘”更是让经济不足成为贫困的本质。因此,对这部分人的救助,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给予经济补偿。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项以保障低收入人口基本生存为宗旨的救助制度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救助是政府的主要救助方法。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为例,该《条例》规定:“对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均可从当地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也明文规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主要是因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由此可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项具有选择性的社会救助制度。其选择的标准(或者是救助者申请的标准)在于满足一定的经济贫困条件,其救助方式也多为货币援助。

把低收入者的生存需求转化为经济需求,进而给予一定数额货币的援助办法,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政府的救助负担,使低收入者能够获得快速、有效的生存救助。此后,围绕如何合理地制定科学的低保标准,政府和学者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些探索对于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起着积极作用。但是,对经济的过分偏重,“培养”了部分低保对象的“等、靠、要”思想,对他们来说,每月或每季度的低保金,就像政府给他们发的固定工资一样,不管是否努力工作,这份收入都是始终存在的。同时,对经济的过分偏重也掩盖了贫困的积累效应,以及贫困所带来的权利剥夺,忽视“人是社会中的人”这一实际,衣、食、住、行是个体的基本生存需要,获得发展的能力、社会的尊重也是个体的生存需要。因此,低收入群体如何融合社会,获得发展能力是新时期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距较大

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地区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种救助标准的差距。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标准为例:2010年6月,东部地区城市低保救助标准,最高为上海市450元,最低为福建省214.44元,城市平均救助标准为318.33元;农村低保救助标准,最高为上海市300元,最低为河北省90.18元,农村平均救助标准为189.43元。西部地区城市低保救助标准,最高为西藏自治区305.75元,最低为贵州省172.45元,城市平均救助标准为217.75元;农村低保救助标准,最高为内蒙古自治区143.88元,最低为西藏自治区64.16元,农村平均救助标准为88.93元。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平均低保救助标准相差100.58元,农村平均低保救助标准相差100.50元(见表1)。由此可见,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西部与东部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都存在较大差距。

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二元制度是我国经济、社会的显著特征。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分割二元政策,造成了城乡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在西部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社会保障政策偏向所带来的城乡差距。在中国,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大于农村居民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全面的涵盖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等方面的保障体系,而农村仅仅建立了五保户、灾害救助等低水平、低层次的保障制度。虽然政府在近年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建立和完善了包括农村养老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多项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农村和城市居民享有的保障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

表12010年6月各地低保救助标准表[3]

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理应做到东西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以使全体公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因此,西部地区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应该以消除国民保障体系不平等为特色。

(三)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与其他扶贫政策没有做到有效衔接

任何一项社会政策的实施,都需要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与该社会文化的其他情境因素相融合,才能使政策目标得以实现。西部地区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各项政策的贯彻,也需要与其他政策相融合。自2000年我国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政策优惠、扶贫开发等推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西部地区在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政策方面没有抓住这一机遇,与其他扶贫政策相融合,促使西部地区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上一个大台阶。如前所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灾民救助、住房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都强调对困难群体的经济援助,忽视了对其生存能力的开发,因此大部分受助者在领取保障金后,仍然过着与原来一样的生活。而且,虽然没有全国接受最低生活保障救济的低收入者情况的统计资料,但笔者在走访农村低保家庭时发现:大部分受助者或是因年老、长年患病,或是因残疾而身体素质较差,劳动能力缺乏。

目前,我国实行扶贫政策,在个体层次扶贫对象的选择上以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为主体。各项专项扶贫制度,如整村推进、以工代赈、产业扶贫着重于贫困地区整体。通过对比两项制度我们发现,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与扶贫政策没有做到有效链接。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对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没有加强劳动能力培养,使其没能抓住扶贫政策,实现个体脱贫;对没有劳动能力或者劳动能力较弱的受助者没有开发其发展潜能。两项政策的断裂,无论是对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的完善,还是实现贫困者的脱贫都起着较大阻碍作用。因此,西部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建设特殊性在于要将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脱贫有机结合,使贫困者的生活水平上一个大台阶。

(四)基层机构服务体系不完善

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执行机构服务体系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基层工作者服务意识弱、专业性不强以及人力资源不足三个层面。

中国传统的对弱势群体的救济理念往往带有施恩的色彩,大部分基层工作者将政府的救助行为看作是对弱势群体的施恩行为,甚至是自己对弱势群体的施舍。加上“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基层工作者的服务角色定位相当淡薄,甚至将最低生活保障的分配内化为自己手中的权力资源。学者郭亮对某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践研究发现:低保政策在村镇干部的各种变通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基层政权的一种治理手段。在各种变通下,村庄的特困户成为利益的直接受损者,因为低保的补助已经大幅度缩水。[4]笔者在2010对成都市某县养老保险实施情况调研时,也曾遇到过村干部将村民是否配合自己的工作作为他们是否能享有低保救助的衡量指标。

目前,大部分基层工作者没有经过基层服务的专业性训练,工作开展凭借经验与行政权力实施,造成国家救助政策与基层社会之间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断裂,引起人们的不满。2012年笔者在对四川省某县农村低保制度实施情况调研时发现,在低保对象的资格审核上,工作人员仅凭申请者家里是否有电器、是否住楼房等主观经验来辨别其是否享有资格。由于操作上的随意性,当有村民抱怨“我比他还穷,为什么他还吃低保,我不能吃低保”时,工作人员不能够很好解释,以致丧失制度实施的公正性。

人力资源不足也是制约基层工作服务体系完善的重大因素。以四川省某镇分管城乡低保机构人员配置为例,该镇分管低保工作的专职人员只有1名,而全镇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居民有300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居民有1400人,低保审核、档案建立、资料送递,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压在1人身上,其服务质量可想而知。

二、西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

针对西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的现状,以社会质量理论为导向,完善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西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所在。

社会质量理论是近年来在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流行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理论,即一种新的社会政策模式。社会质量指的是社会关系的提升和个人发展状况的改善。为达到可接受的社会质量水准,必须满足如下四个条件:第一,人们必须有机会获得社会经济保障,以保障生活水平和获得教育、收入、健康照顾、社会服务、环境、公共卫生与个人安全等方面资源的权利;第二,在劳动力市场等经济与社会制度中,人们必须体验社会融合或使其遭受的社会排斥最小化;第三,人们能够生活在以整合为特征的社区或者是社会中;第四,人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并赋予一定权能,以便有能力参与社会化经济急剧变迁。[5]以社会政策为导向,重点关注个体自我实现的环境、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以及在更复杂的环境中进行沟通的能力和对社会干预的性质、策略、组织等。由此可见,社会质量理论注重行动者培养社会关系、加强社会凝聚、增强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因此,该理论应成为西部地区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的导向,其倡导的四个社会质量水准条件为西部地区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具体的经济与社会并重的建设模式。

(一)西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的经济维度重点

在经济维度上,维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仍然是西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因此,在救助金的设置上,不仅要考虑居民的食物支出,还应该考虑个体在医疗、住房、教育方面的需求;在资金投入上,应该偏重贫困地区、农村地区,以缩小目前东西部、城乡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的差距,体现社会保障公平;在具体操作上,应该提高各项最低生活救助标准,扩展各项政策的救助范围,提升救助体系的实际救助能力。

(二)西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的社会维度重点

在社会维度上,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首先要增强低收入者的就业能力,因为就业是个体获得各种社会福利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来源,是个体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方式。社会学家韦伯认为,工作是联系个体与社会的纽带,是个体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因此,西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一定要将低收入者的就业能力的发掘与培养纳入其中。其次,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要促使受助者融入社会,减少社会排斥,加强社会融合。社会排斥这一概念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强调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断裂,主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并且这种排挤如何通过社会的“再造”而累积与传递。[6]再次,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要注重行动者自助能力的提升,使其有能力应对社会经济的变迁。

三、西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的具体实现途径

(一)扩展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

目前,民政部门在确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常采用基本生活费支出法,即“低保标准=必需食品消费支出+非食品类生活必需品支出”。其中,“必需食品消费支出”通过市场调查确定当地食品必需品消费清单,再根据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能量摄入量、相应食物摄入量以及食物的市场价格计算得出;“非食品类生活必需品支出”根据调查数据确定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物、水电、燃煤(燃气)、公共交通、日用品等消费清单,再测算出支出数额。而在新时期,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应从衣、食、住、行扩展到医疗、住房、教育支出,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低保标准时应该加入“发展类生活必需品支出”,即“低保标准=必需食品消费支出+非食品类生活必需品支出+发展类生活必需品支出”。“发展类生活必需品支出”包括医疗、住房、教育支出,其中医疗支出可参照当地常见疾病平均治疗费按比例确定,住房支出可根据当地廉租房的平均月租金按比例给予补助,教育支出则根据当地教育财政经费预算按一定比例确定。

要科学制定上述低保标准确定办法,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真正做实“分类施保”。“分类施保”是指根据救助群体的不同情况给予有差别的救助,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能够有效防止社会救助“一刀切”现象的发生,从而使救助更贴近困难群体的实际需要。目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遵循的“分类施保”大多按照低保户家庭的贫困深度给予不同档次的救助,但这一原则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面临贫困深度评定这个难题而无法合理贯彻下去,因为在如何识别低保户都还有较大争议的情况下,要去识别低保户的贫困深度是相当困难的。“在向上申报低保档次时,我们一般都会帮助他们(低保户)争取较高的救助档次。由于档次不同,低保户之间有的多领取(低保金),有的少领取,而少领取的人就不停地指责我们的工作,矛盾非常大,我们也难办。后来,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就取消了这个做法,无论情况怎么样都给一样的低保金。对此,上级也知道这一情况。”这是笔者2012年调研某村低保工作实施情况时该村村主任说的话。由此可见,按照贫困深度来确定分类施保确实面临着实际困难,因此可尝试按照低保申请人员的不同情况来分类施保。例如,若该低保户是家中有年老、长年患病者,可以增加医疗方面救助的比例;若该低保户家中有子女接受教育,可以增加教育方面救助的比例;若该低保户有独立产权的住所,则可以取消其住房方面的救助。这样按照贫困群体实际可量化的类别情况来分类,可避免贫困深度测量这一技术难题,从而使分类施保真正落实,为基本生活需要扩展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第二,多渠道筹集资金。资金充足是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的物质保证,在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扩展后,其对救助金的需要必然增加。目前,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一直以政府为主体,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按照一定比例承担。根据国外经验来看,多数国家力求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发挥社会企业、私人、非政府组织等的作用,以解决社会救助资源匮乏等问题。因此,西部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首先要争取国家资源重点向西部地区倾斜;其次要倡导社会各界的投入,如设置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基金,号召社会捐款。

(二)实现从基本生活需要到促进社会融合

西部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不能局限于满足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需要,而应该在此基础上有促进低收入者融入社会的制度设计,以增强低收入者融入社会的能力。如前所述,就业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纽带,因此为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者提供就业服务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政府、社会组织应对低收入者进行就业培训,与以往的群体性培训不同的是,针对低收入者的培训要做到对口,即通过参加培训后,可保证他们能够掌握专门技能,并找到工作。其次,政府应该为低收入者提供公益性的岗位设置,如社区保洁员、公共服务类岗位等。再次,通过减免税收等措施,鼓励企业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岗位。

除了就业外,政府要加强社会凝聚力建设,鼓励邻里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扩宽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社区应该通过居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互助、团结等传统文化,举办社会交流聚会,增加邻里与低收入群体交往机会,以减少他们的社会排斥感。

(三)从促进社会融合转向提升适应能力

在提升低收入群体社会适应能力上,要使用专业化的手段,发掘低收入群体的自助潜力。这就要求政府的基层服务体系在意识、专业性、人力资源等方面有所变革,引入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工作方法等,才能够为政府完善服务能力提供新的视角。社会工作是一种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以及社会政策干预等手段,帮助人们解决在与社会环境互动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专业方法。它以“助人自助”为基本理念,充分相信个体有能力改变自己现状的潜能。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社会工作者比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官员更加注重与案主的沟通,寻求他们的需求,通过资源链接、能力发掘与提升,帮助案主解决问题,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在政府层面,涉及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工作的部门,如民政系统,可增设专门的社会工作岗,通过引入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提升政府服务素质;对在岗的工作人员,应通过委托高校、自主学习等形式的社会工作培训,转变基层工作人员的意识,提高基层工作专业性。同时,政府可采用向第三方购买服务的方式,外包部分职能,减轻政府部门的压力,给予社会组织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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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周毕芬.就业援助是农村扶贫战略调整的应有取向[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3).

【注释】

[1]曹丽: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助教。

[2]数据来源:中国人民政府网。

[3]数据来源:中国民政局网站。

[4]郭亮:《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分析:以河南F县C镇为例》,载《中国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6期,第59页。

[5]柳拯:《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策过程与实施效果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6]李斌:《社会排斥理论与中国城市住房改革制度》,载《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107页。

《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生民之初,男女之间性的结合,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婚姻关系,不能称为夫妻。当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男女结合逐渐有了规范,随后构成婚姻上种种制度或婚俗,至此,有男女然后始有夫妇。社会学家认为,婚姻是为社会所许可,经过某种仪式的男女结合。

婚姻本作“昏姻”,或“昏因”。[1]其意义有三种。

第一,婚姻是嫁娶的仪式。《诗·郑风·丰》下毛亨序曰:“《丰》,刺乱也。昏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郑玄笺曰:

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

唐孔颖达疏谓:“男以昏时迎女,女因男而来,嫁谓女适夫家,娶谓男往娶女。论其男女之身谓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际,谓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也。”

也就是说,婚姻乃婿于昏时迎妻,妻因之而入夫家的嫁娶仪式,即孔颖达所谓“嫁谓女适夫家,娶谓男往娶女”。历代所承认的婚姻,必须经过嫁娶之礼。

第二,婚姻是夫妻的称谓。《礼记正义·昏义》篇题下郑玄注说:

婿曰昏,妻曰姻。

孔颖达疏谓:“……婿则昏时而迎,妇则因而随之,故云婿曰昏,妻曰姻。”

婚姻从夫妻关系角度而言,婿称为昏,妻称为姻。

第三,婚姻是姻亲的关系。《尔雅·释亲》说:

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妇之党为婚兄弟,婿之党为姻兄弟。

婚姻乃“合二姓之好”。男女一经嫁娶,二姓便成姻戚,故妇之父母与婿之父母相互称为婚姻,这种称谓又相互推及各自的亲属,因此便有了妇党称婚,婿党称姻的说法。

从婚姻的意义可知,婚姻主要指的是聘娶婚,即男在昏时娶妇,妇因男而嫁,并随后确定夫妻与各自亲属的关系与称谓。只有依聘娶之礼而行,才会被视为正当的两姓结合,才得以称为婚姻。

既然婚姻必须经聘娶礼仪而成,则婚姻礼仪起源于何时?包括哪些程序?

一般认为太昊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是婚姻礼仪之先河。如刘恕著《通鉴外纪第一卷·三皇纪》载:“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不殊,未有三纲六纪,衣食器用之利,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唐杜佑《通典·嘉礼三·天子纳妃后》曰:“人皇氏始有夫妇之道;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五帝驭时,娶妻必告父母;夏时亲迎于庭;殷时亲迎于堂;周制,限男女之年,定婚姻之时,六礼之仪始备。”这些古老的传说反映出我国很早就有嫁娶婚了,也许只是形式粗具,尚未形成普遍制度而已。西周建国之后,制定周礼,并列婚礼为专章。

对婚姻礼仪中的六礼记载最早的经书是《仪礼》。《仪礼·士昏礼》言昏礼有六,一纳采,二问名,三纳吉,四纳徵,五请期,六亲迎。元代何异孙撰《十一经问对》,其卷五云:“问:婚礼有六礼者何?对曰:窈窕淑女,左右采之,是故纳采焉;娶妻不娶同姓,是故问名焉;人谋鬼谋,欲无不臧,尔室尔家,欲无不宜,纳吉也;无辞不相识,无币不相见,纳徵也;迨冰未绊,请期也;往迎尔相,御轮三周,亲迎也。”六礼具备,婚姻关系始告成立。成婚之后,妇至婿家,还需要经过同牢、见舅姑、醴妇及庙见诸礼。诸礼悉备,而后称成妇焉。

春秋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方面,传统的礼逐渐被更新和扬弃,也就是普通意义上的“礼崩乐坏”;另一方面,社会上人们对礼仍然重视和熟知,《仪礼》的整理和编撰便是明证。正如前面所述,《仪礼》在被整理和编撰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所删改或增补,并且会加入编订者自己的一些主张或理想成分,表现为一种制度化和理想化的婚礼;而《春秋》经传记载的是当时实际实行的婚礼,虽然会遵从礼制,但难免会受到春秋时特殊背景的影响,使得实际婚礼不能完全等同于理想化的婚礼。本文试图将《仪礼·士昏礼》与《春秋》经传里的婚礼进行比较,以了解先秦时期婚礼中六礼的制度与仪式。不揣谫陋,试述如下。

六礼是婚姻关系成立的主要程序。《仪礼·士昏礼》及《礼记·昏义》称“六礼”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春秋》经传将纳徵称为纳币,吕思勉解释是《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吕思勉将纳采称为下达[2],而《士昏礼》则认为下达是行纳采礼之前,男父先遣媒人到女家下通其言,属于纳采礼的第一个步骤。

六礼起源于何时?陈东原疑其创于周而备于汉。[3]然依《诗·大雅·大明》“文定厥祥,亲迎于渭”,则在文王之世,六礼已见肇端。现列举《仪礼·士昏礼》中的六礼与《春秋》经传中六礼对比如下。

一、纳采

(一)下达及媒氏

《仪礼·士昏礼》所载六礼始于纳采。纳采是男家向女家送礼求亲。《士昏礼》谓“昏礼:下达,纳采用雁”。郑玄注云:

将欲与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许之,乃后使人纳其采择之礼。……《诗·齐风·南山》云:“娶妻如何,匪媒不得。”昏必由媒交接设绍介,所以养廉耻。

纳采虽为六礼之始,然此前须由媒人说合,称为下达。《士昏礼》中行下达礼的使者即是媒氏,贾公彦曰:“传通男女,使成婚姻,故云媒氏也。”[4]

《春秋》经传记载周天子在求结婚姻之前,也会派媒氏先行下达之意。如《左传·宣公六年》记载:

夏,宣王使子服求后于齐。

又如《左传·襄公十二年》:

灵王求后于齐,齐侯问对于晏桓子。桓子对曰:“先王之礼辞有之。天子求后于诸侯,诸侯对曰:‘夫妇所生若而人,妾妇之子若而人。’无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则曰:‘先守某公之遗女若而人。’”齐侯许婚。王使阴里结之。

周宣王与周灵王欲与齐国联姻,先派子服、阴里到齐国表达求后之意,则子服、阴里应是天子之媒氏,来行“下达”之意。

婚姻重媒妁,郑玄认为是“养廉耻”,而《礼记·坊记》曰:“男女无媒不交。”《春秋》经传中有男女无媒而娶或无媒而自嫁,乃父母国人皆贱之的事。如鲁桓公无媒而娶于齐,季姬无媒而自嫁于鄫子,经传讥之。《春秋·桓公三年》云:“公会齐侯于嬴。”《左传》云:“会于嬴,成昏于齐也。”杜预注云:“公不由媒介,自与齐侯会而成昏,非礼也。”在没有绍介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下,桓公亲至齐国为自己商量结婚事宜,这显然是不合礼制的冒失举动,因此遭到当时人的讥讽。又如《春秋·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何休注曰:“礼,男不亲求,女不亲许,曾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佚使来请,已与禽兽无异,故卑鄫子佚乎季姬,以绝贱之也。”季姬与鄫子遇于防,二人私结婚姻,受到时人的责备。

(二)纳采之“纳”义

《仪礼·士昏礼》记媒氏行下达之后,经女家允许,才能继续行纳采之礼。且纳采云纳,是对女家的尊重。唐贾公彦曰:

昏礼有六,且三礼不云纳,言纳者恐女氏不受,若《春秋》内纳之义。若然,纳采言纳者,以其始相采择,恐女家不许,故言纳。问名不言纳者,女氏已许,故不言纳也。纳吉言纳者,男家卜吉,往与女氏,复恐女家翻悔不受,故更言纳也。纳徵言纳者,纳币帛则昏礼成,复恐女家不受,故更云纳也。请期、亲迎不言纳者,纳币则昏礼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故皆不言纳也。[5]

依贾氏所言,六礼中有三礼即纳采、纳吉、纳徵均言纳,是尊重女家,恐女氏不许,故言纳也。如果女家不许,则婚姻难成。《春秋》经传记载女家父母对于婚姻有决定作用。如《左传·隐公七年》载:

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之,郑伯许之,乃成昏。

倘若郑伯不许,大概不能成婚。父母还可以决定寡妇再嫁。如《诗·鄘风·柏舟序》记:

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

共姜嫁与卫世子共伯,共伯早死,共姜的父母打算让共姜再嫁,但共姜打算守义,因此作诗《柏舟》以明心志。

可见女家父母不仅对于成婚与否具有决定的权力,而且也可以决定子女再嫁。但从《诗·鄘风·柏舟》看来,子女有拒绝的自由,这与后世封建专制社会发展起来的极端的“三纲”思想是有所区别的。

(三)纳采用雁

《仪礼·士昏礼》中纳采用雁,郑玄注曰:

昏礼无问尊卑皆用雁,取顺阴阳往来也。雁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夫为阳,妇为阴,今用雁者,取顺阴阳往来,亦取妇人从夫之义。

敖继公《仪礼集说》则另出新解,说:

纳采皆用雁也。经惟有《士昏礼》,故因以下达之文见之也。以此推之,则余礼之家已许,乃敢纳其采女之礼。采者,取也。用雁者,先儒谓取其不再偶义,恐或然。[6]

秦惠田《五礼通考》则对郑、敖二氏的解释提出了批评,说:

下达用雁,先儒顺阴阳往来及敖氏不再偶之说,似属附会。盖男先乎女,六礼皆然。故曰下达不特用雁一事,敖氏从朱子摄盛之义,而谓自天子至于庶人,纳采皆用雁。不知朱子之意以为雁乃大夫之挚,本非士、庶人所得用,故为摄盛。若卿以上自当用其本等之挚,不必下同于大夫矣。盖士当用雉,而雉不可生致,故舍雉而用雁,记云贽不用死是也。[7]

《礼记·曲礼下》有记载:

凡贽:天子鬯,大夫雁,士雉,庶人之贽匹。

关于纳采用雁,郑玄及敖氏都认为自天子至庶人无论尊卑都用雁,取其顺阴阳往来和不再偶之意。秦惠田则认为士、庶人用雁是摄盛[8],而卿以上则按《礼记》所记,天子鬯,诸侯圭,卿羔。笔者认为春秋时士、庶人用雁应该是摄盛,大概是表示对婚礼的重视,如《礼记·郊特牲》解释自大夫以上服冕服亲迎,云:“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亲之。”至于后世无论尊卑皆用雁,可能是根据《士昏礼》所载纳采用雁而作了统一的规定。郑玄及敖氏认为纳采用雁是为了“取其顺阴阳往来和不再偶”,更多的是伦理道德的渲染,颇有些牵强附会。

《左传·昭公元年》记载: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

杨伯峻注以为委禽就是纳采用雁。[9]可知当时大夫行纳采之礼时用雁。

以上纳采一礼,《仪礼·士昏礼》与《春秋》经传多有符合。《士昏礼》记纳采,男女两家主人均受命于庙,而以使者通言。《礼记·昏义》曰:“婚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婚礼也。”盖婚姻是宗(家)族承宗传代的大事,所以要受命于庙。《春秋》经传也认为婚姻是粢盛宗族的大事。如《左传》记鲁文公即位伊始,欲以婚姻结好齐国,曰:“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10]可见《春秋》经传与《士昏礼》在婚礼制度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其基本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

出于宗族利益,婚姻一般由父母主婚。但《左传》中有贵族女子自主婚之事: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11]

吴伐楚,入郢,昭王出奔,钟建负季芈以从。后王将嫁季芈,季芈辞曰,所以为女子者,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以妻钟建,以为宗尹。[12]

贵族女子自主婚在《左传》中记载两例,都在春秋后期。一例是郑国国政不修,公孙黑依仗权势欲夺子南聘妻,而子产因为公孙黑家族势力强大,不好决断,只好让女子自主婚。另一例是楚国被吴国侵伐,逃难途中季芈受钟建背负,乃定终身,是在非常时期所作的决定。这两例应该是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变礼。

二、问名及纳吉

《士昏礼》纳采之后,有问名,即向主人问女之名。问名之后,男家以女之名,及出生年月日,归卜于庙,得吉,复以告于女家,此为纳吉。经过问名与纳吉之后,婚姻才确定下来,因此,古人问名纳吉,即定下婚约。因为问名与纳吉相因,故将问名与纳吉放在一起讨论。

《仪礼·士昏礼》贾公彦疏曰:

言“问名”者,问女之姓氏,不问三月之名,故下记问名辞云“某既受命,将加诸卜,敢请女为谁氏”。郑云:“谁氏者,谦也。不必其主人之女。”是问姓氏也。然以姓氏为名者,有二种:一者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者是名号之名,……今以姓氏为名,亦名号之类也。[13]

毛奇龄《昏礼辨正》云:

婚礼问名,必先问年、月、日而后及子名,周官所谓媒氏,先必书年月日名是也,盖较名为犹重。男女伉俪,须先计年时,以辨长幼,其但称问名,而不及年月日者,举一以该二也。且问名者,谓生时三月所命之名,男女均有之,故周礼云“男女自成名以上”。《曲礼》曰:“不相知。”今但问女名,而不及男,以男名在纳采时已先通知,如惠贶室某者,即男名也。[14]

贾公彦认为“问名”是问女子的姓氏[15],而毛奇龄则认为问名是以女子出生三月后所命之名,前面加上出生时的年月日进行卜问。笔者认为根据春秋时婚姻要男女辨姓,则问名应是女子的姓。如《左传·昭公元年》记:

侨又闻之,内宫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也,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

可知,娶妻不娶同姓,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因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16]。春秋时实行的是同姓不婚制。

《春秋》经传中没有直接记载问名与纳吉的仪式,而记有多例诸侯大夫娶妇嫁女,必先问卜,以卜筮定婚姻的事。大概这种问卜是兼问名纳吉二事。现将二者比较如下: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弗听,立之。[17]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18]

第一则材料是说晋献公欲立骊姬为夫人,先用龟卜,不吉,后用蓍草筮,得吉。卜人认为龟长于筮,应该从长,但晋献公不听,而从筮;第二则材料讲的是齐国崔杼见东郭棠姜美,欲取为妻。东郭偃说,男女同姓不婚,而崔杼和东郭氏同为姜姓,所以不可婚娶。崔杼筮,虽为不吉,仍娶之。可见春秋时婚姻进行卜筮是很普遍的事,应该说遵从卜筮的结果在当时是一种惯例,但有些婚姻并不从卜筮。而且婚姻虽然要求同姓不婚,但现实生活中贵族男性娶同姓女子的事实婚姻依然存在。

《士昏礼》中的问名与纳吉是男方使者问女氏姓,然后回至男家宗庙卜之,得吉,使者再返至女家行纳吉礼。《春秋》经传中除上两例娶妻卜筮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女家父母嫁女而行的卜筮。如《左传》记载: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19]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暌》。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贶也。女承筐,亦无贶也。……’”[20]

这两则材料一是陈国大夫懿氏欲以女嫁陈完,其妻用龟甲卜其吉凶,一是晋献公欲嫁伯姬于秦,嫁前进行占筮,不吉,但伯姬仍然嫁给秦国。

综上诸例,则婚前问卜,当时确已成俗,不唯诸侯大夫如此,即民间嫁娶,亦莫不皆然。《诗·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即为明证。但《士昏礼》中的问卜,是由男家行于男方宗庙,而《春秋》经传中的问卜,既有男方行的卜筮,又有女方行的卜筮,并且婚姻不都遵从卜筮的结果。这表明春秋时人对于事情的因果,虽然以各种形式的神意,如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等作解释,但更重视人事的作用。就以僖公十五年嫁伯姬为例,伯姬嫁与秦国后,秦在韩原之战中胜晋,晋惠公被俘至秦,有一段晋惠公与韩简的对话对此做了说明,《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晋惠公埋怨他的父亲献公不该在筮占不利的情况下把女儿伯姬(惠公之姊)嫁给秦穆公,从而招致韩原之败,自己身陷秦国。韩简劝说惠公,认为失败之因在人不在天,说明当时人在天人两极的张力关系中更重视人事的作用。

三、纳徵

纳吉之后是纳徵。《仪礼·士昏礼》之纳徵,在《春秋》经传中称纳币,亦即后代之纳聘礼。

《仪礼·士昏礼》记:

纳徵,玄、束帛、俪皮,如纳吉礼。

郑玄注曰:

征,成也,使使者拜币以成婚礼。

《礼记·曲礼》记载: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

故必聘币交,而后婚姻成。聘币又称聘礼,即男家给付女家财物。《周礼·地官·媒氏》说:

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

五两即五匹,十端。纯帛,指帛的长度、幅度是合乎标准的。但古人于玉、马、皮、圭、璧、帛皆称币,因为此六种常用作礼物。

周制,自天子至庶人,聘币各有等差。天子以束帛加穀圭为聘。诸侯以束帛加大璋为聘。如《周礼·冬官·玉人》记:“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诸侯以聘女。”

而大夫、士娶妻,以玄、束帛、俪皮为聘。庶人娶妻,则以缁帛为聘。《周礼·地官·媒氏》曰:

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

贾公彦疏:“士大夫乃以玄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诸侯加大璋。”[21]

春秋时,亦有以屨加琮或以屨加束脩以为聘者。《说苑·修文》:

夏,公如齐逆女,何以书?亲迎礼也。其礼奈何?曰:诸侯以屨二两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两加束脩二。曰:某国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礼夫人贞女。夫人曰:有幽室数辱之产,未谕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两,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尔舅姑,以顺为宫室,无二尔心,无敢回也。

《说苑》记载的是庄公二十四年,鲁庄公到齐国迎娶哀姜,其使用的聘礼是以屨加琮。大夫庶人以屨加束脩。大概春秋时的聘礼规格并没有完全统一。

《春秋》经传中对于纳币多有记载:

冬,公如齐纳币。[22]

襄仲如齐纳币,礼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礼之始也。[23]

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礼也。[24]

左氏于前两次纳币都说“礼也”,于“公如齐纳币”无讥。《公羊传》《榖梁传》以及《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杨伯峻注均有“亲纳币,非礼也”[25]的说法,《士昏礼》亦无亲纳币之礼。可知,从天子到士纳币都不需要亲行。

纳币虽然不亲行,但并不表明春秋时不重视。事实上,古人非常重视聘礼,它甚至决定妇女的地位。《左传》中有如下两条材料:

宋华元来聘,聘共姬也。[26]

声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生声伯而出之,嫁于齐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归声伯。[27]

杨伯峻注:“不聘,不行媒聘之礼。”[28]

共姬通过聘礼成为宋共公夫人。而鲁大夫声伯的母亲未经聘娶,以至于穆姜耻于跟她作妯娌,待声伯出生,她就被遗弃,嫁给了齐国的管于奚。声伯之母的遭遇正与《礼记·内则》“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的记载相符,不聘则妯娌不认,所谓“不以为姒”。

因此,春秋时虽然有自奔而成婚姻的,但其身份是妾,不是妻,即使不被出,在家族中也不会有很高的地位。如昭公十一年,鲁国有泉丘人之女带了邻居女友,一同“奔”于孟僖子,相与盟誓说:“有子,无相弃也。”[29]可见这类婚姻没有保障。

四、请期

请期即是告知结婚日期,这是男方的谦辞。男家遣使者到女家请示婚期,仍以雁为见面礼。在经过男女两家一番谦辞之后,使者才把男家主人确定的婚期告诉女家主人。具体仪式同纳徵一样。郑玄注曰:“主人辞者阳倡阴和,期日宜由夫家来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辞,即告之。”[30]

《春秋》及《左传》中没有关于“请期”之事,只有《榖梁传·庄公二十二年》记:“冬,公如齐纳币。纳币,大夫之事也。礼,有纳采,有问名,有纳徵,有告期,四者备而后娶,礼也。”告期即请期。

五、亲迎

亲迎,是指吉期既至,婿亲往女家迎新妇。《通典·嘉礼三·天子纳妃后》曰:“周制……亲迎于户,六礼之仪始备。”盖亲迎为婚姻成立的基本条件,也是婚礼的重要阶段。甚至有人认为只有亲迎这一项,才是正式婚礼,以前的各种程序都不算进入婚礼,只算做五项议婚、订婚等过渡性仪礼。

亲迎礼是古今婚礼中最为繁褥琐细的仪式。《仪礼·士昏礼》对亲迎的礼仪作了详细的记述。包括昏时迎娶,(男)父命子,奠雁,(女家)戒女,新郎御轮等。《春秋》经传对“亲迎”记载较多,也比较详细。上层贵族包括周天子与诸侯,天子迎后有三例,分别是周桓王[31]、周惠王[32]、周灵王[33]。诸侯亲迎既有诸侯逆王姬,如庄公元年齐襄公娶周平王孙女[34],庄公十一年齐桓公娶周庄王女[35];也有诸侯国之间的互通婚姻,如桓公三年鲁桓公逆齐姜[36],庄公二十四年鲁庄公逆哀姜[37]。诸侯迎娶王姬与迎娶诸侯国之女在规格和形式上各有等差,后面篇章会有详述,故此从略。按礼,一般天子和诸侯不亲迎,派卿或大夫即可。

卿、大夫及士娶妻要亲自到女家迎娶。如《左传·宣公五年》云:“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女,自为也。故书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又云:“郑游贩将归晋,未出竟,遇逆妻者,夺之,以馆于邑。”可知春秋时“亲迎”这一仪式普遍存在于自天子至士各个阶层。

以上所记的是完备的六礼程序。照礼制规定,婚姻应该按“六礼”行事而后乃成。即后世所谓六礼备,而婚姻成,六礼不备的婚姻是不合“礼”的。然在春秋时,由于受地理、交通及经济等条件的限制,六礼不备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左传》唯书纳币与亲迎,《春秋》及《公羊传》亦只载纳币及亲迎,仅《榖梁传·庄公二十二年》书纳采、问名、纳徵、告期。究其原因,大概是将六礼程序简化了。但对于像纳币及亲迎这些重要环节,还是要按礼进行,所以《春秋》经传中所见最多的便是纳币与亲迎了。

如《左传·襄公十二年》载:“灵王求后于齐……齐侯许婚。王使阴里结之。”“结”,杨伯峻注为口头约定[38],可见天子娶后从择女求婚到订婚,包括请期,过程很简单。再如《左传·昭公二年》春晋平公派韩宣子到鲁国聘问,聘问结束,韩宣子又如齐纳币,聘了齐景公的女儿。到夏四月,晋平公就派韩须如齐逆女。这项记载中就没有纳采、问名、纳吉、请期的过程,估计是把这几项合于“纳币”一次解决了。齐姜嫁晋以后,半年就死了。次年春齐景公又派晏婴请继室如晋,还希望晋君不忘先君之好,再将先君之嫡及遗姑姊妹若干人备嫔嫱。韩宣子派叔向告晏子,此正“寡君之望也”[39]。昭公三年五月,晋韩宣子“如齐逆女”[40]。这次婚聘同样没有完备的六礼过程。可见周制虽有完备的六礼,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并不全是按“六礼”行事的。在民间,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婚仪当然从简,如《周礼·地官·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人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综上所述,《仪礼·士昏礼》与《春秋》经传中的婚礼在制度与内容方面基本相同,只是在实际实行中,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程序会有所变化。或被简化,或择其重要步骤实行。当时完备的六礼未必能普遍实行。

【注释】

[1]参见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33页。“昏”字还有作“昬”者,且“婚”“昬”有别,“昬”为昬旦之昬,“昏”为昏因之昏,昏嫁宜作“昏”,婚姻宜作“婚”。

[2]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25页。

[3]参见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24、30页。陈东原在论及《仪礼·士昏礼》中的“六礼”时说:“像《昏礼》所说的‘六礼’那样整齐合拍,孔子时代,一定还未通行,——或已行于一邦,尚未行于列国;或曾行于贵族阶级,而未行于全民。真正实行‘六礼’的,是起于汉代-战国以后人已把各处流风收集起来载入《仪礼》之后。”

[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编:《仪礼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1页。以下引本书不再注明版本。

[5]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编:《仪礼注疏》,第60页。

[6]敖继公:《仪礼集说》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7]秦惠田:《五礼通考》卷一百五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8]据郑玄注,孤卿、大夫、士为臣卑,须摄盛取助祭之服,天子、诸侯为尊,不须摄盛。具体而言,如亲迎时天子服衮冕,诸侯服玄冕,都是他们应服的服饰。但从孤卿开始,孤卿摄盛服诸侯服饰,亦用玄冕;大夫服孤卿服饰,以此类推。其所乘的车辆亦如此。大概是为了表示对婚礼的重视。

[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11页。以下引本书不再注明版本。

[10]《左传·文公二年》。

[11]《左传·昭公元年》。

[12]《左传·定公四年》。

[13]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编:《仪礼注疏》,第64页。

[14]毛奇龄:《昏礼辨正》,《西河合集》本。转引自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06页。

[15]这里女子的姓氏,实际是女子的姓,因为先秦时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到了汉代姓氏才慢慢合一。贾公彦是用唐代合而为一的姓氏解释先秦的姓氏,因此略有不同。

[16]《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17]《左传·僖公四年》。

[18]《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19]《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20]《左传·僖公十五年》。

[21]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13页。

[22]《春秋·庄公二十二年》。

[23]《左传·文公二年》。

[24]《左传·成公八年》。

[2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221页。

[26]《左传·成公八年》。

[27]《左传·成公十一年》。

[2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852页。

[29]《左传·昭公十一年》。

[30]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编:《仪礼注疏》,第68页。

[31]《左传·桓公八年》。

[32]《左传·庄公十八年》。

[33]《左传·襄公十五年》。

[34]《春秋·庄公元年》。

[35]《左传·庄公十一年》。

[36]《左传·桓公三年》。

[37]《春秋·庄公二十四年》。

[3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997页。

[39]《左传·昭公三年》。

[40]《左传·昭公三年》。

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相比,失业保险项目更要警惕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造成失业保险的低效率,私人市场没有能力提供这类保险项目。因此,失业保险只能由政府来主导建立,没有其他的市场主体的参与,只能单纯的依靠雇主在国家的立法下进行单方面提供,因此导致了失业保险的特殊性。但是,政府立法的强制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逆向选择,但是却不能有效的避免道德风险。当失业保险给付的替代率定的过高,使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者的获得失业津贴后的经济状况优于劳动力市场中的低收入者,造成失业保险的低效率。因此,通过失业保险促进人们的积极就业成为影响失业保险制定的另一重要因素。

表5-11980、2002年失业保险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World Bank database;OECD:Social Expenditure Database(SOCX); Scruggs,L.and J.Allan(2006).Welfare-state Decommodification in 18 OECD Countries:a Replication and Revision.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注:其中比利时、加拿大、日本、瑞士的覆盖率分别引用1999、2001、2001、2000年的数据;“—”表示指标数据缺失

表5-1是1980年以及2002年福利国家关于失业保险非商品化程度测量的五个主要变量指标,各国失业保险的给付资格、等待期以及给付期方面变化较小。其中,丹麦以及荷兰提高了获取失业保险领取资格的条件,这就导致增强了失业保险津贴的领取对市场结构的依赖,非商品化程度下降。而从替代率这一指标来看,芬兰、法国、意大利以及瑞士的替代率不断攀升,其中意大利失业保险的替代率上升幅度最大;澳大利亚、奥地利以及加拿大的替代率比较稳定;而丹麦、德国、爱尔兰、日本、荷兰、挪威、瑞典、英国以及美国这一指标出现下降的情况,爱尔兰的下降幅度最大,从0.600下降到0.290。

表5-22002年失业保险非商品化评分标准

根据表5-1的指标数据可以算出失业保险的非商品化的评分标准,表5-2。依据平均数及标准差可以算出失业非商品化的上限及下限。若一国指标高于其上限值则标为3分,低于下限值则标为1分,界于二者中间则标为2分。其中失业保险中的给付资格以及等待期是领取失业保险的限制进入因素,因此是逆向评分的,替代率这一指标相对比较重要,其权数设为2。将各指标值加总乘以该制度的覆盖率,即依据相关覆盖人口占劳动力的百分比进行加权即得出福利国家失业保险各指标的分值,如表5-2所示。

表5-32002年失业保险指标非商品化评分

表5-3中1980年总分数据为安德森的评分结果,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失业保险的非商品化程度变化不一,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失业保险的非商品化程度提高了,而加拿大、爱尔兰、英国相对的失业保险的非商品化程度降低了。在社会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体制中,同样存在这样的趋势。

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苏步青的故事

苏步青1902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虽然家境清贫,可他父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学。他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可是,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他就读的浙江省六十中来了一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生难忘。

杨老师的课深深地打动了他,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兴奋剂。读书,不仅为了摆脱个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国广大的苦难民众;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找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求新生。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数学,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苏步青只知道读书、思考、解题、演算,4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现在温州一中(即当时省六十中)还珍藏着苏步青一本几何练习簿,用毛笔书写,工工整整。中学毕业时,苏步青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国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甘心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苏步青在上课

——来源:中国招生信息网,2009-08-26

理论解读

富强,即富有而强大,包括人民生活富裕、社会发展良好、国家综合实力强大,是马克思主义者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的重要衡量尺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富强是开篇之语,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优先性的意义。它既关乎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又关乎社会的建设和进步,还关乎每一个公民个体的权利与价值实现。

1868年,英国租界在位于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之处的外滩上,建起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座公园。园内,树木成荫,绿草茵茵,滚滚浪涛拍打在铁栏之下,景色美不胜收。这里的音乐亭,每周还举行几场军乐演奏,并摆开上百张雪白的帆布椅,供大家坐下来欣赏。特别是到了夏天,在凉爽的海风中观美景,听音乐,更令人心旷神怡。然而这座公园,在中国的土地上,竖起“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成为中华民族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标志性记忆。这块牌子就是旧中国贫穷落后、政府软弱无能的活教材。

追忆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可以清楚地表明,当前把倡导富强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对青少年的启示意义和指导意义有:

第一,当代中国广大青少年就是国家富强的追寻者。回首19世纪中华民族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是与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学生的不断探索和英勇奋斗紧密相连的,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可歌可泣,只为寻求救亡图存之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青年学生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继续前进,无数青年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用生命唤醒无知,用热血点燃青春,谱写出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篇章。当代中国广大青少年身上流淌着“先烈的血脉”,凝结着“民族的精神”,汇聚着“中国的力量”,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和目标,那就是国家富强。

第二,当代中国广大青少年就是国家富强的寄托者。富强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裕、军队强大、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当代中国广大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朝气蓬勃的推动力量。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已今非昔比,1990年前后出生的青少年,30岁左右将目睹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50岁左右将见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中国人民为了实现国家富强这个梦想,一刻也不曾停止过奋斗,而当代广大青少年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此刻不禁会思考:我能为国家富强做些什么?

第三,当代中国广大青少年就是国家富强的实践者。“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弱。”国家富强是属于我们当代中国广大青少年每一个人的,它传承了历史,也昭示着未来。当今世界竞争日益激烈,中国同样面临着各种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广大青少年受过一定的教育,深知自己重大历史使命的同时,更应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自觉把个人奋斗和国家发展联系起来,把实现国家富强同自己的本职工作结合起来,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为增进人民幸福和促进国家强盛作出贡献。

实践拓展

问题讨论:有人认为,实现中国梦“先富国”优于“先强民”。这种观点正确吗?请同学们分组进行讨论,最后各选出一名同学代表发言。

介子推救主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重耳一道出逃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得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时,晋文公才猛然忆起旧事,觉得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自去请。可是,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原来介子推因为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就会自己走出来的。晋文公乃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仍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做鬼终不见,强似伴君做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 走时,他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jī),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

第二年,晋文公带领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掐了一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祭扫后,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

以后,晋文公常把血书放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右铭。他勤政清明,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此后,晋国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对有功不居、不图富贵的介子推非常怀念。每逢他死的那天,大家禁止烟火来表示纪念。

党徽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中国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地方分别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此外,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由于当时革命活动处于秘密状态,所以,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统一安排居住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临时租借的私立博文女校内。1927年的7月中下旬,设在上海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他们是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历史性聚会的。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进行第一次会议,开会的房间虽然没有特别布置,但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共产国际的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会议的任务是,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日、26日休会,利用休会的空间, 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至29日,大会继续进行,连续3天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称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

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她是浙江嘉兴人)的提议下,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7月31日,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这份15条700字的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接着讨论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做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疾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继续进行。

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中共一大会议后期,由上海转移到浙江省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

在九九重阳节的习俗中,还有一个除瘟魔的故事,该故事是西汉时期,汝河有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家家就有人病倒,天天有人丧命,这一带的百姓受尽了瘟魔的蹂躏。一场瘟疫夺走了恒景的父母,他自己也差点儿丧了命。恒景病愈后辞别了妻子和乡亲,决心访仙学艺,为民除瘟。他访遍名山高士,终于打听到东方一座最古老的山上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仙长,仙长收留了恒景,除教他降妖剑术外,又赠他一把降妖剑。恒景废寝忘食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好武艺。

恒景学道

有一天仙长把恒景叫到跟前说:“明天九月初九,瘟魔又要出来作恶,你本领已经学成该回去为民除害了。”仙长送了恒景一包茱萸叶,一盅菊茯酒,并且密授避邪用法,让恒景骑着仙鹤赶回家。

恒景回到家乡,在九月初九的早晨,按仙长的叮嘱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然后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一盅菊花酒。中午时分,随着几声怪叫瘟魔冲出汝河,刚扑到山下,突然吹来阵阵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气。瘟魔戛然止步,脸色突变,恒景手持降妖剑追下山来,把瘟魔刺死剑下,从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疫的风俗年复一年地传下来。

其实,重阳正值深秋,暑气渐消,天高气爽,秋风徐来,正是登高远望的好时光。所以,每到重阳节无论男女老少,都在头上帽子上插着菊花,拎着盛满茱萸的袋子,成群结队地登临高处,尽情玩赏。

为什么要插茱萸呢?茱萸是一种茴香科的药用植物,又名“越椒”或称艾子,夏日开花,秋季结果,古人称其为“辟邪翁”。所谓辟邪,是说这种植物有浓烈的香味,有驱虫、除湿、逐风邪、治寒热、利五脏和延年益寿等作用。身戴茱萸登山,就是有益于健康。所以,古人将茱萸作为驱邪的神物,每逢重阳节,人人佩戴茱萸,后世有人称之为“茱萸会”,或称重阳节为“茱萸节”。

茱萸虽然是植物的一种,由于它具有独特的香味和作用,让许多文人提及它。

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该故事讲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并举行开国大典的故事。开国大典举行得很隆重。14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及周恩来等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会议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各位委员集体出发,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此时,参加开国大典的北京30万军民齐聚在天安门广场,翘首期待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15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始。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用他那带着湖南口音的洪亮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群情激昂。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状旋律中,毛泽东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广场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了28年的光辉历程。

随即,毛主席向全世界宣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公告。接着,举行盛大阅兵式,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下,乘敞篷汽车检阅部队,检阅毕,朱德总司令回到主席台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指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然后,在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受阅部队列成方阵,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由东向西分列式通过天安门广场。与此同时,刚刚组建的人民解放军空军14架战斗机、轰炸机,凌空掠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阅兵式持续近三个小时,此时,天色已晚,长安街华灯齐放,群众游行开始了,一队队游行群众高举红旗和红灯,纵情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探身栏杆以外,不停地向广场上的群众挥手致意,情不自禁地在扩音机前大声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广场上,人们热情洋溢,载歌载舞,万众欢腾,尽情地欢度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节日的首都沉浸在幸福、喜悦和欢欣鼓舞中。 直到子时,大型礼花放过以后很长时间才停下来,这一天,全国已经解放了的城市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从开国大典起,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和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能够参与国家大事,当家做主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从开国大典的这一天起,10月1日成为开国纪念日即“国庆节”,并实行了年年有庆祝,召开国庆招待会和节日放假,并实行每五年一小庆,每十年一大庆的传统活动至今。

青少年网络成瘾影响因素分析[1]

一、研究背景

成瘾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吉登斯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了成瘾的基本特征,包括高峰体验、自我沉醉、个人平常生活和行为的暂停、暂时放弃日常生活的自我认同、丧失的自我感被羞愧感和悔恨感所代替、作为一种特别经验在其发作时其他东西都无济于事、解脱或束缚得更紧等。[2]互联网的诞生和蓬勃发展,对青少年的生活和学习有着许多正面、积极的意义,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新社会问题,[3]这些问题给青少年的学习、生活和交往活动带来了新的风险。网络成瘾便是其中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之一。迄今为止,学界从心理学、病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视角,对网络成瘾作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从研究内容来看,有关网络成瘾的概念界定和诊断标准,是网络成瘾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1994年,美国精神病医生Ivan Goldberg依据美国精神病学会《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IV)中关于药物依赖的判断标准,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心理障碍,并把它命名为“网络成瘾障碍”(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IAD),以此来解释一种影响到网络成瘾者日常生活的失控行为,如牺牲睡眠时间、耽误工作或忽视人际关系等。[4]1996年,Kimberly S.Young依据该手册中关于病理性赌博(Pathological Gambling Disorder)的判断标准,又发展出“病理性互联网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的概念,将其看作是一种“无成瘾物质作用下的冲动控制障碍”(impulse‐control disorder involving no intoxicant)。[5]目前常用的术语还有“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IA)、“网络依赖”(Internet Dependency,ID)、“网络行为依赖”(Internet Behavior Dependence,IBD)、“在线成瘾”(Online Addiction,OA)等等。但这些概念的内涵基本相同,就是指由重复使用网络所导致的一种慢性或周期性的着迷状态,并带来难以抗拒的重复使用欲望;同时还会产生想要增加使用时间的张力与耐受性、克制、退瘾等现象,对于上网所带来的快感会产生心理与生理上的依赖。[6]因此,凡是过度使用、误用或滥用网络,导致个人社交与身心健康受到影响的网络行为,即属于网络成瘾行为。Young还依据病理性赌博的具体诊断标准,建构了诊断网络成瘾的具体指标,[7]包括:是否着迷于网络活动,下线后仍然想着上网的情景或期待下一次上网?想控制、减少或停止使用互联网的努力是否一再失败?为了达到满意,是否感觉需要延长上网时间?减少或停止使用互联网的时候,是否感觉沮丧或烦躁不安?花在网上的时间是否总比预期的要长?是否因为使用互联网而使自己的人际关系、工作、教育或就业机会受到了影响?是否对家人、治疗医生或其他人隐瞒了自己对互联网的着迷程度?是否将上网当作一种逃避问题或释放焦虑不安情绪(如无助、内疚、焦虑、沮丧)的方式?如果被调查者对这些问题的肯定回答达到或超过五个,便可以诊断为网络成瘾者,反之则是非网络成瘾者。Young的网络成瘾诊断指标提出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借鉴。在有些实证研究中,学者还根据具体研究需要,引入不同的视角,对此诊断指标略作修改。如Suler认为,网络成瘾的临床症状是:为了有更多时间上网而明显改变生活形态,减少一般身体运动,忽视个人健康,为了上网而减少睡眠等重要的生命活动,因为上网导致社交减少从而造成朋友关系疏远,因为上网忽视了家庭及朋友,忽略了职业及个人义务。[8]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原因也是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空间特性、青少年自身的特点,以及家庭、学校和社会因素的影响等几个方面。[9]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网络空间的多媒体、匿名、互动和逃避现实性(escape)特点,是导致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重要因素;而青少年对新事物敏感且容易接受,努力寻求自我认同并付诸实施,好奇心强,渴望友谊和交流,但自制力相对较弱的自身特征,使他们面对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时,很容易通过网络游戏获得自我实现的成就感,通过网上聊天找到倾诉的对象,当他们在这个神奇的虚拟世界获得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快乐和满足后,自然希望能够不断重复这种快乐和满足,从而导致网络成瘾;从社会因素来看,媒体不恰当的引导和网吧管理的薄弱和混乱,也是导致青少年网络成瘾发生的重要原因。但是,综观国内学界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一个明显的不足是多停留在理论分析与概念辨析上,而缺乏以实证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为基础的理论梳理,因而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的考察,从整体上看仍显得较为单薄。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在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基本状况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回归分析,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进行初步的梳理与分析。

二、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青少年网络行为研究”课题组于2004年10—11月在浙江、湖南和甘肃三省进行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的对象为年龄在13~24岁的城市青少年。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先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文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 I)和互联网普及程度,将我国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并按照简单随机原则分别从每一地区抽取省会城市一座,分别为杭州、长沙和兰州,然后再按照同样原则分别从这三个城市所在的省份,抽取地级城市各一座,分别为舟山、岳阳和天水。接下来的抽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每个抽取的城市中,按照分层抽样方法分别抽取大学、高中、初中各3所(如果所在城市大学不足3所,则抽取所有大学;初中和高中的抽样框仅限于城区学校),再按照简单随机原则在每所抽中的学校抽取32人(如果所在城市大学不足3所,则以样本总数96人相应分配每所学校的样本数)。另一部分则按照简单随机原则,在每个抽中的城市抽取2个街道,每个街道抽取5个网吧,再从每个抽中的网吧抽取符合样本要求(13~24岁)的样本5份。为避免与学校样本重叠,在编码时若发现网吧样本来自我们抽取学校样本的学校,则剔除该样本。调查采用抽取受访者后集中填答(学校样本)或个别访问(网吧样本)的资料收集方式,以便在受访者遇到问题时,能给予指导和帮助,以提高问卷的填答质量。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1546个。

(二)因变量

1.青少年网络成瘾规模

Kimberly S.Young把网络成瘾界定为一种因过度使用网络,而对网络产生心理依赖的自我控制失常行为。Griffiths也认为,网络成瘾是一种与电脑成瘾、游戏成瘾、电视成瘾等类似的科技性成瘾,即一种不涉及药物依赖,而是因为人机互动而导致的行为性成瘾。[10]换言之,凡是过度使用、误用或滥用网络,导致个体社会交往与身心健康受到影响的网络行为,即属于网络成瘾行为。为了对青少年的网络成瘾有一个定性判断,我们以Young诊断网络成瘾的八个指标作为评判标准,通过对青少年在这八个指标上的回答进行赋值(赋值方法为“是=1,否=0”,其理论取值范围为[0,8]),将每个个案在这八项上的得分相加,获得其“网络成瘾得分”。然后,根据被访者的网络成瘾得分,将他们区分为两组,得分等于及大于5分的样本为一组,属于“网络成瘾群体”,而其他样本则为“非网络成瘾群体”,从而将所有青少年网民区分为网络成瘾和非网络成瘾两个群体。结果显示,在所有1546个有效样本中,网络成瘾者为158人,占10.2%。

2.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

为了对所有被访青少年网民的网络成瘾倾向进行更进一步的量化测量,我们尝试在Young提出的网络成瘾测量指标基础上,从青少年网络使用行为特征、网络使用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这两个基本维度(具体包括网络耐受性、网络使用时间控制能力、强迫性网络使用、网络戒断症状、网络使用所造成的人际关系问题和健康问题等内容)入手,建构一组用于测量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的指标,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项目进行检查和筛选,将其简化为几个基本因子。

在问卷中,我们从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特征,以及网络使用对青少年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学习、交往、健康的影响这两个基本维度入手,设计了一组题项,对青少年网民的网络成瘾倾向进行测量。该组题项的频数和频率统计结果见表1。

表1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N=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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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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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网络成瘾倾向测量项目上,有的项目发生程度较高,如“上网使我忘掉了生活和学习中的烦恼”,共有708位青少年作了肯定回答,占被访对象的45.8%,其他如对“花在网上的时间总比预期的要长”“因为上网学习成绩变得越来越差”等题项作出肯定回答的比例也较高,而有的项目发生程度则较低,如“当我停止聊天时,会变得烦躁或心神不宁”“离家出走与网友见面”,肯定回答频率均在10%以下。

为了简化测量项目,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作为抽取因子的方法,对上述21个测量指标进行了因子分析。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我们先计算出相关矩阵,以观测这些指标之间的内部结构和相关关系,并对相关矩阵进行检验。经计算发现,这21个指标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其KM O值为0.933,Bartlett's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8372.313,自由度(df)为210,在0.000(Sig.=0.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表明这些项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此将所有题项均采纳,进入后续的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中,我们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选择因子的标准,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转法作为转轴方法,以降低因子的复杂性。第一步因子分析的结果,共析出四个因子,四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45.821%。根据旋转后各题项的因子负载量和共同度,我们逐步剔除了因子负载量小于0.5的题项。然后将剩余的10个题项进行再次因子分析,这10个题项最终被简化为表征网络成瘾倾向的三个因子。其方差贡献率分别为25.361%、17.591%、12.908%,累积方差贡献率55.860%,共同度除“因为上网而与现实中的朋友疏远”一项为0.499以外,其余都在0.5以上,基本上达到了因子分析的要求(见表2)。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分析各因子题项间的一致性系数(Cronbach'sα),进一步对这三个因子进行了信度检验。得到各因子Cronbach'sα系数值依次为:0.7499、0.6233和0.6043,总Cronbach'sα系数值为0.7341,说明该量表具有可以接受的信度。

表2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因子负荷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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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我们分别将三个因子命名为现实问题因子、上网欲望因子和心灵慰藉因子。现实问题因子包含“因上网导致学习成绩或效率下降,仍经常上网”等五个题项,描述使用网络对青少年学习生活与人际交往的影响;上网欲望因子包含“上网时我总想不停地聊天,无法自制”等三个题项,描述青少年网民使用网络的欲望及行为特征;心灵慰藉因子包含“上网让我忘掉了生活和学习中的烦恼”等两个题项,描述网络对青少年网民的安慰和逃避价值。这三个因子,涉及了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特征及网络使用对青少年现实生活、学习和健康的影响两个基本面向,具有一定程度的概括性。

在简化了网络成瘾测量指标后,我们进一步以因子值系数为权数,计算出各因子的因子值。同时,为了把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综合成为一个变量来表示,我们又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把三个因子的因子值分别乘以其方差贡献率后相加,计算出网络成瘾的综合得分,作为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得分,即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现实问题因子值×0.25361+上网欲望因子值×0.17591+心灵慰藉因子值×0.12908。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因子值转换为1到100之间的指数。[11]从因子值的具体分布状况来看,多数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倾向得分在60分以下,超过60分的只有7.1%,有62.4%的青少年得分在20分以下。从现实问题、上网欲望和心灵慰藉三个因子得分来看,现实问题和上网欲望因子得分超过60分的也都不到10%,超过半数的青少年得分在20分以下,而心灵慰藉因子得分在60分以上的青少年则高达46.1%,20分以下的只有2.1%。进一步从均值、中位值和众值来看,与现实问题和上网欲望因子相比,青少年在心灵慰藉因子上的均值、中位值和众值也明显偏高,分别为55.487、56.197和37.660分。

(三)自变量

为了具体分析社会结构因素和行为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我们选择个人特征、社会差异和网络介入程度三个方面的因素为自变量。在所有自变量中,年龄、网龄、网络使用频率和上网持续时间属于定距变量,父母受教育程度属于定序变量,我们近似地视为定距变量引入回归方程,而其余变量均为离散变量,因此先对这些离散变量进行虚拟变量处理后再引入回归分析。其中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类,父母亲职业以无固定职业为参照类,家庭电脑拥有情况以家中无电脑为参照类,省份以甘肃省为参照类,城市规模以小城市为参照类,上网地点以在其他地点上网为参照类。

表3自变量统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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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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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

(一)青少年网络成瘾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首先以青少年是否网络成瘾为因变量,运用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来判别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中,有哪些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影响显著。首先,为了鉴别出作用显著的自变量,我们采用向前逐步回归法,从所有自变量中筛选出显著自变量。然后,以统计模型形式检验这些自变量各自变化对因变量的作用程度,分析不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贡献率大小。

为了筛选出对因变量解释能力较强的显著自变量,并尽量减少自变量间多重共线性影响,我们采用Logistic回归中的向前逐步回归法,建立最优的逐步回归方程,自动筛选出检验显著的自变量(逐步回归概率临界值0.05进入,0.10剔除)。经过计算,最终模型中保留的自变量有性别、省份(湖南)、城市规模(大城市)、上网地点(学校、网吧、朋友或亲戚家)、网络使用频率和上网持续时间,其余自变量均被剔除。

为了排除不显著变量的干扰,我们将筛选出来的显著自变量采用全部进入(Enter)的方法,重新构造因变量与八个显著自变量的Logistic回归方程。统计输出结果见表4。

表4网络成瘾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N=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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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模型评价的统计结果看,模型的‐2 Log likelihood为690.873,Model Chi‐square为109.883,自由度(df)为8,在0.000(Sig.=0.000)水平上统计显著。从预测分类表来看,模型分类预测正确率达到了90.0%。分别来看,八个自变量均在0.05、0.01或0.001水平上统计显著,从而肯定了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作用。

根据方程输出的发生比率(odds ratio),我们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时,进入回归方程的八个自变量,对青少年网络成瘾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在个人特征方面,性别因素对网络成瘾影响显著,男性青少年网民的网络成瘾发生概率是女性的2.1倍。从社会差异来看,湖南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发生概率是甘肃的1.832倍,大城市青少年是小城市青少年的64.4%。从网络介入程度来看,在网吧上网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发生概率是在其他地点上网的3.092倍,而在学校及朋友或亲戚家上网的青少年,则分别是在其他地点上网青少年的58.2%和34.3%。而网络使用频率和上网持续时间每增加一个单位,网络成瘾的发生概率分别增加0.304倍和0.58倍。

从最终模型来看,青少年个人特征、社会差异和网络介入程度这三组自变量中,除作为社会差异变量的家庭背景变量没有进入最终模型,因此对网络成瘾没有显著影响外,其他自变量组都对网络成瘾有不同显著程度的影响。

由于Logistic回归模型中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偏回归系数,表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单独作用,因此无法直接比较八个对因变量具有显著作用的自变量的相对作用。为此,我们通过比较各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计算公式:βi=bi×Si/π÷img80≈bi×Si/1.8138,[12]我们计算出各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见表5)。其中βi为第i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bi为第i个自变量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Si为第i个变量的标准差,π÷img81为标准Logistic分布的标准差,近似等于1.8138。

表5网络成瘾Logistic回归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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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可以看出,在网吧上网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最大,然后依次是在朋友或亲戚家上网、上网持续时间、性别、网络使用频率、省份(湖南)、在学校上网,作用最小的是城市规模(大城市)。

(二)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探寻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的影响因素,我们进一步以网络成瘾倾向综合得分为因变量,以青少年个体特征、社会差异和网络介入程度为自变量,进行OLS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6。

表6网络成瘾倾向影响因素OLS回归模型(N=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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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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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P<0.01,*** P<0.001。

表6的OLS回归分析模型检验了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倾向与其个人特征、社会差异及网络介入程度之间的关系。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影响显著的自变量包括性别、城市规模(大城市)、上网地点(家里、学校、网吧),以及网络使用频率和上网持续时间。其中城市规模(大城市)、上网地点(家里和学校)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的作用方向是负向的,也就是说,相比小城市青少年和在其他地点上网,大城市青少年、在家里和学校上网的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倾向程度较低。而其他变量对网络成瘾倾向的作用方向皆为正向,也就是说,男性较女性网络成瘾倾向高;在网吧上网比在其他地点上网更容易成瘾;网络使用频率越高,上网持续时间越长,网络成瘾倾向也越明显。这其中,上网持续时间的影响最大(0.195),性别因素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0.155),其他对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影响较大的因素依次为网络使用频率(0.072)、在家里上网(-0.070)、在网吧上网(0.065)、城市规模(-0.063)和在学校上网(-0.055)。综合来看,青少年个人特征、社会差异和网络介入程度这三组自变量都对网络成瘾倾向有影响,但其中作为社会差异变量的家庭背景作用不显著,说明家庭背景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没有显著影响。该模型的削减误差比例为10.3%。

进一步综合分析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逻辑回归和OLS回归两个模型,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对因变量影响作用显著的自变量,还是自变量的作用方向,两个模型呈现出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在青少年的个体特征因素中,只有性别始终起作用并且作用显著,而年龄因素不起作用(不过,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调查对象仅限于青少年造成的,换言之,在13~24岁这个年龄段,年龄差异不显著);在代表社会差异的两组变量中,只有地域起一定的作用,所有家庭背景因素则都不起作用;而包括上网地点、网络使用频率和上网持续时间在内的网络介入程度的影响作用最为明显。这意味着,导致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网络使用因素。

四、结论

本研究在对青少年网络成瘾规模和成瘾倾向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尝试建构了两个网络成瘾解释模型。综合分析这两个解释模型,我们可以发现,现实因素和网络使用因素都对网络成瘾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过比较而言,在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地域差异这些现实因素变量中,只有性别和地域因素对网络成瘾影响显著;而与现实因素不同,网络介入程度,包括上网地点、网络使用频率和上网持续时间,都对网络成瘾影响显著。这意味着,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产生,主要是由网络使用行为造成的。具体而言,网络使用频率越高、上网持续时间越长、越是选择在网吧上网,网络成瘾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们认为,网络使用因素被凸显出来成为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键因素,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网络作为一个流动空间,打破了现实世界的时空界限。正如一位被访网民所说:“一旦联上了网,那就是网络的世界了,哪里有什么地域划分啊,有的只是这个聊天室和那个聊天室的区别。无论现实情况中我身在哪里,只要联上网,看到、听到、经历到的都是一样的。”(男,22岁,大学生,网龄5年)这种空间感受,自然会削弱现实因素的影响力,而网络使用行为的作用则被凸显了出来。

与国内外同类研究相比,我们的研究结论与之有不少相同之处。例如,国内外有关调查一再证明,网络介入程度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相对于一般网民,网络成瘾者的网络使用频率更高,上网持续时间更长。[13]我们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具有网络成瘾症状的青少年,其网络使用频率和上网持续时间都明显高于非网络成瘾者;又如,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2005年年底发布的调查报告,经常在网吧上网的青少年更容易发生网络成瘾,[14]我们的调查也证明了网络成瘾与长时间在网吧上网之间存在着正相关。

基于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及其影响因素的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要想对青少年网络成瘾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至少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从网络成瘾控制的目标群体来说,应该把重点放到男性青少年身上,因为男性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比例高出女性一倍以上。其次,控制上网地点是一个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发生的有效措施。分析结果显示,上网地点对网络成瘾和成瘾倾向有着显著的影响,在网吧上网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着正相关,而在学校、家里、朋友或亲戚家上网则对网络成瘾有反向作用。为此,需要严格控制青少年使用网吧的频率,同时,在学校等有人监控的场所多设置上网设施,以方便青少年使用网络。再次,由于较高的网络使用频率和长时间持续上网是引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适当控制青少年的网络使用频率和网络使用时间,也是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一个有效措施。

【注释】

[1]原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与沈冯娟合作。

[2]A.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陈永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6—98页。

[3]童星、严新明:《社会问题研究》,《新世纪中国社会学:十五回顾与十一五瞻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388页。

[4]I.Goldberg.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http://www.physics.wisc.edu/~shaizi~internet_addiction_criteria.html.

[5]K.S.Young.Internet Addiction: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inical Disorder.Toronto:10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1996.

[6]周荣、周倩:《网络上瘾现象、网络使用行为与传播快感经验之相关性初探》,《中华传播学会1997年学刊》,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7年。

[7]K.S.Young.Internet Addiction:Evaluation and Treatment.Student BM J.1999(7):8‐9.

[8]J.Suler.Computer and Cyberspace Addiction.http://www.rider.edu/users/suler/psycyber/cybaddict.html,1998.

[9]K.S.Young.Internet Addiction:Evaluation and Treatment.Student BM J,1999(7);蔡珮:《复合媒介的成瘾现象探讨》,《资讯社会研究》2005年第8期;龙菲:《青少年上网成瘾的原因浅探》,《青少年犯罪问题》2003年第1期;彭淑芸、饶培伦、杨锦洲:《网络沉迷要素关联性模型之建构与分析》,《台湾师大学报》(人文与社会类)2004年第2期;彭阳:《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形成原因及预防对策》,《零陵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程亮:《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心理机制及其矫治》,《当代教育科学》2003年第25期。

[10]M.Griffiths.Does Internet and Computer“Addiction”Exist?Some Case Study Evidence.CyberPsychology& Behavior,2000(2):211‐218.

[11]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第2辑,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12]郭志刚主编:《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

[13]S.特克:《虚拟化身:网路空间的身份认同》,谭天、吴佳真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公司1998年版;韩佩凌:《台湾中学生网络使用者特性、网络使用行为、心理特性对网络沉迷现象之影响》,2000年台湾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王澄华:《人格特质与网络人际互动对网络成瘾之影响》,2001年台湾辅仁大学学位论文;K.Scherer.College Life Online:Healthy and Unhealthy Internet Use.The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1997(38);K.S.Young.Internet Addiction:A New Clinical Phenomenon and Its Consequences.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04(4).

[14]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http://www.china.com.cn/chinese/diaocha/1039372.htm。

一、神经网络建模的基本原理

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简称神经网络,神经网络建模技术与认知过程的联结主义模型一脉相承。认知过程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符号表征和联结主义两种模型。符号表征模型以计算机的符号加工为启示,把人的认知过程看做是计算机式的信息加工过程,通过计算机的物理操作来类比人的认知活动,把作为媒介的符号的运算看成是认知加工[3]。联结主义模型则以神经的网络加工为启示,通过脑的生物过程来类比人的认知活动。即联结主义把认知解释为一个网络的整体活动,把作为基础的类似于神经元的基本单元或结点之间的联结看成是认知加工。典型的认知加工模型为一个由输入层、隐含层、输出层组成的三层结构(见图3.1)。

模型中各层结点之间,通过不同的权重联系在一起,权重代表结点间的激活水平。输入结点输入刺激,并且直接与隐含结点相联系,它向隐含结点传递激活,通过隐含结点传向输出结点。如果模型传播了错误的信息,即如果输出结点的最大激活与输入刺激不相适应,模型就逆向传递错误,调整联结权重。通过这种途径,网络的整个权重就变得适合、协调,并最后形成进一步调整的模式。这样,网络的动态过程就可以看做是认知能力,认知过程就在于从网络的初始状态到最后完成的稳定状态。联结主义模型采用平行加工的储存和处理机制,节省大量的储存和加工单元,因而具有高效性,而且储存在联结主义模型中信息只会衰退而不会完全丢失。因此,联结主义模型更接近人脑的神经系统,更贴近人的认知特征,也更接近现实中信息的储存和提取状态[4][5]。神经网络是在对人脑神经网络的基本认识基础上,以数理方法和信息处理的角度对人脑的神经网络进行抽象,并建立一种简化的模型。它是一种把许多简化的神经细胞模型,按照大脑的组织模式,并行、分层地相互联结成网络,因而接近于大脑的信息处理方式,是近似构造大脑信息处理系统,模拟大脑信息处理过程的切实可行的技术。设计合理的神经网络,通过利用训练样本进行自我学习,能够以很好的精度逼近复杂的非线性映射,因而可以作为多维非线性函数的通用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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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联结主义认知加工模型

(一)神经网络的含义

神经网络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中叶。1943年,McCulloch和Pitts提出了第一个神经元模型(M-P神经元模型),自此以后,人们开始了将数理科学和认知科学结合起来探索人脑奥秘的进程。

所谓神经网络就是指,在对人脑神经网络的基本认识基础上,以数理方法和信息处理的角度,对人脑神经网络进行抽象,并建立某种简化的模型。神经网络不是人脑生物神经网络的真实写照,而只是对它的简化、抽象与模拟,是一种旨在模仿人脑结构及其功能的信息处理系统[6]。

(二)神经网络的结构

神经网络由神经元组成,神经元是神经网络的基本计算单元,它模拟了人脑中生物神经元的基本特征。

生物神经元(见图3.2)由细胞核、树突、轴突和突触四个部分组成。突触为输入输出接口,树突和细胞体为输入端,接收突触点的输入信号;细胞体相当于一个微型处理器,对各树突和细胞体各部位接收到的来自其他神经元的输入信号进行组合,并在一定条件下触发,产生一输出信号;输出信号沿轴突传至末梢,轴突末梢作为输出端,通过突触将这一输出信号传向其他神经元的树突和细胞体。生物神经网络就是由许多个生物神经元以确定方式和拓扑结构相互连接形成。

对应于生物神经元,神经网络中的人工神经元(见图3.3,也叫结点)是对生物神经元的信息处理过程进行抽象,并用数学语言进行描述。其中xi表示输入信号,xi的大小表示输入信号的大小;wij为输入的加权系数,其正负模拟了生物神经元中突触的兴奋和抑制,其大小则代表了突触的不同连接强度;∑表示组合输入信号的总和值,相当于生物神经元的膜电位。生物神经元激活与否,取决于某一阈值水平,即只有当其输入总和超过阈值时,神经元才被激活而发放脉冲,否则神经元不会产生输出信号。人工神经元的输出也同生物神经元一样仅有一个,如用Oj表示神经元输出。输出与输入之间的对应关系可用某种函数来表示,这种函数称为转移函数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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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生物神经元结构图

(引自韩力群编著.人工神经网络理论、设计及应用.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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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人工神经元结构图

上述内容可用一个数学表达式进行抽象与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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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Oj(t)表示t时刻神经元j的信息输出;xi(t)表示t时刻神经元j接收的来自神经元i的信息输入;wij表示神经元i到j的突触连接系数或称权重值;Tj为神经元j的阈值;f为神经元转移函数。

神经元的转移函数反映了神经元输出与其激活状态之间的关系,转移函数不同,神经元的数学模型也不同,神经元的信息处理特征也不同。神经网络的转移函数主要有以下几种:

(1)阈值型转移函数:img44自变量x代表img45X-Tj

(2)非线性转移函数:单极性S型函数:img46

双极性S型函数:img47

(3)分段线性转移函数:img48

(4)概率型转移函数:img49

大量人工神经元按一定的规则连接起来,就构成神经网络。按照神经网络构成方式不同,可以有不同类型的神经网络。

1.按照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方式可分为层次型结构和互连型结构

层次型结构的神经网络将神经元按功能分成若干层,如输入层、中间层(也称隐含层)和输出层,各层顺序相连。如图3.4至图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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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单纯层次型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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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输出层到输入层有连接的层次型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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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层内有互连的层次型网络结构

互连型网络结构中,任意两个结点之间都可能存在连接路径。如图3.7至图3.8所示。

2.按照神经网络内部信息传递方向可分为前馈型网络和反馈型网络

前馈型网络的网络信息处理的方向,是从输入层到各隐含层,再到输出层逐层进行,如图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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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全互连型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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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局部互连型网络结构

反馈型网络中所有结点都具有信息处理功能,而且每个结点既可以从外界接受输入,同时也可以向外界输出,如图3.5所示。

(三)神经网络的学习

人类具有学习能力,学习过程就是一种经过训练,而使个体在行为上产生较为持久改变的过程。神经网络也具有学习的功能。神经网络的全体连接权值可用一个矩阵W来表示,其整体内容反映了神经网络对于所解决问题的知识存储。神经网络能够通过对样本的学习训练,不断改变网络的连接权值以及拓扑结构,以使网络的输出不断地接近期望的输出,这一过程就称为神经网络的学习或训练,其本质是对可变权值的动态调整。

神经网络在学习过程中,网络中各神经元的连接权需按一定的规则调整变化,这种权值调整规则称为学习规则或学习算法。学习算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有导师学习。这种学习算法在学习过程中,需要不断给网络成对提供一个输入模式,和一个期望网络正确输出的模式,当神经网络的实际输出同期望输出达到预定的精确度时,学习才结束。另一类是无导师学习,也称自组织学习。在学习过程中,需要不断地给网络提供动态输入信息,无需输出模式,网络能根据特有的内部结构和学习规则,对属于同一类的模式进行自动分类。

在学习过程中,具体的学习算法主要有Hebbian学习规则、Perceptron(感知器)学习规则、Delta学习规则、Widrow-Hoff学习规则、Correlation(相关)学习规则、Winner-take-All(胜者为王)学习规则、Outstar(外星)学习规则等。

总之,神经网络中神经元转移函数、隐含层数以及权值调整规则的不同,可以形成具有各种功能特点的神经网络。包括感知器、BP模型等前馈型网络;自组织特征映射(SOM)神经网络、对偶传播(CPN)神经网络、自适应共振(ART)网络等自组织神经网络;Hopfield神经网络、双向联想记忆(BAM)神经网络、Boltamann机等反馈神经网络。

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红寺堡开发区工会工作纪实

红寺堡开发区工会自2005年成立至今,按照自治区和吴忠市总工会及红寺堡开发区工委的部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依据“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非公有制企业和农民工入会为重点,以工资集体协商为突破口,积极协调劳动关系,努力维护职工权益,支持职工参与企业管理,逐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各方配合、工会运作和职工参与”的工会工作新格局,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构建和谐红寺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并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基层工会组建有了新突破。三年来,严格按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和“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的工作方针,始终把工会组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建会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在非公有制企业和农民工中组建工会的路子,并不断推进企业工会工作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要求企业在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的同时,做到女职工委员会、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劳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委员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同时建立。在短短的三年内组建基层工会56家,发展会员4770人。

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建立健全了红寺堡开发区工会工作制度、困难职工帮扶制度、法律援助工作制度以及工会与管委会的“联席会议制度”和“三方协商机制”等为主要内容的各项工作制度,从而确保了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工会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和规范操作。联合相关部门在企、事业单位广泛开展了厂务公开、校务公开和院务公开的监督检查活动,并指导完善了以职代会为主要形式的各项民主管理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参与企事业民主管理工作的热情,使职工真正体味到了“主人翁”的地位、荣誉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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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工作不断创新。一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原则,深入基层调查摸底,建立了困难职工电子档案;二是在完善各项帮扶制度的同时,积极探索新时期工会帮扶工作的新路子,打破了过去只在“两节”来临时才集中解决困难职工存在问题的固有思维定势,并牢固确立了“职工(农民工)随时有困难,工会及时就帮助”的四季帮扶长效工作机制。三是积极协助开展送温暖活动,在帮助困难职工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及时送到了他们的身边。截至目前,共累计筹集资金28.62万元,帮扶困难职工、帮助重特大病患者和资助考入大学的特困职工子女上学等340人次。四是在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工会积极响应区、市总工会的号召,立即行动,动员广大工会会员伸出援助之手,献出大爱之心,向灾区募捐特殊会费5.22万元人民币。

维权工作稳步推进。坚持主动维权、依法维权和科学维权的原则,以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维护企业效益以及职工队伍的稳定为己任,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目标。一是与司法局积极配合,共同努力,正式挂牌成立了红寺堡开发区职工(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为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奠定了基础;二是开通了“12351”维权服务热线电话,为农民工提供了便利的咨询服务;三是成立了厂务公开领导小组,在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等开展了以职代会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管理工作;四是从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入手,规范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定期对企事业单位的集体劳动合同履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五是在红寺堡全面启动了“要约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有序开展。六是用实际行动切实维护职工(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目前已帮助180多名职工(农民工)追讨拖欠工资40多万元,尤其突出的是对有些较为棘手的问题通过双方工会来解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送”活动有序开展。我们以企业为主体,以生产一线农民工为对象,以提高农民工思想道德素质、职业技能素质、身心健康素质和自我保护能力为主要目的,结合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四送”活动三年(2008-2010)规划,拿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于2008年在红寺堡正式拉开了广泛开展“四送”活动的帷幕。一是送技能活动。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分年度“四送”活动的具体实施计划,并于2008年3月份,借助红寺堡镇劳务产业培训中心这一平台,对90名劳务经纪人和585名农民工技能人员进行了集中培训(主要培训了装载机驾驶员、木工、电焊工、瓦工、电工、中式烹调师),通过培训,共有482人取得了相关职业劳动技能资格证书。二是送法律活动。借助法定宣传日、月活动,在群众较密集的地方挂横幅、散发宣传资料的形式进行宣传,共散发各类法律宣传资料3万多份。利用各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黑板报、公开栏等形式进行法律宣传。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制作了《农民工维权服务卡》,写清外出怎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免费放映电影时播放有关法律知识影片;三是送文化体育活动。在“三八”节来临之际,与妇联联合开展了“庆三八、迎奥运、迎大庆”系列活动,提高了女职工的整体素质,增强了女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每年“五一”期间,都在全体干部职工中开展篮球、乒乓球、象棋、扑克以及歌咏、书法、绘画、拔河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和趣味运动会,来陶冶职工情操,并积极营造蓬勃向上的职工文化生活;与文广部门联合,定期为农民工播放电影,并邀请区内外艺术团体来红寺堡演出,极大地丰富了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截至目前,为农民工共免费播放电影20场次,文艺演出4场次,观看人数达到6000人次。制定了红寺堡开发区“职工书屋”建设实施意见,并开展了“职工书屋”创建活动,目前已有1家达到了自治区级标准,3家达到了市级标准;为了确保职工文体活动的经常开展,积极争取管委会的大力支持,将管委会六楼会议室(600㎡)建成了职工书屋和活动中心,并配备了6000多元的书籍和近万元的活动器材。四是送健康活动。我们组织“志愿者健康服务队”深入辖区各个建筑工地为600多名农民工免费进行了体检;与防疫部门3次对200名农民工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借助“6.26”禁毒宣传日,向农民工发放宣传单2000份,教育引导农民工远离毒品,做健康公民;在高温酷暑季节,积极筹备资金5000余元,购买饮料40件和西瓜1吨,对生产一线的农民工进行了慰问。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关心劳模、爱护劳模作为重要职责常抓不懈。每逢重大节日都要看望慰问农民工,并热情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通过组织他们参观、召开座谈会和出席红寺堡两节团拜会等一系列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和“尊重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良好社会氛围。从工会成立至今,已有6名同志分别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自治区劳模和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共争取筹集慰问金、补助资金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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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宣传活动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工会作为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面履行各项职能,切实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更好地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而奋斗。

(红寺堡开发区工会供稿;撰稿人:张学仁)

第九章东海县推进城乡劳动力就业创业路经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六大任务,其中之一是大力扩大就业。就业既是民生之本,更是社会和谐之基。就业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难题,也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要解决就业问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采取全面协调、综合平衡、标本兼治、统筹兼顾的措施。近些年来,东海县劳动保障部门在促进就业工作中取得诸多成绩,劳动力培训转移工作、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先后被省市有关单位表彰,有许多创新经验值得借鉴。

东海县是个农业大县,2007年城市化率为32.75%,农村人口占很大比例。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施和乡镇企业的集约化经营,降低了农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人数不断减少,富余劳动力不断增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能不能从农业转入第二和第三产业,城市的就业容量能不能理想地扩张,分配差距怎样缩小,社会公平怎样实现,关键就在于政府制定的制度是不是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转移与就业容量的扩大。近几年来,东海县把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和支柱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突破口,一是培训、输出城乡富余劳动力异地就业,二是积极推进就近就地就业,三是引导有创业意愿者创业,使东海县城乡劳动力呈现“内转、外输、创业”三位一体的分布格局。“三位一体”作为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在统筹城乡就业、构筑和谐东海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位一体”就业分布格局覆盖了东海县全部的城乡劳动力,充分体现了东海县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城乡劳动力群体就业工作的思考和创新,是东海县政府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立足东海县劳动力资源优势,创造性地发展出推动农村、农民和农业现代化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战略、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新格局下,东海县针对不同就业渠道,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外输”就业,注重对外出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管理,充分发挥东海县在劳务指导、咨询、培训、输出等工作上的组织职能和作用。“内转”就业,积极营造回乡创业的浓厚氛围,并在县域经济和回乡就业创业人员之间搭建劳动力市场平台,重在引导。“创业”服务引入“菜单式”培训理念和模式,为创业者提供以创业培训到企业孵化这整个过程的完整的服务体系。由于“三位一体”的就业格局全面铺开,以及各项就业与培训工作的精细操作,至2007年末,东海县118.48万人口中,从业人员60.7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59%,低于控制目标1.11个百分点。

一、外输——东海县积极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组织管理

东海县属于苏北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相对较多。然而,东海县政府不是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视为“累赘”、“包袱”,而是看到了劳务转移对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地方经济的巨大潜力,把劳务经济作为“富民强县”的突破口之一,大力实施劳务兴县战略。据2008年统计,全县49万农村适龄劳动力在外务工人员逾25万人,其中,出国劳务将近2万人。外出务工成为东海县农民就业的主流方向,全县劳务经济迅速发展,实现年均劳务总收入14亿元左右,2007年底,人均劳务增收1 520元。近年来,东海县新增农村劳动力人口逐步增长,由于东海县县域经济第二、三产业还不能容纳这么庞大的就业人口,只有采取有效的方式帮助他们异地转移,才能够实现东海就业工作的突破。在劳动力异地转移过程中,东海县政府的牵线搭桥和组织管理,对外出务工人群的流动效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政府服务职能的全面发挥,给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搭建起了安全和广阔的平台,并担当起了东海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领航人和护航人的角色。如图9-1。

(一)健全机构,实现对全县农村劳务输出工作的组织领导

农村劳务输出工作不仅关系到新增农村劳动力就业工作的开展,同时也是发展全县劳务经济,实现全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要工作。劳务输出工作涉及多个政府部门,要实现全县劳务输出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多个部门通力合作,并形成整体思路。为使全县农村劳务输出工作真正让农村劳动力受益,让地方经济受益,东海县设有农村劳务输出协调小组,以正式机构为依托,对农村的转移工作做通盘考虑和全面安排。该小组由县分管领导任组长,劳动和保障部门牵头,财政、农林、教育、扶贫等部门共同参与,分工明确。劳务输出协调小组始终坚持把培训输出、转移就业工作纳入乡镇年度目标考核内容,签订目标责任状,将目标任务层层分解、级级落实,在全县形成层层有任务、人人有责任、全社会共同推进劳动就业的责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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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东海县对外出务工人员组织管理功能

(二)全县联网,多方平台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就业服务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由单个农民收集、证实就业信息,不仅成本大,而且由于信息传递的不及时、不到位和信息质量不高、不准等问题,造成劳动力流动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如果由劳务经济主体(中介组织)或是当地政府组织来收集劳务信息和用工信息,对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并与输出地形成长期稳定的劳务合作关系,定向输出,就能够减少劳动力输出时的盲目性,从而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

为使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的过程更加科学、合理、有效,东海县劳动保障系统围绕城乡统筹就业,设立多级就业平台,重点打造“六大工程”:东海县人力资源市场、万人就业广场、劳动中介市场、星级劳动保障事务所、充分就业社区以及村级劳动保障事务站。县、乡、村、社区劳动保障平台的建设,实现了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形成了职责明确、功能完善、分工合理、运作协调的城乡一体化三级劳动就业服务网络,对于推动城镇劳动力就业、再就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是及时准确地向社会提供劳动力市场的各类信息,包括市场供求信息、市场价格信息以及政府政策信息等,使得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沟通更加畅通,联系更加紧密。二是为供需双方提供优质的中介服务。各级平台负责广泛搜集用工信息,为劳动力转移就业牵线搭桥,保证了用工单位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通过在国内大中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等劳务需求量较大的地区建立劳务输出联络站,与当地政府部门、中介组织和企业加强联系,建立长期稳定的劳务合作关系,签订劳务输出协议,沟通市场信息,畅通输出渠道,依托基地,定向输出。三是按照制度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要求,服务方式由粗放转变为精耕细作,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组织转移输出、农民工权益保障等多种形式的服务。四是各级平台实现了对辖区内的劳动力资源状况、下岗失业人员、辖区单位用工状况等情况的全面了解,并进行分类登记建档和动态管理。特别是实现了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六清”,即思想动态清、家庭情况清、劳动技能清、择业观念清、身体状况清、经济收入清。通过建立健全信息网络系统,掌握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情况,多渠道搜集掌握省内外、国内外的用工信息,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信息服务。

(三)订单式培训,组织外出务工人员定向就业

农村劳动力的素质状况决定了劳动力转移机会的多寡、转移层次的高低和转移区域的宽窄。劳动力流动与其文化素质密不可分,一方面,流动和高收入机会需要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另一方面,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能够更主动地对潜在的、不确定的流动机会做出反应。若将劳动力流动看作是一种资源的区域配置,那么,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意味着较强的区域配置能力。因此,通过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可以使农民增强获得就业机会的能力,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积聚。在东海县,农村富余劳动力文化素质低、职业技能缺乏是制约劳务转移的一大瓶颈。只有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把农村劳动力直接培训成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才能够提高其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增加就业机会。为此,东海县政府积极开展劳动力培训工作,全力打造劳动力培训网络平台,努力提升劳动力素质,大力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一是建设培训网络,保证过硬的培训设施。

东海县通过整合各类培训资源,按照平等、公开、竞争的原则,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办学方针,公办、民办、联办相结合,职教、成教、乡教、村教齐发展,教育培训规模逐步扩大。目前,全县已发展各类培训机构39家,年培训能力3万人以上,其中,28家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定点培训机构,21个乡镇均成立了技能培训中心。全县形成了以师资、场地、设施过硬的培训机构为龙头,乡镇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为网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服务配套的县乡培训网络。

二是发展订单式培训、定向培训与校企联合式培训。

东海县提出“以需定培、重心下移、贴近农村、贴近农民”的思路,依托行业、企业实行校企联合,强化订单培训和定向培训,确保劳动者掌握技能、企业满意、长期合作等目标,既增强了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和市场就业竞争力,又打造了东海县缝纫、厨师培训品牌。此外,东海县技工学校采用与苏南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办学的方式,重点培训数控机床、电子加工、网络设计、电子维修等热门技术,实行订单式培训,经培训合格的技术人才,向南北挂钩交流地区、县开发区等实施定向输送。“订单”培训是解决技能培训与市场对接问题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不但能对培训的范围与规模进行合理把握,而且还能够大大增强培训的针对性,解决农民的就业去向问题。

三是实行培训券(卡)制度,将实惠让利于民。

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产品是一种偏重于“公共性”的“准公共性”产品,因此,政府应当承担起直接提供培训产品的义务。[1]东海县政府于2006年在全县推行“劳务培训券”制度,依托全县27家定点培训机构开展减免费技能培训,由农村劳务输出协调小组监督发放。学员可凭券免费享受电机、电工、电子、会计、缝纫等工种培训。2007年,为了进一步深化和延伸培训券制度,东海县在连云港市首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卡,培训卡是全县农村劳动力熟悉培训政策、了解市场行情、换取培训券的纸质凭证,是保证培训券发放工作质量、避免流失和浪费、提高使用效率的创新举措,也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券制度的积极尝试。持卡人可根据卡上公布的定点培训机构名单,任选一家参加培训后换取培训券,享受冲减300~500元的培训费用,实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一卡通”。到2008年,全县为1.39万名农村(贫困)劳动力补贴培训金额428万元。培训券(卡)制度体现了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积极作用,通过政策支持、财政补助的方式,帮助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掌握就业、再就业技能和本领,提高了劳动者素质,为劳动力转移储备了人才。同时,劳动者本身通过技能培训,能够提升自身价值,有助于劳动者获得就业岗位,提高收入水平,改善其生存和就业状况,促进社会和谐。

(四)牵线搭桥,有效组织劳动力定向转移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资源分配呈现出不平衡格局,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劳动力需求大,而在内陆地区和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还比较落后,劳动力资源却比较丰富。如果能够有效地引导、转移劳动力资源,不仅能减轻输出地的就业压力,促进当地劳务经济,同时对于输入地的经济发展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要达到这种效果,需要输入地和输出地之间加强沟通,及时交流输入地劳动力的需求信息和输出地劳动力的供给状况。输出地政府做好牵线搭桥工作,将减少农村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的成本,有效实现劳动力的有序输出。

东海县在劳动力转移工作中,充分发挥输出地政府的职能和作用,积极为劳动力定向转移搭建桥梁。

一是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南北对口交流。“请进来”即搭建平台促组织化输出。东海县政府积极与镇江、丹阳等苏南友好城市联系,每年坚持与友好城市共同举办南北劳动力交流专场招聘会,不断完善劳动力交流机制,扩大劳动力交流合作层面。2007年,通过南北挂钩对口交流,定向输出农村劳动力3 000余人。“走出去”即建立基地促组织化输出。东海县政府组织领导小组积极奔赴对口企业,关心外出务工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与企业达成招工、培训、转移就业等方面的协议,建立起长效劳务机制,通过定向输出、劳务派遣等有效形式,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

二是加强外派劳务输出。当前,全球人口老龄化使发达国家、新兴工业经济国家和地区出现巨大的劳动力供求缺口,一定时期内,有选择地放松劳动力跨国流动限制,是未来国际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趋势。收入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对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存在着巨大的吸引力,而经济联系的密切又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信息和渠道,所以,应当充分利用国际劳务市场对劳动力大量需求的机会,大力发展出国劳务,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输出体系,大力发展智力型劳务输出,设立专门机构从事政策制定、完善立法、监督检查、提供相应服务等。东海县在全省率先成立了劳务中介市场,将全县所有依法成立的外派劳务中介机构和国内劳务中介机构集中在一处,统一管理,帮助农民提高鉴别力,切实保障了劳务输出人员的合法权益。目前,东海县海外劳务输出已拓展到日本、韩国、新加坡、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出务工人员人均年收入近5万元,增加全县农民年收入20%,成为远近闻名的出国劳务输出大县。外派劳务输出不仅转移了城乡富余劳动力,加快了城镇化的步伐,同时也密切了对外联系,提高了开放水平,对东海县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二、内转——东海县力推城乡劳动力回乡就业创业工作

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有现象,是近年来伴随着沿海产业向内陆转移经济规律作用下出现的新现象,也是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思想指导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1988年9月,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大局”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划定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发区(带),通过实施一定期限的税费减免政策、大量的财政投入与财政补贴,来提高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改善其生活环境,营造了良好的创业与就业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发达的沿海经济带又吸引了内陆贫困落后地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而内陆廉价的劳动力又进一步推动了沿海地区经济的繁荣,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同时,也进一步拉大了原本就存在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形成了当前严重束缚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三农”问题和“东西”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一方面,外出农民工在多年的务工或经商过程中掌握了生产技术和市场需求信息,积累了资金和经营管理经验,有了市场经济意识,从而具备了一定的创业基础与条件;另一方面,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行业竞争过于激烈、劳动力成本过高等因素导致利润空间缩小,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额甚至超额利润等原因受到排挤,和内陆廉价的地租、房租和低劳动力成本等相对比较优势而向内地转移。

近年来,随着江苏省加快苏北地区发展决策的出台,东海县经济稳定增长,呈现出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年递增均在15%以上。经济结构继续调整优化,2007年,三大产业结构之比为25.2∶42.7∶32.1,第一产业比例逐步减小,比2006年减少3.8个百分点,二三产业发展有所加快,第二产业增加3.8个百分点。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二三产业需要的劳动力逐步增多,县内企业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出现了较大的用工需求。然而,长期以来,东海县大批劳动力涌向外地务工,占到全县适龄农村劳动力的50%,导致近年来地方经济开发区及数家大型企业出现了用工短缺的现象。为解决该问题,东海县站在振兴县域经济、合理建设新农村的战略高度,从2007年开始,全面推动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积极引导城乡劳动力回乡就业创业。通过政策扶持、宣传引导、提供信息等方式,营造回乡就业创业氛围,改变劳动者观念,为劳动者广开就业门路。

(一)高度重视,为农民就业创业提供政策支持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民富之源。东海县鼓励支持农民返乡就业创业与抓招商引资放在同等位置,倡导全民创业,积极为创业者搭建平台。为打造优质的经济发展软环境,东海县进一步制定完善《东海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和《发展民营经济优惠政策》等一系列鼓励扶持民众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规定,让本地或返乡人员创办企业,在土地使用、技改扶持、财政补贴、减免行政性收费等方面享受与外商一样的政策待遇,并为创业人员提供小额担保贷款,促进了创办企业的数量、规模迅速膨胀。

(二)加强宣传,积极营造回乡就业创业的浓厚氛围

农民就业创业,关键在于引导。由于外出务工人员长期在外,不了解家乡的变化,还是以传统的眼光看家乡,所以就需要引导他们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家乡的变化,告知他们在家乡一样可以发展事业,而且比在外打工更有安全保障、更方便省力,同时还可以为家乡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为了营造这样一种“返乡创业光荣,建设家乡有功”的浓厚氛围,每年中秋、春节前后,在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时节,由东海县劳动保障部门牵头,与各乡镇联合组织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参观工业园区、召开座谈会、邀请创业典型发言等多种形式活动。此外,劳动保障部门还开展“五个一”活动,已形成一项固定工作模式延伸和创新。“五个一”为发一份倡议书、送出一个宣传家乡变化的光碟、举办一系列专场招聘会、召开一系列座谈会、组织一系列观摩会。通过这些为外出务工人员所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使他们了解并亲眼目睹家乡的巨大变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创业观,激发其投身家乡建设自主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培养骨干,协助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就业创业

2007年以来,东海县在每个村先选定培养一名在外务工人员信息员,在条件成熟的乡镇设立外出务工人员流动劳动保障服务站,以便为当地政府和企业当好参谋,加强务工人员与政府、企业间的信息沟通,及时反馈两地用工情况,引导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就业。同时,尽可能地让外出务工人员带回先进的管理经验、先进的技术水平,甚至引进投资项目,引来投资客商,在输出、输入地之间架起沟通协作的桥梁。县、乡、村劳动保障部门的干部职工充分利用已掌握的25万在外务工人员的情况,对全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状况进行细致梳理,并下大力气对外出务工人员的管理由松散型向集中型转变。在东海县外出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地方,通过座谈和培训,把具备一定政治、综合、组织能力的外出务工优秀人员选拔出来,确定为流动劳动保障事务所负责人。通过各村流动劳动保障事务所,宣传回乡就业创业优势,发布县内招工招聘信息,培训适合县内经济的技能人才等,逐步将东海县劳务输出以外地就业占绝对比重的状况转变为劳务输出与就地转移并重的局面。

(四)春风行动,为返乡劳动力回乡就业提供招工招聘信息及政策咨询

东海县自全面推动城乡劳动力就地转移工作以来,每年均开展一系列招工招聘活动,为供需双方搭建平台,为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农村劳动力及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并为他们提供劳动保障方面的一系列免费就业服务。2008年,东海县为引导城乡劳动力向县内开发区企业转移,相继开展了“情暖冬日”——新经济新社会组织援助党员就业专场洽谈会,“筑巢引凤还、致富在家园”返乡劳动力就业转移大型招聘会,“迎新春、庆佳节”开发区企业专场招聘会,“镇江——连云港”春季南北对口交流大会,“春风送岗”帮助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洽谈会,以及专门为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提供就业服务的“春风行动”招聘周、招聘月等系列活动。此外,还以“春风行动”为契机,创新性地提出“周周专场,乡乡招聘,村村宣传,逢集必到”的行动口号,在主、分会场,每周不间断地开展招工招聘、政策咨询、援助帮扶和就业服务活动。在东海县人力资源市场设立主会场,将每周五定为企业专场招聘日;在每个乡镇逢集时候设立分会场,组织用人企业和工作人员开展流动的现场招聘活动;在每个村,组织劳动保障协管员发放宣传资料,为外出务工者及时提供最直接、最实用的第一手就业信息,为企业与务工者搭建“一对一”、“面对面”的交流平台。同时,招工招聘现场还为求职者免费提供培训信息发布、空岗信息发布、个性化政策咨询、求职登记与指导、劳动维权、“订单”式培训报名等服务。通过春风行动以及一系列招聘活动,回乡人员在第一时间掌握了家乡的用工需求,就业信息的取得方便而快捷。而政策咨询、免费培训等就业服务活动的开展,能帮助回乡人员释疑在家乡就业创业与在外务工的差别,帮助他们选择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就业机会。

三、创业——菜单式培训,东海县积极发展创业型经济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加强就业观念教育,使更多的劳动者成为创业者。”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分析指出:美国在1965—1984年,就业人数从7 100万人增长到1.03亿人,增长了45%,而且“几乎所有的就业机会都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并且几乎全部是由创业型和革新型企业创造的”。由此分析可以看出,创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它不仅有助于提高生产率,提供可观的就业机会,也有利于实现劳动者的个人价值,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首先,创业是一种劳动要素主导型的、积极的发展模式。劳动资源作为经济要素之一,是需要一定的岗位需求和一定的配置者才能够得到运用的。创业使人力资源被别人配置转变为自己主动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是一种积极推动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次,创业是把“人口”变为“人手”的关键。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和就业压力巨大,能否有效地将庞大的人口数量转化为人力资源,是中国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如何把中国需要吃饭、需要社会提供就业岗位的庞大人口变为能够不依赖现有的就业岗位而能够就业、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强大“人手”,出路正在于创业。最后,创业是保持就业存量、增加就业增量的重要途径。国内外经验均表明,创业发展了中小企业,给经济发展带来无限的、新的发展空间,是真正的增量就业,也是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就业。

可见,以创业带动就业将成为新时期就业工作的主攻方向,发展创业型经济,将成为解决失业问题、促进劳动力就业的另一个突破口。近年来,东海县也呈现出返乡创业热潮,创业经济成为带动县域经济的新生力量。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农村劳动力逐步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县内转向县外、省外甚至国外。经过多年的奋斗,约占15%的外出务工人员完成了资本积累、技术积累,掌握了市场规律,具备了返乡创业的条件。到2007年底,全县约有2万人返乡就业创业,兴办各类经济实体上万家,其中,2 000多人创办的企业具备一定规模,年创产值30多亿元,约占全县经济总量的30%,成为全县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

在发展创业型经济的过程中,Ingrid Verheul(2002)等归纳出提高创业率的五种政府干预措施,构成发展创业型经济的政府角色模型:①政府从创业需求角度加以干预,以影响创业机会的类型、数量及可获得性。②政府从创业供给的角度加以干预,以影响潜在的创业家类型和数量。③政府制定专门政策以影响个人的创业投入以及资源、技能和知识的获取情况。④政府制定专门政策以影响个人的价值观和对创业的态度等偏好。⑤政府直接针对个人的决策过程制定政策。[2]在发展创业型经济的过程中,东海县委、县政府积极响应并贯彻落实十七大报告,把鼓励创业、支持创业摆到了就业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抓住机遇、因势利导,及时出台政策,鼓励返乡创业,把外出务工潮逐步转变为返乡创业潮。政府在推动地方经济、促进创业的过程中承担起应有角色,并发展出自己的创业发展模式。

(一)培养典型,带动一批人自主创业

拉里·法雷尔认为,发展创业型经济的核心是创造并尊重创业者。针对农村劳动力创业意识不强、创业动力不足的现状,东海县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在全县大力营造“输出劳动力,带回生产力”的社会氛围,让农民转变就业观念,增强创业的信心和勇气。东海县通过总结发现,培养典型是引导和带动城乡劳动力广泛参与创业的有效形式。对返乡投资创业者,政治上给地位,事业上给荣誉,经济上给实惠。对业绩显著、贡献突出的创业者,授予“创业之星”、“优秀企业家”的光荣称号;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对返乡创业典型大张旗鼓地宣传。通过扶持培养、精神物质奖励、宣传介绍“创业之星”和创业致富带头人,精心总结和推广先行创业者的成功经验,为有志于创业的农民提供示范和启迪,来带动广大劳动者走自主创业、成才致富之路。东海县培养、宣传了一批典型的农民创业致富带头人和民营企业家,涌现出了吴建彬、金明宝、徐进、孙建利等多个创业典型。其中,孙建利的创业故事多次通过媒体宣传,为东海县创业者树立了榜样。孙建利从1994年外出打工到2004年回乡创办数控培训学校,上演了一段现代版武训传。在这些创业典型的带领下,全县返乡创业者热潮高涨,每年都有3 000多人带回资金、信息、技术和全新的思想观念。全县形成了以点带片、以片带面的规模效应,以及一人创业带动一批人就业创业、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滚雪球”格局。

(二)出台政策,财政扶持企业做大做强

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但由于返乡创业农民工自身综合素质偏低、思想观念相对保守落后、积累的资金极其有限等原因而具有一定的弱质性,和农民工返回内陆欠发达地区创业的硬件环境与人文生活环境较差而与其他社会群体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相比,具有一定的弱势性等原因,农民工返乡创办经济实体面临的困难将会更多,成功的可能性将会更小。有专家指出,从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公共财政支出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出发,财政应该加大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支持力度,包括为返乡创业者提供税费减免优惠政策、创建良好的硬件环境、提供资源使用优惠政策、提供免费培训以及提供融资优惠政策等支持。[3]

为鼓励和引导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东海县先后制定了《东海县农民就业培训活动方案》、《东海县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并整合多项优惠政策扶持创业者自主创业。如对返乡创业人员到城镇和工业园区投资办厂,可纳入城镇和工业园区建设规划;返乡创业人员投资兴办生产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经有关部门认定、审核,3年内免征企业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规范、简化注册登记等手续,实行注册资本分期缴付制,对注册资金足额到位有困难的公司制企业,可按照分期出资的原则申请设立;企业名称登记注册实行即时办理制度,民营企业中的有限公司均可直接冠以“连云港”市名,积极帮助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冠省名;下放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管辖权,个体工商户可以到乡镇工商所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对法规和上级政府取消的收费项目一律不收取,对必须收费的项目全部实行最低收费标准,各种收费不高于周边地区,努力创造低交易成本和低生产成本的“双低”条件。

(三)菜单式培训,发展东海创业培训模式

推广创业教育与培训是发展创业型经济的重要途径。创业教育与培训能够帮助有创业意愿的人了解就业形势和创业环境,掌握企业经营和管理必备知识,提高创业能力、就业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逐步实现自主创业。近年来,由东海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牵头,农业、教育等部门会同培训机构,在开展技能培训的同时,为有创业意愿的城乡劳动力免费开展创业培训,分别开设了“SYB创办你的企业”、水晶行业创业培训、农业科技致富培训等不同形式和类别的创业培训班,1 000余名城乡劳动力接受培训,激发了创业热情,理清了创业理念,掌握了创业本领,为实现自主创业打下了基础。

“SYB创办你的企业”创业培训是国际劳工组织为了促进就业,支持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创业促进就业、实现就业的“倍增效应”,专门组织专家开发的培训项目。2001年,由中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将SYB培训项目正式引入中国。SYB的全称是“Start Your Business”,中文意思是“创办你的企业”。它通过引进目前在80多个国家通行的创业培训模式,向参加培训的人介绍开办企业的各个步骤,以及怎样完成自己开办企业的各项可行性调查研究,引导人们创办微小型企业而带动就业。“SYB创办你的企业”的目的:一是为创业者提供培训,使其掌握系统的创业知识与技能,理清创业思路,增强创办企业的能力,提高创业开办率和成活率。二是为创业者提供一定的启动资金(小额贷款),以提高融资水平,使其能“有米可炊”,开展创业活动。三是为创业者提供“助你创业一条龙”的系统服务,不仅包括了对创业的知识技能、启动资金的支持服务,还对创业者提供后续服务。从培训到新企业的创立,再到企业的正常运行,都提供诊断、咨询等服务。以培训促进创业,以创业促进就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切实提高小企业的生存能力。

东海县于2007年引进该培训项目,首期项目由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和残联联合举办,为残疾人提供免费的培训。2007年度共举办五期培训,共培训198人。通过近两年的实践,“SYB创办你的企业”培训项目已经在全县推广,并在培训过程中,发展出“菜单式培训”思路,发展出东海县特色的创业培训模式(见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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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东海县“菜单式”创业培训模式

东海县“菜单式培训”模式的特点在于:

一是建设龙头型创业培训基地,使得培训项目长期、稳定、有序地开展下去。

龙头型创业培训基地由东海县劳动保障部门牵头建设,开设有“SYB”创业培训及数控、电子、电焊等多个就业创业培训项目。基地投资3 000万元,占地2.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9 000平方米,培训设备投入400万元,是苏北县级一流的创业就业培训基地。

二是成立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为有能力创业者构建一条龙的创业服务体系。

为了加强对创业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组织协调,东海县劳动保障部门牵头成立了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创业指导服务中心负责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创业项目(目前已建立356个创业项目库),为有能力和条件的人提供及时的创业项目信息,开展创业培训和创业见习指导,组织专家为创业者和创业企业提供政策、管理、技术、融资、市场、人才等方面的服务。完善创业项目、创业培训、开业指导、小额贷款、企业孵化、跟踪服务相结合的创业服务体系,为各类创业人员提供“菜单式”培训服务,提高创业服务水平。

三是形成多部门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

推进城乡劳动力自主创业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部门工作。因此,除了建立健全相应的政策扶持机制外,还需要建立由一个部门牵头、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东海县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便是这种性质的机构。创业指导服务中心由劳动保障部门牵头成立,成员单位有发改委、人民银行,以及税务、工商、工会、农业、民营经济等部门组成。各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地研究协调有关政策,形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资源共享、联动推进的工作机制,同时也简化对创业者和创业企业开业的各项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进一步体现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的良好形象。

四是培养对象广泛,针对性较强。

“SYB”培训项目引入中国时,只重视对下岗职工进行培训,东海县创业培训则针对不同对象特点来开展。培训对象从下岗职工扩大到所有有创业愿望和创业能力的城镇失业人员、企业下岗职工、残疾人、农村劳动力、职技校在校生等就业困难群体,并为创业者建立起信息资料库,为创业人员提供劳动政策法规咨询、经营管理咨询、有关创业最新信息及优惠政策咨询等免费跟踪指导。针对学员情况,帮助他们分析、修改创业计划,协助学员解决创业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指导他们自主就业。

五是加强创业培训师资队伍能力的建设,并注重专家指导。

为加强师资培养,东海县在培训中多渠道、多层面聘请培训教师,既有政府官员讲解与创业有关的政策知识,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讲授与创业有关的经济、法规、税收、创业环境、项目选择等知识。还特邀县、市专业讲师讲授与创办企业相关的课程,以及邀请创业成功人士介绍创业体验,提高创业指导的效果。近年来,东海县成功举办了“SYB项目推广会”,并开设了全县“SYB”师资培训班,21个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及15个社区平台负责人接受了培训。

六是加强与政府各部门的联系,使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创业项目要落到实处,企业能够真正孵化成功,必须要有优质的创业环境。这就要求创业培训组织机构与其他政府部门或基层政府加强沟通和联系,推进各项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真正落实到创业培训的学员身上。为使培训结果落到实处,东海县积极统筹各部门力量,采取有效措施,在考察项目、办理执照,协调土地、电力、贷款等方面为创业人员争取优惠政策,为创业者自主创业“搭桥铺路、排忧解难”。如桃林镇党委、政府对返乡创业人员简化审批手续,免费安装变压器,减免所得税,并帮助企业开发市场;山左口乡派专门领导负责帮助解决返乡人员在创办企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流转土地、协调资金、拓宽道路、帮助招工,使该乡有100人返乡创办实体;李埝乡推行“公司+基地+农户”的做法,为返乡创业人员做活农产品深加工项目提供方便,培育市场等。

总之,东海县通过“菜单式培训”思路,实现了对创业者从培训到新企业的创立,再到企业的正常运行整个流程的指导和咨询。这种培训思路和模式是发展创业型经济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不仅对于当前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三位一体”就业布局是对积极就业政策的实践

1995年,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宣言中提出“扩大生产性就业和减少失业行动纲领”,该纲领具体指出,要确定就业的中心地位,即把扩大生产性就业置于国家持续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政策的中心。其具体内容包括:①促进积极就业的政策,以便实现充分的、生产性的、有适当报酬的和自由选择的就业;②在进行财政政策调整时,把能够直接促进长期就业的计划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③掌握、分析、宣传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尤其是对就业的影响;④建立适当的社会保障机制,减少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对劳动力尤其是对弱者和失业者的不利影响,并通过教育培训创造条件,使他们重新获得工作机会。

十七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把就业作为与经济发展并列、且需要大力发展的社会事业来建设,对我国就业的定位从过去的“促进充分就业”的政策方针进一步提升到“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与国际接轨的定位和指导思想。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而且影响到社会稳定。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与社会的深刻变革,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劳动关系日益紧张。为有效扩大就业,国家开始推进以积极就业政策为核心的全方位的就业制度改革,并提出了实现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的目标,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目标体系逐步完善,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一系列法律、财税、创业、培训等政策体系发挥了较好的扩大就业作用。

东海县“三位一体”的就业分布格局即是在践行这种积极的就业政策,它充分把握了国家就业制度改革的方向,从单纯注重政府作用向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并重转变,从关注再就业人员就业向城乡所有就业人员转变,从较为狭窄的促进就业手段向多渠道、多范围的促进就业手段转变,从不重视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作用向强调实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转变,从政府促进就业向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与中小企业等作用的转变,大力强调发挥财税、金融政策促进就业的作用转变。东海县将就业工作置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好地扩大就业,实现社会就业比较充分,改善民生,促进和谐,加强社会建设,通过发挥政府、劳动力市场、企业与劳动者的共同作用,努力创造宽松良好的就业形势,积极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创造就业岗位,实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不断完善创业环境;大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重大作用,进一步完善就业托底机制,积极健全完善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发展教育与职业培训体系,不断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督促企业肩负社会责任,有效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劳动者不断提升自身的就业、创业与职业转换能力,自我解决就业,真正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主体,为最终实现充分就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些积极的就业政策在帮助东海县扩大就业、维护东海县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注释】

[1]燕晓飞:《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产品性质分析》,载《教育经济》2007年第4期。

[2]李政,金晓彤:《发展创业型经济的路径模型与政策趋势》,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2期。

[3]阳立高等:《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载《财政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5期。

(三)新加坡住房保障经验

新加坡是世界成功解决国民住房问题的典型代表,在住房保障制度方面很有特色,而且新加坡与我国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因此,新加坡的住房保障制度对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建设性的借鉴作用。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就是成功借鉴新加坡公积金制度的典型范例。

1.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

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地政府时期。1927年,英国殖民地政府创建了“改良信托局”,随后赋予其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廉价住房的职责。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只有9%的居民能够住上标准的住宅,84%的家庭只能住在店铺和棚户中。[35]面对住房严重分化问题,1960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了房屋发展局(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简称HDB),专门负责管理组屋开发、营运、分配,并负责制定实施“五年建屋计划”,大力发展公共住房。至此之后,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初始阶段(1960—1970年)。新加坡早期的保障房是以公共走廊为中心的房屋分布格局,是比较经济的建筑形式,被称作“排板连栋式”。鉴于住房严重分化问题,新加坡于1960年成立房屋发展局,为低收入人民提供廉价房屋。为了鼓励居民拥有自己的组屋,房屋发展局在1964年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20世纪60年代后期,新加坡逐步开发了点式或塔楼式的保障性住房形式[36],1970年,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住进了组屋。这样,经过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新加坡住房严重分化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二是大量增加住房供应阶段(1971—1977年)。随着住房严重分化问题逐渐缓解,房屋发展局开始专注于开发更宽敞舒适的组屋,以及各项社区设施齐全的新市镇。第三个五年计划,新加坡兴建了更加宽敞舒适的保障房,主要是三房式和四房式,相关设施也开始增多。20世纪70年代中期,超过一半的人口住在组屋。市镇内的居民可比较容易在住家周围找到民众联络所、图书馆等休闲场所。

三是建设综合性社区阶段(1978—1988年)。20世纪80年代初,大约70%的居民住进组屋。这个阶段,新加坡开始将更多的重点放在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上。除了新建面积更大的保障房以外,还开始拆除和改良旧有的一房和两房式的保障房,并且在保障房区域内增设儿童游乐场、公共绿地和公园等其他设施,改善保障性住房小区的居住环境。第四个五年计划,新加坡继续提升保障性住房的档次和服务质量,实行“组屋更新计划”,开展对老城区保障房的改造。目前,新加坡的保障房主要以四房式和五房式为主,配套设施齐全,功能结构合理,居住环境良好。这样,既可满足居民在体闲方面的需求,同时也能增强社区的凝聚力。80年代后期,超过85%的人口住在政府组屋。

四是老城组屋更新阶段(1989年以来)。新加坡“组屋更新计划”含主要翻新计划、电梯翻新计划、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等的实施,以系统化的方式重新发展屋龄较长的市镇或社区邻里,促进了新旧保障房相互融合。第五个五年计划,房屋发展局开发建设了保障房20万套。[37]政府组屋内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15平方米左右,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发生很大改善。在新加坡的居民中,有87.6%居住在由政府提供的组屋里,有79%住在廉价屋里,其余12.4%的人住在私人购买的公寓或别墅里。[38]

2.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

(1)组屋政策

新加坡出台的《土地征用法》规定,若房屋发展局规划在某宗土地上建造组屋,其所有者就必须以规定的“市场价值”将土地转让给房屋发展局。[39]新加坡政府于1964年提出了著名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制定了组屋政策。组屋政策的早期,主要采用登记的办法,按照“先来后到”的方式配售。1989年以后,房屋发展局对组屋实行定购制度,先申请人登记注册,填写组屋申请表,然后进行轮候。

为落实组屋政策,保证组屋真正保障住房困难人群,要求居民在购买组屋后一定年限内不得将整个房屋出租,而且组屋在购买后的5年之内不得转让,也不得用于商业性经营,否则将受到法律严惩。此外,新加坡通过征收房产税来抑制住房投机活动,组屋购买者如果想转让组屋,只能以原来的购房价加装修成本出售给房屋发展局,且组屋购房人买房后不足一年就出售,必须缴纳高额的房产税。新加坡组房的分配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租赁组房。房屋发展局规定,月收入在800新元以下的家庭,可以根据附有不同标准津贴的租金来租赁一房或两房式公共住房;月收入在800新元至1500新元之间的家庭,可以租住一房式、两房式或三房式公共住房。组房租金约为市场租金的一半,其余部分由政府予以补贴。二是申请购买组房。月收入不超过2000新元的家庭,可申请三房式重购组房;家庭月总收入不超过3000新元的,可申请三房式组房;家庭月收入不超过8000新元的,可申请四房式或更大的组房;家庭月收入不超过12000新元的,可申请四房式或更大单位的多代同堂家庭的组房。家庭月收入不超过8000新元或12000新元(多代同堂家庭)的,可在公开市场上利用“房屋津贴”购买转售组房,或购买私人发展商设计兴建和销售的组房。三是购买私宅。家庭月收入超过8000新元或12000新元的,房屋发展局不负责提供组房,而是从市场上直接购买私宅。实在无力购买的,政府还允许租赁组房。[40]

(2)住房公积金制度

1955年,新加坡为了向公民提供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建立了中央公积金制度,为住房建设提供筹资支持。为对公积金进行统一管理,新加坡政府成立了中央公积金管理局,负责公积金的归集、结算、保值、增值等,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是根据新加坡《中央公积金法》建立的强制性储蓄制度,以每个固定职工每月工资总额为基数,职工个人和雇主每月各付相同比例的“强制储蓄”。公积金制度建立初期,年缴存比例为10%(雇主和雇员各5%),其后逐年上升,最高时个人缴存其月收入的20%,雇主也为其缴存20%。1999年起,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雇主的缴交额降为10%,缴上限为1800新元。每个职工自参加工作起,都设有一个公积金账户,职工每月公积金均由雇主通过银行划入指定的该职工的公积金账户。雇主和雇员要依法按期如数缴纳公积金,无故不缴,公积金管理局可以强行划账,迟缴要罚缴滞纳金。[41]

1968年,为推动“居者有其屋”计划的实施,新加坡政府允许低收入雇员动用公积金的部分作为首期付款之用,不足之数由每月交纳的公积金分期支付,1975年后政府对中等收入雇员也取消了限制,从而促进了中低收入者购房的积极性。新加坡的经验表明,住房公积金不仅为居民购房提供了资金保障,而且公积金为公共住房建设和城市发展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新加坡政府通过住房公积金制度,将住房公积金向房屋发展局进行拨款或补贴,投入公共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和国家发展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住房公积金制度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地区实现住房分化与社会和谐相统一的成功典范。

3.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的特点

(1)政府承担住房保障的主要责任

在新加坡,政府主要通过中央公积金保证为房屋发展局提供融资支持,帮助住房发展局按照一定的标准投资建设住房,承担住房保障的主要责任。1961年至1995年,新加坡共执行了7个“建屋发展五年计划”,共建造公共组屋超过70万个单元。第一个“建房五年计划”和第二个“建房五年计划”期间,为低收入者建造超过11万套组屋,在整个60年代共完成11.9万套组屋。第三个“建房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组屋近11.4万套住房,第四个“建房五年计划”和第五个“建房五年计划”期间则分别建成组屋13万套和18万套(见图VI-1-1)。[42]在新加坡的居民中,有87.6%居住在由政府提供的组屋里,有79%住在廉价屋里,其余12.4%的人住在私人购买的公寓或别墅里。[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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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VI-1-1新加坡各个“建房五年计划”完成住房套数情况

(2)全面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

公积金制度是一项强制储蓄制度,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最初主要用来解决雇员退休后的生活保障问题。1968年,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宅问题,政府允许动用部分公积金存款用作购房的首付款,不足部分由每月交纳的公积金分期支付。这有利于低收入者在不明显影响其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改善居住条件,大大促进了低收入者的购房积极性。1975年后扩大至中等收入家庭。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实现居民住房分化与社会和谐相统一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3)分级提供住房保障

新加坡政府规定,在提供住房补贴时,要严格按家庭实际经济情况,确定能够享受的住宅保障水平,采取分级提供公共住房补贴方式。即高收入者的住房福利少,低收入者的住房福利多。政府给房屋发展局提供建房补贴外,还会向少数最低收入租房户和低收入购房户直接发放住房补贴,以帮助最迫切需要住房的家族。具体做法是:低收入家庭在购买不同面积的组屋时能够获得不同的补贴:一室一套的住房,政府补贴1/3;三室一套的,政府只补贴5%;四室一套的没有补贴,还按成本价加5%的利润;五室一套的,按成本价加15%的利润。这种分级提供住房保障的办法有利于实现住房分化与社会和谐相统一,体现了住房保障的社会公平性。

(四)完善住房保障制度,调节住房分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而住房问题是在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之后,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头等大事。完善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让全体公民“住有所居”是调节住房分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针对影响社会和谐的城市住房问题,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调控政策。1998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2003年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18号文件)、2004年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房管理办法》、2005年的“国八条”、2006年的“国六条”、2007年8月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中共十七报告以及2010年初出台的“国十一条”《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等都对缓解住房分化,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下面,我们在剖析我国住房分化现状和机制的基础上,汲取和借鉴国外住房保障制度的先进经验,结合现阶段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实际情况,对我国住房保障目标(保障什么)、保障对象(保障谁)和保障措施(怎么保障)进行讨论与分析。

1.住房保障的目标

住房保障目标指住房保障需要保障什么。我们曾将城市居民分为“三阶五级”,即“三阶”指无产权房阶层、有产权房阶层和多产权房阶层,“五级”指无产权房阶层、福利性产权房阶层、商品性产权房阶层、继承性产权房阶层和多产权房阶层。很明显,我们依据住房将城市居民划分为住房无产者、住房有产者和住房富有者,那么,住房保障的目标是否是保障住房无产者成为住房有产者?抑或是保障居民有房产?当然不是。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经济起飞时期,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住房供求关系短期内还不能从根本上缓解,新进城镇人口也将对住房保障产生巨大的新的需求,而中央财政对建立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支持能力又非常有限,因此,住房保障只能是较低水平的基本保障,保障居民能够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和发展机会。鉴于此,笔者认为,住房保障的目标是保障“有房住”而不是“有房产”。这不仅是因为保障“有房住”是住房保障的本来涵义,住房保障从本质上来说是解决生存性问题,而不是解决发展性甚至享受性问题;而且保障“有房住”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住房保障的通行做法。如英国(70%)、美国(68.4%)、法国(60%)、丹麦(50%)、荷兰(50%)、瑞典(46%)、德国(39%)、瑞士(31%)等欧美发达国家居民的住房自有率也并不高,欧美多数国家的50%及以下居民都是通过租房居住。[65]联合国提出“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是保证每个家庭都有可居之所,而非一定要拥有产权。城镇居民最基本的住房需求是拥有住房的使用权,而非完全实现使用权和财产权的完全拥有。因而,解决城镇居民的最基本住房需求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城镇居民拥有适当的住房使用权。同时,保障“有房住”也是符合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做法。按照每人每天1美元的联合国标准,我国仍有1.5亿贫困人口,而且不同地区和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失衡现象较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保障人人“有房住”是可能实现的目标,而保障人人“有房产”犹如天方夜谭。因此,对于居民的住房消费,应提倡“居者有其屋”,而不是“居者买其屋”。政府应加强对保障房出租市场的宏观管理,主要是利用税收、补贴等手段来调节并保障租户的合法权益。

2.住房保障的对象

弄清谁是住房的贫困者和谁是住房的富有者,是住房保障的首要的基本问题。在“三阶五级式”住房分化结构中,住房有产者(有产权房阶层)和富有者(多产权房阶层)显然不是住房保障的对象,只有住房无产者(无产权房阶层)才属于住房保障的范围,但这一阶层又不完全或不全部是住房保障的对象。依据我们对无产权房阶层的住房现状分析,无产权房阶层依据其收入水平的高低和购房能力的强弱又分为“具有购房能力而没有住房的居民群体”、“不完全具有购房能力而没有住房的居民群体”、“完全不具有购房能力而没有住房的居民群体”等三类居民群体,他们的住房状况相应表现为“住房状况一般”、“住房较贫困”和“住房贫困”三种状态。我们认为,住房保障应据此区别对待:对前者实行居住引导;对中者实行居住帮助;对后者实行居住保障。也就是说,住房贫困群体才是住房保障的对象,或者说才是住房保障首先或优先考虑的对象,因为他们是既无能力在住房市场上买房又无能力在租房市场上租房的群体。[66]

3.住房保障的方式

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既要考虑住房保障目标,又要考虑住房保障对象。从住房保障目标角度考虑,由于住房保障的目标是保障“有房住”而不是“有房产”,因此,应在完善原有公房制度和廉租房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不同形式的公租房,以满足不同程度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需求。从住房保障对象角度考虑,由于无产权房阶层中的住房贫困群体的贫困程度不同,住房保障应注意层次性:一方面应通过发展不同形式的公租房来满足“住房最贫困群体”的住房需求,以实现住房保障;另一方面应通过发展经济适用房及类似方式满足“住房较贫困群体”的住房需求,以兑现住房帮助。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阶层结构和财富分配结构也在不断地变化,为保持住房保障制度的高效运行,有必要建立健全住房保障政策的动态调整机制等。鉴于此,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住房保障的方式,加强对住房贫困群体的住房保障。

第一,调整保障性住房供应结构,以小户型廉租房为主。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指出,2011年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基本建成432万套,新开工建设1043万套。而我国现有保障性住房主要包括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在供应结构上目前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廉租房仅占很小比例。笔者认为,住房保障绝对不应保障“有房产”,但可以帮助“有房产”,而经济适用房是“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兼有保障性住房属性和商品住房属性,政策定位和目标供应对象较为模糊,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部分中高收入者购买经济适用房,甚至将其作为投资获利的渠道,导致对住房贫困群体的挤出效应,使目标受益人发生偏差,政府财政补贴效益流失。因此,在引领和规定“经济适用房”向保障“有房住”、帮助“有房产”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应大力发展小户型的廉租房。通过提高小户型廉租房的比例,保证政府始终持有一定数量的住房产权,有利于长期为住房贫困群体提供保障性住房房源,也可以促使有经济能力的群体通过市场途径去改善住房条件。此外,通过不同的租金标准,有利于形成实现保障性住房的层次性,使不同收入条件的住房贫困群体可以得到相应的保障,体现住房保障的公平性。

在将来保障性住房供需矛盾得到缓解后,也可借鉴香港“租者置其屋”的经验,逐步将廉租房以合理的及可负担的价格出售。对于采取出售形式供应的廉租房,应严格禁止购买者的出租获利行为,购买廉租房后不得同时拥有其他商品住房产权,而当购买者在家庭经济条件改善且廉租房无法满足居住需求的情况下,可以出售廉租房后购买商品住房,此时政府拥有原价或限价优先购买权。

第二,建立住房保障政策动态调整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有必要建立健全住房保障政策动态调整机制,对住房保障体系和保障政策进行适时的动态调整。

住房保障政策动态调整机制应包含以下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住房保障水平的动态调整。住房保障水平应坚持适度原则,应与国家和地方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住房保障水平达到一定的限度后就会稳步发展,甚至到一定时期还会逐渐下降。住房保障水平的发展轨迹是一个在适度发展后有所回落的倒U型曲线(见图VI-2-1)。[67]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相应地调整住房保障水平,在现阶段由于保障性住房供需矛盾突出,应着力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应量,提高住房保障水平,并逐步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的对象。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形向橄榄型合理结构的转变,在达到一定的住房保障水平后,可保持相对稳定,甚至适度调低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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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VI-2-1住房保障水平倒U形曲线发展的轨迹

资料来源:褚超孚:《城镇住房保障模式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二是住房保障政策目标群体进入和退出的动态调整。为避免非保障阶层占有稀缺的保障性住房资源,应及时制定适合经济实力增强和住房贫困群体收入变动的制度模式,强化对房补申请户实行的定期复核制度和适时退出机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住房保障政策目标群体进入和退出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住房保障政策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

第三,加强住房保障法制建设,构建住房保障的长效运行机制。

随着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不断发展,需要加强法制建设明确住房保障目标、住房保障对象和住房保障标准,为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及相关政策措施的采用提供法律依据,也对居民享有有关住房保障待遇给予法律保障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明确居住权是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居民的居住权加以有效保护。

从西方发达国家住房保障实践的经验来看,各国普遍制定了规范可行的住房法律,几乎所有国家都颁布了有关住房保障的专门性法律[68],形成了相互补充的比较完整的住房保障法律体系,从而保证了住房保障政策的贯彻和实施。美国20世纪30年代实施了《住房法》,1965年和1968年相继修改补充《住房法》,并颁布实施了《住房贷款法》、《住房再贷款法》等,从而逐步完善了住房法律体系。日本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制定实施了《住宅金融公库法》、《公营住宅法》、《日本住宅公团法》、《城市住房计划法》等,逐步建立健全了住房保障法律体系。新加坡20世纪60年代实施了《新加坡建屋与发展法令》、《建屋城市居住弱势群体住房保障的规划问题研究局法》、《特别物产法》等,为“居者有其屋”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法律基石。香港地区制定了《房屋条例》、《建筑条例》、《业主与租客条例》等法规,同时还制定了可操作性相当强的实施细则,从而保证了政府实现长远的住房政策目标。

反观我国与住房相关的法律,住房保障的相关立法尚不健全。1994年以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1994)、《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1999)、《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2003)、《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2004)等规章。但总体上,我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适用范围大的法律制度体系,住房保障的法规实施机制较为薄弱,运行、监督机制不健全。当务之急是用科学的法律制度规范来推进住房保障的全面健康发展,完善住房保障的法律体系,构建住房保障的长效运行机制。

【注释】

[1]新华社:《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_7.htm。

[2]张振勇,郭松海:《国内外住房保障理论与政策述评及对我国的启示》,《山东经济》,2010(1)。

[3][英]阿瑟·马威克,马传禧等译:《1945年以来的英国社会》,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P.Malpass.Fifty Years of British Housing Policy:Leaving or leaving the Welfare State? European Journal of Housing Policy,PP209-227,2004.

[5]W.Robson.Welfare State and Welfare Society,P31,London:Allen & Unwin,1976.

[6]D.Donnis on and C.Ungerson.Housing Policy,P78,Harm onds worth:Penguin,1982.

[7]张振勇,郭松海:《国内外住房保障理论与政策述评及对我国的启示》,《山东经济》,2010(1)。

[8]M.M ullard.The Politics of Public Expenditure.P24,London:Routledge,1993.

[9]M.Evandrou and M.Evans etc.The State of Welfare:The Economics of Social Spending,P142,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0]余南平:《欧洲社会模式——以欧洲住房市场和住房政策为视角》,10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1]毛锐:《撒切尔政府私有化政策研究》,14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2]R.Forrest and A.Murie. Selling the Welfare State:The Privatisation of Public Housing,P253,London: Routledge,1988.

[13][英]托尼·布莱尔,曹振寰等译:《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224-231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14]P.Malpass and A.Murie.Housing Policy and Practice,P276,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9.

[15]Sustainable Comm unities:Hom es for All[EB/OL].www.odpm.gov.uk/stellent/groups/odmp_about/documents/divisionhomepage/033927.hcsp.

[16]DETR(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Transport and the Regions).Circular 6/98,London:DETR,1998:2

[17]唐黎标:《英国住房保障制度》,《上海房地》,2007(9)。

[18]陈杰,曾馨弘:《英国住房保障政策的体系、进展与反思》,《中国房地产》,54-55页,2011(4)。

[19]何伟:《国内外保障性住房比较》,《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131-133页,2010(4)。

[20]陈杰,曾馨弘:《英国住房保障政策的体系、进展与反思》,《中国房地产》,2011(4)下半月刊。

[21]杨阳:《住房保障财政支出国际比较与借鉴》,《地方财政研究》,2009(7)。

[22]相关数据来源于英国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istics.gov.uk。

[23]黄泽华:《公共廉租房制度的国际借鉴》,《改革》,2010(3)。

[24]马光红:《美国住房保障政策及实施策略研究》,《经济学》,2008(12)。

[25]Public Housing in America and the Illumination to China,Harvey Guo,M arch 21,2005.

[26]Alex F.Schwartz,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p129,Taylor & Francis,2010.

[27]姚玲珍:《中国公共住房政策模式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28]Apgar,William C.,Jr..Which Housing Policy Is Best? Housing Policy Debate,PP1–32,1990(1).

[29]Alex F.Schwartz,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p129,Taylor & Francis,2010.

[30]黄安年:《美国政府的住房福利保障政策——从罗斯福新政到约翰逊“伟大社会”时期》,《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4)。

[31]Matthew J.Scire.Public Housing:HUD’s Oversight of Housing Agencies Should Focus M ore on Inappropriate Use of Program Funds,P1,DIANE Publishing,2009.

[32]相关资料参见www.nlihc.org

[33]Olsen,Edgar O.Housing Program s for Low- Income Households,NBER Working Paper,April,2001.

[34]张静:《国外住房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城市开发》,2002(2)。

[35]张静:《国外住房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城市开发》,2002(2)。

[36]WONG A K,YEH S H K(eds).Housing a nation:25 years of public housing in Singapore,PP60-74,Singapore: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Press,1985.

[37]《新加坡公共住房建设何以顺畅》,《中国经济导报》,2011-02-01。

[38]张静:《国外住房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城市开发》,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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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刘祖云,毛小平:《中国城市住房分层:基于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12(2)。

[67]褚超孚:《城镇住房保障模式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68]褚超孚:《城镇住房保障模式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一、城市发展和“城市病”——智慧城市产生的社会因素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历史时期,城市作为一种区别于农村的聚落,是在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产生的。

城市也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随着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城市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和技术的权力,城市发展开始在世界中心舞台发挥主导作用,此时便出现了城市功能发展与人们对城市功能的要求不能匹配的矛盾。未来城市的发展需要更加先进的理念和技术的支持。

(一)城市发展进程

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第一个聚落(城市雏形)产生,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城市的日渐繁华,再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现代化,我们居住的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无论何种社会制度下的城市,都已经成为最先进技术和文化武装的,代表财富、舒适和前沿的现代化家园。人们把很多美好的希望寄予城市,不断研究各种城市发展模式,并用自己的智慧改造城市。

1.城市的起源——五大洲的平原沃土

关于最早诞生的城市,众说纷纭,它早于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城市,学者只能透过考古学和神话学这些非直接证据做出推理,认为城市主要起源于以下几个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中国华北平原、安第斯山中部、尼日利亚西南部等。

表1-1城市起源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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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语,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即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地方,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公元前5000年前后,属于黄色人种的苏美尔人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文明。

目前所知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该地区的第一座城市名叫伊瑞杜,是一个容纳有数千人的城市。到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拥有15至20个城市,诸如乌尔、伊来斯等。其中乌尔的用地规模达到了4平方公里,人口约5万人。

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纵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最后注入地中海,是非洲第一大河。尼罗河每年6至10月的定期泛滥使得尼罗河中下游的河谷和三角洲地区沃野千里,成为埃及文明的摇篮,同时也成为人类发祥地之一。修建金字塔和大兴水利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且尼罗河绿洲的开发也需要集中人力,这些需求恰好为城市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因此古埃及先后兴建了许多城市。

约在公元前7000年,印度河流域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距印度河西北约200公里的梅赫尔格尔是印度次大陆早期文明的源头,在这里出土了大量公元前4100年前后的精美手工制品和来自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珠宝。公元前2500年前后,梅赫尔格尔消失了,而在它的南部约五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新的定居地,那里的文化沉积物记录了其从类似梅赫尔格尔时期发展到类似哈拉巴文化时期的演进过程。

中国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可以分为三群:

(1)河套群城址。该城址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境内阴山山脉以南的丘陵地带,已确认的城址有18座,建成时间在公元前3000—前2300年。这批史前城址为石城聚落,均临险而筑,防御色彩十分浓厚。

(2)中原城址群。分布于河南境内,基本沿太行山东麓及属于秦岭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东麓一线南北分布。已确认的城址有7座,建成年代为公元前3300—前2000年。

(3)海岱山城址群。集中分布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境内,目前共发现的史前时期城址约15座,建成年代最早可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

中国长江流域的史前城址暂可分作两群:

(1)川西城址群。位于成都平原西侧岷江上游两岸,已确认的城址有4座,建成时间为公元前2700—前2000年。

(2)江汉城址群。分布于长江中游湘、鄂两省境内。目前确认的有8座史前城址,建成时间为公元前3000—前2800年。

其中,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为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史前城址,城墙约从公元前4000到公元前2800年经过四次筑造。

美洲也是一个独立的文明和城市起源区,只是出现的时间较晚。在美洲,城市起源最早的地区在中美。其中最古老的城市为代表玛雅文明的蒂卡尔和代表托尔特克文化的特奥蒂瓦坎。

2.城市的发展——工业革命和城市现代化

从原始聚落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大都会城市,一直是商业支撑了城市的热闹繁荣。而城市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向现代化,工业革命功不可没。

工业革命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

根据生产力发展特点和技术更新特点,人们又把工业革命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指18世纪在英国发起的技术革命,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代。

第二次工业革命,也称第二次科技革命,是指1870年至1914年的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大规模应用为代表,电灯的发明为标志。

第三次工业革命,又称数字化革命,或数码化革命,是指集成电路的发展及广泛应用,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为重要标志。数字化革命使传统工业更加机械化、自动化,从而减少了工作成本,使整个社会的运作模式彻底改变。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改变;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变化——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发生变革,世界各地联系更紧密。

人们常常把现代信息技术的大发展称为资讯化革命,或信息化革命,这次技术革新也被视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指资讯科技(亦即IT)的发展,以互联网的全球化普及为重要标志,其主要特征是信息资源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超过了能源和物质资源,成为社会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信息化革命经历了语言、文字、纸、印刷术、互联网五个阶段。现在是第六个阶段——人工智能阶段,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智慧城市核心技术——物联网、云计算,它们都是这次革命的重要研究成果。

工业革命改变了城市的运作方式和市民的生活方式。现代化技术提高了城市管理的效率;城市交通实现地上、地下、快速轨道多向运行智能管理;排队挂号改为网上预约;商场购物改为网络消费;深宅大院变成高楼大厦;现金支付变成电子刷卡……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助手,工业革命一步步带领我们走过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时代,进入天涯咫尺的地球村时代。

(二)现代城市特点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不断增多,城市被赋予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和技术权力,城市开始在世界中心舞台发挥主导作用。城市化进程加快,更多的人口涌入城市来追求自己的人生梦想,现代城市发展呈现人口多、规模大、城市功能综合、城市间交流密切、城市文化多元化的特点。

1.越来越多的人口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融进了城市这个大家庭,他们扮演着各种角色,分散在各个阶层。随着城市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城市”俨然已经成为了财富与成功的代名词,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渴望能在这里觅得一块落脚之地,这造成了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同时带来许多问题,例如资源紧缺、房价上涨、环境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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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图

城市化率(也叫城镇化率)是城市化的度量指标,一般采用人口统计学指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包括农业与非农业)的比重。

如左图所示,城镇化进程初期城市化率约为30%;城镇化加速阶段城市化率大幅度上升;到城市化进程的终止阶段,城市化率基本上稳定在80左右。

从当前来看,发达国家人口城市化率已达到80%,城市人口比重增长相当缓慢,主要面临人口老龄化、种族和移民冲突、贫富悬殊等城市问题;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较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城市化率目前只有35%,城市人口比重增长将进一步加快,主要面临贫困人口急剧增加、城市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等城市问题。

2.越来越大的规模

衡量城市大小的数量概念,包括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地域规模两种指标。由于城市地域规模受地理界线和行政界限不一致、核心城区和郊区等空间尺度不统一等因素影响,在界定城市规模时作用有限,因此,人们常常把人口规模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决定性指标。

2010年,由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高峰论坛组委会、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编写的《中小城市绿皮书》提出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为:市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为小城市,50万—100万的为中等城市,100万—300万的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为巨大型城市。

随着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级城市”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1950年,世界上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仅有纽约和东京两座,到了1975年上海和墨西哥也跻身这一行列,之后,人口逾千万的大城市越来越多。

截止到2010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是日本东京(3530万)、紧随其后的是墨西哥城(1920万)、美国纽约(1850万)、印度孟买(1830万)和巴西圣保罗(1830万)。其他15座大城市的排名依次为:新德里、加尔各答、布宜诺斯艾利斯、雅加达、上海、达卡、洛杉矶、卡拉奇、里约热内卢、大阪、神户、开罗、拉各斯、北京、马尼拉和莫斯科。

可以看出,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快,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城市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大。

3.越来越综合的功能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功能也开始变得复杂,集经济、文化、政治等功能于一身。

现代城市运用自身的优势集聚了不同文化、职业、语言背景的居民,以及各种类型的社团、企业和机构,居民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普遍较高,从事专业化工作,生活方式多样化,时间观念强,生活节奏快,相互间的竞争激烈。城市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的空间,具有凝聚、贮存、传递并进一步发展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功能。

相对于传统城市功能单一的特征,现代城市的功能越来越趋于多元化,是一个多功能的、综合性的有机体。特别是中心都市,往往具有生产、贸易、金融、运输、科学、教育、文化、军事、政治、信息、服务和吸引乡村人口等多种功能。

例如,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承载着浓厚的历史底蕴却又不乏明快的现代感;天津是中国北方经济中心、重要港口城市,同时也是近代百年历史的见证者;纽约是金融与时尚之都,同时也有文化的碰撞、激情洋溢的政治演讲;巴黎作为法国的首都,有其独特的政治气息,却也不乏浪漫时尚的特点,同时也是各种文化的聚集地。

4.越来越密切的交流

随着广播、电视、互联网和其他电子媒介在城市中的普遍使用,以及各种现代交通方式的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交流越来越频繁与密切,交流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大到国家和城市之间的政治经济交流,小到市民外出旅游出国留学,无一不因为互联网和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而变得容易;不同地域城市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便利,整个地球就如同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村落。

便捷的交流方式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缩短了地域上的距离,这归功于城市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经济文化上的发展与进步,可以让各个城市相互取长补短。

5.越来越多元的文化

随着世界经济技术的发展,国际交流的增强,现代人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出生地点,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在其他城市甚至国家拥有了第二故乡。

在自己的城市里,我们可以听到各国的语言,与不同肤色的人擦肩而过,通过各种媒体手段欣赏各国影视节目。这些都归功于城市的发展,现代城市不再只是一部分人的或者是一个国家的,城市是多元文化的聚集之地,在接受不同文化的同时,它也在发展着这些不同的文化。

(三)大城市的“城市病”

世界各地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对城市寄予厚望,希望在城市中实现很多人生的美好梦想。城市发展的初衷是为我们提供高效便捷舒适的生活,而城市在这方面的功能提供往往不尽如人意。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功能发展与人们对城市功能要求不能匹配的矛盾越来越严重。

1.人口膨胀

特大型城市通常对人口具有强大的集聚作用,同时人口的快速集聚也成为各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在人口快速集聚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人口增长需求的问题,从而导致各类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增长,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了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

例如,在19世纪末前后,英国城市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住房短缺,贫民窟比比皆是;公共卫生设施奇缺,空气及水源污染严重,环境恶劣;就业竞争激烈,工人处境艰难;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等。

又如拉美地区,在20世纪中叶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出现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发展速度的“过度城市化”。

2.交通拥堵

交通问题一直是大城市的重要问题。这主要表现在道路拥堵、交通事故居高不下,占用土地、消耗能源多,污染环境、破坏城市景观等方面。

道路拥堵:在大城市所面临的各种交通问题中,城市交通拥挤和堵塞是最为突出也最为严重的问题。交通拥挤对于人们来说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增加了出行时间和成本。出行成本一旦增加将降低城市活力,影响城市发展。

在伦敦,由于市中心区域集中了政府机关、法院以及大量的企业、金融机构和娱乐场所,约有100万个就业岗位,每天在高峰时段每小时约有100万人口和4万辆机动车进出中心城区,从而造成该区域的严重交通拥挤,区域内平均车速只有14.3公里/小时,成为全英国最为拥挤的区域。

在巴黎,20世纪60年代,私人小汽车骤增,导致市区交通严重阻塞。1973年环城快速路开通后不久,就出现了持续性的拥挤。

在曼谷,由于车速过慢,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停车场,甚至出现过3个月内有900名孕妇因堵车被迫在轿车中分娩的情况。

交通事故:交通拥挤也导致了事故的增多,事故一旦发生,后面的车辆往往会束手无策,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况,这又加剧了拥挤。据相关统计,欧洲每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之多。

环境污染:在机动车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交通对环境的污染也在不断增加,并且逐步成为城市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污染源。根据伦敦20世纪90年代的检测报告,大气中74%的氮氧化物来自汽车尾气排放。交通拥挤导致车辆只能在低速状态行驶,频繁停车和启动不仅增加了汽车的能源消耗,也增加了尾气排放量,增加了噪声。

据英国某公司对发达国家大城市交通状况的分析,交通拥塞使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交通事故的代价约占GDP的1.5%~2%,交通噪音污染的代价约占GDP的0.3%,汽车空气污染的代价约占GDP的0.4%,转移到其他地区的汽车空气污染的代价约占GDP的1%~10%。

3.环境恶化

“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臭氧层空洞”等等词汇在近几年被频频提起。生态环境的问题已经是人类继续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了。

近百年来,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全球的气候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退化、土壤侵蚀加剧、生物多样化锐减、臭氧层耗损、大气化学成分改变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被重视,将会影响人类的长远发展。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预测,未来全球将以更快的速度持续变暖,未来100年还将升温1.4℃~5.8℃,对全球环境带来更严重的影响。比如农作物将减产,病虫害发生频率和危害速度将明显增加,水资源短缺将恶化等。

环境污染使得城市从传统公共健康问题(如水源性疾病、营养不良、医疗服务缺乏等)转向现代的健康危机,包括工业和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震动,精神压力导致的疾病等。环境污染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世界银行曾对此做过估算,认为由于污染造成的健康成本和生产力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

4.资源短缺

2002年在南非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高峰会议上,一致通过将水资源列为未来十年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联合国环境署同年在《全球环境展望》上指出,“目前全球一半的河流水量大幅度减少或被严重污染,世界上80多个国家或占全球40%的人口严重缺水。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遏制,今后30年内,全球55%以上的人口将面临水荒”。

在缺水型国家或地区中,城市的水资源紧缺问题最为严重,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大中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休斯敦、雅加达、洛杉矶、华沙、开罗、拉各斯、达卡、圣保罗、墨西哥城、新加坡等都面临严重的水荒。

此外,土地资源紧缺问题也是国际大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问题。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在大量的人口和产业向中心城区集聚的过程中,像东京、纽约、伦敦等大都市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土地紧张问题,土地对现代化大都市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作用更加突出。如何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拓展地域范围已成为各大都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5.城市贫困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有人涌进城市,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在城市中获得一席之地,拥有一定的资产。于是大量贫民为了生存聚集在一起,从而诞生了贫民窟。贫民窟大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比较著名的有印度孟买、巴西圣保罗等。

目前,孟买1600万人口中有60%的人居住在仅占城市土地面积十分之一的贫民区和路边的简陋建筑中。

(四)智慧城市解决思路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快速扩张,城市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可持续发展挑战,而面临这些实质性的挑战,城市必须应用新的措施和技术,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实践证明,借助信息技术大发展的智慧城市理念是解决城市发展问题、助力城市发展的先进理念。

1.智慧城市理念的由来

1990年美国加州旧金山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以“智慧城市(smart cities),快速系统(fast systems),全球网络(global networks)”为主题,探寻了城市通过信息技术聚合“智慧”以形成可持续的城市竞争力的成功经验[1]。会后正式出版的文集《科技社会的一种现象:智慧城市,快速系统,全球网络》,成为关于智慧城市研究的早期代表性文献。

欧盟在2007年的《欧盟智慧城市报告》中率先提出“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创新构想;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美国IBM公司提出了“智慧的地球”理念;2009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的具体计划,并且决定投入100亿至120亿欧元用于智慧城市建设;同年,IBM在中国提出“智慧地球赢在中国”,并建议优先建设智慧的电力、智慧的医疗、智慧的城市、智慧的交通、智慧的供应链、智慧的银行六大行业[2];同年,IBM发布了《智慧的城市在中国》报告,认为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推动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成为城市管理者的当务之急,建立智慧的城市将是城市信息化的终极目标和战略方向。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科技界大会上作了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报告中诠释了“物联网”、“智慧地球”等与智慧城市密切相关的关键概念,标志“智慧城市”的研究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2010年,科技部等单位在武汉举办了“2010中国智慧城市论坛”。现在,“智慧化”是继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之后全球科技革命又一次新的突破,世界许多国家将智慧城市当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就业、振兴经济、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国际智慧城市组织ICF(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等相关机构也相继成立,并开展了“全球智慧城市奖”评选活动。

2.什么样的城市适合建设“智慧城市”

现代城市按规模可以分为四层:第一层次是超级城市。主要特征是人口众多(一般人口是在1000万以上),交通拥堵、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严重,城市发展已经面临瓶颈,而传统城市发展模式解决这些问题的作用有限;第二层次是大城市或者叫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在周边起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带动区域增长、技术扩散和产品集散的作用,人口规模一般很大,已经出现一些类似超级城市的“城市病”,但城市问题并不严重,可以选择按照传统城市发展模式向超级城市发展,也可以建设智慧城市加速城市发展;第三第四层是中小城市和小城市,这些城市规模小经济实力有限,可以沿着传统城市发展方式继续发展。不同层级的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需求程度和建设能力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适合启动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从城市规模上看,超级城市和中心城市存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在需求。这些城市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前端,建成时间长,地域规模大,经济发达,历史文化渊远流长,是人们心目中的大都市。如前所述,这些规模巨大的城市在尽情施展优势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即我们常说的“大城市病”,人们常常简称为“城市病”。不同表征的城市病症需要不同诊治方案,借助2008年信息技术大发展的契机,越来越多的超级城市和中心城市开始启动智慧城市建设战略,认为智慧城市是目前为止最为先进和适合的城市发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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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俊涛)

智慧城市建设基础最好的是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在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宜居的环境、合适的生活成本和良好的社会管理方面较其他几类城市更有优势。中心城市无论是地域还是人口规模都不是很大,有历史形成的发展特征和各种优势,经济发展形势良好,优势产业特色鲜明,有很好的信息化基础,建设智慧城市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强。同时,相比超级城市,中心城市因为规模相对较小,各类“城市病”的数量和发展程度较轻,其治理难度也较小。

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因为加入城镇化进程的时间较短,目前还处在铺点扩面的阶段,主要任务是借鉴大型城市发展经验,合理安排城市产业结构、挖掘城市特色,沿着传统城市发展道路不断增强城市经济实力。这些城市智慧城市建设需求和实力都比较弱,其中经济实力好的中小城市可以上马一些智慧项目而不是整体智慧城市规划建设。

3.城市产业结构变更

城市是非农业人口集中、以从事工商业等非农生产活动为主的区域,城市在国家或区域中所起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通过市民在城市中进行的各种生产、服务活动的产业结构体现出来。传统城市中采掘、冶炼、化工、加工制造、电力、建筑等黑色经济占很大比重,城市发展以经济发展为标尺和目标,对生态环境、人文特色和舒适生活的关注较少。这种城市发展理念越来越不能满足现代人对生活品质提升的需求。现代人对城市的要求不再限于物质丰富、经济发达,同时渴望舒适的环境、清新的空气、方便快捷的生活所带来的愉悦心情。

智慧城市建设理念重视人们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关注和舒适生活的向往,借助智能技术大发展改变城市的产业结构,要求传统城市产业中黑色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代之以信息、咨询、商业、金融、生物制药、教育文化等第三产业,使城市产业活动向着“优化生态、舒适生活、发展经济”的方向发展。

4.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智慧城市建设要求以城市经营的理念替代城市管理理念。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无论是城市绿化还是水资源管理、替代能源开发、碳减排和碳交易都不只是政府自己或者某一单独实体可以解决的事情,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交通、社会服务、公用事业、医疗卫生等活动也需要协调运作。

全新智慧城市建设理念要求我们像经营一个企业、家庭一样经营城市,突破城市管理的边界,把城市建设与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健康连接起来,不仅优化自然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而且要结合城市的地理空间和区域特色,开发人力资源,建立政府、公众、企业、非盈利机构等相关主体参与的城市规划和发展机制,扩大城市就业,实现市民的安居乐业,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以使城市可以更加智慧地应对各种挑战。

智慧城市建设应该把和谐发展作为目标,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经营的所有活动中,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借助计算机、信息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智慧技术对城市运行过程进行模拟;以网络信息为基础,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遥感系统、宽带网络、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技术,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地理空间进行信息自动采集、动态监管和辅助决策。借助智能技术解决城市发展面临的各类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3]。

五、智慧城市如何实现

智慧城市是信息技术高度集成、信息应用广泛整合的的网络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城市,是以智慧技术、智慧产业、智慧人文、智慧服务、智慧管理、智慧生活等为重要内容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阶段。智慧城市的成功实现有赖于信息技术的大发展。

阿尔温·托夫勒(章后有专栏介绍)曾预言“电脑网络的建立与普及将彻底改变人类生存及生活模式”,信息网络、数字技术等智能革命正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生产、生活、交通等各个领域。

(一)智慧城市整合系统

城市是由关系到城市主要功能的不同类型的网络、基础设施和环境六个核心子系统组成的整合系统;这六个核心子系统分别为人(people)、商业(Business)、运输(Transport)、通信(Communication)、水(Water)、能源(Energy);通过六个子系统的整合协作相互配合,可以有效地促进整个城市管理系统的执行力和高效性[2]。下面我们分别介绍每一个子系统:

人:城市中人的系统涉及人的数量、健康和社会网络。包括公共安全(火情、情和疾病)、医疗、教育和市民的生活质量。

商业:城市的商业系统遵循着一定的行政规章和政治环境规范,包括商业计划的调节,对外开放和投资,劳工立法和产品市场的立法。城市以商业系统作为它繁荣的基础,随着城市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扮演角色的日益重要,如何解决在哪些领域需要制定法律和怎样执行这些法律的问题变成了衡量一个城市商业系统有效性和高效性的核心问题。

运输:城市的运输系统包括城市路网的各个方面,主要是公共交通网络、海运和空运。在城市没有采取有效交通管理措施的情况下,效能低下的交通系统会导致运输成本的增加。比如:在2005年,交通拥堵使美国经济活动中的运输环节多花费了780亿美金,拥堵发生的几小时内就可损失掉42亿美金,而且还产生了环境污染和能源浪费问题。这种浪费以每年8%的速度在增长。据估计,交通拥堵的花费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到3%。随着汽车拥有数量的增加,这种成本也会不断增加。

通信:城市的通信系统包括电子通讯的基础架构,比如电话、宽带和无线网络。这种接触和传达信息的能力是现代经济的关键,也是一个智能城市的关键。

水:城市的水系统是非常重要的系统,包括整个城市的水循环、水供应和水清洁。水是人类维持生命的基本元素,随着城市规模和数量的增长,一方面水资源越来越紧缺;一方面水资源的浪费情况严重。目前,全球范围水资源有效利用率仅为47%,水资源自然流失和人为原因造成的水资源流失率达53%,每年因为水资源浪费产生的经济损失达14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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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和每年在水资源消耗上的浪费

能源:城市的能源系统,也如它的水系统一样重要,包括能源的产生、能源运输体系以及能源废弃物的处理。能源系统最大的特点是不稳定、不充分和不可持续。

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影响、协调合作的。比如一个城市的信息和通讯基础架构是吸引商业和投资的关键;一个城市的运输系统对于商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保障因素;水支撑着所有的经济活动,在欧盟和美国,假设经济保持不变,但对水资源的消耗在今后20年将翻一倍……在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下六个核心系统实将现充分连接并且可以彼此“对话”,城市管理核心系统对六个子系统进行统一的调度和指挥,整个系统因此变得聪明高效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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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核心系统之间关系的样图

资料来源:整理自IBM商业价值研究院:《智慧的中国,智慧的城市》,IBM公司官方网站,2009年

(二)智慧城市运作过程

如果把智慧城市比作一个功能系统,该系统由智能化的各个行业、各个社会层面、各个组织机构甚至个人组成,这些组成部分借助飞速发展的信息、网络和计算技术,为居住在这个系统内的市民创造出智慧的便捷生活。

我们可以把智慧城市的构成比作三个世界,一个是物理世界,这个世界由我们可以感觉触摸到的东西构成,是城市中的人、车,是医院、是厂房;第二个世界是以互联网组成的虚拟世界,是有线网络、互联网和无线网络三网融合。这个世界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我们在使用电脑、手机时可以感知得到;第三个世界是由信息技术、决策模型构成的智能世界。这个世界如同人类智慧的大脑,可以对其他两个世界所捕捉的信息进行分析,形成认知,做出正确决策。这三个世界构成了智慧城市的三个分层,三个分层叠加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城市发展空间——智慧城市。下面我们分别讲述智慧城市系统的三个分层及其运作过程:

第一层次是感知层:智慧城市系统中所有的人和物、机构和部门,都是可感应、可度量的信息源,通过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遥感系统、宽带网络、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智慧技术,可以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地理空间、人员进行信息自动采集。在这一层面,无数的摄像头、读卡器、感应器24小时对城市系统中的人、组织、交通、水、能源等进行检测,城市系统各微观组成元素的需求不间断地被统一提取到第二层次的网络层进行分析处理;

第二层次是网络层:通过计算机、信息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第一步骤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推理和判断,利用机器“智慧”整合各种需求、模拟各种决策方案。这一层次相当于智慧城市系统的中转站,城市环境、公用事业、城市服务、公民和产业发展等信息被感知层收集到这一层次,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中的有线网络、无线网络、互联网进行智慧地感知、分析和需求集成,并进一步上传到第三层次的应用层进行决策处理;

第三层次是应用层:通过一个中央指挥终端给各个决策方案进行打分,自动筛选最佳实施方案发出动态指令,使城市里的各个关键系统和参与成员和谐高效地协作,城市运行的最佳状态得以实现。城市系统各个微观组成部分的各种问题都将在这一层次做出反馈,城市资源被统一管理,整合决策,各部分需求有序地得到满足,城市功能更加智能化,资源浪费、交通堵塞、环境污染、效率低下等“城市病”得到缓解,智慧技术为人们创造了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工作、休息和娱乐环境,城市经济持续繁荣。

在智慧城市中,不断发展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使得整个城市实现数字化,所有城市管理工作都被转换成数据,从而整个系统都具有可计量性(感知层);智慧城市系统有能力使用所构建的数据,建立行为模型或者把数据结果转化成有用的信息,进行信息传送(网络层);城市功能系统的各个决策指令都是统一做出的,矛盾冲突、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问题得到解决(应用层)。

(三)智慧城市特征

我们可以用四个方面来概括智慧城市的特征,那就是:全面物连、充分整合、激励创新、协同运作。

(1)全面物联:智慧城市系统通过智能传感设备将城市公共设施物联成网,对城市运行的核心系统实时感测,形成感测数据上传网络。

(2)充分整合:“物联网”与互联网系统完全连接和融合,将数据整合为城市核心系统的运行全图,进行整合分析决策。

(3)激励创新:鼓励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智慧基础设施之上进行科技和业务的创新应用,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4)协同运作:基于智慧的基础设施,城市里的各个关键系统和参与者进行和谐高效地协作,达成城市运行的最佳状态。

这些特征听上去非常高深玄妙,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演示其中的含义。比如一个城市的水资源管理,一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其中包括自然降水、水库蓄水、河流湖泊流域的水源、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居民用水、市政用水、自来水系统、环保监控和污水处理;涉及包括水务、水利、环保、城建、农业和市政等多个部门及相关企业。

现在我们通过智慧技术将所有这些领域、部门和企业的数据通过一个数学模型整合在一起,前端有各种各样的传感设备收集不同的数据,中间有基于数学模型的系统把这些数据整合在一起,后端通过强大的计算力分析这些数据、得出结论并即刻传给相关部门,这样我们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就能够实现“智慧”。在水管老化之前就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而不会等到其爆裂而导致水漫街道;在枯水期来临之前能够预测所需调水和用水的量级;对于水资源污染能够早发现、早防治,让红藻、绿藻都不再泛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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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温·托夫勒和他的未来三部曲

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美国人,世界上杰出的未来学家之一,与他的夫人海蒂·托夫勒一起创作了三部曲——《未来的冲击》1970年,《第三次浪潮》1980年,《大未来》1990年。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新技术革命高潮的到来,一门被称之为“未来学”的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在国外蓬勃发展起来。记者出身的社会学家、康乃尔大学特聘教授阿尔温·托夫勒于1980年在纽约首版的《第三次浪潮》一书,是这一时期和这一学科的重要代表作。

三十年前,《第三次浪潮》引入中国之初曾给人们的心灵造成了莫大的冲击,其影响至今仍然连绵不绝。

托夫勒在这本书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从约一万年前开始;第二阶段为工业阶段,从17世纪末开始;第三阶段为信息化(或者服务业)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书中着重描述了在新科技革命影响下,人类在国家政治结构、生产组织结构、媒介传递、家庭组合、社会道德规范、消费行为、心理性格等方面正在和将要发生的种种变迁。他认为,由于新技术浪潮的出现,发展中国家可以重新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一论述曾经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新技术浪潮为民族的崛起带来了新的契机,更为无数年轻人提供了更有激情、更具想象的空间。

托夫勒在二十多年前预见的未来是:跨国企业将盛行;电脑发明使SOHO(在家工作)成为可能;人们将摆脱朝九晚五工作的桎梏;核心家庭的瓦解;DIY(自己动手做)运动的兴起……时过境迁,如今我们才发现托夫勒的预言竟大多已成为了现实。

《第三次浪潮》一书内容的特点在于它不仅仅是在谈论科技的进步与发展,而是浓笔描述科技力量在未来将是如何深刻地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改变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而并非是局部。

三十年后的事实,验证了他惊人的前瞻力。我们已经真切地感受到第三次浪潮的冲击,小到人民日常的工作生活,大到一个城市、国家甚至地球的发展,都因为信息技术的大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托夫勒曾经形象地将中国分成“三个世界”:一是“第一次浪潮”覆盖的人口。这个世界居民是九亿农民,这些生活在第一次浪潮中的人们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二是第二次浪潮所覆盖的人口。人口总数约三亿,他们是生活在城镇,属于大生产的工业化社会。此外还有一小部分人口,据国家计委的分析,这部分人口比较少,约千万人,属于“第三次浪潮”所覆盖的人口,是信息时代的人口,或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口。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是第一、第二次浪潮所覆盖的人口越来越少,而第三次浪潮人口却越来越多。

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个发展趋势,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城市化进程中城镇居民占比已经接近一半。同时,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推进,中国正大踏步向“第三次浪潮”世界前进。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

和谐法治论

◎汪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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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习根,1965年生,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珞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法理学研究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权问题特约专家。

2004年入选教育部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6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先后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国家精品课程(法理学)奖、中国法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各类奖励20项。还被评为武汉大学十大杰出青年、武汉大学十大师德标兵。主持国务院国家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重点项目、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部级重点研究项目等各类项目15项。

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人民日报》(理论版)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有30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相继转载。出版著作20部。

近20年来以法治、人权与社会发展为研究主线,在发展权这一新型人权的研究上形成具有鲜明学术特色的成果,《法治社会的基本人权——发展权法律制度研究》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有关发展与人权研究的成果被《中国人权网》、《法制日报》、《检察日报》、《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等相继登载。

和谐是法律的价值使命,在和谐社会的理论体系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民主法治。法治是衡量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方式。所以,科学地揭示和谐与法治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和谐社会的法治发展战略,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重大的现实价值。

一、和谐法治论的提出

历史已经表明:和谐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绵延不衰的思想瑰宝,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丰富的历史内涵。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已经对国家的治理之道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宇宙万物起源于“道”,而“道法自然”,故崇尚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种“道”的和谐实质上是一种“自然和谐”。法家主张所谓“法治”,通过法律制度的设置来规范行为、谋求秩序,甚至提出了“执法如山”、“缘法而治”、“刑无等级”等宝贵思想,这是一种“规范”上的和谐。对和谐的原则和标准究竟是什么?墨家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今天所倡导的“以人为本”[2]最早就是由管仲提出的。而其中的“人”是指人的利益,即“兼相爱、交相利”,[3]强调人与人在“利”上应和谐一致。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利益的一致、平衡与和谐为根本。将“利”的和谐运用到法律上,表现为:一切代表和衡量利益的标准都可以称之为法,“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4]儒家代表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5]“礼之用,和为贵”。[6]认为和谐不仅是事物发展之客观规律,而且是做人的原则,还是生活方式。孟子强调“天时、地利、人和”,一语道破治乱兴衰与成败得失的奥秘。在这里,“和”成为关节点和落脚点。此后,由“和”逐步演化出了“中庸”、“中和”、“和合”等范畴,包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主要是基于“礼”的和谐。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实践中,诸子百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交相辉映的,即便是统治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儒家学说,也吸收了其他学说不少成分。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造了先秦“明德慎罚”、德法并用的思想,结合道家天人感应理念,提出“德主刑辅”的治理学说,认为“中和”是政治法律的最高境界。汉武帝对此推崇备至,采用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之术,终成“文景之治”。至盛唐时期,将法与礼统一起来,以“一准乎礼”的最高原则来塑造法律精神,迎来“贞观之治”。

近代思想家为了和谐的政治法律理想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如康有为发扬孔子“天下为公”的思想,试图通过变法改制来实现小康社会和大国世界,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所倡导的和谐更是一种西式宪政下的和谐,可简言之“共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宣告民国是共和国,以三民主义为根本指导。

归纳起来,中国历史上对和谐与法治关联性的认识大体表现为三方面:其一,和谐是法的理念。法不单纯是一套生硬的规则,而必须与和谐伦理相融合。其二,和谐是法的基本内容。作为和谐表现的礼、仁、德等,往往与法同时并存、相互利用。其三,和谐是法的追求。政治法律制度应以和谐的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为价值取向,达到一种人与物、人与人的安定有序状态。

然而,从本质上讲,这些思想具有不可避免的零散性、形式性与非理性,没有也无法实现实质公平的和谐之美。反思既有的和谐与法治理念,吸取和谐法律实践上的经验教训,是探索真正合乎科学规律的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之路的理论始点。本文认为“和谐法治”的提出,正是经验探寻与反思的理论成果。“和谐法治”的基本依据在于:法治是和谐的存在载体与实现方式,和谐是法治的基本价值与实质追求。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和谐的每一个方面都与法治水乳交融、难舍难分。具体表现在:(1)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民主是和谐法治的力量之本、动力之源、能力之基。无论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还是谈判民主与自治民主,都离不开法治的规范与保障,而法治发展的立足点与归宿更在于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只有民主与法治高度统一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2)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法是公平正义的化身,在众多的法律价值中,公平正义始终居于核心地位。离开了法治,公平正义便丧失了载体与凭靠。(3)诚信友爱固然是一个道德的诉求,但更应升华为一个法律的原则和规则,依据法治构建的诚信才是强有力的诚信。(4)充满活力是指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这就需要法治提供保障,即依法保障创造自由、依法提倡创造活动、依法规范创造行为、依法保护创造产权。(5)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的社会,而秩序是法的基本价值,法的最初始功能在于定纷止争,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秩序具有两面性,人治下的秩序是一种等级特权专制下的秩序,虽有秩序之名,却无和谐之实。而法治下的秩序才是真正和谐的秩序。(6)和谐社会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已经成为法的基本范畴,可持续发展法治的兴起正是和谐法治的重要体现和必然要求。

总之,如果说秩序是和谐法治的前提、民主是和谐法治的源泉,那么,公平正义则是和谐法治的内核,而充满活力是内在要求,诚信友爱是外部保障,自然和谐则是一种新境界。

二、和谐的法律创制观

法治的实质在于良法之治,这已成为一条千古定律。而和谐是衡量良法与恶法的根本标准之一。如何构建真正切合自身国情的法律体系,一直是国人孜孜以求的法治战略理想。法治之路漫漫而修远兮,举国为之上下而求索。应该说自1979年以后,中国立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为主的法律体系。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人权入宪、物权法等的通过,中国在立法方面已步入一个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为此,必须实现法律观的根本转变,将和谐的理念引入法律领域,形成和谐法律观,引领立法实践。具体来说,和谐法律观的提出,势必引起立法领域的一系列根本性转变和革命性变革,带来立法理念上的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主要表现为:

1.从斗争法律观向人本法律观的转变

纵观人类法律史,法律观经历了三次大的变迁:从古代的神本主义法律观到近代的物本主义法律观,再到当代人本法律观。西方中世纪的法律奉行神本位,神法高于一切,神权与皇权、专制与人治成为法的终极追求,人权与人性被彻底泯灭。近代启蒙运动及市场经济的兴起,人们彻底否定了神本位的法理念,但却又步入“见物不见人”式的金钱本位、商品本位的误区,这种物本法律观念以经济、商品、货币的急剧增长造就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与社会不公,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危机、人类危机与生态危机。

中国法治建设决不能重蹈覆辙,而应该在反思中更新与优化理念。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58年以来中国的立法实践,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和谐宪政时期(1949—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谐深入人心,并且被上升为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新中国的国名确定就蕴含着无穷的和谐之理:将“人民”与“共和”连为一体,并以宪法这一最高法律加以庄严宣示和确认。“共和”就是和谐在法律中的最高级形式和最生动体现。二是斗争法时期(1958—1979年)。此时,如果说还有一点“法”的话,那也不过是一种“斗争法”。法成为阶级意志的体现、阶级利益的反映、阶级斗争的工具。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破坏了人与宇宙自然的和谐,“与地斗、其乐无穷”摧毁了人与地球生态的和谐,“与人斗、其乐无穷”践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连古人尚且知道天时、地利、人和,此时的斗争法却反其道而行之,是对和谐的最严重破坏。三是商品经济时期(1979—2003年)。初步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体系,适应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需要,为和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当然,城乡、贫富、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内与国际发展的不和谐因素或多或少地反映在法律之中。四是人本法律观时期(2003年至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其运用到法律领域,便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法律观——“人本法律观”。[7]如果说以人为本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那么人本法律观则是和谐法治的根本指南。人本法律观的内容有三:(1)法律以人为主体,人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而不是以人之外的“神”、“官”、“物”为本。“神本”是以神权否定人权,以神的崇拜、领袖崇拜取代对人权与法治的信仰与尊重;“官本”是以官方权力压制市民权利,从而颠倒了权利与权力的应然关系;“物本”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单纯追求GDP,实质上最终必然导致以富为本。现实生活中的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利益至上,经济发展替代环境、社会协调发展就是典型例证。法律必须舍弃上述观点,而应该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保护人、实现人的价值。(2)法律的“本”在于社会公平,“一切为了人、为了一切人”,把一切人都当人看,尊重所有人的价值与尊严。(3)“人本”即指法律要“合乎人性、尊重人格、体现人道、体恤人情、保障人权”[8],从而实现法律与情理的和谐。

2.从形式正义向社会公平立法观的转变

正义是法的永恒主题,但“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9],恰如一张多变的脸,令人捉摸不定。对此,凯尔逊叹言:“自古以来,什么是正义这一问题是永远存在的。为了正义的问题,不知有多少人流下了宝贵的鲜血与痛苦的眼泪,不知有多少杰出的思想家,从柏拉图到康德,绞尽脑汁,可是现在和过去一样,问题依然未获得解决。”[10]当代最著名的正义论者罗尔斯试图从社会制度上分析正义问题,指出: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是首要的正义,而“社会基本结构之所以是正义的主要问题,是因为它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11]。可惜的是,他对正义与制度的关联解析没能从本质论意义上去检视与挖掘。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为重新理解和构建法治正义观奠定了基础。和谐社会的正义观至少应包括两大方面:

(1)形式平等。形式平等是一种资格平等,即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平等的人就应该配给到相等的事物”[12]。形式平等的实质是均等、等值、等量地对既存事实与状态加以确认、维持与保护。如《物权法》中争议最大的一条原则——“物权平等”,在本质上是一种形式上的资格平等,而不是一种实质的结果平等。对物权中具有相同属性的那部分人的物权给以平等保护,而对其中不相同的,则不能平等保护。这里的所谓“相同属性”就是物权人的权利能力,“不同的物权人,无论指国家、集体还是个人,都具有相同的自主、理性和趋利的特性,因此具有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平等资格”。[13]这种资格的形式平等,即机会平等,由于没有排除社会的偶然因素的影响,如地理环境、人的先天能力差异,在结果上可能导致实质的不平等。市场经济离不开形式平等,但和谐社会却不能只停留在形式平等上,只关注财产的占有、转移、使用与保护上的平等,不在乎不同主体财产的多少与贫富不公。而《物权法》不是为了通过再分配来减少贫富悬殊,它对公平的作用应被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其作用不可低估、也不可高估,否则,势必会戕害它的生命力。

(2)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社会全体成员在机会、利益与资源的分配上获得公正、平等、均衡地对待,以机会平等为起点、以分配的公正为目标。平等是公平的核心要素,但平等可能成就公平,也可能带来不公平。如平等地赋予狼与羊以自由地吃掉对方的权利,看似平等,其结果必然是不公平的。同理,将年轻人与老年人,健康人与残疾人简单地放在一起赛跑,其规则越是公平且越是能做到执法如山,其结果便越是不公平。要想公平,就必须让老年人缩短赛程,给残疾人配备轮椅、安上义肢,这就是实质上的社会公平的意蕴。

从个体之间的形式平等向社会公平的转变,是和谐立法的根本价值追求,而社会公平的法律制度包含四个方面:一是资格公平法。确认所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身份与资格平等,反对立法歧视,如城乡二元主体对立。二是规则平等法。在开展社会活动时在行为规则上应当公平,此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游戏规则的不公,如双重标准的歧视。三是机会公平法。全体社会成员都一视同仁地享有参与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发展进程的自由与机会,即职位、机遇向所有人开放,如罗尔斯在论证社会正义所提出的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14]为此,应反对机会的不公,如就业歧视(对身高、性别、身份等的不合理限定)。四是结果公平法。财富、利益与资源的分配应当在全体公民中公正、均衡地进行,缩减和消除贫富悬殊、区域不平等。

在不否认机会上的形式平等原则基础上,应当突出建设与完善实质分配公平的法律制度。包括:①权利的特别保护。在公法尤其是宪法中,明确对国有资产的差别保护,确认全体公民共同平等地分享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带来的利益。②机会的特别优惠。以就业促进法、农民权益法等保障下岗、失业者、农民工等处于不利地位者享有公平的发展权。③结果的分配公正。财富的初次分配应体现形式正义,而再分配则要遵循实质正义原则。重点突出公权力在法律中的两种调节方式:一是公权力直接调节方式。通过投资法、计划法、税收法等对资源进行强制性再分配,使高收入者高税收、低收入者高保障,达到社会公平。二是公权力间接调节方式。公权力不是直接作用于某一当事方,而是介入当事双方主体之间,通过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等社会法构建起对弱势群体的防护墙,保证他们受到优惠的对待,以看似不平等的方式实现真正的公平。

3.从利益分化向多元利益整合的立法观转变

法本来就是多元利益分化与协调的产物。在发展非均衡、区域状况多元、民族众多的现实背景制约下,我国形成了一元、两级、多层次的立法体制,适应了中国的国情与要求。为了实现和谐,重点应当建设好多元利益的冲突排解机制和利益整合机制。包括:一是利益界定机制。稳定是和谐的底线,而法律是稳定的调节器。立法的首要任务是区分利益、界定利益和确认利益,使各种不同的利益得到法律上的合理定性和定位,依法设定各种利益的边界和范围,做到各守其分、防止互相越权与侵权。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界分与互动就应当有一个清晰的法律规范上的限定。在征地、拆迁之类事件中“国计”与“民生”的矛盾是各国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15]我国宪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为此,就应该在法律中设置公共利益的实质标准和程序标准,为解决利益之争奠定规范基础。二是利益表达机制。通过法律的利益表达是一种理性而和谐的表达方式。表达自由、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已经规定在我国宪法之中(第35、41条)。目前,重点是依法保障这些权利的实际行使,突出解决工会、上访等的法律化、规范化和实效化。立法是民意和社会大众利益的体现,应当奉行民主立法、公共参与的原则。三是利益协调机制。和谐社会必须以人为本,即以人的利益为根本,但其中的利益不应当仅仅是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局部利益。相反,应当防止通过立法将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制度化、从而形成利益冲突与对立的制度化。四是利益优化机制。以人为本既反对个人利益至上,又反对无视个人利益,谋求利益的社会化、最大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任务。而法律的使命正在于:“通过经验来发现并通过理性来发展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各种方式,使其在最小的阻力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以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16]以社会的全体利益为本,是法律与社会发展的着眼点和立足点。科学发展观中“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标志着必须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法律必须防止利益的单一化、片面化和非持续性。

三、和谐的法律执行观

法的执行即广义的执法,是司法机关的司法与行政机关行政执法的统一。和谐执法观包括和谐司法观与和谐执法观两个方面。

1.和谐司法观

对当代中国司法的根本指导思想究竟是什么,我们进行了坚持不懈的长期探索。“和谐司法”的提出是对“人民司法”、“专政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为民司法”进行总结、反思与高度提炼的结果,是当代中国半个多世纪法治与社会发展实践的产物,充分反映了司法演进的客观规律与必然趋势。[17]

司法理念的和谐是和谐司法的前提。它包括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统一、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结合、程序理性与程序人性的关联、法律后果与社会后果的一致。

司法方式的和谐是和谐司法的出路。应当正确处理好坐堂问案与送法下乡、审判与调解、司法的剧场化与广场化的关系。

司法风格的和谐是和谐司法的要求。司法要体现民本、民意、民情、民风、民权,做到亲民、爱民、便民、利民、护民。

司法组织的和谐是和谐司法的载体。公、检、法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和谐协调是司法和谐的组织保障。和谐在这里意指各种权力在恪守相对独立性的条件下相互协调配合,以统一的法律标准与界限来实施法律。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这已成为一条法治的规律。司法组织之间的和谐是保证司法统一的前提。

司法和谐并不等于“和稀泥”,不能以和谐取代公正,将和谐司法与公正司法对立起来。和谐是从司法精神、行为态度、风格及立基点上来讲的,而公正则是就实质内容与客观标准而言的。和谐有助于指导公正地司法,树立公正司法的权威,铸造民众的尚法信念,体现司法的“公正”、“公心”、“公开”、“公信”。[18]

在一定意义上说,司法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而艺术是一种美的享受,和谐正是“美”的表现。古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将和谐视为至美、最美,任何艺术符合黄金分割律0.618∶1即为和谐。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代表尼柯马赫就提出:“美是和谐的比例。”柏拉图还指出,法律体系因为其内部的高度和谐而赛过荷马史诗的美。[19]司法是生活之美的和谐,因为司法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复制生活而又最终修复生活,这就是和谐司法的生活逻辑与朴实根据。

2.和谐执法观

执法在狭义上仅指行政执法,作为法的实现的最主要途径,它广泛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与环节,在和谐社会的法治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功能。对此,《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和谐的行政执法观是构建和谐政府的思想前提,包括:

(1)在价值上,实现从权力本位向以人为本的转变。权力本位即以“官”为本,以管理者自身的立场、权利与利益为本,这是导致官民对立的根源。为此,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到以“人”为本上,以实现人权、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的出发点。行政执法是近代民主法治的产物,执法的人民本位在西方源于社会契约论,而在中国则以人民主权为理论渊源。无论是行政执法权的取得,还是范围大小与运行目标方面,始终都离不开人民,“人民利益”是一切行政执法的根本追求。

(2)在模式上,实现从对抗式执法向服务型执法的转变。执法主体与相对方应当是对立统一的和谐关系。而不是“命令—服从”的单一模式。为此,应当明确政府职能主要是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现代政府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而这种作用能否发挥、如何发挥及发挥程度的大小,首先取决于对政府性质与地位的科学认识上。政府是民意的代表、国民财富的守卫者。我国宪法规定,公共资源属于国家和全体人民所有,各级政府享有管理和依法支配的权力。政府是公共资源的占有者、管理者和使用者、配置者。而政府使用、配置与管理公共资源的最基本方式应当是依靠法律。可见,行政执法的好坏制约公共资源的运用方式与向度。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政府通过法治形式可以有效实施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医疗、义务教育与资源管理活动,从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弱势群体,达到社会利益的均衡与和谐。

(3)在方法上,实现从惩罚式执法向人性化执法的转变。制裁是法的实施方式,但并非唯一的也不是根本方式。法律规范具有超前引导与事后惩罚、提倡与制裁两大类型。在实践中,要着力克服单纯惩罚、罚款的不良倾向。在行政执法的各环节中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以罚代管、一罚了之的不当做法,必须予以根除。命令与服从的单向度执法方法不符合和谐的基本要求,在管理、制约的基础上导入柔性执法、人性化执法是和谐执法的必由之路。人性化执法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与行政契约等形式。可以考虑普及如下做法:主体事项事前提示(体现了透明政府、阳光政府的理念)、轻微问题告诫(执法以教育与人民为本而非以惩罚为本)、约见与建议(事前防范为主,发挥法的超前引导功能,防患于未然)、典型案例公示(强化法的评价与引导功能,引导相对人和谐相处)。

(4)在监督上,实现从无限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的转变。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在于有限性、分立性与责任性。[20]现代法治强调政府权力的制约与保障的高度统一。[21]有限与分立是责任的前提,职、权明确,才能责任明确。责任追究制是确保和谐行政的手段,应当不断完善岗位责任制、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办案时限制、绩效考评制、违反程序追究制及失职、渎职追究制等,以形成牢固的执法责任观。

【注释】

[1]本文是在中央政法委、中宣部、司法部和中国法学会联合组织的全国百名法学家百场讲座中的一篇演讲稿。

[2]《老子》第四十二章。

[3]《管子·霸言》。

[4]《墨子·兼爱(中)》。

[5]《管子·七法》。

[6]《论语·子路》。

[7]《论语·学而》。

[8]参见李龙:《人本法律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9]李龙:《人本法律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0][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11][奥]凯尔逊:《什么是正义》,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1年第8期。

[12][美]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8页。

[14]“物权法的立法目的是我们考察相关的相同性的标准。通俗地说,物权法的立法目的是安纷止争,物尽其用。物权法的根本任务是解决财产归属和利用问题,与此立法目的相关的因素,就是我们可以比较其异同的方面,其余的因素则可以忽略。因此,在物权法的视野里,就可以把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抽象为利益关系,把多变复杂的人性抽象为理性,把多元的价值追求抽象为利益最大化。经过了这番抽象之后,我们发现了在它们无数的差异性后面的相同点,就是权利能力。”(曹刚:《物权法:直面三大伦理问题》,载《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3日第3版)

[15]参见[美]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页。

[16]征地与补偿的矛盾是世界各国在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共同难题,例如,“9.11”事件的焦点世贸大楼,它的所在地以前是纽约市著名的电子一条街,有着几百家店铺。1962年,纽约市在这里开始了世贸大楼的征地行动,但遭到了几百家店铺业主的反对,政府与业主的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最终业主们输了。因为大法官最终裁定该地建设的世贸大楼符合公共利益,他们认为,该商业区毗邻华尔街和纽约港,该地段是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象征,世贸大楼的修建将吸引全世界对美国的投资,会给纽约乃至美国带来更大的繁荣,而几百家店铺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见,公共利益需要明晰化,需要一个理由充分的解释,如此方能合理推进城市建设和改造,取得公众最大限度的认同(《以“公共利益”标准审视“钉子户”拆迁》,载《新京报》,2007年3月27日)。

[17][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1页。

[18]参见汪习根:《漫谈和谐司法》,载《新华文摘》,2007年第6期。

[19]参见汪习根:《在冲突与和谐之间——对司法权本质的反思》,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4期。

[20]参见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23页。

[21]参见[法]洛克:《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8页。

4.1.2高速城市化与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变迁

1)城市化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

社会转型是社会形态演进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以社会结构的变迁为主要内容的涉及社会领域的全面变革[2]。就整个社会转型而言,也包括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社会政治形态转型、社会文化形态转型等诸多方面,其中又以社会经济形态转型为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社会经济形态转型(socio-economic transition)即为社会经济形态的重大变革,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经济运行方式、产业结构等层次的重大转变。无论哪一层次的重大变迁,往往都表现为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转换,即从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状态进入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状态。当前社会经济形念转型普遍是指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发生的制度变革,即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向[3]。

1978年代末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图4-1),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1978年以来的社会经济转型实际上蕴含市场化与现代化2个进程:前者为“体制转轨进程”,即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多元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后者为“结构转型进程”,即从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郑杭生,1997;李培林,1995;赵人伟,1999)。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际上可以进行多阶段历史定位,以及在此基础上得出不同的历史意义,亦可体现出中国城市社会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的巨大变更与转型。一般意义上,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始于1978年的对外开放和农村改革,而城市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从“明确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目标,以大规模的政策和法律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开始的,以1987年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和允许确定“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为标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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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中国1952—2004年的城市化历程

资料来源: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5—2020).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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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正是在这多重含义的转型背景下发生的,这一过程囊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其所产生的影响为世界瞩目。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转变与制度创新,使中国城市化进程彻底摆脱了跌宕起伏、徘徊不前的局面,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2005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2.99%[5],2004年底全国设市城市661个,建制镇19 892个,城镇人口56 157万人,这都标志着中国开始步入了城市化发展的高速时期。但必须意识到的是,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城市的社会经济转型是在一个更为复杂、多重的转型环境中进行的,不仅与全球经济风云变幻的发展态势相关,还与中国阶段性的城市发展政策和制度安排紧密关联。由此,中国城市社会空间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独特的表征,而其中转型性的经济与社会因素、急速变化的发展政策和政府的主观意愿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经济转型过程的各种复杂的、难以预测的因素。

世界各国的城市发展经验表明,急速的城市化进程往往对城市既有的社会结构及其多样性构成伤害,引发社会阶层的分化等社会问题。“涌进城市的数量庞大的人口造就了中国城市化的巨大想象空间”,中国根本性的经济体制转轨与高速城市化在时空上并驾齐驱,相互推动,也相互制约,造成不可忽视的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如社会极化、城乡差距拉大、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且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日趋加剧,成为中国城市化宏伟图景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因此,探寻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的规律,协调城市中各社会要素之间的空间结构关系,成为中国未来城市化进程必须关注的问题之一。

2)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的基本历程

“空间的形式与过程是由整体社会结构的动态发展所塑造的,社会过程深刻地影响着空间”(Castells M,2002)。19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型持续在若干个重要社会空间的时空交织中进行,多重社会演替的交织使“中国社会正在由过去那种高度统一和集中、社会连带性极强的社会,转变为更多带有局部性、碎片化特征的社会”(魏立华,阎小培,2005),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重组在国内外变革的形势下,显得尤为迅速且明显。

一般而言,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的基本历程可以划分为以下两大的阶段:①1949—1987年期间,中国城市在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影响下,城市空间表现为“生产包围居住”模式和单位组团式的社区(Yeh,1995),不同社会阶层在城市空间上均质分布,工作、居住用地并未发生分离(Wu,1996)。这一时期的城市的生产与物质空间属性被放大,而社会属性几乎不受重视。②1987年之后在中国城市渐进的转型过程中,新旧制度的渐进式变革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力量相互作用不断塑造出新的城市社会空间。如住房制度及住宅商品化改革以市场机制、价格标准进行一定范围内的住房社会分配,导致了不同支付能力的住户住房消费行为的空间差异,如城市中心城区高房价的空间分选作用以及政府中低价动拆迁安置商品房的外缘化趋势,形成城市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边缘化,而城市中心出现“国际社区”、“权贵社区”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此外,城市户籍制度的松动以及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大大促进了城乡人口的流动与城市空间拓展,但由于历史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市场改革的不彻底性导致了“城中村”、“棚户区”等社会空间的衍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表情复杂的中国城市化附生物”(朱荣远等,2006),并认为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双重标准的“城市化”使得这些社会群体有意无意地被边缘化。

简而言之,市场经济化变革所带来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重组与分异的演变趋势,会产生利弊参半的社会经济效应:一方面,城市土地的有偿使用和住宅商品化符合市场经济效益原则,通过城市级差地租形成的不同价格商品房在不同城市区位配置,有利于城市空间资源经济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社会隔离、极化等负面效应,使社会弱势群体逐渐边缘化,造成阶层间社会距离拉大,极易导致阶层冲突现象的发生。因此,1990年代以来“简易棚户区”、“移民社区”、“拆迁安置社区”、“富人社区”等类似西方城市社会空间重组与分异的形态,尤其是阶层分化与居住分异相结合形成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极化趋势在中国一些大城市或特大城市逐步显现,并成为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替的典型特征之一(图4-2)。

图4-2上海城市社会空间演替

资料来源:杨上广.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以上海市为例.城市规划汇刊,2005(5)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人口急速迁移流动、城市化快速推进以及由于经济转型而造成不同阶层分化重构、不同群体利益调整频繁的时期,这就造成了不同阶层之间碰撞的多发性,同时意味着社会动荡的风险也在不断积累。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众多学者和政府官员常常把城市化视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象征,但其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愈来愈多。从1976年至1996年两届联合国人居大会的讨论来看,城市社会空间内有些问题反而随经济的增长而恶化,如贫困、失业、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等随城市化而向城市转移,并通过一系列集聚效应而导致进一步恶化(Jones et al,1995;Wratten,1995;Wu,2001)。因此,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弱势群体或底层社会的逐步扩大,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断裂以及由此产生的“拉断效应”(孙立平,2004)。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可能会对社会结构产生更强的拉断效应,即社会中一部分将会变得“更为先进”的同时,社会的其他部分却变得与这个“先进”的部分越来越没有关系,整个社会将可能形成一个断裂、分层的结构(郑杭生,2002;孙立平,2004),城市社会经济非均衡发展更加明显,社会空间异化趋势持续加剧。由此,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逐步从宏观的社会描述转向社会空间演进机制的深刻剖析,城中村、边缘社区、城市贫困、隔离与异化等敏感问题得到更多的关注,“城市化—制度—社会—空间”的多维视角必然将成为中国社会空间结构研究与分析的基点。

6.1.2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理论

关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做过深入研究。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哈里斯-托达罗(J.R.Harris and M.P.Todaro)的收入预期理论,以及我国学者张忠法的相关理性分析,对劳动力转移的过程、经济动机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较全面的理论分析。

1)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流动的理论分析,以二元经济结构模式影响最大、理论性最强。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通过对印度、埃及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于1954年、1955年先后发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两本著作,提出了发展经济学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第一个理论模式,即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该模式有3个假设条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分为2个部门,即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部门和农村中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劳动力供给无限;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不变。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揭示了劳动力转移的一般规律,主要内容为:处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存在二元的经济结构,即以传统的自给自足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微薄的农业部门和以现代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高、收入高的工业部门并存。劳动力人口不断的增长,因土地资源有限、质量下降,使得边际生产率低下、劳动力过剩,因而为现代工业部门输送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而工业部门资本的积累、生产规模的扩大将吸收这些劳动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为止。随着经济活动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的非农产业转移,二元经济逐步向一元经济转化,各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工资和生活水平差异将逐渐缩小或消失。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是促进国民经济转换、生产方式转换及向现代化迈进的关键。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就是二元经济结构。20世纪50~70年代,我国随着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完成了由传统单一农业经济结构向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至今,由于国民经济的超常和非均衡发展,二元结构趋于强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我国自身的历史和国情,决定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极具艰难性和特殊性。

2)收入预期理论

二战后二元经济理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付诸实践,造成对农业的过度损害,这一模型也不能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同步增长现象做出合理解释。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从发展中国家城乡普遍存在失业的前提出发,提出了他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即收入预期理论,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进行了补充和修改。该模型假定:①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但不是无限的;②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大量失业;③农村和城市之间存在收入差距。这3条假定较刘易斯的假定更符合现代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收入预期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定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差异以及迁移者对迁移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其动力不仅取决于城乡收入差异,还决定于城市的就业率,即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水平的差异。托达罗把农业人口迁入城市就业和城乡劳动力供需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这一模型理论,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数量进行了分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主要取决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比较,用公式表现为

Mt= f(Wu-Wr),

式中:Mt代表在t时间内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数量; f代表反函数;Wu代表城市工资收入;Wr代表农村的工资收入。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表明,当预期的城市工资收入超过农村的工资收入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从而促进一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当农村移民数量多到迫使城市失业规模增大、工资收入下降,城市的预期工资收入与农村工资收入相等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就会停止;当城市预期工资收入小于农村工资收入时,会诱使劳动力从城市向农村转移。

3)期望净收益理论

我国的张忠法等诸位学者在探讨如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一些中国实际问题时,针对农民是否追求转为市民,提出了农民市民化的决定性因素——期望净收益。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农民市民化大致分为2个过程。第一步是由农民转变为准市民,即保留在农村的土地,进城务工,并在城市长期居住。第二步是放弃其在农村的土地,取得城市户籍,由准市民转变为市民。决定农民在农民、准市民、市民这3种身份之间选择的核心问题,是按照其能力能够获得的生活质量之间的比较。张忠法等学者使用“期望净收益”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准,并将期望净收益(ENI)定义为期望收益(NI)和最低生存成本(IW)之间的差额,用公式表示为

EN I= N I-IW,

其中NI= f(xi),

式中:i=1,2,3,…n;xi代表影响期望收益的各种因素;

IW= f(xj),

式中:j= 1,2,3,…n; xj代表影响最低生存成本的各种因素。用EM Ip、EM Isc、EM Ic分别表示作为农民、准市民和市民时的期望净收益;NIp、NIsc、NIc分别表示作为农民、准市民和市民时的期望收益; IWp、IWsc、IWc分别表示作为农民、准市民和市民时具有相同生活质量的最低生存成本。决定农民在农民、准市民、市民这3种身份之间如何选择,取决于对三者“期望净收益”的比较:①当EM Isc<EM Ip>EM Ic时,农民不会选择向城市转移;②当EM Isc>EM Ip<EM Ic时,农民将会选择向城市转移,成为准市民或市民;③当农民已经成为准市民,EM Isc<EM Ip时,出现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现象;④当农民已经成为准市民,EM Isc<EM Ic时,实现农民市民化。所以,要实现农民市民化,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使市民和农民之间的期望净收益差额EM Ic-EM Ip>0,或者市民和准农民之间的期望净收益差额EM Ic-EM Isc>0。张忠法等进一步将影响预期净收益差额的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主要有以下4类:①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劳动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技术性工作的技能等,这些因素决定了其获得收入的能力。②家庭情况。主要包括家庭人口数量、家庭中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人口的比率等,这些因素主要反映家庭的结构情况,而不同的家庭结构反映了不同的家庭收入能力和生存成本。③就业问题。主要包括城市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就业机会、就业环境等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反映农民在城市中持续生活的条件。④制度因素。主要包括就业政策、户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这些因素反映农民迁居城市并成为市民的制度性成本。

6.1.3小城镇与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对比

我国现阶段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是否愿意迁居进城,是迁入城市还是小城镇,是目前小城镇研究中的难题之一。由此产生支持大城市发展和小城镇发展的2种对立观点,可以认为城市与小城镇对于农民的迁入都既有吸引力又有制约因素。

1)城市的吸引力和小城镇的制约因素

国内支持城市作为农村劳动力主要转移地的学者指出,大城市以产业和人口高度集中为特征,经济发达,就业容量大,就业方式也多,社会福利高,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代表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应该是农民最渴望落户的地方。而小城镇却存在就业机会少、预期净收益低、社会保障程度低等制约因素。小城镇人口规模小,基础设施不配套,市场环境欠佳,有些产业不能有效吸引乡镇企业进镇投资办厂,导致就业机会不足,即使就业,工资也远低于大城市,使得农民预期净收益低于期望值;同时小城镇较城市而言,仅处于福利制度的边缘,想完善小城镇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是一个长期的目标。所以,小城镇对农民就业吸引力有限在所难免。

2)小城镇的吸引力和城市的制约因素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创办的乡镇企业使得相当多的劳动力就在农村范围内的小城镇完成了劳动转移,这种就地转移防止了人口过度向城市集中,避免与旧的城市制度形成大的冲突。支持小城镇发展的学者认为,小城镇的户籍制度虽然存在缺陷,但较大城市而言,进入门槛低,且近几年还在持续降低,而从农民支付住房能力来看,进入小城镇也最有现实可行性,一般商品房价格500~1 000元/m2,而城市最低也要2 000~4 000元/m2。

对于我国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来说,大城市却有着户籍制度、居住问题、就业限制多等诸多约束。其中户籍制度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大城市的户籍管理都比较严,其人口规模上有严格控制,农民落户大城市的制度性成本很高;对于农民在大城市的居住问题,除商品房外,农村劳动力没有资格购买其他各种房屋,只能租住;大城市有很多专业型、技术技能型就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高,农民的低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很难使其获得就业机会,而且大城市存在就业竞争不平等、就业限制多等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民在大城市的落户。

3)城市与小城镇正负面因素综合分析

就农民个人而言,在选择城市和小城镇作为迁移地时需要考虑诸多因素,综合衡量利弊。国家发政委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和美国PADCO公司联合课题组的专家在这一问题上做了以下分析[2]。

吸引农村人口流动到大城市的原因包括:就业和较高的收入、技能开发、接受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消费和娱乐、“私密”(避免熟识社会中的传统压力)、心理收入等。用城市的这些正面因素将大城市与小城镇进行比较(图6.1)。大城市的正面因素受到制衡的负面因素包括:失业的风险、失败的风险并带来贫困、高生活成本、与家庭的分离、缺乏保障、环境不舒适、拥挤。把所有因素进行叠加,再将大城市与小城镇进行比较(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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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大城市与小城镇的比较——大城市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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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大城市与小城镇的比较——小城镇的舒适度

图6.2中可以看出,如果只考虑大城市的负面因素,小城镇的舒适度是优于大城市的。但如果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大城市对农民来说还是比小城镇更有吸引力。我国学者指出,要使小城镇能够成为农村人口迁移和劳动力转移的理想流入地,必须要巩固小城镇原有优势,并在政策、规划方面改进不利因素,以增加小城镇的整体吸引力。

6.1.4差序格局

1)“乡村版”差序格局

早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对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作了理论上的概括,提出了著名的针对我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差序格局”概念,即“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的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费孝通明确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差序格局”模式,并引用了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来验证他的观点。

在我国乡土社会中,血缘关系(亲属关系)呈差序格局,主要是通过婚姻和生育事实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个人通过血缘关系即婚姻和生育的关系,一直外推,直至无穷的人;以个人为网络的中心,向外有个无限大的亲属网络。同时,以个人为中心外推的血缘关系,具有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分等分层的差序特征。而乡土社会中的地缘关系也呈差序格局。“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体,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所以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伸缩能力,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费孝通先生总结性地阐述到:“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而当今农村已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亲属之间关系的亲疏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在生产经营中相互之间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维持,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交往也逐渐受利益的支配,以至原来的关系亲疏格局已全面被改造。理性全面进人农民生活,从而让正式关系带上更多的人情味,同时又使非正式关系具有更多的理性,并且,如果需要并存在可能,则尽量将正式关系转化为非正式关系。原本紧紧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正变得多元化、理性化。

2)“城市版”差序格局

2004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继焦在他的论文《差序格局:从“乡村版”到“城市版”》中对差序格局理论在城市研究中的适用性进行了反思,他在“乡村版”差序格局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版”差序格局这个分析框架,丰富了差序格局理论。

“城市版”差序格局在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关于强关系与弱关系研究的“美国版”和边燕杰创建的“华人版”基础上,借鉴了“社会资本”理论和“结构洞”(Structure Holes)理论,还增加了时间与空间因素、现有的与生成的因素,对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乡村版”和“城市版”差异格局的出发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分析形式,即通过对个人网络的分析,对其社会网络和规则进行解读。不同的是,基于结构-功能分析发展出来的“乡村版”差序格局,适用于研究静态的、稳定的农村社会中特定群体内的关系,不完全适用于研究复杂的、动态的城市网络关系。而“城市版”的差序格局理论采用“网络分析”的方法,针对复杂的城市网络关系进行研究,探究中国城市社会中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其解释力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城市版”差序格局不但注意到“现成的”网络关系,而且还注意到“开发出来”的社会关系;借用了“社会资本”理论,将关系网络视为一种社会资本,而不是去单纯描写一种社会关系状态;同时借鉴“结构洞”理论,指出关系中存在着相对稀缺的信息和控制空间,对此进行控制,可以获得自身的利益;“城市版”差序格局还考虑到了时间与空间的因素,即城市和乡村的社会关系是不同的,而且社会关系的强弱程度也是随时间变化的。

3)“小城镇版”差序格局

我国学者黄玉捷在《内生性制度的演进逻辑——理论框架及农民工就业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乡土秩序被嵌入到了内生性农民工异地村镇就业制度安排的每一个环节”,将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与小城镇就业秩序紧密融合,进而演进成“小城镇版”差序格局理论。一般来说,村镇的乡土秩序包括2个方面:一方面是村镇的正式制度,指村镇领导和管理制度和村镇的资源配置制度;另一方面是村镇的非正式制度,指的是村镇居民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费孝通所指的由内及外的差序结构。黄玉捷指出,这里的乡土秩序是指原有的村镇乡土秩序,而不是包括外来农民工在内的乡土秩序,因此,这个乡土秩序维持的是原居民的资源配置秩序,它强调村镇的所有资源只在原居民中分配,包括集体收入、公共服务以及就业机会。并且,在村镇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允许外来农民工就业,但本镇居民具有就业优先权。这一现象正是乡土秩序在小城镇的充分体现。

由于差序格局在就业制度中的嵌入,形成了小城镇的就业秩序惯例。这个惯例排列了小城镇的就业顺序:村镇居民—村镇周围的外来农民工—本省及外省的外来农民工。费孝通在谈到乡村人际关系时指出,乡村人际的亲疏犹如水波纹一圈圈由亲到疏向外扩散,就像一个差序结构。小城镇就业顺序也反映了这一点:由村镇为中心,村镇居民居于最中心的位置,然后是村镇周围的外来农民工。但是村镇居民对其周围的划分并不依据行政区划,村镇周围5~8 km的地方都可能被他们认同为本地人(即使这个范围包括了外县或外省都被他们称作为本地,而对于超过这个范围的地区即使属于本乡镇的也被他们称作为外地人),这是因为本地人的范畴是一个熟人社会,它们可能是家族关系、婚姻关系、同学同事关系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关系丛。这种熟识关系不仅表现了人们相互之间的信息对称,而且还包含着一种由于信息对称产生的熟悉感乃至亲近感。所以,黄玉捷认为这个就业惯例也可以解释为乡土社会在小城镇工业化过程中的演进形式,即我们所指的“小城镇版”差序格局的具体表现形式。

6.1.5中间带理论(三元结构)

“中间发展带”理论是我国学者王小广研究经济发展战略时提出的重要理论。从生态原理和增长极理论看,经济效益最高的地方是经济的边缘地区,既指经济区域(地带)的交错区,又指产业链、相关联的技术、体制、组织的结合点。这些包括空间和非空间经济因素的边缘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联系强大的界面或带,就是“中间发展带”。就地域空间来讲,就是界于发展的两个极端地域:中、大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小城镇群(包括小城市和乡镇),即中间地区带;就技术来讲,即为中间技术带;其他有中间产业带、过渡体制、中间组织等;从就业状况看,便是中间型就业,通过中间型就业,如民工或乡镇企业工人,农民就能不断地培养起自己的“自学习”能力。

在我国,乡镇企业异乎寻常地发展,其发展经济学的含义在于乡镇、劳动密集型非农产业和强烈需求共同促成、形成的经济上最具活力的结合类型,我们称之为我国的中间发展带。发展乡镇企业是一种工业化方式,我国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此过程中,必然形成大规模的“民工潮”。农民工便成为了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巨大社会群体,该群体不同于城市居民,又不同于农村居民。基于对城市农民工在社会结构中特殊地位的分析,学者李强提出了三元结构理论,认为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实际上突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开创了三元社会结构的模式。

三元结构是指“在传统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出现的新的一极——流动的农民工”。中国的二元社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三元社会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产物,它更确切地反映了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第三元群体的本质在于它与农村居民相比占有一定的城市资源,而与城市居民相比又只是占有十分有限的城市资源,是一个被排斥在正式的城市居民之外的非正式城市群体。这个新产生的群体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而只是一个新的身份群体。李强先生指出,三元社会结构也可以称为“双重二元结构”,即是指中国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目前都是由2种群体组成的。无论是哪种说法,都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李强对三元社会结构的未来也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三元社会结构会是中国的一个长期现象,它的决定因素来源于3个方面:①中国城市化的潜力、方式和进程,②户籍制度的变革,③中国产业革命、产业变迁的道路和方式。这一论断将会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然而“三元结构”这一提法对于我国政府的决策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中国名城

历史文化名城制度是1982年根据北京大学侯仁之、建设部郑孝燮和故宫博物院单士元三位先生提议而建立的一项特殊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随后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标志着名城保护制度的初创。至今,名城保护制度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从规划、立法、管理、学术研究等多方面、多角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具体表现在:

(1)113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相继公布

自1982年2月北京、苏州、西安等首批24个城市获得“历史文化名城”称号至今,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已先后公布了113个国家级“名城”(见表2-1)[4];与此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审批公布了大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各类历史文化名城已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表2-1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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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①中国109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http://www.cnhcfc.org/new-chinacity/content.aspx?id=2408

②2008年相关新闻报道。

(2)名城保护与城市规划紧密结合[5]

1980年由国家建设委员会制定的《城市规划编制及批准的暂行办法》和1983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公布的《关于强化历史文化名城规划的通知》等文件,都促使名城保护工作开始同城市规划走向结合;此后,苏州、昆明、南京等城市先后在其总体规划中编制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制定了保护措施,并积极开展名城保护的宣传教育活动;1994年9月建设部、国家文物局颁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进一步明确了保护规划的内容、深度及成果,促使规划编制及规划管理向规范化迈进。

(3)学术研究机构和监督机构相继成立[6]

全国性的名城保护学术研究机构成立和相关学术会议的组织召开,促进了名城保护研究的蓬勃兴起。1984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组织成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学术委员会”;1987年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组织成立“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1992年更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1994年3月,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聘请各方面专家共同组成“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把专家咨询建议正式纳入名城保护管理的政府工作范畴;1998年3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在同济大学正式成立,成为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名城保护的常设机构,很好地协助了政府部门制定保护政策和保护制度,参与保护实践。

(4)名城保护与管理向法规化与制度化迈进

1989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城市规划法》及《环境保护法》中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条文,促进了名城保护及其规划法制化的进程。

从1991年起,依据《文物保护法》和《城市规划法》,北京、西安、丽江等城市分别颁布实施了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条例和方法,使名城的保护和建设做到有法可依。

1993年,建设部、国家文物管理局共同草拟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为促使国家名城保护的法制化和制度化的完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并在全国范围内征询意见。

2008年4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524号令,公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

一、中心城市服务功能及其地位

都市圈经济发展与研究源于区域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学对区域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区域产业结构的研究,强调服务业的主导作用。二是对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研究,强调区域中心的核心作用。

1.区域产业结构演进和中心城市服务功能强化

(1)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规律。从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来看,第三产业(服务业)将在区域发展中占据最主要地位。早在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指出,制造业比农业进而商业比制造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20世纪50年代,科林·克拉克就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即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由于第二和第三次产业的收入较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便发生了新的趋势性变动。这就是第二次产业无论从劳动力还是从占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来看,在一个区域内都呈下降趋势。产业结构变动的新格局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和占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下降,而第三产业则保持上升的势头。

因此,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的演变一般规律来看,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大致可以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活动以单一的农业为主的初级阶段,农业劳动力在就业总数中占绝对优势;第二阶段,是工业化阶段,其标志是第二次产业大规模发展;第三阶段,是后工业化阶段,其标志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而第三次产业(服务业)的地位持续上升,服务业在一个区域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

(2)新经济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集中布局。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经济产业逐渐成为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新经济产业主要由三种类型组成:一是高新技术产业,包括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工程产业;二是金融、保险、咨询等高级服务业;三是基础产业,其中包括教育、科学研究、现代交通与通讯。而新经济产业兴起与发展的基础则是经济的高度专业化和分工细化,因此在强调区域经济协作的同时,也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为了有效地规避或降低交易成本以及获取信息的成本,新经济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咨询等服务性产业得到较快发展,并趋向大城市布局,以寻求空间集聚和经营活动的同步。所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当代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最高阶段,现代服务业的集聚,也进一步为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为交通、通讯等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规模经济的门槛,从而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3)企业和要素的集聚及扩散与中心城市服务功能的强化。从区域产业微观组成实体企业来看,企业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必然趋向成本最低、市场机会最大的地区布局,即在全区域乃至全国、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区位,各种生产要素也将因此得以在各地区间顺畅(自由)流动。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是在社会化分工协作体系渐趋完善的同时,也引起企业功能的分化及其空间转移趋势的增强,企业与生产要素在全国各地区集聚扩散的作用初显雏形。一方面,部分大型企业的总部(或R&D功能、销售功能)陆续迁到中心城市,并将其原创地作为生产加工基地,在其原创地与中心城市之间开始形成企业空间分工体系;另一方面,中心城市的企业也纷纷跨出中心城市,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寻求最佳区位。如此“双向发展”的结果,既提高了中心城市的功能及其地位,也将促进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区域的都市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尤其是大型企业(集团)功能在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体系(即企业的中枢管理功能集聚于大城市,生产加工功能分布在中小城市)的形成与完善,推动着城市功能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成为城市体系形成、城市经济圈联动发展的重要支撑。

2.区域中心城市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其服务功能和地位

随着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区域从经济的二元化结构演变为职能的二元化结构,核心区成为企业的高级管理、控制等高级功能单位所在地,成为科技、金融、信息扩散中心,中心城市主要通过现代服务业的扩散,促进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1)中心城市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从表11-8中可以看出,国际较为著名的城市群内部的各城市,产业比例都是三二一结构;在GDP结构中,发达国家的第一次产业的比例一般都在1%以下,第三产业一般都在60%以上。在各类城市中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有所不同,一般在中心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有绝对优势,特别是金融、保险、法律、咨询、大公司总部等。如纽约金融和不动产业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例在35%以上,而其他两个城市波士顿在29.1%,巴尔的摩在23.9%。而传统生活性服务业,如商业的比例恰恰相反,中心城市在第三产业中所占的比例较低,而一般的经济中心城市比例较高。现代服务业,在发达国家的比例均较高,韩国等中等发达国家,其比例较低,相反传统的商业所占的比例较高。

表11-8世界城市著名城市带城市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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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0年

(2)中心城市服务业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是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起着核心和主导作用。中心城市通过其自身和临近地域的功能调整,逐渐走向专门化,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更进一步向中心城市集中,形成以中心城市服务业为主的区域经济圈。随着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的加深,工厂、企业越是分散,越需要专业化的服务来配合和协作。经济活动的高层次化通常使第二产业企业中的决策和销售部门(需要输入输出和加工大量信息)与生产车间的分离,并高度集中。一些大公司为了取得最佳经济效益,往往将业务范围扩大到为消费者提供最优服务的领域,集产、供、销于一身,把过去分散的小公司经营的业务转变为大公司总部来经营,公司上层管理机构成了调节生产和全面管理的核心。这些高度集约化的大公司总部,又必然集中在一个大城市里,依靠现代化的通讯技术,借助于服务业的效能,组织高效率的指挥系统,再度发挥地理上的区位效应,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控制点——现代中心城市因此诞生。

二是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是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源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认为,在一个区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构成中,70%归因于投入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又是由技术不断进步引起的,而技术进步又依赖于中心城市的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向区域的扩散。因此,进入扩散阶段后,中心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是重质而不注重在空间范围上,逐渐成为区域科技、管理和市场中心,其服务功能不断增强,生产功能逐渐下降,通过中心城市服务业等扩散的影响,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是中心城市服务功能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载体。从现代城市学角度分析,作为中心城市,其功能是综合的,是为一定区域进行生产提供各种服务的,是一定区域资金、信息、技术和人员等集聚和扩散的载体,为众多城市提供交易集散地。而要素中心建设,特别是为生产服务的各种要素的发展,对提升中心城市地位、完善中心城市功能至关重要。中心城市在今后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要承担起以下三个功能:商贸流通中心、区域金融资本中心和区域信息中心。

四是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以中心城市作为支撑。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金融和专门化服务具有较高进入门槛,在一般的城市很难达到这个门槛,所以中心城市具有这方面的优势。金融和专门化服务已经成为国际交易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些国际交易的关键地点开始形成云集金融市场、高级服务公司、银行和跨国公司总部的地域。如国际金融流的快速增长大大提高了交易的复杂程度,这种新环境势必需要一个非常高级的专门服务设施和高层次的电讯设施提供服务,区域大城市也就成为这两者的中心区位。

(3)中心城市服务业在区域中的演进规律。从前述的研究可以看到,在区域发展的前期,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处于明显的优势,由于集中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规模收益递增、获得外部经济,使得资金、技术要素不断向中心城市集中,促进了中心城市的发展。但随着中心城市规模的不断增长和区域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规模递增出现了不经济的现象,人口的集中也带来不经济的一面:即房地产价格上升、交通拥挤、仓储成本提高。于是,特大城市不经济机制产生作用,调节产业在不同规模的大中小城市间的分工,使得占地较多、质量较重、运输成本较高、产品价值含量较低的一些产品生产转入下一个规模等级或者下几个规模等级的城市,而政治文化、金融保险、信息集散、高技术产业等等,这些用地成本较低、需要信息灵敏的行业,或由纳税人供养的单位,则往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中。

2.因子模型中各统计量的意义

(1)因子载荷aij的统计意义

由因子模型(公式5)得

img31

这时因子载荷aij就是xi与Fj的相关系数,它表示aij依赖Fj的程度,称第i个变量在第j个因子上的载荷,反映了第i个变量xi对于第j个公共因子Fj的相对重要性,即变量xi与公共因子Fj间的密切程度。

(2)变量共同度(Communality)的统计意义

m个公因子对第i个变量方差的贡献称为第i个变量的共同度(公因子方差),记为img32(即因子载荷矩阵A各行元素的平方和),用公式表示为

img33

为了理解img34的统计意义,需计算每一个变量xi的方差:

img35

公式8表明xi的方差由两部分组成:①img36,等于第i个变量在m个公因子上的载荷平方和,它反映了全部公共因子变量xi的影响,是全部公共因子对xi的总方差所做出的贡献;②img37,是特殊因子μi所产生的方差,它仅与变量xi本身的变化有关,也称剩余方差。

显然img38大,则img39必小,而img40大表明xi对公共因子F1,…,Fm的共同依赖程度大。当img41=1时,表明xi的几乎全部原始信息都被选取的公共因子说明;当img42 =0时,表明公共因子对xi的影响很小,这时xi主要由特殊因子μi来描述。

(3)公共因子Fj的方差贡献的统计意义

在因子载荷矩阵A中,各列元素aj的平方和记为img43,则有

img44

img45的统计意义与xi的共同度img46的统计意义恰好相反,img47表示第j个公共因子Fj对于x的每一分量xi所提供方差的总和,称为公共因子Fj对xi的方差贡献,它是衡量公共因子相对重要性的指标。显然,img48越大,表明Fj对x的贡献越大。如果把矩阵A个列的平方和计算出来,使相应的贡献有顺序:img49img50≥…≥img51,就可以依次找出最有影响的公共因子。

3.因子分析法进行测定区域竞争力的基本步骤

设有m个区域,n个评价指标,则矩阵X=[Xij]m×n即为评价样本矩阵。

(1)将观测指标(变量)标准化,计算所有变量的相关矩阵。为把不同性质的指标进行综合,首先要对全部指标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化)处理:Zij=(Xij-μj)/σj,其中:I=1,2,3,…,m;j=1,2,3,…,n;Xij为第i个区域的第j个指标值;μj为m个区域的第j个指标均值;σj为第j个指标的标准差;Zij为第i个区域的第j个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最后求出标准化矩阵Z的相关矩阵R。

(2)提取因子。通过计算R的特征值,并根据特征值根确定相应的特征向量,再计算特征根的累计贡献率。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确定主因子的个数和相应的特征向量矩阵。

(3)进行因子旋转。其目的在于通过坐标变换使因子解的实际意义更容易解释。

(4)计算各因子得分值。因子值是各个因子在每个区域上的得分值。

(5)计算综合评价总得分值。综合得分的加权权数由每个主因子的信息贡献率确定,即每个综合指标的权重由它对综合评价的贡献率确定,其大小取决于指标之间的差异。总得分值越高,说明该区域竞争力越强;得分越低,说明该区域竞争力越差。

根据模型计算出的主因子得分时,有一部分为负值,这里的负值并不表示被评价区域竞争力的真正含义,而是说明该区域的竞争力处于被评价区域的平均水平之下。主因子得分值为正值,说明该区域的竞争力位于平均水平之上。

第四节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的重灾区

农村是我国食品安全工作的重点和薄弱领域,大部分食品生产经营消费行为在农村地区完成。然而,由于农民食品安全意识普遍较弱,农村监管执法力量严重不足,“三无”、过期和不合格食品大量流向农村市场。调查显示,农村市场最主要的食品安全问题是散装食品卫生难以保障、食品无标签标志、假冒伪劣产品、过保质期等,此外生熟食品不分区销售、钱币和食物不分开、卖鲜肉的案板2~3天才清洗一次等仍是常见现象。

农村地区食品安全状况堪忧,与其经济状况以及消费结构有着深刻的关系,我们用恩格尔系数测量中国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国际经验表明,当恩格尔系数在0.5以上,人们主要关注食品的数量多少;当恩格尔系数在0.4~0.5之间,人们逐步注重食品的质量高低;当恩格尔系数降至0.4以下,人们对食品营养、安全卫生水平的要求更迫切。让我们看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地区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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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美国《麦肯锡季刊》2008年的调查表明,当前我国消费者整体支付能力较低,不能为食品支付较高的价格,消费者对食品价格较为敏感,为品牌支付溢价的意愿并不强烈。这导致了高价格、高质量的食品难以畅销,大多厂商只能选择低价格、低质量的经营策略。商务部发布的《2005年流通领域食品安全调查报告》显示,农村消费者中虽有74.4%会适当考虑食品安全问题,但43.7%仍将价格便宜作为购买食品的首选因素。

笔者在基层调研中也发现,不少农民食品安全消费意识淡薄,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买东西较多关注价格、颜色和分量,较少考虑是否会危害健康。食品质量安全知识的匮乏,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的影响,使农村群众的消费取向主要是“价格优先”,购买食品首选价格便宜,然后是数量、口感,一般不特别考虑食品安全问题。虽然农村群众买东西也会“货比三家”,但往往是比价格、色泽、数量等,对购买的食品是否是正规合格企业产品,是否过量使用色素、防腐剂等添加剂,以及是否符合食品安全相关强制性标准等,往往不重视或并不知道如何识别。农村群众的自我权益保护意识较差,遇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很多不知道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有的农村离申诉、投诉地点远,往返费用再加上检测、鉴定费用较高,为了几元钱的食品,既耗钱又耗时,维权成本高,也是农村群众不愿维护权益的原因之一。

而新华网的一篇报道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根据举报线索,记者来到潍坊市奎文区,随机找了一家公路边的农村小卖部,发现这里就是仿冒、假劣食品“专营店” ,原本价格不菲的“德芙”巧克力和“喜之郎”果冻,在这里竟然仅售1元!仿照名牌食品“奥利奥”、“好丽友”,店内出现了“奥森傲”“好利友”,后者每包售价仅1元,并且包装粗糙,有的甚至已开包。

这里卖的“臭干子”牌辣条,透明包装内可看见白色菌落,已经发霉变质。同时,生产日期为2010年1月1日(保质期8个月)的“小白兔奶糖”,到2011年8月份还在叫卖。

在山东莱芜、临沂一些农村地区,记者发现了类似情况。在莱芜市莱城区孙故事村周边小卖部,“三无”食品、假冒名牌等“问题食品”不在少数。在临沂市白沙埠镇中心小学周边的小卖部,一些食品包装粗劣,品质低下,以较低价格吸引当地居民,特别是小学生。

“在当地农村,品质好、价格高的正规食品不好卖。”在临沂市白沙埠镇朱泮村,一位村民说,“我们买东西不看品牌和保质期等,只要能买得起、吃着香就行。”

基于这一“现实”,一些农村小卖部经营者表示,想要赚钱,一定要经销假名牌、“高仿”、“取大名”这三类食品。“高仿”即取一个与某著名品牌相近或谐音的名字,比如“好利友”;“取大名”即一些“问题食品”为掩盖劣质,取了名不副实的名字,比如“燕窝麦片”、“黄金蟹钳”等,实际上只是油炸面食或豆制品。

(摘自“新华视点”记者潘林青、魏圣曜:《山东部分假冒劣质食品被指专供农村》,载新华网2011年8月19日)

在这样的需求结构下,农村商户的理性选择是只重价格不重质量。农村地区食品生产经营户点多面广,食品经营者素质良莠不齐,很多经营户缺乏必要的食品安全意识,不重视索票索证,哪个供货商的商品便宜,就进谁的货,往往不会过问是否属于合法经营。只注重价格,不注重质量,出现问题无从寻根求源。另外,个别商户法律意识淡薄,缺乏守法经营观念,有的生产经营者只求经济利益,不管商品质量,不考虑人们食用不合格食品所造成的恶果,个别还为了有利可图或获取高额利润故意制售假冒伪劣食品。

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监管内外因素导致监管不力。农村地域广大,食品生产、经营户比较分散,而各监管部门由于人员、经费不足,执法人员要把辖区内农村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户)检查一遍,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有的边远山区可能一年都难去一次。还有一些农村处于两县或几县交界地段,情况复杂,往往成了监管空白区。正是由于监管部门监管周期较长,对农村季节性无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流动食品小贩,边远山区无证食品生产、经营户、餐饮店等等监管不到位或缺乏有效监管,导致假劣食品“转战”农村市场。同时,部分农村小摊贩、小餐饮店的业主属于农村弱势群体,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还要考虑这部分农村群众的生存问题和维护社会稳定,往往又不能严格依法取缔或罚款。

商务部在2008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市场数量偏少且分布不均,亟待加强规划布局,以保证农产品有序流通和质量安全。如东部地区的宁波市,共有固定农村市场81个,平均每个乡镇有1个市场,仍有11个乡镇连1个市场都没有;西部地区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共有固定农村市场119个,平均每个乡镇有0.6个市场,仍有33个乡镇连1个市场都没有。调查还发现,农村市场基础设施普遍落后,特别是检测等设施设备严重缺乏,市场准入无法把关。仅有33.6%的农村市场配置了农残速测仪等初级设备,而且其中只有21.8%的市场的有效使用率在80%以上。以湖南邵东县为例,全县35个农贸市场都没有质量检测室,也没有专业技术检测人员和必要的检测设备。

此外,农村食品流通体系也不够健全。由于农村消费能力薄弱,利润微薄,一些大型、正规超市无意进驻,农村流通领域经销食品的经营主体主要为集贸市场、个体副食品商店、小食品批发部等,上架销售的商品极为低档,店主在进货时也往往顺应农村消费畸形需求,假劣食品混迹其中。同时由于农村食品销售流转速度较慢,周转周期过长,变质过期往往成了农村食品的常态,低级的市场业态为假冒伪劣食品的存在提供了温床。

在此列举体现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的两个小案例,期待引起读者的关注。

案例一:端掉硫黄薰笋窝点

4月底,雅安市芦山县工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大川镇三汇村有人用硫黄熏制加工鲜笋。该局立即派出执法人员赶到大川镇。次日一早,执法人员巡查到三汇村季某家,发现不少背背篼的人进进出出。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执法人员责令他们接受检查,发现背篼里装的是鲜笋。

执法人员在季家现场调查发现,左边是50平方米的空地,公路边的围墙挡着视线,稍不注意,很容易漏查。在房间内,执法人员找到大量堆积的鲜笋,工人们正在用硫黄进行加工。据当事人赵某交代,他从季家租用了这间空房,收购鲜笋。加工地点在环境极差的露天坝,这些用硫黄熏制出来的竹笋,被销售到周围乡村甚至更远的城乡。

经抽样检测,加工后的竹笋二氧化硫含量大大超过国家标准,可能严重危及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之规定,执法人员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销售,没收硫黄熏制的鲜笋59袋(750公斤)和硫黄5公斤,并对当事人赵某处以罚款3000元。

案例二:白果“美容”记

成都五块石工商所的执法人员2011年曾经历了一起白果“美容”事件。在他们对五块石某市场进行巡查时,突然从该市场3区25号飘来一股刺鼻的气味。执法人员随后发现,这间门面前,放着两只蓝色塑料桶,里面盛着大半桶发蓝的液体。门外两台洗衣机,干衣桶内装着白果。

店铺里,一中年男子正用铁铲在盛满白果的铝盆内不停搅拌,盆边丢着一袋工业用氢氧化钠和一小袋晶体状硫黄颗粒,一些散装白果用工业碱口袋装着,和几箱明显变质的银杏仁堆在一起。

店主冯某供述,他们将发霉的白果加入双氧水搅拌,去掉外壳上的霉斑,甩干水分,如此一番“美容”后,即以“优质”白果包装上市。他们还回收运输途中因破损变质变色的保鲜银杏仁,通过硫黄熏制或浸泡,重新包装后,销售到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市场。执法人员随即依法查封了这个歪作坊,并扣留白果70余件(袋),约2000公斤,对生产者进行了相应处罚。

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多次高密度地下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自2014年11月22日起,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至5.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75%,同时结合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调整为1.2倍;对其他各档次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做相应调整,并对基准利率期限档次做适当兼并。

自2015年3月1日起,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5.3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5%,同时结合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2倍调整为1.3倍;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做相应调整。

自2015年5月11日起,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5.1%;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25%。同时,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3倍调整为1.5倍。其他各档次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做相应调整。

自2015年6月28日起,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8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其他各档次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做相应调整。 自2015年6月28日起,国家对“三农”贷款占比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对“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降低财务公司存款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并进一步鼓励其发挥好提高企业资金运用效率的作用。

自2015年8月26日起,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75%;其他各档次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做相应调整。放开一年期以上(不含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活期存款以及一年期以下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不变。

自2015年9月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为进一步增强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能力,额外降低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额外下调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以鼓励其发挥好扩大消费的作用。

表1-1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表(2015年8月26日公布)

近期,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在于提振实体经济发展,但实际货币政策效果与政策初衷仍然相距甚远。在财富积累达到一定规模、国际经济交往程度不断提高、现代金融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宽松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首先是促进资本市场繁荣。在促进所谓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全面的、深入的制度再造,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这个改革远不像调整货币政策那样是一蹴而就的。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确是决定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当前情况下货币政策宽松仅仅只是减轻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本负担,真正能够促动实体经济发展进入新的繁荣,涉及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诸多方面,还要在真正深入彻底改革上下功夫,也需要时间。

宽松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两难在于:宽松货币政策最直接的效果是导致资本市场繁荣,资本市场繁荣可能抑制实体经济繁荣;货币政策从紧虽然能够抑制资本市场繁荣,但同时也会提高实体经济的即期成本。当我们不能找到有效方法分别对所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实行差别化的货币政策时,这种两难困境将永远存在。实际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浙商乃至全国范围出现的债务问题、所谓非法集资、资金链断裂等情况大多与此有关。在2015年,这一矛盾终于导致了资本市场波动。2015年中国股市发生较大波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越来越看清其后果的严重性及其对新一代领导人关于未来战略谋划的影响。

一、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

灭火器是扑灭初期火灾的有效器具。家庭常用的灭火器主要有干粉灭火器和二氧化碳灭火器。正确掌握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就能准确、快速地处置初期火灾。

火灾分类

●按燃烧物质及特性,火灾分为A、B、C、D、E、F六类。A类火灾:固体物质火灾,这种物质通常具有有机物性质,一般在燃烧时能产生灼热的余烬;B类火灾:液体或可熔化的固体物质火灾;C类火灾:气体火灾;D类火灾:金属火灾;E类火灾:带电火灾,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F类火灾:烹饪器具内的烹饪物(如动植物油脂)火灾。

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先拔出保险销,一手先握紧喷管,一手压合压把,将喷嘴对准火焰根部喷射。

●注意事项:干粉灭火器使用前要颠倒几次,使筒内干粉松动。使用ABC干粉灭火器扑救固体火灾时,应将喷嘴对准燃烧最猛烈处左右喷射,尽量使干粉均匀喷洒在燃烧物表面,直至把火全部扑灭。因干粉冷却作用甚微,灭火后一定要防止复燃。在室外使用时,应占据上风方向。

●应用范围:ABC干粉灭火器适用于各种初起火灾,不适用于固体可燃物火灾,它们都不能用于扑救轻金属火灾。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使用方便、价格便宜、有效期长,为一般家庭所选用。它既可以扑救燃气灶及液化气钢瓶角阀等处的初起火灾,也能扑救油锅起火和废纸篓等固体可燃物质的火灾。

·干粉灭火器使用方法

二氧化碳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先拔出保险销,一手先握紧喷管,一手压合压把,将喷嘴对准火焰根部喷射。

●注意事项:使用时要尽量防止皮肤因直接接触喷筒和喷射胶管而造成冻伤。扑救电器火灾时,如果电压超过600伏,切记要先切断电源后再灭火。

●适用范围:适用于A、B、C类火灾,不适用于金属火灾。扑救棉麻、纺织品火灾时,应注意防止复燃。由于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后不留痕迹,因此适宜扑救家庭电器、精密仪器火灾。

六、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与监控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是指长期地或临时地生产、加工、使用或储存危险化学品,且危险化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包括场所和设施)。

·重大危险源罐区及安全警示标志牌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按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标准,对本单位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和使用装置、设施或者场所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分级、安全评估。

●重大危险源根据其危险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一级为最高级别。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对辨识确认的重大危险源及时、逐项进行登记建档。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根据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生产、使用工艺(方式)或者相关设备、设施等实际情况,按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监测监控体系,完善控制措施。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定期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设施和安全监测监控系统进行检测、检验,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设施和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有效、可靠运行。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在重大危险源所在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写明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办法。

●对存在吸入性有毒、有害气体的重大危险源应当配备便携式浓度检测设备、空气呼吸器、化学防护服、堵漏器材等应急器材和设备;涉及剧毒气体的重大危险源,还应当配备两套以上(含本数)气密型化学防护服;涉及易燃易爆气体或者易燃液体蒸汽的重大危险源,还应当配备一定数量的便携式可燃气体检测设备。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制订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并按照要求进行事故应急预案演练。

●危险化学品单位新建、改建和扩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应当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前完成重大危险源的辨识、安全评估和分级、登记建档工作,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Fingal O'Flahertie Wills Wilde,1854年10月16—1900年11月30日),爱尔兰剧作家、小说家、随笔作家和诗人。1871年就读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1874年进入牛津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1878年毕业。在牛津期间,他率先参加美学运动。毕业后居住伦敦。1881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评论褒贬不一,1884年与康斯坦斯·劳埃德(Constance Lloyd)结婚。在他妻子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受到时年17岁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的诱惑。

1891年,王尔德的第一部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出版,因其同性恋主题,受到社会广泛的负面评论。同年,他与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Lord Alfred Douglas)发生同性恋关系,导致他人生的终结。王尔德于1893年离婚,两年后,由于控告道格拉斯父亲在文字上的诽谤,王尔德反而成为被告,罪名为“严重猥亵罪”,根据1885年的刑罚修正案(Criminal Law Amendment Act),因鸡奸被判两年苦力劳动。释放后,前往欧洲,于1900年11月30日在巴黎的阿尔萨斯(Alsace)旅馆因脑膜炎逝世。他的讽刺诗、戏剧、著名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以及因同性恋行为被判刑和英年早逝等,被人们永久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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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1876年,奥斯卡·王尔德在牛津,由Hills和Saunders拍摄

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追溯到他1870年代在牛津的时光,在那里他深受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和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的影响。沃尔特·佩特,是英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作家,19世纪末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和代表人物,文风精练、准确且华丽,其散文和理论,在英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佩特将审美感觉视作人生的唯一重要经验,认为它是摆脱庸俗的功利追求的重要手段,让“宝石般的强烈火焰一直燃烧”是人生的成功。也就是说艺术本身就是目的,艺术在人类神秘的感觉和经验之中。王尔德在牛津第一学期就阅读了佩特的《文艺复兴历史研究》,后来他回忆到,“这本书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称之为“金子般的书”。王尔德借助于佩特的教诲,创建了自己唯美主义自我表达的形象。

王尔德到莫德伦学院就读三周后,认识了英国艺术批评家罗斯金。因为王尔德选修了罗斯金的“佛罗伦萨美学与艺术学派”课程,成为罗斯金的学生。约翰·罗斯金是维多利亚时代艺术美学的重要代表、维多利亚时代实用艺术最积极的推动者。在美学领域,他批判地继承了在他之前的美学,同时还创立了自己的美学理论。罗斯金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实用艺术思想、绘画美学思想以及建筑美学思想三个方面。罗斯金的艺术思想认为,人的高尚情感和美好道德对优秀艺术的产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艺术不因艺术本身而存在,艺术存在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美的终极目标是美化人的情感世界,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在罗斯金看来,不管是高级艺术还是实用艺术,都应该起到对人的改造和教化作用,使人懂得如何过健康的生活,提高生活的审美趣味。

王尔德深受拉斐尔前派影响,曾经用他们的绘画装饰他在伦敦泰特街(Tite Street)的寓所。拉斐尔前派艺术以自然和古典为主题,绘画中的模特都身穿简洁设计的长裙,这种风格对王尔德后来的着装理念产生了影响。

另一个对王尔德产生影响的是他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时的历史学教授John Pentland Mahaffy,他与王尔德一起去希腊和罗马考察,可以说是王尔德唯美主义思想的真正先驱。

1877年,时年22岁的王尔德在参加格罗夫纳画廊(Grosvenor Gallery)的特别展时,身穿独特的、裁剪合体的夹克套装,从后面看如同手拿大提琴行走的样子,这是他首次在伦敦上流社会亮相,出席的贵宾中有威尔士亲王,他很快成为非传统着装的偶像。此行为说明王尔德清楚地知道服装和力量之间的关系,将自己以一种表演形式呈现给观众。这种表演形式是一种精心设计、直截了当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主体拥有和控制样貌,定义客体所看的样貌。王尔德没有选择符合社会规范的服装,而是选择非传统性服装,直接地控制了公众的注意力。

王尔德是研究男性化特征的一个有趣主题。在其一生中,他不同程度地、不断挑战他所处年代的霸权式男性化规范。开始通过放纵言行和唯美主义,尝试挑战占主流的男性化特征规范,然后“厚颜无耻”地挑战维多利亚时代末期英国保守的男性化理念。这种变化体现在1895年王尔德的同性恋行为在公众面前曝光。王尔德的行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道德和社会规范构成了挑战,也就彻底改变了王尔德的男性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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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877年,王尔德身穿独特、裁剪合体的套装,参加格罗夫纳画廊特别展,首次在公众面前夸张地展示自己

什么是男性化特征?在文化上没有固定的定义,它随历史变化而变化,有时相互矛盾。也没有一个独立的结构能够适用于每一个历史时期。但是,换个角度,从霸权(Hegemony)概念入手,可以帮助理解和分析男性化特征的含义。霸权男性化特征是指某个时代在文化上占主导的理想男性化特征。它由男性化行为的等级体系理念发展而来,具体体现为起主导作用男性化特征的模式,是对男性的一种社会压力。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英国,一个合适的英国男性必须具备很多方面特征,例如,军国主义男性特征、强壮身体、良好健康、基督教道德、对国家的忠诚和爱国主义,其中遵守法律是男性化特征中的核心。与此相对的是,王尔德臭名昭著地挑战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道德、政治和艺术价值观。换句话说,他没有认同霸权式理念,通过他的夸张形象挑战和放弃了这种理念。

尽管王尔德的同性恋行为可以归结为对维多利亚社会道德和男性化特征的挑战,但另一方面,王尔德又通过对颓废和唯美主义的热爱表达了男性化特征。也就是说王尔德以一种非常独有的方式认同了霸权式理念。他的认同体现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学术上取得了成就,以及他在1884年与康斯坦斯·劳埃德的婚姻。

相比较而言,王尔德对霸权男性化的放弃多于认同,具体体现在纨绔(dandy)式男性化形象。纨绔与维多利亚霸权式男性化特征大相径庭,纨绔放弃和批判所有霸权式男性化特征,迷恋于自我和无节制的生活。纨绔的女人气特征对国家既是挑战,又会带来问题,因为女人气关心自己、认同女性,而不是关心国家和爱国,王尔德的行为就是“无节制和堕落”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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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王尔德,于1882年由Napoleon Sarony拍摄

从牛津大学的学生生活开始,到1895年审判,14年中王尔德的女人气从唯美演变为纨绔,他的同代人没有意识到他是同性恋,也就没有指责他,因为那时人们还没有现代同性恋男性具体的形象概念。王尔德的纨绔式女人气形象更多与阶级有关,而不是性向。以新兴中产阶级为主导,提倡男性化的纯洁、意志和责任。相应地,有闲阶级被定义为女人气的懒散和淫荡。有闲绅士沉溺于各种淫荡生活方式——酗酒、赌博、吸毒和挥霍,这只是放荡,而不是明显的同性恋。

由于霸权式男性化特征影响了对另类男性化结构的认知,将王尔德纨绔的形象与霸权式男性化对比,无疑王尔德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男性化范式提出了挑战。王尔德的女人气和唯美主义所表达的非主流男性化特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致将上流社会的堕落与女人气联系起来,也就进一步引起对王尔德挑战主导性男性化特征的批判。如图3.6,王尔德故意呈现出女人气的男性化特征,这幅照片于1882年由Napoleon Sarony摄于纽约。他身穿夸张服装,摆出一副漫不经心、悠闲自在的姿势,表达他的唯美主义式男性化特征,以此希冀促进美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发展。如图3.7,从这幅照片看,他没有像他同辈男性那样的长髯,也没有胡须。如果王尔德追求“臭名昭著”的女人气,那么无胡须具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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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王尔德,于1882年由Napoleon Sarony拍摄。绿色外套大衣,水獭(otter)毛皮领,与海豹皮(sealskin)圆形帽搭配

在维多利亚时代末期,谁是女人气男性,女人气的准确样式是什么?任何关于女人气的讨论都必然集中于奥斯卡·王尔德。此时大众媒体中,已经将王尔德塑造成公认的女人气男性,而王尔德自己也在很多著作中十分细致地描写了女人气男性。

Alan Sinfield认为,女人气男性不是天生而是制造。在王尔德之前,女人气与同性恋无关联。就在王尔德站在审判席上的时候,人们将唯美主义女人气与同性恋形象联系起来。模糊的概念突然清晰明了,而且臭名昭著。王尔德为同性恋男性建立了最原始的形象——女人气、浓艳(flamboyant)、戏剧、唯美、纨绔、诙谐、迷人和非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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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1882年,王尔德在纽约演讲时的着装,由Napoleon Sarony拍摄

在王尔德被审判之后,人人都知道同性恋男性的具体形象。这种变化还引起了其他方面的变化——人们开始谈论同性恋。乌尔利克斯(Ulrichs)、艾利斯(Ellis)、弗洛伊德(Freud)等性学家开始从理论上分析它;英国国会判定它为犯罪;激进分子开始提倡它。也正是因为审判,更多的人从对自身身份的模糊状态转变清楚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者。从1900年到1970年,王尔德式的行为是同性恋自我认同的最合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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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王尔德身穿膝盖长马裤,慵懒地斜躺在铺着熊皮毯子的沙发上,手中拿着诗集,1882年于纽约,由Napoleon Sarony拍摄

1881年,接受D'Oyly Carte的建议,王尔德去美国巡回演讲。1882年1月2日,到达美国纽约。他精心准备、采用了极为炫耀形式的服装,吸引了公众的注意。他的服饰包括长到膝盖的马裤,漆皮舞蹈鞋,鞋尖装饰银色蝴蝶结,天鹅绒外套(灰色、棕色或紫色)、红色马甲、黑色(和其他色彩)丝绸长筒袜、花色领结、齐中分开的长发,灵感来源于印度和黑人服饰。在接受《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记者采访时,王尔德身着棕色天鹅绒香烟夹克、棕色裤子、红色丝绸长筒袜、橄榄绿领结。在接受《水牛快报》(Buffalo Courier)采访时,王尔德身穿灰色长裤,浅黄褐色晚宴后(after-dinner)夹克及相同色彩马甲。《芝加哥日报哨兵》(Chicago Daily Sentinel)报道,王尔德斜躺在铺着熊皮毯子的沙发上,身着灰色裤子、鼠灰色天鹅绒香烟夹克、紫红色领巾,拖鞋上用金线刺绣着向日葵图案,周围用银色线刺绣百合花。这些套装构成了王尔德第一时期的着装。使观众为之倾倒,媒体竞相报道,也令广告商兴奋不已,广告上标语“Pants Down Again”。在美国期间王尔德经常在衣服驳头上佩戴向日葵花,漫画艺术家用向日葵花描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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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广告商以王尔德为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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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王尔德生活方式和文学上的颓废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的唯美主义和回归自然是最不自然的。图3.11刊登在1881年讽刺性杂志《Punch》上,讽刺王尔德是一位审美家,将他比喻为美学运动的象征符号向日葵。漫画不仅讽刺了王尔德的个人外貌,而且讽刺了他的文学作品。

显然,王尔德知道一个人塑造公众形象的服装就是一种戏剧服装。他的服装赢得了公众的接受,助推了他巡回演讲的成功。王尔德认为,人们仔细地选择服装,意味着人们有能力表达和改变自身。因此人们穿着的服装有戏剧服装的功能。王尔德自己就采用戏剧性的服装塑造他的公众形象,建立了他的声誉。在牛津的时候,王尔德就开始留长发和穿奇异服装。他也是1890年代第一个懂得商业炒作、并通过服装打造个性品牌的人,他就是一个自我的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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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Keller的漫画,刊登在旧金山《黄蜂》(Wasp)杂志上,描绘王尔德在1882年访问美国的场景

在巡回演讲中王尔德不仅提倡唯美主义和奇特服装,还提倡着装中的实际效用,例如他采纳了在美国矿工中普遍流行的披风。他认为披风既经济又有风格,是最为漂亮的悬垂性服装。他强调男性和女性服装中简洁性,最为简洁的服装,也是最漂亮的服装。王尔德独特的着装不是流行时尚,而是宣告他的品位和作为吸引观众的策略。

1882年,在王尔德的两次演讲“房子装饰(House Decoration)”和“房子美(The House Beautiful)”中,他用对艺术的评论对服装进行了细致讨论。事实上,他对服装的兴趣和关注不亚于对艺术的重视。他十分反对叙事性绘画,主张艺术中的抽象。他认为艺术可以改变人感知的方法和对生活的追求,艺术作品的形式要素,例如线和色彩,可以培养观者的美的感知,从而提高比较能力。王尔德关于着装的文章同样提出社会的变革,他认为服装和艺术一样,有增强和挑战现状的潜能。绘画能够影响观者的美学感知能力,使他们通过比较改变他们的道德视角,能够影响他们在服装穿着上对符合社会规范的服装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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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王尔德,1882年由Napoleon Sarony拍摄

1885年,王尔德写过一篇短文“穿衣哲学”,发表在《纽约论坛报》(The New-York Tribune),但这篇文章一直不为学者所知。直到2012年,研究王尔德的历史学家John Cooper再次发现这篇文章,并收入2013年出版的《奥斯卡·王尔德的着装观》(Oscar Wilde On Dress)一书中。短文中王尔德讲道:“时尚是一种丑陋的形式,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必须每6个月更换一次!”

“穿衣哲学”的重新发现,使人们可以重新评估王尔德,并且从年代和审美上帮助理解为什么王尔德将外貌作为他生活的中心。事实上,通过着装,王尔德在公众心目中创造了一位严肃艺术家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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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王尔德6.3英尺高,身体挺直,宽肩、长手臂。水手样式天蓝色蝴蝶结下垂至胸,肩上长发,末端微微卷起,美国矿工样式披风

在发表了“穿衣哲学”一文后,王尔德担任了《女性世界》(The Woman's World)杂志主编,此杂志是伦敦女性美学理念的主要来源。1887年,他预计女性时尚朝向男性风格发展。他说道,两性服装有着类似的追求,往往相互借鉴和吸收。20世纪的着装将强调职业差异,而不是性别区分。

王尔德还是一个时尚激进主义者。他所生活的年代是女性时髦穿压迫性的紧身胸衣,使腰围达到15英寸的理想。他认为时尚不应该禁锢而是追求和解放女性的美。他说,我不在乎任何褶边,但是我十分在乎人体的奇妙和优雅。一件服装的美完全和绝对地依赖于它所遮盖的人体的美,体现人体的自由和运动,而不是阻碍。一件好的服装的形状来源于人体,随着人体运动产生褶皱。

王尔德认为,服装的选择就是个性的视觉符号,服装不能“体现”身份,只能在一个特定时间内“强调”人们展示的身份,使人们能够充分地表达身份。个性是“人的灵魂”,需要不断地改变特征和观点,因为自我不是停滞而是变化,要不断地舍弃自我特征的某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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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王尔德的长发和男孩气息的丝绸长筒袜成为他的标志性样式。向日葵花是唯美主义运动的装饰图式

1882年10月,王尔德结束了美国旅行,回到英国伦敦。他脱掉了商业化的唯美主义服装,脱去了蕾丝、天鹅绒和珠宝。模仿罗浮宫一座罗马雕像,剪短了尼禄式发型(Neronian Coiffure)。马裤变成了长裤,舍弃了向日葵花配饰,穿上了适合维多利亚时代绅士样式的黑色套装,即维多利亚时期男性的主导形象。

如果他继续穿在美国的演讲套装,社会将会视他为怪物。传统着装,搭配异样细节,具有隐含的扰乱效果。即不平常的着装细节,将着装者定位于脱离社会规范和传统,而裁制精良的传统套装,意味在社会中的地位,即在自身社会中颠覆社会规范,而不是来自社会之外。

1892年2月20日,就在《温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首次上演的那个夜晚,王尔德和他的夫人在包厢里兴高采烈地看完了表演,观众席上充满了来自时尚社会的人。王尔德的上衣上佩戴了绿色康乃馨,从那个夜晚开始,直到王尔德审判,这种花卉具有了象征意义。王尔德安排了一个参加演出的演员在上衣的扣眼里佩戴了一朵绿色康乃馨。他还鼓励他邀请的朋友佩戴康乃馨,使部分观众与舞台上的演员一致。艺术家Walford Graham Robertson就是王尔德要求戴花的观众之一。Robertson问道:“这花意味着什么呢?”王尔德回答道:“没什么,但就是没有人会猜到的。”王尔德的回答掩盖了他选择的象征性,显然不是偶尔选择这种花卉。事实上,此花由伦敦著名Goodyear花店提供。在谢幕时,伴随长久的掌声,王尔德抽着香烟,佩戴着绿色康乃馨走到舞台致了谢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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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短发,王尔德于1883年

在《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中,塑造的人物Algernon也同样在衣服扣眼上佩戴了绿色康乃馨。1894年10月2日,在给《蓓尔美街报》(Pall Mall Gazette)主编的信中王尔德评论了绿色康乃馨与艺术的关系。王尔德用花卉表现的隐含意义,揭示了他的个人生活,佩戴绿色康乃馨是反对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着装和价值观。这种绿色对王尔德来说,有几种颠覆性含义:爱尔兰人的爱国主义;迷幻的苦艾酒;作为社会少数人群和个性主义艺术家的象征。正如黄色象征王尔德认定的颓废运动,绿色诉诸于他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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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1883年,威廉·鲍威尔·弗里思(William Powell Frith)的绘画,描绘在“皇家学术美术馆”举行的知名美学运动成员画展的预展,其中包括王尔德和他的仰慕者。王尔德在画面右侧,个子比其他人高出至少半个人头,周围被一群女性包围。他的正前方有位身穿绿色外套的小男孩

王尔德上衣扣眼佩戴的绿色康乃馨不是天然的。花商必须将康乃馨染成绿色。绿色不仅体现了他的性向,还体现了他对文学和艺术的观点。在颓废运动中,王尔德批判现实主义运动,提出自然要模仿艺术,而不是艺术模仿自然。王尔德坚信,艺术家不仅仅观察和模仿,需要想象和创造。生活和自然有时被用作艺术的部分原材料,但是,在它们真正服务于艺术之前,必须转化为艺术形式。王尔德声称自己是反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颓废和象征主义。他赞赏象征主义的联想,词汇、色彩和图像赋予多重含义。在这个意义上,赞同非自然、创造和想象。因此,非自然色的绿色康乃馨象征着颓废、非自然和艺术家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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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王尔德于18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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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王尔德于18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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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王尔德于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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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王尔德佩戴绿色康乃馨

当然,绿色康乃馨的非自然性还有另一层含义。很大可能是王尔德有意将绿色康乃馨作为同性恋的徽章,识别同性恋的标志。“homosexual”一词在王尔德生活的年代被创造,但是,这个词仅是心理学家熟悉,一般大众并不熟知。同性恋被指“倒错”,乌拉尼亚式的爱(Uranian Love),是非自然的缺陷。非自然色的绿色康乃馨可能是王尔德颂扬同性恋、蔑视保守社会的方式,因为同性恋被社会认为是病态,乃至犯罪。

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当听到非自然这个词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非自然的爱。在王尔德将绿色康乃馨作为时尚引入到伦敦以后,在巴黎的“倒错”人群中也产生了时髦。此外,早期的性学家也认为绿色是“倒错”者喜欢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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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如今网络销售的绿色康乃馨胸针

Robert Hichens在1894年首次以匿名方式出版了《绿色康乃馨》(The Green Carnation)一书,它是一本诽谤性小说。小说以Oscar Wilde和他的同性恋情人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别名Bosie)为原型。书中讲道:“我们所指的绿色康乃馨是白色,将茎部放在一种叫做孔雀绿的苯胺染料水溶液中浸泡。染料通过毛细管吸收上升到花瓣,经过12小时,染色完成。时间越长,色彩越深。”

在王尔德审判和逝世之后,绿色康乃馨仍然与同性恋相连。1929年,由Noël Coward创作了一首歌曲《Bitter Sweet》中的歌词就有“绿色康乃馨”。

正因为与同性恋的关联性,绿色康乃馨被用于更多场合。今天很多组织公开将同性恋社团与绿色康乃馨联系起来。一年一度的国际都柏林同性恋戏剧节采用绿色康乃馨作为标志。1895年王尔德被抓时所在的宾馆(Cadogan Hotel)现在为顾客提供的包装袋上印有绿色康乃馨,以示追寻他在伦敦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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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2013国际都柏林同性恋戏剧节招贴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3页。毛主席的这一论断,精辟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性质和特点。既然中国的社会性质在近代史上的变化如此之大,那么,作为祖国一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可避免地,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如果说少数民族地区的变化与汉族地区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很不平衡,因此而具有某些特点罢了。从这里论述的凉山彝族社会在近代史上的变化,可见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恶劣影响之一斑。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从强盗式的鸦片贸易发迹的。它们通过鸦片的走私,赚取了惊人的利润,同时使中国大量白银外流而国库空虚,人民的生命受到摧残。当没落的中国封建朝廷试图抵制这种祸国殃民的毒品时,西方列强便发动了鸦片战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便一步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因此,鸦片这一万恶的商品,对中国汉族地区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对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同样巨大而深远。其中,鸦片在祖国西南凉山地区的泛滥史,可谓测量鸦片战争在少数民族地区影响程度的一个标志。

鸦片作为一种商品在凉山地区泛滥,是在鸦片战争后六十余年的清末民初,即近六七十年来的事情。这时,鸦片贸易已不是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追求高额利润的主要手段,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鸦片交易也日益遭到人民的谴责,以至反动的统治者们不得不装模作样,发布了许多“禁烟令”。但是,无论清末的皇帝还是民国以来的军阀,他们都已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唯洋主子之命是从的,而鸦片的走私已是帝国主义“祖传”的生财妙道,所以,尽管鸦片交易遭到谴责,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总是千方百计,使洋主子“祖传”的孽种蔓延不绝。因此,当鸦片的流毒在内地遭到人民的强烈抵制时,地处边远、军阀们不能直接统治的凉山,便成了一个所谓的“阿芙蓉(鸦片)世界”。

凉山彝族聚居区的商品交换本来是相当落后的,交换方式主要是以物易物,用土产的皮革、药材换取食盐、布匹等,没有固定的市场。有许多汉族商贩背负着货物,深入到凉山彝区进行交换;也有许多彝族背负着土产,到附近汉族聚居的市场进行交换。总之,交换的方式比较落后,交换的商品限于基本生活必需品,成交额也甚微。但是,自鸦片大量生产以后,凉山的商品交换便来了一个大改观。当然,背负着货物深入凉山的商贩依旧存在,但无论他们交换的商品和方式,还是成交额,都已今非昔比。不仅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凉山还出现了比较固定的集市。甘洛县的田坝,是凉山北部最大的鸦片交易集市,集期是农历每旬的二、五、八日,届时常有上千人到此交易。1938年至1949年间,是田坝的极盛期,不仅集期有大批汉族投机商麇集,内地汉商还在此设立了十多个大小商号;在鸦片上市季节,逢集时一天之中从内地驮来购买鸦片的白银即达七八十驮见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斯补、宣地两乡社会调查报告》。(每驮以150斤计约有白银12000两左右)。凉山南部的金阳县,有灯厂、对坪、天地坝、派来等集市,以灯厂的集市为大,此处以农历的一、四、七日为集期,在鸦片上市季节常有五百至一千人到此交易,一个集日从汉区驮来的货物中,仅换鸦片的就有食盐二十驮,布匹1000至2000节(每节26至28市尺),步枪二三十支;为了鸦片交易的需要,这里开设了饭馆、酒店,还有许多卖小吃的摊贩见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编《四川及云南昭通地区彝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所载邵献书等调查撰写的《解放前鸦片在金阳地区的种植、销售及其对彝族社会经济的影响》。在鸦片交易中,深入凉山的汉族投机商牟取了成倍的厚利是不言而喻的,而凉山的鸦片种植者也获得了昔日求之难得的商品。

在国民党地方军阀统治时代,还用征收鸦片税的办法,强迫凉山彝区种鸦片烟,更促使了鸦片生产的泛滥。四川雷波县就曾设立过征收鸦片税的机构,而在不能直接收税的凉山腹地,鸦片则是军阀们敲诈勒索的主要项目。军阀们在凉山彝区进行勒索的名目繁多,他们甚至打着“铲烟”的旗号勒索鸦片,仅云南宁蒗县小凉山彝区,1937年后的10年间,被国民党地主军阀敲诈去的鸦片即达5万两。不仅如此,军阀们更凭借其政治、军事、财政上的势力,直接或间接地操纵鸦片的生产和交易。四川的军阀们,曾在凉山一带组织了种植鸦片的一些所谓“垦社”。凉山南部金阳县一带,是云南军阀龙云的“三公子”龙绳曾操纵的鸦片产地之一,为了开辟这一彝区的鸦片产地,他的亲信还千方百计组织了云南的汉族移民去种鸦片,在极盛时期,金阳县的土地有40%种鸦片,有些地方甚至根本不种粮食,完全以鸦片交换商品粮为食。金阳一带鸦片的产量缺乏统计,仅灯厂区的芦稿一个乡,在极盛时期一年之内卖出的鸦片即达7万两同上。可见其产量是相当惊人的。正因为这些鸦片直接间接地控制在龙云等地方军阀手中,并且通过他们的权力把鸦片投入国内市场,因而使这些大鸦片贩子牟取了惊人的暴利。“龙三公子”因经营鸦片而同国民党中央集团的势力发生矛盾,就与夺取鸦片的暴利有关。由此可见,国民党的地方军阀们既是支持凉山大种鸦片的后台,又是最大的鸦片投机商。

鸦片这一特殊“商品”正像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随之而来不可避免的是阻碍甚至一定程度地破坏了凉山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使本来就十分粗放的农业生产更加荒废,造成口粮的严重缺乏。同时,鸦片的生产必然带来鸦片的吸食,结果使一些彝族人民的生命受到摧残,有的人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然而,鸦片生产和交换的畸形发展,也给凉山带来某种“繁荣”的假象。比如,以高寒山区闻名的凉山,过去以荞麦、洋芋、苞谷、圆根(芜菁)等为食的,通过鸦片的交易却吃到了大米,盐、酒、布匹等生活用品和汉区的铁制农具等,也得到比较充裕的供应。鸦片的生产需要耕作精细和肥料充足,鸦片种植者为此不得不在鸦片地上下独到的功夫,改进粗放的耕作方法,甚至邀请有经验的汉人传授技术,等等。而种植鸦片对凉山更有吸引力的是白银。自鸦片大量生产以后,凉山出现了许多拥有大量白银的暴发户,其数量之巨,史无前例。

因为鸦片这一特殊“商品”交易而流入凉山的白银数量,没有一个比较精确的数字,因此,论证凉山白银之多时往往引用一些典型事例。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汉商在凉山进行鸦片交易投入的白银资本之大:四十多年前,昭觉滥坝罗罗沟的黑彝马安且保了七个汉商做鸦片交易,但这些汉商在马家和尔恩家交界区遭到吉西支黑彝的突然袭击,据说仅这一次被抢去的包括白银在内的货物总值,达白银3万余两。凉山的大鸦片集市,一日之中为交换鸦片而付出上万两白银的情况并不足奇。至于表现凉山彝区白银之多的情况,更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事例甚多。鸦片大量种植后,凉山出现了许多拥有白银以万两计的黑彝贵族,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一次丧事竟然挥霍白银上万两。云南小凉山的黑彝们为了与坐镇永胜县的龙云的大儿子相勾结,一次即行贿白银6000锭(每锭10两左右,约计白银6万两;一说是送贿1万锭,那就有10万两)。而地方军阀们如果在凉山贵族们手中得不到相应的贿赂时,便不择手段,公开勒索白银,如抗战期间以办理“夷务”闻名的四川地方军阀“宁属靖边司令”邓秀廷,一次就勒索了黑彝尔恩玛列家10万两白银。过去凉山杀人一般都要抵命,即使可以用“赔命金”的办法以白银抵命,但因白银极缺,也很少有赔得起命金的事,可是,自鸦片大量种植后,杀了人用白银赔命金的事,已经习以为常。拥有白银的普遍性也值得注意,除了黑彝贵族外,凉山还出现了拥有上万两白银的曲诺,个别阿加甚至也以拥有大量白银而闻名。白银的剧增。更扩大了那些暴发户贪欲的胃口,他们不仅可以用高利贷的方式增殖白银,可以购买前所未有的种种商品,而且还促使他们虎视眈眈,把掳掠的魔爪伸向附近的汉族人民。

鸦片大量种植给凉山带来的最为严重的事件,是枪支的剧增。洋枪洋炮,本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武器,到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洋枪洋炮就变为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帝国主义的走狗们镇压人民的武器,至民国以来,掌握洋枪洋炮的大小军阀们,同时又把洋枪变为一种牟取暴利的奇货可居的“商品”。鸦片与洋枪这两种特殊“商品”的泛滥,正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土地上孪生的一对孽种。

近代以前,凉山的武器是铁制的刀矛和皮制的甲盾,从汉区买进的粗陋的火枪算是最新式的武器。但是,自鸦片大量种植后,就给凉山的古代武器库来了一次彻底更新。其中,为凉山输送武器者,自然有不少唯利是图的投机商,然而,把凉山的黑彝贵族们用现代武器装备起来的人,并非一般的投机商,而是统治一方无恶不作的土皇帝——地方军阀。有关军阀们用枪枝交换鸦片的事,新中国成立前就曾有不少报刊披露,这里不妨引用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例加以说明:“清代夷人,尚不用枪,及民国五年及七年,杨春芳驻防雷波,以九子枪换夷人鸦片。每枪一支,换烟二百两,当时鸦片二百两,可价银千两,其利甚厚。据云当年输入凉山之枪即在千支以上。民国七、八年输入尤多。最近之手提式冲锋枪等新式武器,皆二十二年川战后所得者。统计凉山夷人现有枪支,步枪约及万支,手枪约百支。”常隆庆等:《雷马屏峨调查记》,1935年。即使地处滇西北边地的云南小凉山,黑彝们也得心应手,自民国以来主要靠鸦片的交易得到了约3000支枪械。既然枪支和鸦片的交换有高可达十倍之利据调查,民国初年枪支与鸦片的交换有十倍之利,当时汉区购买一支德国造步枪只需鸦片二十两,但在凉山可换取鸦片二百两。投机商们怎能不垂涎三尺呢?驻防雷波的小军阀杨春芳很快发现了此中的奥妙,一年之内就向凉山输送了洋枪千余支。不久,为利润驱使的大小军阀们,便把数以万计的现代武器送入凉山,结果,凉山黑彝不仅拥有大量步枪,甚至还有手枪、机枪和迫击炮。一旦现代的武器取代了古老的刀矛甲盾,凉山黑彝的以家支形式组织的武装力量,便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过去家支间的“冤家”械斗,有一套烦琐的仪式,且一次械斗死于刀矛之下者数目十分有限;而使用洋枪后,死于枪弹下的人数便为之大增,一次连绵的大械斗往往死伤数十甚至上百人。结果,有些失败的家支便从凉山消失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用现代武器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阀的武装,在同黑彝武装较量时,有时也大吃败仗,甚至曾一团一团地被吞没在凉山。既然国民党军阀的军队对凉山黑彝的武装都无可奈何,那么,凉山附近在军阀地主们压榨下呻吟的汉族等劳动人民,包括他们的人身在内的土地和财产,被野蛮的黑彝狼吞虎噬的惨状,更可想而知了。

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产物,鸦片和枪支对凉山彝区社会的影响极大,涉及各个领域,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是黑彝贵族取代了土司的统治地位,成为凉山的主宰者。

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设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与郡县制有共同性而又有区别的政治统治形式,它在凉山的设立始于元代,历经明清和民国,土司曾在凉山存在了约七百年。关于土司制度对凉山彝族社会的影响,是史学界众说纷纭的问题,尚无定论,关于土司与黑彝在古代历史上发生的斗争,也相当复杂,非本文所能具述。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根据有关历史记载和调查材料证明,历代封建王朝分封在凉山的统治者,在凉山彝族社会的等级关系中,土司居于等级阶梯的顶端,与黑彝贵族以血缘纽带联结成的家支关系不同,凉山的大一点的土司都有封建王朝颁发的象征统治权的大印,土司下设有办事的“衙门”,其中有分管民政、财政、武装保卫等之类的头目,还有主管诉讼的法官和关押犯人的监狱。据嘉庆《四川通志》等志书记载和调查,近百年前土司都辖有被皇朝认可的一定辖区,统治着区内的人民,即使自命血统高贵的黑彝,也匍匐在土司的统治之下。根据惯例,辖区人民见土司有一套烦琐的礼节,其中至关重要的是下跪叩头,甚至民国以来仍然如此。为了说明土司的政治权利,这里不妨讲一下布拖县的一个事例。四十多年前,布拖的阿都土司属下有个黑彝叫比补吉什,此人跛脚,有一天因事必须拜见土司,这个因先天不足、自尊心大为挫伤的黑彝益发惶恐不安,当他在土司衙门内向端坐堂上的土司安学德下跪时,突然失去平衡,一头栽到地下。结果,土司虽然并未对此深究,这个黑彝却惶骇羞愧难当,回家不几天便在忧愤中死去。可见在四十多年前,土司在所属黑彝的心目中,仍有相当高的权威。对于民国初年雷波的千万贯土司的威风,有人曾这样描述:“雷波杨土司未死时,常赴凉山视察,倮倮皆奉之若神,争杀牛送酒,土司将其牛舌牛耳带走,巡行一周,则成担而回。”张云波:《雷马屏峨边区之夷务》,载1941年出版的《雷马屏峨记略》。正因为土司是凉山的最高统治者,所以,黑彝贵族至今还能绘声绘色地诉说土司剥削压迫之苦。但是,自清末民初以后,掌握了鸦片和枪支的黑彝便公然向土司的权威挑战,并且夺取了土司在凉山的政治统治权。

在凉山的近代史上,有关土司的失败和黑彝胜利的记录,真是不胜枚举。其中,阿都土司节节败退的事例,有一定代表性。据嘉庆《四川通志》记载,阿都正、副二长官司的辖区很广,东西南北的四至疆界共有2100余里,所属百姓有55000余户(以每户5人计约有27万人),就是说,其辖区包括今凉山南部、西南部和中部等地,是清代中叶凉山最大的一家土司。然而,就在民初以后,这个庞然大物便很快被反叛的黑彝肢解了。今凉山中部的昭觉县竹核区一带,在民国初年被反叛的黑彝夺去;今普格、雷波等县的大部领地在1936年后被黑彝夺去,这次大败是地方小军阀邓秀廷支持土司所属的黑彝干的,他们的联合武装在进攻中还击毙了土司都帝成;1945年土司安树德再次被所属黑彝谋杀,又失去了今布拖县的大部分领地。结果,闻名凉山的阿都土司在民国以来的三十余年间,便失去了朝廷封授的大部分领地和辖区人民,最后退居在今布拖县的一隅苟延残喘。这样,黑彝贵族仅仅在阿都土司手里取得的土地,即约占今凉山整个面积的1/3。大凡凉山知名的黑彝家支,都可以大谈其打败土司的赫赫“战绩”。其中,民国初年战胜了邛部土司的黑彝,曾编了一首这样的战歌:“捉住了土司举凡一拉(邛部土司岭邦正之父),擒住了白彝头人巴马一伙,杀掉了越辒汉官,打死了三百官兵。狼三年不吃野物,蜂三年不采花,鱼三年不吐舌。”这首战歌活灵活现地显示了打败土司的黑彝贵族的不可一世之状。当然,在反叛的黑彝进攻面前,土司及其武装也曾进行过抵抗,有时还曾进行过反攻,然而,退败的局势难以挽回。以服劳役的百姓组织起来的保卫土司的武装,在有着夺取土地和奴隶的明确目标、以家支单位联合起来的黑彝武装面前,真是无法招架,一败涂地了。

发人深省的是,土司的武装与黑彝武装战斗时,使用的也是“洋枪”,为什么战果如此不同呢?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原来,凉山土司的政治权力受之于封建王朝,朝廷不仅给土司颁发了象征权力的封号和印信。而且,为了确保土司对其“桀骜不驯”的臣民的统治,还在凉山四周的要隘驻扎军队,其数量之多和设防之严,相当可观,这在志书中曾有许多具体记载。清代在凉山四周的驻军,恰如一道“紧箍咒”,不仅可以维持土司的统治,可以防范黑彝对附近汉族人民的抢劫,而且也是朝廷的统治权达到凉山腹地的一种象征。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件是,在清代灭亡的前夕,居然还在今凉山昭觉设了县治,修建了砖石的城墙和县署,在署理知县编的《昭觉县志稿》中,还陈述了有关治迹。可见,即使在清末,不仅土司还基本上维持着凉山的统治,而且分封土司的封建朝廷在凉山还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统治权利。然而,民国以后,就发生了一个根本转折。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大小军阀实行地方割据,为争夺地盘而不断发生混战,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集团统一考虑凉山的治理和对四周的设防问题,而清朝设在凉山一带的驻军,进入民国以后,不是因为军费断绝而被遣散,便是成了军阀混战中的工具,这样,山高路陡的凉山,在军阀的心目中,便成为徒增麻烦的无足轻重之地。军阀们虽然对因土司失利而来的凉山的政治统治权的变化漠不关心,但却对可牟取暴利的鸦片交易十分热心,从而又用现代武器装备了野蛮的黑彝贵族,有时还为敲诈勒索而联合黑彝打击土司势力。结果,正如釜底抽薪一样,土司既失去了中央朝廷这一靠山,下边又有以掠夺奴隶和土地为目的的黑彝作乱,其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了。由此可见,民国以来土司政治统治的破产,以及由此而来的互不统属的黑彝上百个大小家支对凉山的政治统治,正是在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不断加深的产物。

其次,鸦片与枪支的剧增给凉山带来的经济变化,主要体现在土司失去了绝大部分领地,黑彝取而代之,成为据有凉山大部分土地的主人。

据有关记载和调查,封建朝廷在分封土司时,同时也确认了土司对辖区领地的世袭占有权。因为土司的土地占有权来自朝廷的封赐,所以,土司的所属土地不得买卖。凉山一些大土司的辖地十分广阔,其四至疆界达数百里甚至上千里。在这样广大的土地上,土司的统治自然有直接与间接之分,经济剥削的形式和轻重也有所不同,然而,凡是辖区的山山水水,不管远近,都是土司的领地,辖区的臣民不管是黑彝白彝,都没有任何一块私有的土地,而且,耕种土司土地的百姓都负担着一种传统的劳役或实物地租。至于土司经济剥削的性质,问题复杂,争论颇多,另当别论。这里要说的是,土司沿袭了数百年的大领地占有制及其传统剥削形式,在鸦片和枪支这两种特殊商品的冲击下,也随着土司政治上的失败而破产。这件事在凉山中年以上的彝族中都是知道的。一切知名的黑彝都可以眉飞色舞地大谈其从土司手中夺取土地的“业绩”,甚至把这个“黄金时代”讲得入情入理。如战败了凉山知名的沙马土司的黑彝,曾这样描绘他们战胜土司的意义:“对沙马土司的战争是阿陆、马家获得土地和娃子的关键;若没有对沙马家的胜利,阿陆、马家的黑彝就会饿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社会调查综合报告》这种说法,显然是黑彝们为夺取土地和奴隶而制造的一种舆论。

事件的发展远远不止于黑彝战败了土司夺去其大部分土地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用“洋枪”武装到牙齿的黑彝还将其贪婪的大口伸向汉族地区。在土司统治时代,黑彝们受到土司的约束,也受到朝廷在凉山四周设防军队的弹压,黑彝外出劫掠有限,即使有劫掠者,或者难以得逞,个别作恶多端的抢劫者甚至还会被追捕和杀头。但是,鸦片和“洋枪”剧增后,局势便为之大变,凉山四周各族人民的土地财产和人身,从此就成为黑彝掠夺的对象。黑彝贵族对附近各族人民土地财产的大肆侵夺,成为民国以来国民党地方军阀们叫嚷的所谓“夷务问题”。有关此事,当时发表的呼吁性文字甚多,有的谈到西昌一带的“夷务”时写道:“自民元以迄十六年,宁(西昌)属夷务极为严重,共失去县城一,毁灭场镇堡子二百余,汉人死难者无虑万数,西昌城门,昼常关闭。”刊。李万华:《宁属夷务概述》,见1994年西昌出版社的《边政月刊》第4-7期合而雷、马、屏、峨小凉山区,据抗战初期的统计,四县被黑彝侵吞的土地即达八百里之广任映沧:《大小凉山开发概况》,载1947年成都出版的《雷马屏峨纪略》。这些数字未必是精确的统计,但它却多少反映了民国以来黑彝在附近汉区侵夺土地的严重程度。直到今天,汉族人民在凉山地区辛勤劳动的遗迹,仍然历历在目,诸如荒芜的水田和水渠等水利设施,记载着汉族劳动者生平的墓碑和断壁残垣的村落,都是黑彝奴隶主“赫赫战绩”的一种标志。

黑彝对土司和附近汉区土地的大量掠夺,必不可免地使凉山的土地关系发生巨变。过去作为土司臣民的黑彝,在打败了土司后,便把土司的世袭领地夺取过来,由没有任何私有土地可言的“百姓”,一跃而成为占据凉山土地最多的主人;还因为土地是从土司手中夺来的,军阀并不干预。因此,与土司时代不同的是,黑彝们对所属土地便具有了完全的、可以租佃买卖的所有权。在夺取了土司的领地后,领地上的许多白彝百姓也归附了黑彝,黑彝便基本上把白彝对土司的劳役和实物地租接管过来;但有些白彝家支力量很大,有上万的人口,也具有现代枪支,黑彝贵族虽然打垮了统治他们的土司,但却难以拿下这些白彝,因此,他们就成了既不属于土司又不属于黑彝的所谓“独立白彝”的一部分,因为昔日统治他们的土司已不能在其领地上行使主权,这些白彝百姓自然就成了过去耕作的份地的主人,也具有了土地所有权。不仅“独立白彝”有土地的所有权,甚至黑彝隶属的曲诺等级,因为他们家支力量强大,在战胜土司的动荡过程中乘机进行了土地扩张,黑彝主子也大体上承认其土地的所有权。更有甚者,是川滇大小凉山还有个别白彝娃子乘机占据了大量土地,并利用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任意出租和买卖,黑彝主子也承认了既成事实。相反,有的黑彝主子私有土地却很少,以至不得不向所属的白彝娃子租种土地,并且按例向所属的娃子交租。如此等等,这些等级关系与土地关系相互颠倒的错综复杂的人身占有和经济剥削关系,都是基于在鸦片和枪支这两种特殊商品的冲击下,在土司的失败和黑彝统治凉山的剧变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当然,在大一点的土司地区,土地占有和剥削状况大体未变,因为土司的传统剥削方式在凉山流行了数百年,所以,它的影响仍渗透在黑彝奴隶主经济剥削的许多方面。还因为大量汉族地区的土地和人民被掠夺,汉族地区流行的租佃关系也以种种形式出现,并在凉山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具有一定影响。

再次,鸦片与枪支给凉山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是彝族社会等级关系的变化。

土司统治凉山时,彝语称土司及家庭为“子末”据调查,“子末”等级早在元代置土司以前已在彝族社会存在,其发生发展和演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唯有“子末”等级才是凉山至高无上的统治等级。但是,民国以来,失去了大部领地和臣民之后,土司便丧失了对凉山的统治权,其尊贵的等级地位也被其统治下的彝语称为“诺伙”的黑彝所取代,黑彝便成为主宰凉山的贵族等级。当然,败居一隅之地的土司们,仍是辖区包括黑彝在内的最高等级,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性还是不与黑彝通婚,但这也无妨于黑彝贵族等级统治凉山的大局。有许多文章谈到凉山的等级时,往往把土司土目附属于黑彝之中,原因就在于此其实,在土司辖区,土司等级仍在黑彝之上,二者是有根本区别的,尤其在历史的传统上更是如此。

曲诺等级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在凉山彝族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黑彝打败土司中的战利品。越是凉山最大的黑彝暴发户,所属曲诺中原属土司的白彝“官百姓”的比例越大。白彝作为“官百姓”时,耕种土司给予的份地并负担一定的劳役和实物地租,对土司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他们随着土司的破产而变为黑彝的曲诺后,即使剥削关系上多是因循土司的旧例,然而其人身已成为黑彝隶属的带有某种奴隶性质的“娃子”等级。曲诺隶属黑彝主子,主要是基于人身的占有,而不是由于土地的占有。曲诺的人口比例大,其社会阶级地位也极为复杂,其中一部分贫困者往往在主子的强制性高利贷和繁重的劳役和摊派下濒于破产,他们是呷西、阿加的后备军,这部分人在民主改革时被划为奴隶阶级,而有的曲诺不仅占有大量土地和进行地租剥削,而且奴役着不少呷西和阿加,靠剥削奴隶的劳动为生,他们在民主改革中成为奴隶主阶级。曲诺这个等级的复杂的社会地位,也是黑彝取代土司统治后出现的社会现象。黑彝贵族既奴役着曲诺等级的人身,又给予他们掠夺土地和奴隶,从而在经济地位上成为奴隶主的机会,这是占百分之几的一小撮黑彝贵族维持对90%以上的人口的野蛮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

呷西、阿加这两个比较典型的奴隶等级数量的增大,几乎是与鸦片、枪支的剧增成正比,这是对凉山的奴隶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据调查,古代土司统治的时代,也有呷西、阿加等级,呷西是阿加的子女,是为土司从事各种家务劳动的家奴,主子给其配婚后便脱离主子自立门户,即成为有一点“耕食地”的阿加等级,阿加除给土司提供“奴产子”作为家奴外,仍要为主子提供一定劳役。土司属下的部分黑彝也有奴役呷西和阿加的事,但为数不多,土司和黑彝奴役的呷西、阿加的总数,约占总人口的10%。呷西、阿加的奴隶地位是十分明显的,但因为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很有限,而且这种奴隶的身份是世袭的,在整个社会诸等级中的比例比较稳定,所以,还不能因为呷西、阿加等级的存在而将土司的统治称为奴隶制。然而,鸦片和枪支登上凉山近代史的舞台后,呷西、阿加等级所占的比例便随之而猛增,就在清末至民国以来短短的三四十年间,呷西、阿加等级就由占总人口的10%的比例,一跃而为约占总人口的近40%。当然,数量大增的奴隶等级也基本上都是黑彝的战利品,其中,从土司手中夺去的有一部分,但土司所属的奴隶本来很少,被黑彝夺去的奴隶也就不会多。因此,在民国以来猛增的奴隶呷西、阿加中,大多数都是掳掠的凉山附近的其他各族人民。关于黑彝奴隶主劫掠他族人民为奴的事,民国以来成为有关川滇各族人民的严重问题,诸如奴隶主对各族村寨焚掠之惨,人民在反抗中被惨杀和被掠为奴之苦,当时就有许多报道,据其中最为严重的说法,民国以来30年间,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四县就“减少人民四万四千余户,十二万一千多人。”康兴壁、毛筠如:《雷马屏峨夷鸟瞰》,1941年。而西昌地区更为严重,“减少人口约百分之七十,其被夷掳充娃子者不下五六十万。”任映沧:《大小凉山倮夷通考》,1947年。这些统计的夸大性是显而易见的以凉山彝族自治州计,当时彝族总人口近100万,呷西、阿加的总数约占40%,不过40万而已,哪里会在西昌一带掳掠奴隶五六十万?但是,它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国以来黑彝掠劫各族人民为奴的情况。据新中国成立后调查,黑彝奴隶主的劫掠确实闹得凉山附近的各族人民夜不安寝,惶惶不可终日,在汉区减少的人口中有许多是离乡背井而远徙的,而黑彝发动的对各族人民的掳掠的规模,也确实惊人,以地处凉山腹地的美姑县巴普区(今巴普镇)的黑彝为例,民国以来的30年间,他们曾多次对汉区进行大规模掠夺,每次往往“掠至数千人乃至万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社会调查综合报告》。这就是说,在对凉山彝族社会的奴隶制性质具有决定作用的呷西、阿加这两个等级中,尽管其内部还有许多等级地位和财产占有上的区分阿加、呷西中间,其等级地位和经济状况上也有许多差别,其中多数是牛马般的奴隶,但极少数阿加因种植鸦片和参与抢劫奴隶,不仅拥有大量白银,用白银购买了土地,而且也占有少数奴隶,个别人甚至在经济地位上已接近于奴隶主,这都是土司统治时代不曾有过的事。但有一点却是大体相同的,即:黑彝和部分曲诺占有的呷西和阿加中的大部分,是清末民国以来掳掠的邻近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

综上所述,清末至民国年间,凉山彝族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等级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异常剧烈的变化。但是,无论是黑彝取代了土司对凉山的政治统治权,还是土司的绝大部分世袭领地被反叛的黑彝夺去,无论是黑彝取代了土司的至高无上的贵族等级地位,还是作为较为典型的奴隶等级呷西、阿加的猛增,都与鸦片和枪支这种特种商品有密切的关系。

马克思说过:“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清末至民国年间鸦片在凉山泛滥的情况,与鸦片战争时期比,时间地点条件都大不相同了,然而,鸦片成为凉山的“统治者”后带来的严重恶劣的后果,却是基本相同的。事实证明,统治了凉山约六百年的威严无比的土司,正是在鸦片这个“统治者”面前失去了统治权。有所不同的只是,在鸦片战争时,“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同上书,第26页。可是,在鸦片战争五六十年后,无论是清朝的皇帝,还是民国以来的大小军阀,都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奴才,鸦片战争时皇帝曾维护的一点“道德原则”,也已经被他们丢得干干净净,所以,尽管他们背后仍拖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半封建的尾巴,但“文明人”洋主子的“发财的原则”,他们同样学到了家。因此中国反动统治者们为了鸦片的暴利,不惜把凉山及其附近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的主宰权拱手交给黑彝奴隶主,而在高山深箐居住的夜郎自大的黑彝们,也及时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既然凉山在清末民初根本谈不上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狂妄的黑彝也就根本不知现代工业和交通为何物。虽然他们对附近汉族地区的地主经济是比较了解的,但在目空一切的黑彝的眼里,这些汉族正像下贱的牲畜一般,只不过是正待他们捕捉的奴隶对象而已,而全盘接受汉族的生产方式就意味着丧失贵族地位,这自然是万万做不得的事。因此,黑彝心目中追求的唯一的“天堂”,便是发展祖宗的奴隶占有制。正像西方列强的侵略不能使中国发展为资本主义一样,在边远偏僻的凉山彝区,鸦片的“统治”只能造成凉山奴隶制成分的恶性膨胀,甚至大片早已进入封建时代的汉族地区也处于彝族奴隶主皮鞭的野蛮统治之下,这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反映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特点。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近百年来,对中国西南边区凉山发生了“兴趣”的西方传教士和“探险家”们,曾挖空心思,制造了一个所谓“独立罗罗”的谬说。他们猎奇寻异,歪曲真相,把黑彝奴隶主的统治和凉山的奴隶制描绘成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事物,甚至还别有用心地伪造了黑彝贵族“西来说”,把自命高贵的黑彝打上了西方血统的印记,等等。其实,在编造这些奇谈怪论时,他们对黑彝起家的两件法宝——鸦片与洋枪的来历和无穷的“妙用”,是目睹耳闻、清清楚楚的。凉山彝族的近代史证明,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来的鸦片和流毒,就绝不会有黑彝贵族乘隙而来的奴隶制恶性膨胀。因此,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凉山彝族奴隶制的关系的研究和揭露,也是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捏造的“独立罗罗”等无耻谎言的一种批判。

(原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编写组编《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研究》1977年第1期)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分工协作、以大带小的原则,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城镇体系优、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使之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而都市圈作为城市群的重要基础与核心载体,无疑将成为我国区域新一轮发展的主要载体,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日益凸显。

一、都市圈:我国城市化进入高级阶段的主体形态

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根据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区域的空间结构按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经济区的路径顺序演进,如图1-1所示。世界城市发展的规律表明,只要城市人口不超过2500万,其发展成本与城市规模呈反比,城市效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提高。特别是城市化的人均成本,城市规模越大,其成本越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基本上是一条外延扩张的发展道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以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为基本特征。2011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超过50%,正式跨入城市时代,城市经济已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力量。特别是我国东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城市化进入了加速发展期,推动了区域融合与一体化发展,各种制度创新、城市联盟、次区域协调与合作机制不断涌现,城镇间联系日益密切,新型城市化进程提速。随着新型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城市由单一发展向周边城市联动一体发展进程迈进,都市圈发展逐渐成为城市化进入高级阶段的主体形态。

图1-1城市化演化的一般历程

二、都市圈:我国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区域单元

都市圈作为承接国际资本、技术、产业转移和集聚的重要平台,逐渐被纳入全球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中,已成为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及竞争的主体单元。从世界城市化进程看,都市圈往往成长于经济增长重心区域。如19世纪中叶,伦敦抓住第一次技术革命——蒸汽机革命契机,在伦敦到利物浦的英格兰中部地带发育出了都市圈雏形。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技术革命——电力革命的出现,美国东北沿波士顿至巴尔的摩又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城市群。20世纪60—7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催生了日本东海岸城市群。随着国际化趋势日益加深,世界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目前,世界公认的六大经济圈分别为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英伦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重心正向亚太地区转移,2010年亚洲经济增长率超过6%,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保持快速增长,明显快于欧美发达国家。2000—2009年,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比重已从22%上升到2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6%。亚洲经济上的崛起,已促使世界经济格局重新变化,并逐步形成了欧、美、亚三足鼎立的局面。对我国来说,都市圈大多集中于东南沿海、沿江地带,以及具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例如东部沿海地区初步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国家级都市圈,这些地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应对全球化国际竞争中的过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是全方位、宽领域、高层次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功能平台。当前,世界区域竞争已经由单个城市竞争转变成都市圈、城市群的竞争,都市圈已然成为世界竞争的重要单元。无论从世界六大都市圈发展历程看,还是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看,都市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层次和创新能力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世界竞争格局逐步向板块化、联动化发展。从中国都市圈发展看,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例,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占全国2.1%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1/4的经济总量和1/4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区域。当前,长三角地区无论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产业发展水平,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也在世界竞争格局中占据一份地位。因此,从国际竞争格局趋势看,都市圈今后无疑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区域单元,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三、都市圈:追求空间资源集约化发展的高效组织形式

都市圈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化模式,通过资源整合、产业整合、功能整合、管理整合,建设高密度的城市聚落,追求理性高效、均衡持续。产业的发展和集聚是都市圈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产业联系是维系都市圈内部各城市之间联系的根本纽带,产业集群和都市圈的互动发展促进了产业空间组织和城市空间组织的合理构建。而空间的集聚大大推动了交易成本的降低,促进了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推动市场规模扩大和区域分工深化。杨小凯(1991)在城市化与分工演进的模型中对城市化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示,分工网络中地域上的集中能够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提高分工水平与生产力水平。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实质上是一个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和区域分工逐渐深化的过程。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依托市场网络中区域内部频繁流动,推动了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分工的形成。都市圈的不断形成,产生不同的效应,促进了空间资源的集约化利用。一方面,在都市圈发展下,核心城市逐步成为公司总部、研发基地、金融中心和人才的集聚地;而都市圈内的其他城市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成立大量的分厂或占地多、技术含量低的简单加工组装企业,这就促进了城市空间的外延扩展,利于形成合理的布局。另一方面,在都市圈空间扩展过程中,随着城市“极化”作用增强和优势产业的确立,外部规模经济为产业发展提供了额外的边际收益。为了获得这部分收益,那些与都市圈内优势产业关系密切的辅助性、补充性产业开始向都市圈聚集。由于这种不同产业间的相互关联效应和产业本身的聚集效应,形成了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由此产生了产业聚集经济。城市随着规模不断扩张和都市圈发展阶段向前推进,产生了规模不经济,这促使都市圈产业向外扩散,进一步促进了不同地区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因此,都市圈的发展,是以空间资源集约化利用为导向的,都市圈通过不断调整和发展,成为空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的组织形式。

四、都市圈:育效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重要载体

长期以来,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国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距非常突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生产要素流动不合理,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产要素只是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形成所谓的农民工。这种单向的要素流动造成农村社会发展的“空心化”,农村发展缺少基本要素。并且,城乡差距的扩大,造成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在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发展阶段,城市和产业人口集聚功能还不强,继续承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有限,持续大量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一定困难。而城乡发展差距的存在,导致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比较落后,这进一步加剧了城乡矛盾。从区域发展看,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平原地区和山地地区,由于开发阶段、资源条件、设施条件等因素,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发达地区通过不断地吸取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源等,持续地推动区域进一步的发展。而落后地区由于资金、人才等的制约,发展越来越慢。都市圈是实现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重要载体。首先,都市圈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巨大的就业空间,有助于推动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由生态脆弱地区向发达地区的空间转移,实现我国人口的合理再分布。其次,都市圈在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也通过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再配置,将各类公共服务资源进一步向农村地区延伸,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后,都市圈又是不同发展区域之间联动形成的一种空间形态,其结合区域资源禀赋,通过合理的功能配置,实现不同区域联动协调发展,促进各个区域都能获得发展的动力,实现区域快速发展。

五、都市圈:城镇体系优化的重要途径

城镇体系是处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一组相互关联、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城市综合体。在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交替作用下,城镇体系逐步向成熟的高级平衡有序状态发展。而在城镇体系整合过程中,城市始终是经济要素极化的汇聚点和扩散源,城镇体系的格局必须随着区域系统的发展演化不断变化。而人口规模的大小,是衡量城镇体系中不同城市能级的重要标准。从理论上而言,人口规模越大,相应的城镇功能会越强,对应的城市能级就会越高,相应的城市各类设施应该越完善。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县级城镇人口规模已远远超过县级的规模,造成城镇体系呈现不协调的发展格局。城镇体系呈现出大城市的发展规模过大、中小城市公共服务配套弱、乡镇资源束缚大、城镇体系比较混乱等问题。而都市圈是由不同等级大小的城镇构成的,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协调推进不同等级城镇之间发展,实现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合理的分工,最终达到协调一体发展。

五、误差修正模型(ECM)

若变量之间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而在短期,这些变量可能是非均衡的,变量间这种短期不均衡关系可以由误差修正模型(ECM)来描述。对于同阶差分的平稳序列,存在着某种线形组合把相互协整过程和长期稳定均衡结合起来,而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误差修正机制在起作用,防止了长期关系偏差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大,因此,任何一组相互协整的时间序列变量都存在误差修正机制,反映短期调节行为。

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我们得到了TFP、F1、F2、F3、F4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描述四个公共因子对TFP的短期动态调整过程,本书将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其基本形式是:

img42

其中υt是白噪声;λ0为常数项;λ为短期调整系数,其绝对值越大,则纠正速度越快。对短期动态关系中各变量的滞后项,进行从一般到特殊的检验,在这个检验过程中,不显著的滞后项逐渐被剔除,直到找出最佳形式为止(10)。本书在对误差修正模型进行逐一检验后,最终确定误差修正模型为:

ΔTFPt=-0.04+0.17ΔTFPt-1+0.41ΔF1t+0.22ΔF2t-0.02ΔF3t+0.01ΔF4t-0.21ECMt-1

(4-18)

t=(-2.275)(1.161)(3.557)(5.079)

(-3.818)(1.057)(-0.578)

Adj-R2=0.816,DW=1.846,F=12.68[AR(1)=0.877,AR(2)=-0.483]

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也不存在自相关,其中变量的符号与长期均衡关系的符号一致。结果表明,四个公共因子的短期变动对TFP均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上期的TFP对本期产生正面影响;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每年实际发生的TFP与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21%能够被修正,也就是说,在浙江流通业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存在着短期动态调整机制,使得在短期波动以后,其中一部分偏差能够得到自动调整。

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在城市,以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北京和最低的甘肃、青海进行比较。从1999年—2012年,上海、北京、甘肃、青海四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的幅度分别为3.97倍、3.68倍、3.83倍、3.73倍,虽然量上差别比较大但是增加幅度差别不大。199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是上海,为10931.64元,是最低山西4342.61元的2.52倍,2000年这一比值为2.48,2003年是2.28,2005年为2.31,2006年为2.34,2012年这一比值又升高到2.48倍,说明了近些年来地区收入差距在2005年之后又逐步扩大了。

表1—112012年分地区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农村,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地区上海为17803.68元,而最低省份甘肃为4506.66元,相差达到了13297.01元,相差近4倍,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在全国各地区收入差距十分明显,见表1—12。

表1—122012年分地区按来源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如果进行三大地区差距比较,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东部地区为32713.51元、中部地区为22451.05元、西部地区为22475.10元、东北地区为22816.19元。中西部平均每人年收入相当,东部地区为中西部的1.46倍。

在2012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统计数据中,东部13个省、区、市中有8个居全国前10位,其中北京和天津分别为42882元和35309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9.1%和22.8%。西部12个省、区、市中有3个高于全国水平,其中重庆31035元、内蒙古29761元,分别位列全国第7位和第8位。中部6省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排序位次最前的安徽省,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2760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1151元。东北三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排名靠后,黑龙江最低,排到27位。在排名后十位中均为中西部省份,凸显出了东中西部平均工资的差距。

从不同区域的角度来分析农村居民收入时,我们发现,由于近年来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前期投入后生产力的释放,促进了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增加了该区域内农村居民收入,见表1—13。

表1—132005—2012年各区域农村居民平均每人纯收入

数据来源:2005—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2005年—2012年,农村居民平均每人纯收入增长中,东中西及东北部地区分别增长129%、151%、153%和162%,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分别快22、24和33个百分点。

自1994年我国财税体制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形成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增强了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但这一体制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产生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过渡”的特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特别是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存在着较大差距,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因此,推进新一轮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一、现行财税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不利影响

(1)存在的主要问题

其一,各级政府之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明确、不合理。一是各级政府之间事权划分以上级决定为主,缺乏必要和足够的协商,变更随意性比较大。二是对各级政府事权的划分过于原则,各级政府之间事权交叉重叠、支出责任重点不明确。三是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配置与各级政府的行政和财政能力不适应,与国际惯例和转轨国家改革方向不一致。

其二,现行税收体系不完善、税种设置不健全。一是税收覆盖面窄,税种少,正税收入比重不高,非税收入比重较大。现行税制设计主要考虑对物质产品和商品征税,实际开征的税收项目18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50—80种的平均水平。二是现行税制结构不合理、税收负担不公平。间接税比重过高,直接税比重过低。内外资企业之间、城乡之间税制不统一。产业、企业、地区、人群之间税收负担不公平。特别是在社会居民不同群体中,税负水平总体呈现低收入群体重于中、高等收入群体,工薪阶层重于富裕阶层的不公平状况。三是现行税种设置不健全。没有根据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要求适时开征财产税、社会保障税、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等新税种。资源税征收范围过窄,税率过低且从量定额征收。

其三,分税制安排不合理。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不合理、部分中央税种与地方税种划分错位。一是在理论上和各国实践中属于中央税种的(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或地方税种的(如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划分为共享税。二是中央与地方各级之间的收入划分比例不合理。中央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大致为55%,不仅大大低于单一制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联邦制国家的平均水平。此外,省以下分税制改革不彻底。上级政府将财权和收入上收,而事权和支出责任则下移,致使县乡财政普遍困难,债务负担沉重,财政风险很大。

其四,转移支付制度不透明、不规范。一是现行转移支付项目设置过多,运用不规范,不利于与国际接轨和实际操作。二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偏小,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过大、种类设置过多、使用不规范。三是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税收返还”数额和财政收入差距在滚动增长中进一步拉大,弱化了税收返还作为转移支付手段均衡地区财力差距的积极作用。四是现行转移支付标准设计不科学、不完善。按照传统“基数法”来确定和分配,使得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的财政收支差距难以通过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而尽快缩小。

其五,预算体系和管理体制不完善、不健全。现行财政预算尚未覆盖所有的政府财政收支活动,庞大的预算外资金收支尚未纳入政府预算体系和财政监管范围。尚未单独编列社会保障预算和覆盖政府资产经营活动的资本预算。预算编制、执行集于一身,预算编制与执行缺乏有效制约机制,预算监督乏力。财政预算与国家年度发展计划、中长期发展规划衔接不够。

(2)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不利影响。

其一,现行财政税收体制重物质生产轻公共服务,影响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贯彻落实。目前财政体制功能定位具有比较浓厚的建设财政特点,公共财政体制不完善,严重影响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水平;预算制度不健全,经济建设支出挤压社会事业支出,不利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同时,个人所得税等设计也缺乏人文考虑,重收入轻公平,影响以人为本的贯彻落实。

其二,现行财政税收体制对统筹区域、城乡、内外、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不利影响。目前内外资两套税制,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明显低于内资企业,不利于内陆不发达地区。现行财政支出范围、城乡不同税制和转移支付安排不利于“三农”及城乡统筹发展。出口退税政策存在一定的结构缺陷,加大了对内和对外经济之间的不协调。

其三,现行财政税收体制不利于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一是目前实施的生产型增值税,强化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方面和粗放的增长方式。同时,地方财政收入能力与支出责任的不适应,加大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的消极态度和对经济结构调整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逆调节作用。二是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在实践中逐步演化为“政府收入的自我扩张机制”,致使地方政府在预算外做文章,不计成本地招商引资,以增加地方分成收入。三是支持创新活动和结构调整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程度的减收效应,而中央政府又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主动支持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四是现行资源、环境税收体系不健全且税率过低,如燃油税、水资源税、环保税等尚未开征,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低级产业结构和掠夺型、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存在。

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

(1)改革的总体思路

新一轮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要以事权和财权的重新配置为切入点和突破口,以建立健全完善的新型公共财政体制为主线,推动财政税收体系进行战略性调整。应在调整各级政府事权财权的基础上,设计财政分权体制、税收体系、转移支付制度以及国家预算体系等具体内容。

对事权与财权的调整,从短期(即“十一五”时期)来说,可以采取适应性调整思路,在财权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调整事权,即中央和省级政府上收基层政府承担的部分事权。从长远来看,应该着力财权和事权同时变化,即在财权小幅度变化(财力适度上收)基础上,较大幅度地提高中央和省级的支出责任,并较大幅度地提高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全面推进财政税收体制的战略性调整。

(2)改革的主要任务

第一,在科学设定政府层级的基础上,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建立健全与各级政府事权相适应的分级分权财政体制。一是适当提高中央政府收入比例、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收入比例。参照国际经验,逐步把中央财政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目前的不足55%提高到60%。调整后四级政府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大致为60∶20∶10∶10。二是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直接支出责任,适当减少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财政压力。可将中央财政的直接支出责任由目前的30%提高到35%,调整后四级政府在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中的比例大致为35∶25∶20∶20。三是赋予地方必要的财政权力,包括地方税种范围的税收立法权、减免权以及必要的债务融资权,逐步从财力性财政分权体制向制度性财政分权体制过渡。

第二,建立健全宏观税负水平适中、税负结构公平合理、直接税与间接税有效配置、各级政府主体税种设计科学的税收制度。一是在进一步减轻纳税人税外负担、规范政府性收入、消除体制外收入、扩大预算管理范围的基础上,2010年将预算内宏观税负安排在20%—25%之间,2020年将体制内宏观税负提高到30%—35%之间。二是提高直接税在国家税收收入中的比例,力争2020年提高到40%左右,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向间接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转换。三是加快增值税转型,及时开征物业税,合理设计各级政府的主体税种。所得税、增值税作为中央财政的主体税种,营业税作为省级政府的主体税种,物业税作为市、县乡政府的主体税种。四是改革完善资源税,及时开征环境保护税,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资源、环境税收制度。五是积极推进涉外税制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内外统一的涉外税收体系。大力推进出口退税机制的结构性调整,及时研究开征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等新税种。

第三,建立健全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有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支付为辅,资金来源稳定可靠、资金分配公式化,公开透明、可预期的中央、省(市区)两级两类转移支付体系。一是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适当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合理安排转移支付的结构比重。可将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提高到70%左右,专项转移支付占比重控制在30%左右。二是改革税收返还和增值税分享制度,如取消税收返还,改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享为中央专享等,稳定转移支付资金来源。三是逐步改变目前由“基数法”确定转移支付的作法,探索采取综合考虑区域人口、土地面积、人均财政收支状况、公共服务成本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因素法”测算方式,科学合理确定中央对全国各地方财政的转移水平。四是构建必要的横向转移支付,解决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和在资源、环境方面的利益与责任分配问题。

第四,建立健全预算编制和执行相分离、国家中长期预算与中长期发展规划相协调的新型复式国家预算体系和相应的预算管理体制。一是扩大国家预算覆盖范围,健全完善复式预算体系。加快社会保障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尽量把政府所有涉及财政性收支的活动纳入预算管理的框架之中。二是设立国家预算编制机构,健全预算编制与执行的监督机制。借鉴国际经验,可建立国家预算编制委员会或国家预算办公室专门负责国家及中央本级预算的编制工作。三是编制涵盖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的5年一度的国家中长期预算,探索建立长期预算与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协调机制,使国家中长期规划建立在有效的预算支持之上。

第五,加快建立依法行事、精简高效的财政管理体制。一是逐步实行税收征管机构的一体化。在条件成熟时,要合并国家与地方两套税收机构,实现税收征管的信息化,提高征管效率,降低税收成本。二是建立新型省、市对县财政管理体制。经济比较发达、县级数量比较少的省份,可以借鉴国外市县财政同级,分别针对城市和农村地区设置的经验,实行市县财政平级、省直管县体制。省域幅员比较大、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一般的省份,可以部分保留市管县体制,要在精简合并省辖市的基础上,实行市管理、省监督的对县财政管理体制。三是进一步改革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的乡镇财政可以继续存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乡镇财政实行“乡财县管乡用体制”,或取消乡镇预算,将乡镇财政部门化,作为一个部门纳入县级部门预算进行管理。

三、“十一五”时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任务与措施

(1)以各级政府事权财权调整为突破口,及时解决当前各级政府财政关系中的突出问题

第一,适当上移部分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各级政府共享与分担机制。“十一五”时期,可考虑根据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收入增长情况,适当减少县乡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将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重心适当向省级和中央上移,让省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调整支出责任的重点是,解决义务教育面临的财政困难。应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工资费用支出全部由省级政府承担。

第二,以完善分税制为核心,理顺并规范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关系。一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税划分,消除全国性税种分享安排的不良影响。特别是要将企业经营规模和销售规模与地方GDP规模和GDP增长直接挂钩的生产型增值税,由目前的中央和地方“共享税”改为中央税,同时取消原有的增值税、消费税“两税”基数返还政策(见表4)。二是赋予地方必要的有限财权,控制地方政府因为财政压力产生的不良影响。允许地方政府在中央统一指导下,根据本地区的税源情况和财政运行情况,开征、减征或取消一些影响范围仅局限于本区域的新税种和收费项目,以缓解地方财政困难和避免出现违法违规问题。鉴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征税权的调整只宜下放到省级政府,以避免收费征管秩序出现混乱和地方政府乱收费以合法的名义出现回潮等。

表4调整后的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划分范围

(2)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之间的协调、和谐发展

其一,拓展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来源渠道,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方法。在推进增值税改为中央税改革的基础上,将以扣除出口退税额以后的全部增值税作为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的来源渠道,从而大幅度增加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数量。力争到“十一五”期末,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比重将提高到25%左右。同时,要科学地选定转移支付的测算因素和权数,应充分考虑“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主体功能区的分区要求,改进和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计算办法。建议设立国务院一般性转移支付拨款委员会,每年制定中央针对全国不同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方案,经国务院批准报全国人大审批后,由财政部门执行和实施。

其二,全面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加强专项拨款管理。要加快对原有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清理、缩小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应明确今后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范围主要限于中央委托地方政府承办事项、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事项、中央鼓励地方政府兴办事项三大类。要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管理,提高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和使用的透明度,增强公开性,确保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与使用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提高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和效率。

(3)以资源、环境税收改革为重点,加快推进各项税制改革,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施科学发展要求的新型税制

调整完善税收体系是“十一五”时期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要在继续推进内外资企业税制和城乡税制的统一和规范、加快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深化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和营业税改革的同时,着力推动资源、环保税收改革。

第一,及时深化资源税改革。结合国家对资源性产品定价和形成机制的改革,逐步将资源税覆盖到所有的资源性行业和产品,尤其是要尽快覆盖到国内资源量有限、供需缺口较大的资源性产品。应大幅提高资源税税率,将目前资源税征收按实物量征收改为按产品价值量和销售收入征收,并建立起资源税征收量与产品销售价格挂钩的联动机制,确保资源税征收量能够伴随着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而增加,真正发挥资源税对促进企业节能降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调节功能和作用。

第二,积极探索开征各类生态环境保护税收。在严格规范、强化征管的基础上,探索将排污费、垃圾处理费、污水处理费、噪声污染费等环保收费变“费”为“税”,依法开征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垃圾税、噪声税、农药(化肥)污染税等。同时,探索开征增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和森林采伐的生态型税收,对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能源消费影响生态环境保护的活动开征能源特别税(所征税收专门用于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过程中的各类环保措施)。要采取“环保税”开征和税收优惠同步实施政策,鼓励纳税人积极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和改善,培养企业、个人和社会的环保意识。

(4)以扩大预算管理范围为重点,推进预算体制改革

一是稳步推进预算内和预算外两套预算体系并轨。力争到“十一五”期末,实现将中央财政预算外资金收支95%纳入预算管理、地方财政预算外资金收支50%以上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的目标。

二是推进国家财政的资本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编制试点。“十一五”时期,国家可结合目前中央直属企业编制经营性资本预算的改革试点,尝试编制国家财政资本预算的试点。根据目前规范社保资金收支的要求,尝试编制社会保障预算。

(此文系与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宋立、汪文祥同志合作,刊于国务院研究室《研究报告》,2007年6月27日第28号)

一、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GDP总量的核算通常有三种方法:一是生产法,即GDP等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总和,各产业增加值的计算方法是各产业总产值减去中间消耗;二是收入法,即用劳动者(个人)收入、国家税收、企业利润和折旧三者的总和来核算;三是支出法,即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库存增加及净出口的加总。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核算数是以生产法为准的。

对于经济增长数量的测度通常是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表示的。GDP常见的指标有名义GDP、真实GDP、绿色GDP等,在内生经济增长研究模型中,真实GDP的应用最为广泛。

真实GDP的计算方法至今尚有争议。在国内最新的研究文献中,佟家栋、彭支伟(2007)采用的方法是以名义GDP除以CPI指数的方法来得出真实GDP,这种方法的最大问题是以CPI来代替GDP平减指数,不符合我国经济的现实状况。【21】本书采用的方法是设起始年度1983年的GDP为基期,以真实GDP增长速度累积计算,分别得出以后各年度的GDP。

二、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测度

现有文献中度量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主要方法是应用投入产出表和相关进口统计数据,计算进口中间投入在总产出、总投入中所占的比重,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计算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的比例。在使用投入产出表计算进口中间投入相应比重的方法中,相对较为完善的是Hummels等(2001)建立的VS和VSI指标。Grossman和Helpman(2005)认为这类方法能够清楚地反映国际生产分割与垂直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但并未完整测度垂直专业化的范畴。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使用中间品贸易、加工贸易等相关国际贸易统计数据,间接地说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趋势和程度(胡昭玲,2006)。

李向阳(2007)【22】在对国际生产网络研究最新进展的综述分析中指出,我国官方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数据的统计口径和国际垂直专业化生产贸易的界定范畴最为吻合,是目前最能够准确、完备地反映我国垂直专业化程度的统计数据,其他国家几乎没有相似的统计数据。鉴于此,本书主要采用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TRD)作为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变量的度量指标。经验研究表明,加工贸易主要通过获取外汇收入,吸引外商投资,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国际市场渠道,培训熟练劳工队伍,技术扩散,知识外溢,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及后向联系以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等方面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然而,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发展也存在不少问题:以外企为主,技术含量低,出口产品结构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为主,附加值少,加工贸易的中间投入品主要依靠进口,没有实现国内替代,对国内产业升级作用小,等等。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的低水平加工贸易对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推动越来越乏力。在新时期,发展加工贸易是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佳对外贸易途径,值得深思。

“干中学”原本的含义为生产经验积累过程中获得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会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干中学加工”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在加工生产过程中累积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导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23】本书用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TRD)作为我国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加工生产中技术经验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反映。

三、外商直接投资

OECD将外商直接投资(FDI)定义为:一个国家的居民(直接投资者)在投资者所在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的居民(直接投资企业)进行的以获得持久利益为目的的活动。FDI是一种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的国际经济活动,同时涉及生产、贸易、金融和技术等领域。黄静波(2005)认为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资本和劳动规模方面的影响,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对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制度等方面的溢出效应。

1983~2007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长情况如图5—1所示。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市场化进程的发展,我国利用FDI的规模有着惊人的增长速度,25年内翻了120倍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FDI利用规模的变化受到经济制度、政策变化的高度影响。从图5—1中可以看出,1992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的转折点,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从意识形态基础上解决了改革中对“姓社姓资”问题错综复杂的争议,之后,我国利用FDI规模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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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983~2007年我国实际利用FDI的金额

四、创新投入

创新(R&D),是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等系统性、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基础研究,是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基本原理的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应用研究,是指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主要针对某一特定的目的或目标。应用研究是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可能的用途,或是为了达到预定的目标探索应采取的新方法(原理性)或新途径。试验发展,是指利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际经验所获得的现有知识,为产生新的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以及对已产生和建立的上述各项做实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性工作。

创新(R&D)投入的度量指标主要是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额,是指在统计年度内各执行单位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包括实际用于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人员劳务费、原材料费、固定资产购建费、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支出。由于在1991年以前,我国没有官方的R&D经费统计数据,因此,对1983~1991年期间的R&D投入以国家财政科技投入(政府R&D支出)代替,在此年度期间用政府R&D支出来度量国内技术创新活动对本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得出的结果可能会略有低估。【24】

五、人力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的。关于人力资本的概念与界定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大多数专家学者倾向于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T. W. Schultz和G. S. Becker对人力资本概念的表述。【25】本书将人力资本定义为: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寓寄在劳动者身上并能够为其使用者带来持久性收入来源的劳动能力,是以一定劳动者数量和质量为表现形式的非物质资本。一般地,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以及体力(健康状况)等构成了人力资本。这种界定包含了如下几方面的含义:(1)人力资本并非指劳动者本身,而是指劳动者所具有的知识、技能以及体力等;(2)人力资本的获取或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必须经由有意识地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形成;(3)人力资本是一种能够带来持久性收入的能力,也就是说,人力资本作为资本具有生产性。从这样一种概念界定中,我们可以得到人力资本所具有的特点:首先,人力资本的载体是人,人力资本与其载体是一时一刻也不能够分开的,这是人力资本与其他一切形式资本的最本质区别;其次,人力资本是投资的产物;再次,人力资本能够为其所有者和使用者带来收益,体现为一种收入能力。

在绝大多数研究文献中,人力资本存量(H)均以劳动力人数或就业人数来表示。本书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就业人数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度量指标。

1. 太极之和

【太极图】

太极图是研究周易学原理的一张重要的图像,它包含了天地万物的共通规律,所以有人说它是宇宙的模式。太极图由于阴阳两面方位的移动和变换,会出现不同的图像。

先天八卦图,坤震离兑居左,坤为母,离再索而得女,兑三索而得女,三卦皆阴,只震一索而得男为阳。故太极图左面用黑色表示属阴,黑中白点表示阴中有阳。乾巽坎艮居右,乾为父,坎再索而得男,艮三索而得男,三卦皆阳,只巽一索而得女为阴。故太极图右而用白色表示属阳,白中黑点表示阳中有阴。后天八卦图而绘制的太极图则恰与先天八卦图的太极图方向相反。

“太极元气,含三为一”,太极图这个圆圈,就是代表的一,代表的宇宙,代表的无极。太极是有限之天,无极是无限之天;太极是有,无极是无;太极是三,无极是一。图像的黑白二色,代表阴阳两方,天地两部;黑白两方的界限就是划分天地阴阳界的人部。白中黑点表示阳中有阴,黑方白点表示阴中有阳。道生一,就是无极生太极;一生二就是太极生两仪;二生三,就是阴阳交感化合;三生万物,就是太极含三为一,因万物由阴阳而化生,故万物各具一太极,也就是说,太极不仅包含了阴阳两个方面,还包含了划分阴阳的界线和标准。若分而言之,每卦有三爻,也是代表天地人三才,这也是含三为一之象。又天有阴阳,地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之阴阳加上划界标准,构成了含三为一的太极之象;地之阴阳加划界中点构成含三为一的太极之象;人部阴阳,如男女雌雄亦各有它的划界标准,所以万物也各有一太极,也都是按照含三为一的规律而存在的。

宇宙有无限大,所以称为太极。宇宙又是有形的,即有实质的内容。有形的东西来自于无形,所以无极而太极。太极这个实体是健运不息的,即宇宙在运动,动则产生阳气,动到一定程度,便出现相对静止。静则产生阴气,如此一动一静,阴阳之气互为其根,运转于无穷。自然界也是如此,阴阳寒暑,四时的生长化收藏,即万物的生长规律,无不包含阴阳五行。就人部阴阳而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阴阳交合,则化生万物,万物按此规律生生不已,故变化无穷。

2. 三才之和

【天地人】

《三字经》:“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易经》中用乾坤二卦代表天地,天地便代表了自然界。在《易经》看来,天地间的万物均统之于天,地与天相辅相成,不可缺一。但地毕竟是随顺天的,所以,天可以代表整个自然界。尽管人作为天地之所生,是万物中的一个自然成员,但人毕竟不同于万物。因为人有仁义之性、有性命之理,所以这就决定了人在天地万物之中,负有一种神圣的使命。用《易经》的话来说,就是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人在获得自然界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条件的同时,更要裁成、辅相自然界完成其生命意义,从而达到人之生命目的。《易经》的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思维模式,充分注重了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把人与自然看做是一个互相感应的有机整体。这个学说早就深入中华民族之心,贯穿于中华民族的人伦日用之中,牢固地培育了中华民族乐于与天地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对天地与自然持有极其虔诚的敬爱之心。

中华民族与天地和谐相处的高智慧,对于今后改进、调整、理顺、整合、协调人与天地即自然环境的平衡和谐发展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人心与人身的平衡和谐发展的关系,即使生态、世态、心态的三态都得到同步平衡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对创造人类更美好的明天,具有巨大的启迪。

3. 五行之和

【生克关系】

五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物质观。五行指:金、木、水、火、土,认为大自然由五种要素所构成,随着这五个要素的盛衰,而使得大自然产生变化,不但影响到人的命运,同时也使宇宙万物循环不已。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都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和变化所构成。它强调整体概念,描绘了事物的结构关系和运动形式。如果说阴阳是一种古代的对立统一学说,则五行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普通系统论,从系统和谐的角度出发,研究事物的相生相克。

五行,是用五个文字符号代表物质能量形态间相互关系及运动变化的规律,其中五行相克是描述物质形态的相互关系,即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刚胜柔,故金胜木,因为刀具可砍伐树木;专胜散,故木胜土,因为树木可稳住崩土;实胜虚,故土胜水,因为堤坝可阻止水流;众胜寡,故水胜火,因为大水可熄灭火焰;精胜坚,故火胜金,因为烈火可熔化金属。五行相生(生即出现转化)是描述事物的变化规律,即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金销熔生水;水生木:水润泽生木;木生火:木干暖生火;火生土:火焚木生土;土生金:土矿藏生金。

正是由于这种古代朴素的辩证生克的思想,使得中国古人懂得如何更好地与自然和谐相处,更好地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实现“天人合一”。

4. 阴阳之和

【对立和谐】

《易经》:“易有太极,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指阴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代表一切事物的最基本对立面。

阴阳的最初涵义是很朴素的,表示阳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左右、内外,运动状态的躁动和宁静等。阴为寒,为暗,为聚,为实体化;阳为热,为光,为化,为气化。阴阳二者,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冲气以为和。阴阳的位置是不断变化,周而复始的。我们所能看见的事物为阴内阳外,反之则为反物质。所有的事物都要符合阴阳的规律和结构,就像人出生(聚合),然后死亡(消散),这就是阴阳的规律。而人体内阴阳失衡或阴阳所在的位置不对就会生病,这些就是阴阳真正的含义。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进而体会到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都存在着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作用的关系,就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并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规律,世界本身就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运动的结果,这是对立的和谐。

【阴阳和合】

事物的阴阳属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表现为在一定的条件下,阴和阳之间可以发生相互转化,即阴可以转化为阳,阳也可以转化为阴。阴阳相互作用才能形成新生命体。

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包括阴阳一体、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和阴阳转化五个方面。阴阳互藏交感,“交感”即交互感应,是指阴阳二气在运动中处于相互感应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的化生源于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哲学思想始自先秦诸家,如《荀子·礼记》说:“天地和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又说:“天地感而为万物化生”。从而指出阴阳交感是万物化生的变化和根本条件,其中的“合”、“接”、“感应”等都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之意。故又可以说天地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乃是万物生成和变化的肇始。在宇宙自然界,事物的形成规律亦是如此。天之阳气下降,地之阴气上升,阴阳二气交感,化生出万物,并形成雨雾、雷电、雨露、阳光、空气,和谁相互交感,生命体方得以产生。在阳光雨露的沐浴滋润下,生物得以发育成长。在人类,男女构精,新的生命个体得以诞生,代代相传,人类得以繁衍。故如果没有阴阳二气的交感运动,就没有自然界,就没有生命。可见,阴阳交感是生命活动产生的基本条件。

【动态和谐】

阴阳之间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一种消长变化过程中的,阴阳在这种消长变化中达到动态的平衡。这种消长变化是绝对的,而动态平衡则是相对的。比如白天阳盛,人体的生理功能也以兴奋为主;而夜间阴盛,机体的生理功能相应的以抑制为主。从子夜到中午,阳气渐盛,人体的生理功能逐渐由抑制转向兴奋,即阴消阳长;而从中午到子夜,阳气渐衰,则人体的生理功能由兴奋渐变为抑制,这就是阳消阴长。阴阳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以互相转化,达到极致便是物极必反。比如,某些急性温热病,由于热毒极重,大量耗伤机体元气,在持续高烧的情况下,可突然出现体温下降,四肢厥冷、脉微欲绝等症状,就是由阳证转化为阴证的表现。可以说,阴阳消长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而阴阳转化则是质变的过程。阴阳消长是阴阳转化的前提,而阴阳转化则是阴阳消长发展的结果。

中国人凭借对阴阳之道的认识,辩证、系统地看待世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文化,于一体中寻求对立统一的和谐。

5. 天干地支之和

【节气】

天干地支,简称“干支”。在中国古代的历法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被称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叫做“十二地支”。十二地支对应十二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干和十二支依次相配,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两者按固定的顺序互相配合,组成了干支纪法。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来看,天干地支在我国古代主要用于纪日,此外还曾用来纪月、纪年、纪时等。十天干、十二地支合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以作物生长过程为顺序排列,指导人们生产和生活,同时体现了中国古人的生活智慧:与宇宙之时偕行,顺自然之势而为。

1. 情趣相得

【高山流水】

春秋时期,俞伯牙擅长弹奏琴弦,钟子期擅长听音辨意。有一次,伯牙来到泰山北面游览,突然遇到了暴雨,只好滞留在岩石之下,心里寂寞忧伤,便拿出随身带的古琴弹了起来。刚开始,他弹奏了反映连绵大雨的琴曲;接着,他又演奏了山崩似的乐音。恰在此时,山上砍柴的钟子期也正在附近躲雨,听到伯牙弹琴,不觉心旷神怡,在一旁早已聆听多时的他,听到高潮时便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由衷的赞赏。

俞伯牙听到赞语,赶紧起身和钟子期打过招呼,便又继续弹了起来。伯牙凝神于高山,赋意在曲调之中,钟子期在一旁听后频频点头赞道:巍巍峨峨,真像是一座高峻无比的山啊!伯牙又沉思于流水,隐情在旋律之外,钟子期听后,又在一旁击掌称绝:浩浩荡荡,就如同江河奔流一样呀!伯牙每奏一支琴曲,钟子期就能完全听出它的意旨和情趣,这使得伯牙惊喜异常。他放下了琴,感叹钟子期听音、辨向、明义的功夫实在是太高明了,跟他心里想的真是完全一样。

从此,二人对坐品茶,茶罢取酒共酌。话越攀谈越投机,真乃相恨晚!遂在船上拜为兄弟,伯牙为兄,子期为弟。二人在船上谈了一夜,天明临别时俞伯牙约定,明年这个时候一定要到钟家去拜访。到了第二年,俞伯牙如期到来,取黄金舍舟登岸,命童子携琴相随,直奔钟家。不料,却迷失了道路,恰巧遇到了子期的父亲。钟父悲痛地告诉他,钟子期已经亡故。俞伯牙闻言,五内崩裂,泪如泉涌,大叫一声,昏倒在地。待苏醒后,又是一场大哭,俞伯牙在钟父和山民们的引领下,来到了钟子期的坟前,只见俞伯牙命童子递来瑶琴,盘腿坐于坟前,泪洒两行。许久,当弹完最后一曲,俞伯牙突然把瑶琴举在钟子期墓前的祭石台上摔了个粉碎,说道:“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表示从今往后不再弹琴,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唯一的知音。后来,伯牙将钟子期的父母亲接到晋国自己的家中赡养,直至送终。

高山流水,伯牙摔琴,成了深厚友谊的代表。伯牙子期情趣相得,视为知音,音瑟与人之情感相依生辉,万世相和。

【李杜诗交】

三国时期的曹丕曾言“文人相轻,自古亦然”。“文人相轻”的确是旧时文人的陋习,有不少文人,无论是文章大家还是无名之辈,都觉得文章是自己的好,字字珠玑,篇篇锦绣。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文人还有相亲、相知、相敬、相助的一面,李白、杜甫就是文人相亲的千秋楷模。

杜甫20岁那年,也和李白一样,去周游祖国各地。有一年夏天,杜甫在洛阳遇见了他慕名已久的大诗人李白。两个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很快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杜甫拿自己的诗给李白看,向他请教。两人不乏佳作却也各自谦虚。

不久,二人又先后来到兖州。白天他们一起登临名胜,拜访隐士;晚上则一同畅谈痛饮谈诗论文。喝醉酒就共被酣睡,亲密得像兄弟一样。因此,杜甫用“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诗句来形容他们的这段交往。李白也用“思君若汶水,浩荡寄难征”来表达自己对杜甫的思念之情,就像那浩浩荡荡的汶水奔流不止。

李白、杜甫,一称诗仙,一称诗圣,一是浪漫主义,一是现实主义。本来是两股流水,却能亲如兄弟、互相推崇,实在难得。李杜诗作双峰对峙,为人并驾齐驱,两位伟大诗人的友谊一直被传为我国诗坛的佳话。

2. 情重姜肱

【管鲍之交】

春秋初期,齐国出现了两位贤人,一个叫管仲,一个叫鲍叔牙。一个富有才华,一个谦恭厚道。管仲家里非常贫穷,而鲍叔牙家里却非常富有。但是,他们俩之间却彼此了解,互相信任,最为知己。后来,他俩又一起做了齐国公子的老师,管仲辅佐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

齐僖公死后,公子纠、公子小白的兄弟继位,即齐襄公。齐襄公生性残暴,为了保全王位,不顾兄弟亲情而不择手段地加害公子纠和公子小白。无奈之下,鲍叔牙带领着公子小白逃到公子小白母亲的娘家莒国(今山东莒县)去了;而管仲也带着公子纠逃到了公子纠母亲的娘家(今山东曲阜县)。不久,齐国内乱,齐襄公被杀。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得息后,便争相回国去继承王位。管仲为了阻止公子小白赶在前头,便安排兵马在公子小白返回齐国的道路上设卡拦截。自己则亲自护送公子纠赶回齐国。谁知在半道上,管仲就遇上了鲍叔牙护送公子小白的车队。管仲劝他们返回莒国,鲍叔牙和公子小白不肯,情急之中,管仲拉弓搭箭,一箭过去,将公子小白射翻。他满以为公子小白已死,其实,公子小白是借机装死,以骗过管仲。管仲果然上当,不慌不忙和公子纠继续向齐国进发。这边的鲍叔牙连忙扶起公子小白抄小路飞奔回国,终于抢先到达国都临淄,公子小白被立为国君,即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立即发兵攻打尚在半道上的管仲和公子纠。这下,却惹恼了鲁国国君鲁庄公,鲁庄公派兵去攻打齐国,结果大败。齐桓公要求鲁国杀死公子纠,交出管仲。鲁庄公无奈,只得杀死公子纠,交出了管仲。管仲心想,这一定是鲍叔牙的主意。果不其然,一到齐国,鲍叔牙就亲自出来迎接管仲,并把他推荐给了齐桓公。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话,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鲍叔牙反倒做了助手。后来,鲍叔牙为了让管仲能有更大的空间发挥自己的才能,便悄悄地离去,隐居别处。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终成霸业。

鲍叔牙死后,管仲在他的坟前哭得死去活来。感慨道,他和鲍叔牙曾经在一起做过买卖,每次赚了钱,鲍叔牙总是分给他一多半。有人在背后议论说他占了便宜,鲍叔牙却解释说管仲家境贫寒,应该多拿一些。他先后曾三次到朝中做官,而三次丢了官,有人背后议论说他无能,鲍叔牙却说,管仲是没有遇到明君啊。管仲大悲:生我养我者父母,而知我者却是鲍叔牙!

故后人以“管鲍之交”比喻深厚的友谊。管鲍之交称得上是相交相和的典范,为后世之人立下了朋友相交的永世楷模!

【角哀伯桃】

春秋时候,楚元王崇儒重道,招贤纳士,天下不知有多少人闻风而归。在西羌的积石山,有一个贤士名叫左伯桃,勉力读书,养成了济世之才,学就安民之业。那时候左伯桃已经快50岁了,鉴于中国诸侯行仁政者少,恃强霸者多,所以一向没有做官的念头。后来听说楚元王慕仁为义,遍求贤士,乃携书一囊,辞别乡中邻友,径奔楚国而来。

来到雍地,时值严冬,雨雪霏霏,再加一阵阵如刀如刺的狂风,左伯桃走了一天,衣裳都湿透了,勉强忍住寒冷前进。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远远望见远处竹林之中,有一间茅屋,窗中透出一点灯亮来,便前去叩门求宿,屋里走出一个书生,四十四五年纪,知道了左伯桃的来意,便一口欢迎他进屋去。左伯桃进得屋内,上下一看,只见屋中家具简单,而且破陋不堪,一张床上堆满了书卷。左伯桃请教那人姓名,知道是羊角哀,也是自小死了父母,平生只爱好读书,有志救国救民。二人三言两语,便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心情,随即便结拜做异姓兄弟。

左伯桃见羊角哀一表人才,学识又好,就劝他一同到楚国去谋事,羊角哀也正有这个心思。一日天晴,两人便带了一点干粮往楚国而去。晓行夜宿,自非一日,看看干粮将要用尽,而老天又降下大雪,左伯桃兀自思量,这点干粮,若供给一人受用,还能到得楚国,否则两个人都要饿死。他自己知道学问没有羊角哀的渊博,便情愿牺牲自己,去成全羊角哀的功名。想罢便故意摔倒地下,叫羊角哀去搬块大石来坐着休息。等羊角哀把大石搬来,左伯桃已经脱得精光,裸卧在雪地上,冻得只剩一口气。羊角哀大恸而号。左伯桃叫他把自己的衣服穿上,把干粮带走,速去求取功名。言毕死去。

羊角哀到了楚国,由上大夫裴仲荐于元王,元王召见羊角哀时,羊角哀上陈十策,元王大喜,拜羊角哀做中大夫,赐黄金百两,绸缎百匹。羊角哀弃官不做,去寻左伯桃的尸首。他给左伯桃香汤沐浴,择了一块吉地安葬。自己便在这里守墓。左伯桃的坟和荆轲墓相隔不远。羊角哀梦见左伯桃遍体鳞伤而来,诉说荆轲的凶暴,羊角哀醒来之后,提剑到左伯桃坟前说道:“荆轲可恶,吾兄一人打不过他,让小弟来帮你的忙罢”。说罢,自刎而死。

这消息被楚元王知道之后,给他们建立了一座忠义祠,勒碑记其事,惊世之谊感天动地。羊角哀最后之举极不可取,但重情重义之心可敬。

【鸡黍之交】

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今山东金乡县)人,一名范汜。他和汝南人张劭是朋友,张劭字元伯,两人同时在太学学习。后来范式要回乡里,他对张劭说道,两年后他还回来,将经过张劭家拜见张劭父母,见见小孩,于是两人约定日期。约定的日期就要到了,张劭把事情详细地告诉了母亲,请母亲准备酒菜等待范式。张劭的母亲颇为质疑,虽然约定了日期,但是远隔千里,怎么就确信无疑呢?张劭解释道,范式是个守信的人,肯定不会违约。到了约定的日期范式果然到了。拜见张劭的母亲,范、张二人对饮,尽欢之后才告别而去。

后来张劭得了重病,同郡人郅君章、殷子征日夜探视他。张劭临终时,遗憾自己没有见到生死之交。殷子征疑惑,如果他俩都称不上是他的生死之交,谁还能算得上?张劭说:“你们两人,是我的生之交;山阳的范巨卿,是我的死之交”。张劭不久就病死了。

范式忽然梦见了张劭,带着黑色的帽子,穿着袍子,仓促地叫他,告知已死。范式恍然惊醒,悲叹落泪,于是穿着丧友之服,在张劭埋葬的那天,骑着马赶去。还没有到达那边已经发丧了。到了坟穴,将要落下棺材,但是灵柩不肯进去。张劭的母亲抚摸着棺材不明何故,于是停下埋葬。没一会,就看见白车白马,号哭而来。张劭的母亲看到,知道一定是范巨卿。范式到了之后,吊唁说:“走了元伯,死生异路,从此永别。”参加葬礼的上千人,都为之落泪。范式亲自拉着牵引灵柩的大绳,灵柩于是才前进了。后,范式住在坟墓旁边,为他种植了坟树才离开。

元伯巨卿之间的深情为后人所传颂,朋友之间若如此,此生无憾,故后人将元伯巨卿之谊誉为“鸡黍之交”。

1. 道家

【老子名言】

(1)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

(2)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老子》

(3)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

(4)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

(5)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

(6)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老子》

(7)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老子》

(8)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

(9)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

(10)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

(11)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

(12)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

(13)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

(14)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老子》

【庄子名言】

(1)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庄子·齐物论》

(2)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田子方》

(3)酩然醉梦兮,逍遥!以道存生。浑然忘我兮,超逸!以德安形。——《庄子·逍遥游》

(4)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5)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臣、子之盛也。——《庄子·天地》

(6)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

(7)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庄子·让王》

(8)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庄子·山木》

2. 儒家

【孔子名言】

(1)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

(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3)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4)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5)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

(6)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7)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

(8)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论语·述而》

(9)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

(10)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11)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

(12)言必行,行必果。——《论语·子路》

(13)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

(14)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孟子名言】

(1)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

(2)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

(3)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

(4)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下》

(5)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

(6)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7)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仰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

(8)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

(9)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

(10)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

(11)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

(12)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

(13)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孟子·离娄上》

(14)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

(15)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3. 墨家

【墨翟名言】

(1)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

(2)天下之人皆不能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兼爱》

(3)无言而不信,不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墨子》

(4)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

(5)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墨子·修身》

(6)俭节则唱,淫佚则亡。——《墨子间诂·辞过》

(7)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墨子》

(8)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墨子》

(9)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

(10)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

(11)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墨子·兼爱》

(12)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

(13)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

4. 法家

【管仲名言】

(1)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戈兵。——《管子》

(2)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

(3)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怨。——《管子》

(4)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实,官不可以无长。——《管子》

(5)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管子》

(6)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管子》

(7)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民篇》

(8)民迂则流之,民流通则迂之。决之则行,塞之则止。唯有明君,能决之,又能塞之。不明于决塞,而趋众移民,犹使水逆流。——《七法》

(9)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爱民,臣不如也;治国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结于诸侯,臣不如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胄执枹,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将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管子·小匡》

(10)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能伤也!——《管子·幼官》

(11)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管子·君臣下》

(12)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管子·戒弟》

【韩非子名言】

(1)法莫如显;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以事遇法则行,不遇法则止。——《韩非子·难二》

(2)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不吹毛而求小疵。——《韩非子·大体》

(3)胜而不骄,败而不怨。——《商君书·战法》

(4)巧诈不如拙诚,惟诚可得人心。——《韩非子·说林上》

(5)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韩非子·主道》

【管仲名言】

(1)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管子·形势》

(2)根夫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化,谓之则。——《管子·形势》

(3)欲王下,而失天下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管子·形势》

(一)档案柜

档案柜是比较传统的保存档案的装具,古已有之,如石室金匮、龙柜等。现代档案柜形式多样,有双开门档案柜、侧拉门档案柜、抽屉式档案柜、单开门五节柜、双开门五节柜、两节、三节组合式档案柜、双面柜等。档案柜使用起来比较灵活,方便挪动,有利于防尘、防火、防盗等。目前最常见的是双开门五节档案柜,其形式如图3-2。

其外形尺寸一般为:柜宽为700~1000毫米,深为300毫米,组合柜高为1850~2000毫米,单节柜高为370~400毫米,柜脚高为35~100毫米。

图3-2双开门五节档案柜

(二)档案架

1.开放档案架

主要有木质开放档案架、钢质的单柱挂斗开放架、复柱挂斗开放架等形式。这种档案架造价低,工艺简单,便于提取档案,适合档案保护条件较好的库房。

2.密集架

密集架有手动式,也有电动式,根据密集架开合的方式有旋转式、平移式和抽拉式等形式。如图3-3,3-4,3-5所示。

图3-3旋转式密集架

图3-4平移式密集架

图3-5抽拉式密集架

密集架减少了通道面积,提高了库房容量和有效利用面积的比例,使档案在单位面积上的存贮量提高,节省占地面积50%以上,具有防火、防盗、防尘等方面的优点,同时能减缓各种有害因素的影响,但造价高,增加建筑负载。

(三)专用档案装具

这类装具主要用于保存特殊形式和专业的档案,常见的形式有:目录卡片柜、财会档案柜、报柜、底图柜、底图密集架;卷式缩微品装具(片盘、片盒、片夹)、片式缩微品装具(封套、开窗卡、活页夹、平片盒等),照片与底片盒、册,影片架、声像档案装具(防磁柜等)、计算机磁盘装具(磁盘柜)等。

(四)档案存放转移装具

运送档案需要一定的装具。这类装具有档案手推车(挂斗式或折叠式)、档案架梯、档案过渡盒(主要指温差过渡,以免档案因温度剧烈变化发生结露、脆化等)。

档案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需要应用软件工程的原理和方法。软件工程是指导计算机软件开发和维护的工程学科,是采用工程的概念、原理、技术和方法来开发与维护软件的方法。该方法将任何软件产品从形成概念开始,经过开发、使用和不断增补修订,直到最后被淘汰的整个过程看作一个生命周期。该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若干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四个阶段,即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实现和系统运行维护。每个阶段都有相对独立、具体的任务,都要形成规范的文档,每阶段工作都要以上个阶段工作的成果作为依据,又为下阶段的工作创造条件。每阶段工作结束后都要从技术和管理两方面进行严格的审查,若发现前阶段有错,则需要返回前面的阶段进行整改,由此形成软件开发的规范化、高效化工作流程。软件开发流程详见图4-2 软件生存期阶段模型。

图4-2软件生存期阶段模型

以下主要介绍应用软件工程原理开发档案管理软件的方法。

(一)系统分析

该阶段任务是确定系统的总目标,即解决系统应当“做什么”的问题。系统分析是系统开发的起点,决定系统设计的方向,此项工作由项目开发小组中的系统分析员实施。系统分析员是系统开发的高级人才,应当擅长档案管理业务和计算机技术,具有将两者有机结合、宏观策划、微观布局的能力。系统分析的主要任务是:

1.开展调研

由项目发起者或建设方开展初步的内部需求调研和外部市场调研,内部调研的对象主要是有关档案工作的领导、业务骨干和用户,调研他们对档案工作和档案信息的需求。外部调研主要了解信息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及档案信息化的经验和规律。通过调研,提出系统设计的目标、任务、规模、实施路线,并分析项目风险、预测实施效果、安排工作进度、提出费用估算(包括财力、人力、设备等),最后形成《开题报告》或《计划任务书》,报决策者审批。

2.组织开发小组

依据项目目标组织研制小组,确定该小组的负责人和成员,其成员一般应当包括专职档案专业人员、计算机专业人员、档案用户代表等。如果该项目采用外包设计的话,开发小组中还应当包括外包服务商有关领导和技术人员。

3.可行性研究

(1)可行性研究的组织。需由有关领导、专家、业务骨干参加,对系统进行分析、评估、论证、成本效益分析。

(2)研究内容。一是必要性分析,确定系统开发是否必要,是否紧迫。分析系统应用的宏观效益、微观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直接效益、间接效益;短期效益、长期效益。二是可行性分析,包括经济可行性,即系统开发的资金投入、产出比;技术可行性,分析可利用的技术条件,包括硬件、软件、本单位、社会上可利用技术资源等;管理可行性,包括管理环境、管理标准化、规范化程度、已有档案数据资源等;操作可行性,分析操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否具有解决能力。

(3)编制《可行性报告》。内容包括系统目标、可行性分析、工作进程、可利用资源、所需费用、结论意见等。

4.开展用户需求分析

系统分析后编制《用户需求说明书》,作为系统分析的结果和系统设计、验收的依据。《用户需求说明书》要从以下方面准确、具体地阐明用户对系统的需求:一是信息需求。系统需要处理的档案数据的门类、实体(如目录、表格、台账等)。二是功能需求。系统需要做哪些处理,如归档、编目、保管、统计、查询等。三是性能需求。系统需要达到哪些安全、保密、速度、效率、便捷、规范等性能要求。四是环境需求。系统实施需要哪些实施条件,如法规、制度、方法、技术、人才、资金等。五是近期和远期需求。区分需求的轻重缓急,提出分步实施的方案。

(二)系统设计

该阶段任务是对《用户需求说明书》中的各项内容提出具体设计方案,即解决系统应当“如何做”的问题。系统设计分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其任务由系统分析员牵头的设计团队来承担。

1.概要设计

(1)采用结构化设计方法。将整个系统按照层次和功能的逻辑关系,自上而下逐步细化为功能单一、相对独立的计算机程序模块,以便于系统的编程、调用、调试、扩充、测试和维护。

(2)绘制功能模块图。绘制功能模块的层次结构,并以文字具体描述各模块的功能。功能模块图是描述软件功能层次结构的工具,用方框和连线表示软件功能模块之间的层次或网状关系,以及模块之间的调用关系。该图实例详见图4-1《档案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模块图》。

2.详细设计

详细设计是对概要设计的进一步细化,包括数据库结构设计、计算机输入输出设计、用户界面设计、用户代码设计、用户权限设计以及业务流程设计等。最后以模块为单位,编制《系统详细设计规格说明书》,详细说明各子系统和模块的输入设计、输出设计、界面设计、数据库设计、代码设计、程序设计语言等。为了说明这些细节,应采用数据流程图的描述方法。用户操作界面友好是系统性能的重要指标,要求做到操作方法简便,操作提示准确,用户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三)系统实现

该阶段任务是将设计结果转换成具体的系统。主要指软件的编制和测试,硬件设备的购置与安装、软件的实现、人员配备和培训等。

1.编写程序

为了设计应用系统,首先要购置或配置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系统,安装数据库系统和软件编制工具,然后用工具软件写出正确的程序模块,即应用软件,这步工作也称为编码。程序模块设计要做到结构良好、清晰易读、容易维护。

编程工作一般由计算机专业人员来完成。编程要尽量选用第四、第五代语言和自动化程序设计工具,以降低程序开发成本,提高程序质量,缩短开发周期。

2.软件测试

程序设计后须进行必要的测试。测试是为了发现程序中的错误并进行改正,以保证程序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测试分为:

(1)模块测试,即逐个模块的测试,改正程序的局部错误;

(2)联合测试,即按功能结构设计的要求,测试功能调试模块之间的接口;

(3)验收测试,即按《系统详细设计规格说明书》进行整体联合测试,对系统进行正确性、可靠性、稳定性、响应时间、输入输出界面等综合测试,测试后形成《测试报告》。

3.鉴定验收

(1)鉴定验收的内容

主要从系统运行的结果来考察系统是否达到预期的设计目标。具体要对以下内容做出评价:一是是否全面达到预定的系统目标;二是是否符合系统的各种效益指标;三是系统开发文档材料是否完整齐全;四是系统存在哪些问题,需要采取什么改进或补救措施。

(2)鉴定验收的条件

鉴定验收前系统需试运行半年以上,然后请系统的用户对系统的功能、性能、稳定性和实用性作出评价,并写出《用户使用报告》。

(3)技术测试

一是组织技术测试小组。鉴定前的测试不同于以往测试的是,需由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委托或组织技术测试小组。

二是编写测试大纲。测试组根据系统设计目标和有关介绍,编写测试大纲。测试内容包括软硬件环境、存储数据量、功能的完整适用性、查询响应时间、输出速度等技术指标、系统设计的技术特点和水平等。

三是进行现场测试。在真实的应用环境下,运用真实的数据,对系统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应记入测试大纲。

四是审查软件开发文档。开发文档包括开题报告(或计划任务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用户需求说明书、功能模块结构图、详细设计规格说明书、研制报告、技术报告、测试报告、用户使用报告、使用说明书等。

五是撰写《测试报告》。测试专家根据测试大纲反映的测试结果,撰写《测试报告》,作为专家鉴定的依据。

(4)组织鉴定会议

成立鉴定委员会,鉴定委员会主要由用户代表、计算机专家、档案管理专家以及测试小组组长等共同组成。鉴定会议议程主要有:一是与会各方作《系统研制报告》《系统技术报告》《用户使用报告》《测试报告》;二是进行现场操作演示,并接受鉴定委员会提问和质询;三是鉴定委员会讨论,拟写《鉴定意见》,并向全体与会者宣读并通过《鉴定意见》。

(四)系统运行、维护与评价

1.系统运行

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要改变重系统开发,轻系统运行和维护工作的片面认识。因为系统运行是实现档案信息化实用价值的关键环节,是测试系统质量的实战环境,是培养用户档案信息意识和实际操作技能的最佳平台。

新系统的运行取代原有的手工管理或旧的应用系统,会给操作流程和操作人员工作职责带来新的变化,也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为此,操作人员需要通过精心组织实施,化解问题,确保系统正常运行。运行组织工作包括:

(1)制定档案管理信息系统操作制度,明确档案管理信息系统运行的分管领导、主管部门;明确系统操作人员的职责和操作要求。

(2)数据库建设。对以前没有建立过档案管理信息系统的单位,需要对现有传统档案进行目录数据录入或纸质档案数字化工作;对以前建立过档案管理系统的单位,则需要将原有的档案数据迁移到新的数据库中。

(3)用户操作培训,提高用户操作技能。

(4)对系统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做好记录,以便为系统维护提供第一手材料。

2.系统维护

系统维护是对运行中的系统进行不断地修正和改进,以适合用户实际需要的工作。系统维护包括:

(1)改正性维护,即为改正程序设计中的错误而进行的维护。

(2)适应性维护,即为适应程序运行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的维护。

(3)扩展性维护,即为满足用户在使用中提出的意见和更高的要求而对系统进行的改进或功能、性能上的扩展。

维护是一个时间较长的阶段,且可能反复多次。维护工作流程是:用户或设计人员提出维护要求维护人员进行维护分析,制订维护计划领导或有关主管部门审查维护计划(大的维护可能还要请专家论证)维护人员实施维护检查验收维护项目等。

3.系统评价

系统评价是为了了解系统当前的功能、性能的适用性、可靠性,为系统验收和下一步改进提供依据。评价的指标主要包括:

(1)从档案工作角度评价管理指标,即系统对档案工作业务需求的满足程度,对档案工作现在和将来的影响程度,如在提高工作效率、业务能力、服务质量、科学化和规范化管理水平等方面取得的效果。

(2)从计算机系统角度评价经济性和技术性。经济性即投入、产出分析,包括取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直接效益、间接效益等;技术性即操作界面、响应速度、系统的可靠性、处理的灵活性等方面的技术性能。

档案著录是在编制档案目录时,对档案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内容特征是指对档案主题的揭示,包括档案的分类号、主题词、摘要等;形式特征是指档案的题名、责任者、形成时间、地区、档号、文种和载体等。

为了推行档案著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我国制定并颁布了行业标准《档案著录规则》,作为全国档案著录的规范性依据。这个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著录项目

档案的著录项目是指用以揭示档案内容和形式特征所需要的记录事项。根据《档案著录规则》的规定,档案的著录项目有以下七项:

1. 题名与责任说明项。该项包括正题名、并列题名、副题名及说明题名文字、文件编号、责任者、附件等六个单元(小项)。

2. 稿本与文种项。该项包括稿本、文种等两个单元。

3. 密级与保管期限项。该项包括密级、保管期限等两个单元。

4. 时间项。

5. 载体类型及形态项。该项包括载体类型、数量及单位、规格等三个单元。

6. 附注与提要项。该项包括附注、提要等两个单元。

7. 排检与编号项。该项包括分类号、档案馆代号、档号、电子文档号、缩微号、主题词或关键词等六个单元。

这些项目中正题名、责任者、时间、分类号、档号、电子文档号、缩微号、主题词或关键词为必要著录项目,其余为选择著录项目。只著录必要项目的,称为著录简要级次;除了著录必要项目,还全部或部分著录选择项目的,称为著录详细级次。

(二)著录格式

著录格式是著录项目在条目中的排列顺序及其表达方式。《档案著录规则》规定,一般使用段落符号式的条目格式。

段落符号式是指将著录项目分为若干段落,每个项目之间用符号区分开来的著录格式,这种格式对每个著录项目的字数不设限制。段落符号式条目著录格式见图7-1。

图7-1段落符号式条目著录格式注:卡片四周应各留出1cm空隙。

(一)科技档案分类和科技档案分类方案的定义

科技档案的分类,就是根据科技档案的内容性质和形成特点,把一定范围的科技档案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层次,从而形成具有一定从属关系和平行关系的不同等级的科技档案库(馆)藏系统。

从广义上说,科技档案分类包括三种:一是科技档案种类的划分,这是对科技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科技档案按一定分类标准进行的划分;二是库(馆)藏内或专业系统内科技档案的实体分类,其与科技档案种类的划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它是科技档案种类划分基础上的进一步划分,直至划分到科技档案保管单位——案卷为止,该分类是为解决库(馆)藏科技档案的实体排列问题;三是科技档案内容的分类,是在实体分类基础上,按主题对科技档案的内容重新分类,用于编制专题目录、主题目录等检索工具。对一个立档单位而言,科技档案的分类也是该单位全部档案分类的组成部分,因此,科技档案分类工作应在本单位档案整体分类工作的框架下实施。

而科技档案分类方案,就是通过文字、数字、代号或图表的形式,形成本单位科技档案类别的划分、排列及其纵横关系的体系,它是对科技档案实体进行分类的依据文件。各单位应根据自身科技生产活动实际,对本单位形成的科技档案,编制一个科学的、切实可行的分类方案。科技档案分类方案不仅对指导科技档案分类工作有重要作用,而且通过分类方案可了解库(馆)藏科技档案的内容构成和组织体系,便于科技档案的科学管理和开发利用。

(二)科技档案分类方案的结构

由编制说明、类目表、类别号三部分组成。

1. 编制说明

编制说明是科技档案分类方案的前置部分,是对科技档案分类方案的编制目的与原则、分类依据、体系结构、类目设置与标识以及档案的实体排架等若干问题的解释,是科技档案分类方案的使用指南。

2. 类目表

类目表是分类方案的主体部分,由纵向类目和横向类目构成的,它将本单位科技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全部科技档案按类目进行划分排序,并以图表的形式表示出来,类目表能够反映出本单位全部科技档案的类目体系。类目表有三种形式,即分类体系表、分类类目细分表、分类主题词表。

3. 类别号

确定对科技档案进行类别标识的代字、代号,并对档案排列方法作一说明。

(三)科技档案分类方案的编制要求

1. 要保证科技档案分类方案类目体系的严整性。科技档案分类方案的类目体系是分类方案的主体,是各级类目构成的一个横向和纵向关系的等级系统。横向表现了各级同位类的并列关系,形成了各级“类别”;纵向表现了上位类和下位类之间的从属关系,构成了一个个“类系”。

2. 科技档案分类方案类目体系要体现可包容性。科技档案分类方案必须具有足够的容量,其类目设置要能够体现和容纳本单位科技档案的全部内容,使每一种和每一部分科技档案都能在该分类方案的类目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应有位置,并力求简明易懂,便于检索。

3. 要保持科技档案分类方案的相对稳定。由于档案分类关系到档案管理工作的全局,一旦变化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档案管理工作的一系列变化,有些工作甚至可能推倒重来,从头做起。因此,科技档案分类方案应具有更长的适用期,一经确定,必须保持相对稳定。

(四)科技档案分类方案的编制方法和步骤

1. 调查研究

要熟悉关于科技档案分类的规则、理论、方法和有关文件,研究和掌握本单位科技档案的内容构成和形成特点。

2. 形成类目体系

可根据库(馆)藏档案的基本种类和诸如企业档案分类方法等设置科技档案的主要门类(如建设项目类、设备仪器类),划分其属类,进行类目排序,形成本单位科技档案类目体系。

3. 确定类别号

为每个类目设置相应的、固定的代字或代号。需要注意的是,同位类的类别号不能重复。

4. 制成文件或图表等形式

将形成的企业档案类目体系用文字叙述或图表的形式表达出来。类目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图示法、表格法、缩行法(见图11-3,表11-4)。

图示法:

图11-3采用图示法编制的类目表(示例)

表格法:

表11-4采用表格法编制的类目表(示例)

缩行法:

1. 产品档案

(1)照相机镜头产品

……(分别为各具体产品型号)

(2)望远镜产品

……(分别为各具体产品型号)

(3)眼镜镜片产品

……(分别为各具体产品型号)

2. 基建档案

(1)新建项目

……(分别为各具体项目代号)

(2)修缮项目

……(分别为各具体项目代号)

3. 科研档案

……

5. 撰写说明

指出本科技档案分类方案的编制依据、分类标准、类目代字或代号的使用方法等内容。

(五)科技档案分类的原则和基本方法

档案分类就是根据本单位职能及其档案的来源、时间、内容、特点、形式和相互联系等,把一个立档单位形成的全部档案按照一定的准则分门别类,形成互相具有从属关系和平行关系的有机系统,达到便于科学管理与检索利用的目的。对本单位档案进行科学分类,是档案整理工作的一项核心内容,包括确定分类方法、制订分类方案、编制分类号。档案分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类方法是否科学合理。类目设置应涵盖本单位档案全部内容,并保持相对稳定,还应留有一定余地。分类号应力求简明扼要,方便实用。档案分类方案的分类规则是:同位类之间互不相容;各子项之和必须穷尽母项;同位分类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分类必须按层次进行不能跳跃。

作为本单位所有档案组成部分的科技档案,其分类工作也应遵循以上分类规则,其分类基本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按职能分类

指按照职能分工划分科技档案类目。各单位多将职能分类应用于本单位档案一级类目(即大类)的设置,例如,工业企业一般可按照《工业企业档案分类试行规则》设置经营管理、生产管理、行政管理、党群管理、产品生产、科研开发、项目建设、设备仪器、会计业务、干部职工等十个一级类目。其中,产品生产、科研开发、项目建设、设备仪器就是科技档案中常见的四种一级类目。也可根据自身特殊情况,在上述十个一级类目的基础上适当增减,如气象、水文观测单位可设置气象观测、水文观测等专业性较强的科技档案一级类目。

2. 按专业分类

指按照档案内容涉及和反映的专业性质划分科技档案类目。一般适用于产品、设备、基建、科研等科技档案二级及以下类目的设置。

3. 按型号分类

指按照产品或设备的种类与型号划分科技档案类目。按照型号进行分类,能够使同一型号产品或设备仪器的档案材料集中地反映出其全貌及内部结构的关系。

4. 按项目分类

指按照独立的项目划分科技档案的类目。按照项目进行分类,是以各个独立的项目为分类单元,将同一项目的档案成套地集中在一起,使其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该项目的全部活动内容和过程。一般适用于科研、基建等科技档案的分类。

在分类工作的实际应用中,不同层级可采用不同的分类标准,例如,一级类目按职能分类设置了基建类档案,而基建类档案的二级类目可按项目分类,每个项目的三级类目还可按专业分类,可综合几种分类标准灵活运用。

结合以上分类方法,一般而言,产品档案二级类目应按产品的种类或型号来设置;科研档案二级类目应按课题性质或课题来设置;建设项目档案二级类目应按工程性质或工程项目来设置;设备仪器档案二级类目一般按设备仪器种类或型号设置。

科技档案的分类要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包括单位性质、主要的科技生产活动、科技档案种类和数量等各种因素。同时,科技档案分类层次的确定也应如此,对规模较小、科技档案数量不多的单位,可适当简化分类层次,可仅设置一、二级类目;反之,规模较大、科技档案数量较多的单位,科技档案分类层次应多一些,可设置到三甚至四级类目。而同一立档单位不同门类的科技档案,因工作性质、任务及档案数量的不同,分类层次数量也可有所区别,例如,某一市政建设企业,其设备仪器类档案设置一、二级类目,但基建类档案设置到三级类目。

(六)类别号的编制

类别号即档案类目号,是表示档案类别的一组代号。编制科技档案类别号,就是根据本单位科技档案分类所划定的类目层次,对各级类目给定一个特定的字母或数字,并用一定的间隔符号标明其各级类目层次关系的过程。类别号主要的作用一是标明档案的分类层次;二是反映科技档案分类各级类目的内容;三是固定类目在分类层次中的位置和排列顺序;四是在组织科技档案分类目录时,固定各级类目在目录中的位置与排列顺序。

科技档案类别号的编制方法并未有统一要求,以下两种标识方法可在工作中参考:一是采用汉语拼音或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相结合的混合编号方法,即基本大类或二级类目采用汉语拼音或英文字母标识,用汉语拼音或英文字母顺序反映类目顺序,二级或三级以下的类目采用阿拉伯数字标识,用数字的位数反映类目层次;二是采用阿拉伯数字统一编号方法,即统一采用阿拉伯数字来标识科技档案分类中各级类目的级位和排列顺序。

实际工作中,混合编号方法使用较为普遍。例如,一级类目的基建档案、科研档案、产品档案、设备档案分别以A、B、C、D作为标识,基建档案的二级类目为建设项目种类,其中的公路类建设项目用A2作为标识,其三级类目为各具体的建设项目,分别用A2.01、A2.02、A2.03……或 A2-01、A2-02、A2-03……作为标识。

对企业而言,2003年,国家档案局印发《关于企业执行〈科技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和〈归档文件整理规则〉的意见》,对企业档案立卷改革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其中,对年度归档数量较少的企业可将党群管理、行政管理、经营管理、生产技术管理等四大类合并为一大类,暂称“管理类”。自此,为便于企业档案与机关档案档号的统一标识,尤其是为便于企业档案进综合档案馆后的统一管理,企业档案类别号发生了一些变化。目前,企业档案一级类目号多采用其类目中有代表性的两个汉字的大写汉语拼音字母编制,即管理类档案用GL、会计档案用KJ标识,其中,产品类、科学技术研究类、基本建设类、设备仪器类等四类常见科技档案,分别用CP、KY、JS、SB标识。这四类常见科技档案,如其项目或型号有代号的,则优先采用项目代号或型号代号编写二级及二级以下类别号,如项目或型号没有代号的,则采用阿拉伯数字编写。

(一)项目竣工文件的编制要求

项目竣工文件是指建设项目竣工时形成的反映施工(指建筑、安装)过程和项目真实面貌的文件,主要由项目施工文件、项目竣工图和项目监理文件组成。项目竣工文件编制要求如下。

1. 项目施工及调试完成后,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和行业规定、标准以及合同规定的要求编制项目竣工文件。

2. 项目竣工文件由施工单位负责编制,监理单位负责审核。主要内容有:施工综合管理文件、测量文件、原始记录及质量评定文件、材料(构、配件)质量保证书及复试文件、测试(调试)及随工检查记录、建筑及安装工程总量表、工程说明、竣工图、重要工程质量事故报告等。

3. 根据DA/T 28-2002的附录A及建设项目实际,进一步收集所缺少的重要文件;文件数量未满足合同或协议规定份数的,应按要求复制补齐。

4. 对施工文件、施工图及设备技术文件的准确性和更改情况进行核实,并按要求修改或补充标注到相应的文件上。

5. 与施工图有关的设计变更、现场洽商和材料变更,可与竣工图编在一起,也可单独组卷,但应由项目主管部门或建设单位作出统一规定,例如,有的建设单位或项目主管部门为了便于档案人员检查竣工图纸修改是否到位,统一要求与施工图有关的设计变更、现场洽商和材料变更等各种变更依据性文件在整理时,与竣工图编在一起,这些变更依据性文件排列在前,竣工图纸排列在后,起到类似索引作用,便于档案人员的检查核对。

6. 凡为易褪色材料(如复写纸、热敏纸)形成的并需永久和长期保存的文件,应附一份复印件。

(二)项目竣工图的编制要求

1. 各项新建、扩建、改建、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在项目竣工时要编制竣工图。项目竣工图应由施工单位负责编制。如行业主管部门规定设计单位编制或施工单位委托设计单位编制竣工图的,应明确规定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的审核和签字认可责任。

2. 竣工图应完整、准确、清晰、规范、修改到位,真实反映项目竣工验收时的实际情况。

3. 按施工图施工没有变动的,由竣工图编制单位在施工图上加盖并签署竣工图章。

4. 一般性图纸变更及符合杠改或划改要求的变更,可在原图上更改,加盖并签署竣工图章。

5. 涉及结构形式、工艺、平面布置、项目等重大改变及图面变更面积超过35%的,应重新绘制竣工图。重绘图按原图编号,末尾加注“竣”字,或在新图图标内注明“竣工阶段”加盖并签署竣工图章。

6. 同一建筑物、构筑物重复的标准图、通用图可不编入竣工图中,但应在图纸目录中列出图号,指明该图所在位置并在编制说明中注明;不同建筑物、构筑物应分别编制。

7. 建设单位应负责或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编制项目总平面图和综合管线竣工图。

8. 竣工图图幅应按GB/T 10609.3-2009的要求统一折叠。

9. 编制竣工图总说明及各专业的编制说明叙述竣工图编制原则、各专业目录及编制情况。

(三)项目竣工图的更改方法

建设项目按施工图施工,但施工过程中一般总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修改、变更情况,为确保竣工图准确反映工程实际,对符合在原图上修改条件的,我们须将这些修改、变更反映到图纸上,即对竣工图进行更改。

在原施工图上更改,并签章使之成为竣工图的前提条件是:不涉及结构形式、工艺、平面布置、项目等重大改变,以及图面变更面积不超过35%的,否则,应重新绘制竣工图。

竣工图更改的常见方法有三种:杠改、划改(或叉改)、圈改。文字、数字更改一般使用杠改;线条更改一般使用划改;局部图形更改可使用圈改,即圈出更改部位,在原图空白处重新绘制(如图11-4、11-5、11-6所示)。

利用施工图更改的,应在更改处注明变更、更改依据性文件的名称、日期、编号和条款号;无法在图纸上表达清楚的,应在标题栏上方或左边用文字说明;图纸上各种引出说明应与图框平行,引出线不交叉,不遮盖其他线条;有关施工技术要求或材料明细表等有文字更改的,应在修改变更处进行杠改,当更改内容较多时,可采用注记说明;新增加的文字说明,应在其涉及的竣工图上作相应的添加和变更。

图11-4杠改法

图11-5划改法

图11-6圈改法

(四)项目竣工图章的使用

竣工图章的内容和尺寸如图11-7所示。所有竣工图应由竣工图编制单位逐张加盖并签署竣工图章,竣工图章中的内容应填写齐全、清楚,不得代签。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由设计单位编制竣工图的,可在新图中采用竣工图标,并按要求签署竣工图标。竣工图标的内容格式由行业统一规定。竣工图章应使用红色印泥,盖在标题栏附近空白处。

图11-7竣工图章样式

(五)项目竣工图的审核

项目竣工图编制完成后,监理单位应督促和协助竣工图编制单位检查其竣工图编制情况,发现不准确或短缺时应及时修改和补齐。监理单位审核竣工图的重点内容包括:竣工图内容是否与施工图设计、设计变更、洽商、材料变更、施工及质检记录相符;竣工图是否按单位工程、装置或专业编制,并配有详细的编制说明和图纸目录等。

竣工图应使用新的或干净的施工图,并按要求加盖并签署竣工图章。除了电力等个别行业由设计单位重新绘制竣工图外,竣工图一般由施工图经审核、更改后加盖并签署竣工图章而来。实际工作中,像房屋建筑、市政等实行审图机构对施工图设计文件审图的建设项目,一般尽可能使用经审图机构审查合格并加盖审图章的施工图作为竣工图蓝本,因此,这种情况下,竣工图纸上包含出图专用章、审图章和竣工章。

此外,一张更改通知单涉及多张图纸更改的,如图纸不在同一卷册中,应将复印件附在有关卷册中,或在备考表中说明;国外引进项目、引进技术或由外方承包的建设项目,外方提供的竣工图应由外方签字确认。

(六)各类汇总类表单、表式的编制要求

为便于对有关项目档案进行核对和检索,建设单位可根据需要,要求施工单位编制有关的汇总类材料。这些汇总类表单、表式并非建设行业施工、验收标准中规定的专业表式,但其发挥作用越发显著,使用单位也逐渐增加,其中,最常见的是变更依据性文件汇总表,它方便了档案人员检查竣工图纸是否修改到位,参考样式如表11-6。

表11-6(施工图设计文件)变更依据性文件汇总表

(续表)

除了变更依据性文件汇总表,工序隐蔽验收记录汇总、建筑材料质保汇总等也是较常见的汇总表,但由于各行业的建设项目有差异,目前尚无通用样式,建设单位可根据需要,要求施工单位编制这类汇总类表单、表式。

(七)项目文件的编制套数

DA/T 28-2002对项目竣工图套数作了要求,即竣工图一般为两套,由建设单位向业主和生产(使用)单位移交;建设项目主管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需要接收的,按主管机关的要求办理。按照FIDIC《设计——建造与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建设的项目,竣工图套数按合同条件的规定提交。在大中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重点建设项目,应根据《城市建设档案归属与流向暂行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另编制一份与城市建设、规划及其管理有关的主要建筑物及综合管线竣工图。

竣工图编制所需费用应在项目建设投资中解决,由建设单位或有关部门在与承包单位签订合同时确定。施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交两套属于职责范围内形成的竣工文件,其费用由施工单位负责。建设单位主管部门要求增加套数或行业主管部门要求由设计单位负责编制竣工图的,费用由建设单位负责。如因修改需重新绘图的,除合同规定外,应由设计单位负责绘制新图的费用。

竣工图编制和提交的责任,建设项目中的各方应以合同形式约定,既可在施工合同或设计合同中明确,也可单独签订竣工图编制合同。由施工单位编制竣工图的,应在设计合同中明确留作竣工图用的施工图套数(包括必须套数和主管机关要求套数),以及因修改增加新图的责任;凡由设计单位编制竣工图的,可单独签订竣工图编制合同。

除了竣工图套数,对整个建设项目形成的项目文件而言,建设单位也应根据项目实际和有关的移交要求,确定其他项目文件的套数。例如,对在大中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重点建设项目,因有移交一套项目城建档案的任务,建设单位至少应形成两套项目档案。除了特殊情况,档案应为原件。对建设项目文件而言,项目前期很多立项、审批、招投标等材料,以及项目竣工验收阶段形成的验收材料,由于形成于相关主管部门,一般只形成一份原件,无法完全兼顾建设项目档案的套数要求,但对设计文件、施工文件、竣工图、监理文件,以及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报告、初步设计等第三方机构为建设单位编制的专业材料,建设单位应根据最后项目档案所需套数,向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及第三方机构提出编制或形成文件原件套数要求,并以合同形式明确。DA/T 28-2002中明确:施工合同中应明确施工单位提交建设单位项目档案的名称、内容、版本、套数、时间、费用、质量、要求及违约责任;监理合同中应明确监理单位对竣工文件审核和向建设单位提交监理档案的责任。

(一)项目文件归档工作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1. 建设单位各机构、各施工承包单位、监理单位应在建设项目完成后,将经整理、编目后所形成的项目文件按合同协议规定的要求,向建设单位档案管理机构归档。特别要注意的是,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对其形成的项目文件负有整理、组卷、编目及向建设单位档案管理机构归档的职责。

2. 归档文件应完整、成套、系统;应能记述和反映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及竣工验收的全过程;真实记录和准确反映项目建设过程和竣工时的实际情况,图物相符、技术数据可靠、签字手续完备。这是归档项目文件的质量要求,简而言之就是完整、成套、准确、系统。

3. 勘察、设计、施工及监理单位需要向本单位归档的文件,应按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和文件材料归档范围要求单独立卷归档。本教材主要讨论的是建设单位最终形成的反映建设项目建设全过程的项目档案管理,但作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除了向建设单位提交经整理、组卷、编目的有关归档项目文件外,其也有向本单位档案管理机构提交参与项目形成的应归档文件。对此,DA/T 28-2002的附表也给出了参建单位应向本单位归档的项目文件基本范围及其保管期限,参建单位应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单位细化的范围,做好归档工作。

4. 外文资料应将题名、卷内章节目录译成中文;经翻译人、审校人签署的译文稿与原文一起归档。

(二)项目文件的归档审查

施工单位在项目竣工文件收集、编制和整理后,应依次由竣工文件的编制方、质监部门、监理部门对文件的完整、准确情况和案卷质量进行审查或三方会审,经建设单位确认并办理交接手续后连同审查记录全部交建设单位档案管理机构。

(三)项目文件的归档时间

根据基本建设程序和项目特点,项目文件归档可按阶段分期进行,也可在单项工程或单位工程完成并通过竣工验收后与竣工文件一并归档。如建设单位是国有企业,应按照《国有企业文件材料归档办法》(档发〔2004〕4号)第十一条要求,在项目竣工后或财务决算后三个月内归档,对周期较长的项目,可分阶段、分单项归档。

除受委托进行项目档案汇总整理外,各施工承包单位应在项目实体完成后三个月内将项目文件向建设单位归档;有尾工的应在尾工完成后及时归档。

(四)项目文件的整理

建设项目所形成的全部项目文件在归档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并按档案管理要求,由文件形成单位进行整理。

1. 建设单位各机构形成或收到的有关建设项目的前期文件、设备技术文件、竣工试运行文件及验收文件,应根据文件的性质、内容分别按年度、项目的单项或单位工程整理。

2. 勘察、设计单位形成的基础材料和项目设计文件,应按项目或专业整理。

3. 施工技术文件应按单项工程的专业、阶段整理;检查验收记录、质量评定及监理文件按单位工程整理。

4. 设备、技术、工艺、专利及商检索赔文件应由承办单位整理;现场使用的译文及安装、调试形成的非标准图、竣工图、设计变更、试运行及维护中形成的文件、工程事故处理文件由施工单位整理。

(五)项目文件的组卷

项目文件的组卷要遵循其形成规律和成套性特点,保持项目档案案卷内文件的有机联系,要求分类科学、组卷合理、法律性文件手续齐备,符合科学技术档案管理要求。其中,项目施工文件按单项工程、单位工程或装置、阶段、结构、专业组卷;项目竣工图按建筑、结构、水电、暖通、电梯、消防、环保等顺序组卷;设备文件按专业、台件等组卷;管理性文件按问题、时间或项目依据性、基础性、竣工验收文件组卷;监理文件按文种组卷;原材料试验按单项工程、单位工程组卷。

项目档案案卷的其他要求还有:案卷及案卷内文件不应重份;同一案卷内有不同保管期限的文件,该案卷的保管期限应从长。

(六)项目文件组卷的其他注意事项

建设项目文件组卷应遵循《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GB/T 11822-2008),实际工作中,还需注意以下情况。

1. 案卷封面、案卷脊背等上面的“案卷题名”填写时,应简明、准确揭示卷内文件内容,案卷题名中如涉及建设项目名称,则该名称应与立项依据性文件(审批、核准或备案)的项目名称相符。

2. 因建设项目参与单位多,以及项目文件的整理、组卷、归档与项目档案整理、移交的时间跨度大等原因,案卷封面及案卷脊背等的“档号”栏,由项目文件组卷单位暂时用铅笔填写,待项目档案整体移交后,由档案接收单位统一正式填写。

3. 图纸可不装订,但同一项目应统一做法。此外,竣工图图幅应按GB/T 10609.3-2009的要求统一折叠。

4. 如形成照片、录音、录像等建设项目音像文件材料,应附文字说明,对事由、时间、地点、人物、作者等内容进行著录。其中,项目照片档案整理应符合《照片档案管理规范》(GB/T 11821-2002)的要求。

(七)项目档案案卷和案卷内文件排列

1. 管理性文件按问题、时间或重要程度排列。例如,项目前期形成的诸多管理性文件,可按照项目前期管理所涉及的准备、立项、用地、动拆迁、招投标、各类行政审批等问题或事由排列。

2. 施工文件按管理、依据、建筑、安装、检测实验记录、评定、验收排列。这是一个单位工程施工文件通用的排列方法:先排列开工、竣工报告、施工组织设计及各专项方案、设计技术交底、施工技术交底、相关从业人员资质审核等施工综合管理性文件,然后排列施工定位测量所需平面控制点、水准点等基准点的接收、复核和放线放样、复核等材料,再分别排列桩基、地基加固、结构等建筑土建方面的分部工程和水电、暖通、电梯等设备安装方面的分部工程,最后是各类材料检测、实验和各工程的验收、评定材料。

3. 设备文件按依据性、开箱验收、随机图样、安装调试和运行维修等顺序排列。这一排列顺序依据的是设备仪器从采购(或自制)申请直至后期运行维护的一般流程。

4. 竣工图按专业、图号排列。例如,竣工图按照建筑、结构、水电、暖通、电梯、消防等专业的顺序排列,同一专业的竣工图再按图号顺序排列。实际工作中,一些设计单位的出图管理制度中,对图号与相关专业的对应关系进行了定义,形成了较标准、统一的图号结构,图号中某些标识往往就揭示了专业。这种情况下,直接按图号排列即是按专业排列。

5. 案卷内文件一般文字在前、图样在后;译文在前,原文在后;正件在前,附件在后;印件在前,定(草)稿在后。例如,某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图,一般许可证排列在前,附图排列在后(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的附图不是竣工图的概念,有些单位会误将其与施工图或竣工图整理并组成同一案卷);又如,向有关主管机关申报项目建议书、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等材料,申请、请示等正文排列在前,项目建议书、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等附件排列在后。

此外,印件在前,定(草)稿在后主要针对项目中形成的管理类文件、“红头文件”等,这也是这类文件排列的一般要求,例如,建设单位形成一份向有关主管机关征询某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条件的文件,作为建设单位的正式发文,一般还应有文件处理单、发文稿纸等流程审签材料,因此,该文件的排列应是文件的正式印件在前,再排列发文稿纸等流程审签材料,最后排列定稿或草稿。

下页表为某建设项目档案部分案卷和案卷内文件的排列情况及其排列线索,可供参考,见表11-7。

表11-7某建设单位关于某建设项目档案案卷和卷内文件排列线索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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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备仪器文件的归档时间

国家档案局、国务院国资委颁布的《国有企业文件材料归档办法》(档发〔2004〕4号)第十二条规定,外购设备仪器或引进项目的文件材料在开箱验收或接收后即时登记,安装调试后归档。实际工作中,即时归档符合设备仪器管理工作的规律,如将每台(套)设备看作一个项目,开箱验收后、完成安装调试意味着该项目告一段落,归档工作应立即开展。因此,国有企业之外的各类单位一般也参照这一规定,采取即时归档。

(二)设备仪器文件的归档范围

关于设备仪器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可参考《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文件归档要求和档案整理规范》(DA/T 28-2002)附录A中的设备文件材料部分,以及《企业档案工作规范》(DA/T 42-2009)附表A.8“设备仪器类”(见表11-8)。其中,前者较适用于在建设项目中的,与有关土建工程连在一起、无法分割的设备,如电梯分部工程中的电梯;而后者较适用于非建设项目中与土建工程连在一起的、独立运行的设备仪器。这里,以《企业档案工作规范》(DA/T 42-2009)附表 A.8“设备仪器类”为例,简要讨论设备仪器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

表11-8《企业档案工作规范》关于设备仪器类文件归档基本范围与保管期限参考表

(续表)

可以看到,该归档基本范围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设备仪器管理工作的综合性文件材料,第二部分是针对各个具体台(套)设备从申请购置到报废全生命周期的文件材料。在实际工作中,设备仪器档案更多的指的是后者,对实行工业企业档案十大分类的企业而言,前者由于不是针对某具体台(套)设备的文件材料,一般作为管理类档案。具体来说,各单位对设备仪器的申请、采购、招投标、固定资产日常管理、报废等的管理制度、规定、办法等管理类文件材料,即属于1.1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1.4“设备台账”,从整个归档基本范围来看,列为永久保管的只有1.4和2.11,这与设备档案现实性作用有密切关系,因设备档案保管期限多与其对应的设备仪器实体生命周期相匹配,如设备仪器实体若干年后报废,相关档案也失去了保存价值,而一个单位设备仪器的总登记台账则记录着从设备接收直至报废处理全生命周期,是本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的重要凭证,因此,应永久保管。这与档案销毁清册永久保管是类似的。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设备仪器的种类、专业跨度很大,一些进口设备或定制设备(或非货架标准设备),与国产设备或标准货架设备在合格证、保修单等材料(表11-8中的2.5设备仪器合格证、装箱单、出厂保修单、说明书、环保材料等随机图样及文字材料)的形式上也会有差异,例如,很多进口设备中的合格证明不是国产设备的“合格证”形式,而是诸如“制造符合性声明”等的形式;又如,一台根据客户要求定制的工控机,其由若干个自制件和三个采购而来的标准货架商品组合而成,因此,除了工控机总的合格证,也应包括三个标准货架商品的合格证。

同样,由于《企业档案工作规范》(DA/T 42-2009)的附表是“归档基本范围”,各单位仍应在该基本范围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实际,制订和细化本单位设备仪器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例如,某工业企业根据附表A.8中的“2 单台(套)设备材料”,对单台(套)非标类设备仪器的文件材料归档范围进行了一定的细化,见表11-9。

表11-9某工业企业细化后的单台(套)设备仪器的随机文件材料

(续表)

此外,有些按照总体设计实施的生产线工艺设备升级改造项目,其包含多系统、多专业、多台套工艺设备的购置(或自制)和安装,由于不涉及土建,这些项目虽作为设备仪器档案管理,但可借鉴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的某些做法,如按阶段管理;其文件材料归档范围,特别是项目前期和竣工验收阶段(或项目投入使用阶段),也可借鉴建设项目,区别在于实施阶段不再是建设项目的施工文件、竣工图和监理文件,而是各系统、各专业、各台套设备仪器的文件材料。因此,这里不再给出参考范围,各单位结合项目实际制订。

前文已述,全宗指南由全宗指南名称、全宗来源简况、档案内容和成分介绍、检索查阅注意事项四部分组成。其中,全宗来源简况和档案内容和成分介绍是全宗指南的主要组成部分。

全宗来源简况是用来记录和反映全宗来源背景的内容,其记录顺序为:

1. 全宗构成者形成和职能。

2. 全宗构成者所有曾用名称。

3. 全宗管理机构和全宗档案数量。

4. 全宗档案收集、征集、接收、移交、寄存数量。

个人全宗来源简况主要记录全宗构成者的姓名、别名、生卒年月日、籍贯、职务、职称和个人主要经历、业绩、荣誉称号、家族简况及全宗档案收集、征集、接收、移交、寄存数量等。

档案内容与成分介绍,可以按全宗内档案的实际分类体系进行介绍。以组织机构分类的档案全宗,按机构设类目分别介绍;以问题分类的档案全宗,按档案内容所反映的问题设类目介绍;以其他体系分类的档案全宗,应根据该全宗分类的特点结合问题介绍。全宗档案内容与成分介绍以概述的形式,罗列反映全宗构成者基本职能和主要活动方面的档案;反映全宗构成者每个阶段中心工作或特殊工作所形成的档案,涉及具有全国和国际意义的知名人物、历史事件及具有地方特色和重要科研价值的档案,年代久远和特殊载体的档案。

人物全宗的内容与成分介绍包括个人的传记性档案材料、著作手稿、题词、日记、回忆录,来往信件及公务活动与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文件,财产状况与经济活动的材料,家庭亲属与主要社会关系的材料,图片、照片、录音、录像材料等。

按组织机构分类介绍的全宗指南编写范例如下。

中华海员工会上海分会全宗指南

中华海员工会上海分会成立于1946年4月,主要负责处理海难善后事宜。理事长为张耀民、常务委员为康济民,设秘书室及组训科、调查科、职业科、福利科、总务科等机构,上海解放后撤销。

中华海员公会上海分会全宗档案共1104卷,共分7个目录。档案排架长度28米,起止时间为1943年至1949年5月,编有案卷目录1册。

档案主要内容:

1. 秘书室

有海员公会九江分会电贺上海分会理监事当选文件,上海分会职业委员会组织简则、董监事名册,上海分会秘书室工作日记、工作计划等。

2. 组训科

有海员服务规则,上海分会整理委员会成立文件,筹组上海分会调查工作队文件,办理会员登记、调解船员纠纷文件等。

3. 调查科

有各轮人员聘用、调动、职责、纠纷调查文件及人事名册,各轮劳资纠纷、失业纠纷调查文件,“江亚”轮等失事善后处理文件等。

4. 职业科

有介绍船员就业的文件,各轮船员名册,国营招商局各轮理货代表工作会议录等。

5. 福利科

有关于处理会员工资调整、抚恤等事的文件等。

6. 总务科

有该会与上海市船商业分会订立劳资团体组织协约,该会关于迁移办公地址、收取会费等日常事务的文件等。

本全宗按组织机构分类,档案保存完好,内容完整,保管期限为永久,已全部实现数字化。

按专题分类的全宗指南编写范例如下。

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全宗指南

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成立于1948年6月,其经济来源于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并受其控制。主任委员翁文灏,副主任委员俞鸿钧,并置正、副秘书长,下设参事、专门委员、物资处、财务处、技术处、会计处、秘书处、人事室及粮食、石油、肥料、棉花、工业建设与补充器材各种委员会。1949年4月,该机构总部由上海迁至广州,上海改设办事处。1949年5月,其上海办事处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

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全宗档案共384卷,均系英文,档案排架长度3.2米,起止时间为1947年至1949年,编有案卷目录1册。

档案主要内容:

1. 总类

有该委员会的规章规程、办事细则草案,美援会办事处组织规程,各种物资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及员工福利委员会组织简则,会计事务处理纲要,美国援华进度报告及计划大纲,中美双边协定及有关说明等。

2. 会议记录类

有该委员会第一、二次会议记录,该委员会下设各委员会会议记录(包括第一至第十七次棉花委员会会议记录),中美联席会议日程及记录,该委员会与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双边会议记录等。

3. 业务类

有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美援物资状况报告,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函件的经过,国内外米粮供应情况及催运办法等。

本全宗按专题分类,档案保存完好,内容完整,保管期限为永久,已全部实现数字化。

联合全宗指南编写范例如下。

1952年4月12日和9月19日两次成立临时性的中共中央华东局暨中共上海市委外宾招待委员会。1953年2月正式成立华东暨上海外宾招待委员会。10月,成立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中共上海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1955年2月,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1958年7月,在成立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的同时,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外事小组。1966年底该两机构停止办公。其职能是在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领导下,统一管理上海市的外事工作。历任主要负责人有刘长胜、潘汉年、许建国、刘述周、王一平。内设机构先后设立秘书、宣传、招待、警保、组织、联络、翻译、演出、文化、人事、行政、涉外等处(组)。

馆藏中共上海市委外事小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联合全宗档案6470卷,档案排架长度40.8米,起止时间为1952年至1966年,编有案卷目录1册。

档案主要内容:

1. 综合类

有外事工作会议文件及该机构各种会议记录、工作计划、总结,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外宾谈话记录,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文件,关于机构、干部等问题向中共上海市委的请示报告,各月预算、岁初决算及财产清点、盘存明细表、各年度总分类账等。

2. 外事类

有该机构接待工作的指示、规定、计划、报告,国际友人来沪活动简况、接待计划、情况汇报,来沪各国代表团名单、活动日程及参加迎送宴会人员名单,外宾座谈会记录,关于外国专家、留学生等工作向上海市委、国务院外办的请示报告、批复,各单位有关外商企业管理工作、外侨工作等向外办的请示报告等。

3. 宣传类

有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等活动的通知、计划、报告,国际活动工作通报,该机构编印的外宾接待工作简报和外事工作宣传资料等,上海国际活动工作通报,上海市外宾情况简报,外宾情况反映汇编,《外事动态》(1—36期)等。

本全宗按专题分类,档案保存完好,内容完整,保管期限为永久,已全部实现数字化。

1.旅游资源概况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是一个有13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其中傣族占全州总人口的35%,是西双版纳的主体民族。傣族传统文化对西双版纳旅游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书田野调研的项目选点曼听村社区(本书所述的曼听村社区均指曼听行政村社区)隶属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罕镇(又称“橄榄坝”),地处勐罕镇东边距离镇政府所在地2.5公里,距离景洪市30公里,距离省会昆明市580公里。曼听村社区东邻曼搭村委会,南邻澜沧江,西邻橄榄坝农场场部,北邻橄榄坝农场一分场。辖曼听、曼乍、曼将、曼春满、曼嘎、曼广浓、曼浓岱7个自然村。国土面积12.06平方公里,海拔519米,年平均气温22.7℃,年降水量1311毫米,适合种植水稻、玉米、南瓜等农作物。全村耕地面积4232亩,人均耕地1.97亩,林地2963亩。现有农户476户,人口2278人,其中傣族2202人,占全村人口的99.2%,其余为汉族,是典型的傣族农村社区。曼听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其中大专8人,高中22人,初中60人,小学90人,在读学生280人,文盲(包括不能讲汉语、不识汉字)1076人。2013年全村经济总收入5226.86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895.00元,虽然是全国知名的旅游社区,但村民收入主要以林业为主。

曼听村社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辖区内有我国保存最完好的五个傣族自然村寨:曼听村、曼乍村、曼嘎村、曼春满村和曼将村,这五个自然傣族村寨共有309户1487人。其地处澜沧江畔,风景秀丽,村寨相连,是当地民族特色和自然风光保存最好的傣族村寨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其民族风情和自然风光就开始吸引中外游客的注意。后经“公司+村寨+农户”模式发展旅游业,这五个村寨统称“傣族园”,但在勐罕镇社区仍以曼听、曼乍、曼嘎、曼春满和曼将来称呼这些村寨。本书后文所指的“傣族园”、“曼听村”均指这五个傣族自然村寨。

热带、亚热带田园风光是曼听村典型的自然景观资源。而曼听村的自然景观资源则拥有《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所述的“②水体景观旅游资源、③生物景观旅游资源、④自然地带性景观旅游资源、⑤气候旅游资源”等,可谓非常丰富。澜沧江下游流经傣族园西南边,距村寨仅几十米,水域面积宽阔是傣族园主要的水体景观旅游资源。在森林和野生动植物旅游资源方面,傣族园则较为单一,这里地处坝区,适宜农耕,在1006多亩的林地中,经济果林面积316亩,橡胶林面积为690亩,而且橡胶林面积因国际橡胶价格不断上涨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除经济果林中的热带、亚热带水果如泡果、椰子、香蕉等对游客稍具吸引力外,大面积的橡胶林因缺乏多样性并无多少观赏价值,且傣族园并无西双版纳州独具的热带雨林原始森林景观资源,荒山、荒坡、草地均已开发为耕地和经济林地。曼听村的1224.00亩耕地,其中水田824亩种植作物以水稻、玉米和南瓜为主。从种植结构来看,曼听村虽然和众多的中国乡村一样,在田园种植景观方面并无特别吸引人之处,但又有别于内地,傣族世居热带、亚热带河谷,农耕业发达,喜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道路两旁种植竹子、芭蕉等林木,因而依然有浓郁的热带、亚热带乡村田园风光资源。

曼听村冬季温暖湿润,是吸引游客的黄金季节。这样的冬季气候优势不仅是傣族园,也是西双版纳州乃至整个云南省的气候旅游资源优势。

曼听村下属的五个村寨,在西双版纳傣族人中有很高的知名度。在西双版纳傣族的历史上,傣族的统治者宣慰使(官名,傣语称“召片领”,意为广大土地之主)在逢年过节之时,经常携带家眷和王公贵族到位于橄榄坝曼听村的五个村寨游玩、赏花。久而久之,曼听村就成了宣慰使的宫廷花园。现在,宣慰使早已不复存在,可是曼听村的五个傣族村寨却成了整个西双版纳州傣族传统文化保留最为完整的村落,文化旅游资源丰富而集中。

2.文化旅游资源特点

由表4旅游资源分类统计可知,曼听村自然景观资源数量远低于人文景观资源,其人文景观资源中的绝大多数又以傣族传统文化旅游资源为主,占资源单元总数的90%以上。曼听村的文化旅游资源还有以下特点:一是曼听村五个自然村均为传统傣族村落,旅游资源非常集中,在较小的地理范围内汇集了丰富多样的文化景观,有较高的旅游资源密度;二是曼听村的文化旅游资源结合了地理景观的诸多特征,如傣族的干栏式竹楼、傣族的筒裙、庭院文化等与热带亚热带气候密切相关,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

曼听村的自然景观资源虽然也很丰富,但它并不构成曼听村的主体旅游资源,在整个西双版纳州,热带、亚热带自然风光在农村社区随处可见,傣族农村社区的田园风光在云南省临沧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均有分布,在云南省区域内尚不是一种稀缺的旅游资源,因而曼听村的自然景观资源并无比较优势。相对于自然景观资源,曼听村以文化旅游资源为主的人文景观及其高度集中的文化场域才是其优势资源。

曼将、曼春满、曼乍、曼嘎、曼听五个傣族自然村保留了傣族传统、淳朴的民风民俗,整个西双版纳州傣族的传统习俗在这里可以得到完整的体现,作为旅游园区,它集中展示了傣民族文化和傣乡风情、风光。

表4曼听村旅游资源单元分类统计

曼听村的文化旅游资源主要由以下内容构成:①传统生活习俗,包括傣族传统饮食、服饰、婚俗、生产活动、接人待物等;②传统干栏式建筑及庭院风光。曼听村保留了西双版纳最为完整的傣族干栏式建筑群落,加之傣族喜在房前屋后种植水果花卉等,因此整个傣族村落具有典型的热带、亚热带乡村田园风光。如今庞大的干栏式建筑群落已成为吸引游客的主要旅游资源之一;③傣族传统节日,包括泼水节、开门节、关门节等;④传统宗教习俗及寺庙风光。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佛教,村寨内宗教氛围浓厚,神秘的佛寺活动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此外,曼听村的五个村寨村村有佛寺,菩提树、贝叶树、缅桂花等奇花异草簇拥着佛寺古塔,因而寺庙风光也是曼听村典型的人文景观资源之一;⑤传统手工艺包括织锦、首饰加工、制陶、榨糖等;⑥民族传统歌舞及体育活动,包括傣歌、傣舞、丢包、斗鸡等。

随着这五个傣族村寨作为旅游景区的开发,旅游企业在挖掘文化旅游资源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观光体验旅游的特点,又加工推出了很多带有地方特点、民俗特点、宗教特点等方面的衍生旅游资源,如“天天泼水节”、“傣家乐”、“佛寺参观”、“傣王招新”等。其中观赏热带亚热带田园风光,观察并体验傣族群众生产劳动(插秧、打鱼、割胶、赶摆等),体验傣族生活(吃傣饭、穿傣衣、住傣楼、过傣节、看傣戏等),感受民族宗教文化(看傣寺、识傣文等)已成为曼听村系统性旅游资源。在“公司+村寨+农户”模式运作下,对旅游资源的系统性整合已经使自然景观观赏、文化体验、生态保护、生态改善融为一体。

近年来,借助傣族传统节日“泼水节”的商业效应,旅游开发企业相继推出了与“泼水节”相关的旅游衍生资源、如投资建设泼水广场,把一年一度的传统民族活动打造为“天天欢度泼水节”;“千人赛龙舟”、“千人放高升”、“千人赶摆”等为每日到来的游客展演活动过程,吸引游客参与。其他一些文化资源,如傣族的贝叶经、织锦、象脚鼓、制陶、民间传说、民俗等,则通过投资建设文化遗产展示区向游客展示。[16]

旅游开发企业的上述运作及推出的旅游衍生品显然带有很强的商业目的,通过最大化利用曼听村的文化资源来实现旅游收益最大化目标。因此,一些传统文化旅游资源也因过度利用和过度营销被扭曲,如傣族一年一度(公立每年4月,傣历年6月)的泼水节,被包装成“天天泼水节”。传统的傣族大众化节日活动,尤其是年轻人热衷参与的泼水节,因表演泼水节商演劳务报酬低,参与“天天泼水节”项目的大多为本村或其他村的中老年妇女,使之丧失了广泛的参与性,原有的南传佛教所赋予的宗教内涵也被淡化。而有些旅游项目则与傣族传统文化毫无关系,如“万人宴”、“长街宴”等项目,由旅游开发企业根据曼听村民农供应能力,分配每户2~4桌饭菜的任务,以200元/桌的价格购买下,再通过游客的参与实现收益。这些本属云南哈尼族、彝族等民族的传统习俗,也被照搬到曼听村。但这些项目满足了部分游客的猎奇心理,加之游客对传统文化认知不足,对初次接触、不甚了解傣族传统文化的游客有一定吸引力,也使部分村民从中增加了收入,因此,这些项目也逐渐成为曼听村的固定旅游项目,并为傣族园带来了可观的经营利润。

在旅游资源开发前,曼听村拥有集典型的热带、亚热带为主的自然景观、田园风光和原始、质朴、神秘的傣族少数民族文化为一体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资源。但与所有的文化类旅游资源开发相似,“公地悲剧”也在曼听村上演,旅游开发后,其傣族传统文化泛市场化已成趋势,也面临变异、消失的风险。

国际博物馆协会人员培训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 s‐International Comm ittee for the Training of Personnel,ICOM‐ICTOP)于1970年颁布了国际博协基本教学大纲,用于指导在大学或博物馆中开设的博物馆专业培训课程。此大纲在1979年进行过修改。1996年,国际博协人员培训委员会为了应对博物馆界的变化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用于分析专业发展的需求和培训模式变化的影响[2],并且建议修改教学大纲。工作组致力于了解和分析当前博物馆工作的组织方式,未来的变化,博物馆专业培训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新环境中博物馆工作人员有效工作所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等方面的内容,并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方案。1998年1月,一份《国际博协博物馆专业培训教学大纲》出台,被放在ICTOP/ICOM的网站上以接受公众的评判。在9个月的公示时间里,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汇聚在一起,为工作人员对草案进行进一步的修改提供了参考。国际博协执行委员会于2000年6月将修改版正式命名为《博物馆专业发展的课程指南》。该指南强调了博物馆专业当今的学习需求和未来可能的变化。它扩充了专业培训的概念,将关注博物馆学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的内容模型转变为强调理解博物馆和工作人员角色和责任的过程模型。该指南现已提供了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版本。[3]整个课程指南主要强调五大方面的能力(如图4‐1所示):一般工作能力、博物馆学专业能力、管理能力、公众规划能力(Public Programming)以及管理和维护信息、藏品的能力。在一般工作能力中涉及对信息技术的要求,主要将电子邮件、网站、多媒体和数据库管理作为最主要的方面。

图4‐1《博物馆专业发展的课程指南》示意图

博物馆专业人员可以通过已经设置的各种程度的学位教育或学历教育获得相应的能力。对美国超过80个与博物馆相关的学术培训项目的调查表明,一些博物馆的学习项目已经将技术培训内容作为培训的一部分。其中一些项目特别将技术相关的课程列为博物馆学习课程,其他一些项目则采用跨专业进行学习的形式,学生可到计算机科学系、信息管理系、传媒系和经管系等进行学习。作为学习课程的一部分,许多项目还要求学生在博物馆实习进行亲身体验,以学习专业技能和了解博物馆文化。

除了正式教育和实习体验外,国际、国内和与博物馆相关的组织也提供了工作坊、会议和研讨会等各种学习和交流的形式。其中一些组织特别关注技术相关的问题以及博物馆面临的挑战。这些组织主要有:

1.美国博物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 useums,AAM)

AAM的媒体与技术专业委员会关注博物馆和媒体技术之间相关内容,帮助人们使用媒体和技术来解决博物馆中的各种问题,包括从为服务展览的媒体资源的制作到标准的定义,从数据库的建立到维护等众多方面。这个组织的主要活动包括四个方面:(1)向会员或博物馆专业人员提供关于媒体和技术方面的政策、趋势、问题和活动的咨询;(2)在每年的联盟会议上组织程序会议和创意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让与会者讨论和参与各种创新应用;(3)主办一年一度的缪斯奖的评选,以奖励在博物馆多媒体项目和互动项目中表现出色的作品;(4)在博物馆、媒体和技术之间建立桥梁,探索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其中缪斯奖下设14个类别,主要有语音导和播客、游戏和增强现实、手机应用、解说互动装置和在线展示等。在2014年的获奖项目中,水晶桥美国艺术博物馆的“这片土地的音乐体验”项目获得了语音导和播客类的金奖,台北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探索和学习组”项目获得了该类的铜奖;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的“芝加哥未来的能源”项目获得了游戏和增强现实类的金奖;纽约植物园的“野生药材”项目获得了手机应用类金奖;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自然历史和科学博物馆的“星星的殿堂”项目获得了解说互动装置类金奖。[4]

2.博物馆计算机网络(Museum Computer Network,MCN)

MCN于1967年在纽约成立,[5]核心目的是通过支持使用数字技术改变博物馆信息的组织、管理和传播方式以及观众教育方式的专业人员,以促进创新和追求卓越项目。该组织的网站提供会员咨询、会员申请和加入等信息,提供博物馆各种资源等。网站专门设有电子邮件讨论群,进行会议、活动等消息的发布,为会员提供咨询服务,定期发送技术文章和相关报告。在每年举办的会议上,该组织通过研讨会、专题报告会以及现场演示等形式探讨博物馆最新的技术发展。此外,它还下设以不同议题进行划分的各种兴趣组,包括数字媒体、元数据标准、藏品管理、网站开发和信息技术等。

3.国际博物馆协会的视听、影像与声音新技术国际委员会(Audiovisual and Image and Sound New Technologies Comm ittee,AVICOM)

AVICOM成立于1991年6月[6],其任务在于:(1)帮助博物馆及博物馆专业人员了解到在教育、信息、推广和商业活动方面,使用视听内容和新技术所带来的潜力;(2)建议视听技术被列入设备、操作和活动经费中;(3)研究关于图像、声音、视听资源(电影和视频)和多媒体等的法律和财务框架;(4)对藏品、技术、产品、数据库等进行调查;(5)探索针对所有视听资源的保护方法;(6)鼓励建立交流网络,并开展关于如何使用视听技术的研究。目前,该委员会的会员主要有博物馆的馆长、与视听多媒体内容或技术使用相关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和其他机构的人员等。此外,委员会每年举办国际文化遗产视听与多媒体艺术节(International Audiovisual Festival on M useums and Heritage,FIAMP),主要评选和奖励围绕博物馆藏品及各项活动而借助图像、声音和视频等技术开发的各种作品。作品形式上分为两大类:影音作品和多媒体作品。其中第二类主要包括互动媒体和网站等。2010年的艺术节在上海举办,苏州博物馆的影音作品“苏州博物馆的新建筑”获得特奖,故宫博物院网站获得网站类金奖,中国数字科技馆的在线项目“中国古代桥梁博物馆”获得在线展示类金奖。

4.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M 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IM LS)[7]

IMLS是一个独立机构,通过资助美国国内的博物馆与图书馆,培育具有开创性的终身学习计划,同时鼓励图书馆和博物馆在公众获取文化遗产知识和终身学习方面的创新发展。每年举办的WebW ise会议目的在于推出杰出的数字化项目,并讨论数字化保存、展示及商业模型等议题。参会者可在网络上浏览提交的展示成果。

5.博客Musematic[8]

由博物馆计算机网络和媒体与技术委员会共同建立,主要是讨论博物馆信息学和技术领域的最新话题和进展,分为数字媒体、评估、协作、教育、信息管理、移动解说和研究等类别。

6.档案和博物馆信息(A rchives and Museum Informatics)咨询公司[9]

该公司承担文化遗产领域,特别是博物馆方面的信息咨询和教育培训活动,主办国际文化遗产信息学会议,探讨数字资源的管理、观众是如何在网上学习等内容。此外,每年举办的博物馆和网站(Museums and theWeb,MW)会议[10]主要针对博物馆、艺术馆以及档案图书馆等的网站建设、维护和使用展开讨论,并组织和评选优秀网站作品。以“博物馆网站使用者”的视角对博物馆网站的各项内容和服务进行评选,主要分为在线展览、教育、研究、在线交流或服务、创新或实验等。

7.加拿大遗产信息网络(Canadian Heritage Information Network,CH IN)

CH IN是加拿大文化遗产部下属的一个机构[11],主要致力于加拿大文化遗产的信息化工作,不仅提供数字化资源,也为文化遗产机构提供专业化的技术服务和信息咨询服务,帮助他们实施数字化工作、加强资源管理、开展网络传播、创建资源共享等。其中,博物馆是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机构主要帮助博物馆解决藏品的数字化、藏品信息组织和管理、藏品的数字化展览展示和虚拟博物馆建设等。此外,还帮助各博物馆进行网络升级,改善博物馆网络资源的利用,建立线上联盟等。同时为了帮助博物馆自身的发展,机构还特别举办有关信息、数字化和网络等方面的讨论会和培训等,并提供免费教学资源。机构的网站上,提供了各种资源信息,包括机构介绍、历史、每年的会议及研讨会和博物馆学习资源等,同时还提供了一个进入“加拿大虚拟博物馆”(Virtual Museum of Canada)的链接。

8.欧洲文化遗产网络(European Cultural Heritage Network,ECHN)[12]

ECHN于2002年由德国发起建立,致力于推进欧洲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进程。其目标在于连接各研究机构,为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其他文化机构及学术研究机构的工作寻找合作伙伴,加强各机构间的通信和信息化,在更广泛的领域传播知识和推送优秀案例,构建起“研究世界”和“学习世界”之间的桥梁。网站上提供了关于提升研究、支持通信、传播信息和增强公众意识等方面的帮助。

9.中国博物馆协会数字化专业委员会

该委员会于2003年11月28日在北京成立[13],拟定了“中国博物馆协会数字化专业委员会章程”。它是中国博物馆学会下的二级学术团体,其宗旨是:团结和动员博物馆工作者以及一切热心博物馆事业的社会力量,倡导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努力推动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其主要任务是:(1)组织研究博物馆数字化的发展战略与标准规范,为博物馆数字化建设提供咨询服务,为政府的规划与决策提出建议;(2)开展博物馆数字化的理论与工程实践的研究、探讨和交流,评测、介绍与推广博物馆数字化科研成果、产品与技术;(3)组织学术研究,开展国内外交流,编辑、出版博物馆数字化学术论著与资料,促进学科发展;(4)承担文物行政部门和文物、博物馆单位委托的有关数字化工作的任务;(5)开展对会员和博物馆工作者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普及博物馆数字化基本知识,表彰、奖励在博物馆数字化工作中取得优秀成绩的会员和博物馆工作者。

(一)人员类别确定

不同的参保类型和人员身份,社保卡申领登记受理程序不同.首先审核单位经办人提交的以下表格:单位申领凭证(加盖公章)(非首次申领无须打印此单据)(见表51)、单位申领汇总表(加盖公章)、未返回人员名单表(加盖公章)(如申领单全部有效返回,无须带此表)、单位参保人员个人信息确认及申领表(每人一份)(见表52).

表51参保单位统一申领本单位职工社会保障卡凭证(样式)

填表说明:

1.本凭证是参保人员社保个人信息确认手续、社保卡申领由单位经办人统一办理的授权证明.

2.本凭证一式两份,一份由用人单位保管;一份在首次办理时由经办人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卡经办窗口工作人员,社保卡管理服务机构将联系人信息输入社保卡系统进行管理,今后凭证内的单位经办人凭本人身份证办理社保卡相关申领业务.

3.单位经办人若有变更,单位需重新填报凭证,并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卡经办窗口办理变更手续.

表52宁波市社会保障卡个人信息确认及申领表(样式)

填表说明:

1.按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30号)文件规定,今后各类社会保险待遇的支付将纳入银行卡或社保卡,请参保人员选择社保卡中加载金融账户的对应银行.个人在领取社保卡后请随带本人身份证和社保卡到指定的银行激活金融卡借记功能.

2.银行选择为浙江农信的,申领时社保卡关联银行默认为申领地农信机构(具体名称见浙江农信选项),日后社保卡补换制作完成的新卡关联银行为补换办理地对应的农信机构.

3.本表由参保单位或个人提交给社保卡管理服务机构(提交前请个人自行复印留存).

登录社保卡管理系统,录入单位社保编码后,系统会提示可以进行社保卡制作人员名单确认,分为新增与续保两类.案例中,李某是单位新增在职员工,不能以个人身份申领,必须由单位经办人通过社保卡网上申领系统进行申请并打印出个人申领确认表,交由李某本人确认并选择合作银行签字.

(二)制卡信息审核

录入单位社保编码后,系统会显示单位同一时期新增参保的所有人员名单,与单位经办人上交的所有纸质个人信息确认及申领表核对数量、完整度后,主要核对人员关键信息.如表格中李某个人身份信息、粘贴照片清晰度、身份证复印件清晰度、银行是否选择并涂黑、个人是否签名确认等.确认无误后,受理并登记,进入制卡流程.如果申领表信息有误、缺项的,退还给单位经办人员,重新打印申领表再提交.

社会保险待遇主要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失业保险待遇、工伤保险待遇和生育保险待遇等项目.社会保险待遇支付是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代办机构向参保人发放社会保险待遇的活动过程.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经办按照工作活动的主体不同,其可以分为参保单位的社会保险待遇经办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社会保险待遇经办(见图71).从办理社会保险待遇的工作人员角度看,其可以分为参保单位的社会保险待遇申报工作人员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社会保险待遇审核发放工作人员.

图71社会保险待遇经办相关机构职责

(一)参保单位的社会保险待遇经办人员职责

参保单位的社会保险待遇申报业务相关办理人员主要负责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当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人员数量、缴费情况等基础材料,申报参加社会保险单位每月的社会保险待遇支付月报表,申报停止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人员情况等.代表参保者办理退休业务的单位包括:职工所在企业、职介或人才中心、街道(乡镇)的社保所或其他代理社会保险的中介机构.

社会保险待遇申报和办理应由用人单位或代办机构的社会保险业务负责人进行办理,不能由个人自己办理.该职位的相关人员需要为参保人员进行待遇申报、待遇发放、处理待遇支付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接受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监督与审核.从险种上看,社会保险待遇申报人员应当分别做好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待遇的申报工作.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报是该职位的一项基本工作,需要做好退休人员数量的变化、退休待遇标准的变化、养老保险支付月报表等方面的申报工作.

(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社会保险待遇经办人员职责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社会保险待遇经办人员主要负责受理社会保险统筹单位的社会保险待遇申报,受理基本养老保险金支付月报表、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付报表和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保险待遇支付表,并完成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支付手续.

具体到养老保险待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业务办理人员担负着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领取资格的认定责任,经办参保单位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金账户的清户、冻结和恢复业务.当离退休人员因死亡、判处徒刑、失踪及其他原因失去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资格时,应及时清户或冻结账户.养老金的领取一般由离退休人员到当地的协议银行进行领取.统筹区域的社会保险业务机构和各大银行签订“基本养老保险金代发协议”,银行根据社会保险基金中心提供的数据发放基本养老金,不受第三方干预.

(一)条件

企业:在本统筹区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企业退休(职)人员死亡.

事业单位:依据《宁波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试行)》(甬政〔1995〕22号),在本统筹区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事业单位退休(职)人员死亡.

(二)材料明细

企业:①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书”;②死亡人员的火化证明.

事业单位:①单位填写的离退休(职)人员丧葬费及一次性抚恤费审核表(见表72)、养老保险基金申报结算表(见表73);②死亡人员的火化证明.

表72离退休(职)人员丧葬费及一次性抚恤费审核表(样式)

表73养老保险基金申报结算表(代结算凭证)(样式)

续 表

附列材料

(三)业务流程

死亡人员所在单位经办人员或亲属(以下简称“申请人”)持上述材料到社保局办事大厅申报窗口办理相关手续,其办理流程如图72所示.

图72养老保险离退休(职)人员死亡办理流程

(1)由申报窗口受理,并进行初审:①审查申报材料是否齐全完整,如果缺材料对申请人说明理由,并要求补齐材料;②退休(职)人员是否在本统筹区正常享受养老保险待遇;③办理退休待遇终止手续后,转待遇核发处核定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和结算处理个人账户余额.

(2)由待遇核发处核定一次性抚恤金和丧葬费,并结算处理个人账户余额.

(3)社会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网上操作:社保经办机构本职位经办人员进入账户管理模块养老终止一次性支付界面进行相关操作.

(一)条件

企业:在本统筹区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及以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跨省流动就业的参保人员,办理退休时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09〕66号文件规定.

事业单位:在本统筹区参保的事业单位人员,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

(二)材料明细

企业单位:①职工本人档案;②职工养老保险手册;③身份证复印件1份;④银行存折(卡)复印件;⑤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审核表3份,签署单位(盖章);⑥离退休(退职)人员情况表1份;⑦企业职工退休(退职)和基本养老金核准表(见表74)一式三份;⑧社会化发放人员增减及发放信息表一式四份;⑨参保人员办理退休(职)手续相关规定告知书;⑩退休人员(按月领取养老金人员)转入社区管理介绍信;其他相关材料(略).

事业单位:①职工本人档案;②职工养老保险手册;③身份证复印件1份;④银行存折(卡)复印件;⑤退休(职)人员审批表一式四份并粘贴照片,签署所在单位申报意见(盖章)及主管部门意见(盖章);⑥离退休(退职)人员情况表1份;⑦人员退休(职)金审核表(见表75);⑧养老保险人员增减和基数变更表(见表76);⑨养老保险基金申报结算表;⑩其他相关材料(略).

表74企业职工退休(退职)和基本养老金核准表(样式)

注:本表一式四份,本人档案、申报单位、资格核准部门、养老金核定部门各一份.

表75人员退休(职)金审核表(样式)

表76养老保险人员增减和基数变更表(样式)

填表说明:

1.人员性质:国家干部(公务员)、聘用干部、固定工、合同工等要分类集中填写.

2.增员、减员请按要求说明:①初次招聘或外地调入等;②重新就业或本地调入等;③中(终)止缴费或调离等.

3.本表人员小计数、金额小计数,均须填入到《养老保险基金申报结算表》中.

(三)业务流程

申请办理正常退休人员(以下简称“申请人”)携带填好的表格和所需的材料到社保局办事大厅申报窗口办理审核手续,其办理流程如图73所示.

图73企业(事业)正常退休养老金待遇办理流程

(1)申报窗口受理,并进行初审:①审查申报材料是否齐全完整,如果缺材料对申请人说明理由,并要求补齐材料;②审查参保缴费是否正常,如果有异常对申请人说明理由并进行相关业务处理,如果参保缴费正常,转个账管理处审核.

(2)个账管理处现场审核:①由经办人初审档案、表格等材料后,认为申请人提供的材料真实、填写的表格规范完整,并且符合退休(职)条件,在审核表上鉴字确认,将初审确认后的材料送复核人员复审;②复核人员认为初审准确无误的予以签字盖章,并将签字盖章后的材料返还给申报窗口;③由申报窗口将审核盖章后的材料返还给申请人;④由申请人将签字盖章后的材料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处审批盖章,事业单位将材料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福利处审批盖章;⑤申请人将审批盖章后的审核表(一式三份,一份留审批单位、一份退休人员留底、一份送社保中心)送回社保局办事大厅申报窗口办理在职转退休,发放退休证;⑥申报窗口经办人员办理在职转退休业务后在审批表上签字确认,并将签字确认后的审核表和所需材料(材料明细中材料)转待遇核发处办理养老金计发手续;⑦申报窗口经办人员负责统计《退休人员(按月领取养老金人员)转入社区管理介绍信》及档案的份数,于次月处统一移交社保中心.

(3)由待遇核发处复核并计算养老金:①对所有材料进行复核;②进行养老金计算.

(4)社会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网上操作:社保经办人员接收上述材料后,在社会保险信息管理系统养老待遇管理模块进行待遇发放操作.

(一)条件

外地城镇失业人员可以享受失业保险待遇,需要跨本市行政区域转移到其本人户籍所在地享受的;失业人员失业保险待遇从外地转入宁波市,且符合宁波市享受条件的.

(二)材料明细

(1)宁波市用人单位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

(2)宁波市失业人员登记证明书;

(3)劳动合同;

(4)宁波社会保险中(终)止缴费通知单;

(5)本人身份证、户口簿(有效户籍证明);

(6)失业保险关系转移相关材料.

(三)业务流程

失业保险待遇转移流程如图96所示.

图96失业保险待遇转移流程

失业人员持相关材料到其就业单位所在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转出手续.从外地转入宁波市的,可到其户籍所在地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经办机构在7个工作日内受理并审核,符合条件的,为其办理相关转入转出及领取手续.

业务演练

项目91失业待遇申领业务

宁波市某一企业职工因合同到期被终止劳动合同,该职工参加了失业保险,符合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条件.根据以上背景,编制失业保险待遇申领发放的主要业务手续,列出有关业务步骤.

项目92农民合同制职工一次性生活补助申领

安徽农村籍务工人员到宁波市工作,工作一年后失业,请问如何为其办理一次性生活补助相关手续?

项目93失业保险待遇转移

宁波市某用人单位在海曙区给员工缴纳失业保险金,但员工的户口是在镇海区,该员工失业并符合申领失业保险的条件.请问如何为该员工办理失业保险相关手续?

(一)国家相关政策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主席令第35号),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2)《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2004年1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关于修改‹工伤保险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86号),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3)《工伤认定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

(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人社部发〔2013〕34号).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2014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13次会议通过.

(6)《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9号).

(7)《工伤保险经办规程》(人社部发〔2012〕11号).

(二)工伤认定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文件的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以下几种情况都可以认定工伤: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可以认定为工伤;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在工作时间内,职工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的;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

(2)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3)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4)患职业病的.

(5)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因工外出期间”是指: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期间;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职工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认定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本人主要责任”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做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

“上下班途中”是指: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①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②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③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①故意犯罪的,“故意犯罪”的认定,应当以刑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结论性意见为依据;②醉酒或者吸毒的;③自残或者自杀的.

“醉酒或者吸毒的”、“自残或者自杀”这两种情况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做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

《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规定的申请工伤认定的时效,在实际经办中是非常严格的.职工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如超出规定时限,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

(三)工伤保险待遇

1.工伤医疗待遇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进行治疗,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职工治疗工伤应当在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就医,情况紧急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急救.

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等部门规定.

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以及经医疗机构出具证明,报经办机构同意,工伤职工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所需的交通、食宿费用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基金支付的具体标准由统筹地区人民政府规定.

工伤职工治疗非工伤引发的疾病,不享受工伤医疗待遇,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处理.

工伤职工到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进行工伤康复的费用,符合规定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工伤职工工伤复发,确认需要治疗的,可以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工伤职工因日常生活或者就业需要,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安装假肢、矫形器、假眼、假牙和配置轮椅等辅助器具,所需费用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目录》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制定,各地可根据本地区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工作开展情况、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能力等实际情况适当增加目录的品种,调整最高支付限额.

2.工伤津贴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

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12个月;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12个月;工伤职工评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按照本章的有关规定享受伤残待遇;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治疗的,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3.生活护理费

生活不能自理的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由所在单位负责.

工伤职工已经评定伤残等级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需要生活护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按月支付生活护理费.

生活护理费按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生活部分不能自理3个不同等级支付,其标准分别为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0%、40%或者30%.

4.伤残待遇

(1)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以下待遇:

①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一级伤残为27个月的本人工资,二级伤残为25个月的本人工资,三级伤残为23个月的本人工资,四级伤残为21个月的本人工资.

②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伤残津贴,标准为:一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90%,二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85%,三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80%,四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75%.伤残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

③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停发伤残津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为基数,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部分统筹地区规定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还需参加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为缴费基数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具体见《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伤退休人员待遇调整问题的通知》(浙劳社工伤〔2008〕71号)有关规定.

(2)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

①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五级伤残为18个月的本人工资,六级伤残为16个月的本人工资.

②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难以安排工作的,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标准为:五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70%,六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60%,并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伤残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由用人单位补足差额.

经工伤职工本人提出,该职工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3)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

①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七级伤残为13个月的本人工资,八级伤残为11个月的本人工资,九级伤残为9个月的本人工资,十级伤残为7个月的本人工资;

②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5.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①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②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

③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

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享受①项规定的待遇.

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享受①、②项规定的待遇.

职工因工外出期间发生事故或者在抢险救灾中下落不明的,从事故发生当月起3个月内照发工资,从第4个月起停发工资,由工伤保险基金向其供养亲属按月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有困难的,可以预支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50%.职工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按照①、②、③项职工因工死亡的规定处理.

以上相关待遇中的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本人工资高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30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300%计算;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60%计算.(此概念非常重要,在实际经办中常有因缴费工资与实际工资不符影响伤残待遇而提起司法诉讼的案例.)

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护理费由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和生活费用变化等情况适时调整.调整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四)工伤保险待遇停止

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1)丧失享受待遇条件的;

(2)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的;

(3)拒绝治疗的.

(五)地方政府规定

为贯彻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工伤保险方面的法规、政策和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颁布了具体的工伤保险相关规定.各地的工伤保险制度可能有所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下面以浙江省宁波市的工伤保险政策为例来进行介绍: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8号)、《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修改后‹工伤保险条令›若干问题的通知》(浙人社发〔2011〕253号)、《关于宁波市工伤职工就医交通、食宿费用支付标准规定的通知》(甬人社发〔2011〕111号)、《关于工伤保险实行市级统筹的实施意见》(甬人社发〔2011〕234号)等一系列文件,对宁波市工伤赔偿标准进行了归纳总结(见表101).

表101宁波市2014年工伤赔偿标准(以社保缴费基数最低标准)

续 表

续 表

注:①2014年度宁波市企业月缴纳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为2447~12231元.

本项业务是指在本统筹区内,各种类型用人单位的已参保工伤保险的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且经工伤认定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其中,经劳动能力鉴定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享受伤残待遇.

(一)受理条件

在本统筹区内参加工伤保险后,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且经工伤认定的职工.

(二)材料明细

审核其是否符合申领条件,办理时应核验以下基本资料: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2)工伤认定书(见表102).

(3)有相关医疗费用发生的,需提供医疗费用正式发票原件(除相关部门必须用发票原件报销的,凭该部门出具证明可以用发票复印件外)、住院费用明细汇总清单(需盖章)、出院小结(需盖章)、门诊费用需提供门诊病历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再次手术的,还需提供医学诊断证明书).

(4)有劳动功能障碍或生活自理障碍的,需提供劳动能力鉴定书;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如有定期待遇的,还需提供工伤职工本人的银行账号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5)如为工亡人员,需提供以下资料:①工亡职工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一份;②死亡医学证明书和火化证明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③工亡职工其家庭成员符合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条件的,填写工伤保险供养亲属抚恤金申请表并提供以下相应材料: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户籍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家庭成员证明,加盖公章)、街道或乡镇出具的收入来源证明、依靠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材料、供养亲属银行账号原件及复印件.

(6)职工要求解除或终止劳务关系的,需提供劳动合同,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相关原始资料及复印件一份,同时需要职工本人在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申请表上签字.

(7)遭遇交通事故或其他事故伤害的情形,除提供双方赔偿明细有效资料之外,按不同的处理途径,还需提供以下材料:①通过公安部门处理的,需提供事故责任认定书;②通过法院处理的,需提供法院调解书或判决书.

(8)如工伤职工为建设工程项目农民工的,需提供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及工伤保险缴费税票的原件与复印件.

(9)工伤职工需要配置辅助器具的,要求参保单位或工伤职工填写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申请表,并依据其劳动能力鉴定书予以审核.

(10)工伤职工因伤情需要到本市范围外就医的,参保单位或工伤职工填写参加工伤保险人员转外就医审批表,并提供参保地就诊医疗机构转院证明或转院建议等相关材料.

表102工伤认定书(样式)

(三)业务流程

参保人员或受委托人按规定正确填写相关表格,并提供相应的材料到社保局办事大厅申报窗口办理待遇申请手续:

1.由申报窗口受理,并对申报材料进行现场初审

(1)审核参保情况有无异常,是否符合“自参保单位申报参保人员名单次日起,所申报的参保职员发生工伤的”;参保单位缴费情况是否正常.

(2)核对工伤认定书、劳动能力鉴定书的真实性.

(3)是否符合“自参保单位申报参保人员名单次日起,所申报的参保职工发生工伤的”.

(4)该职工在发生工伤时,参保单位的缴费情况.

(5)该职工在治疗工伤时,是否刷过医保IC卡.

(6)参保单位是否在工伤事故发生或职业病诊断(鉴定)后的规定时间(30日)内申请了工伤认定.

(7)审核申报材料是否齐全完整,如果缺材料,则对申请人说明并要求其补齐材料;材料齐全完整的转待遇核发处审核.

2.由待遇核发处审核

(1)按规定审核以下相关内容:①各项检查治疗是否与工伤部位、职业病病情相符合,是否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等规定;②审核其他情况是否符合支付条件.

审核无误的,在系统中“工伤认定登记”模块输入相关信息,并由复核人进行“工伤认定登记审核”.(为保证工伤认定书的准确性与真实性,建议该模块由工伤认定部门登记.)

(2)有相关医疗费用发生的,按规定审核计算出医疗费用的自费金额.

(3)经办人员依次按“工伤医疗费报销”、“工伤待遇核定”、“工伤医疗补助”顺序,按实际情况准确、完整录入相关信息.

(4)复核人员按“工伤医疗费报销审核”、“工伤审核”、“工伤医疗补助审核”的顺序,按规定进行系统复核.

(5)由经办人员打印工伤一次性待遇支出核定表,按审批权限规定,报审批人员审批,并签字确认.

(6)在业务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由经办人员通过“工伤支付待遇结算”模块进行工伤定期待遇(含工伤供养待遇)支付结算.

(7)通过“业务统计报表”模块中的“工伤报表”选择“工伤定期发放查询”、“工伤供养发放查询”,手工输入“业务年月”及“支付年月”(支付年月为业务年月的次月)后,可查询并打印业务报表.

(8)将相关材料(包括参加工伤保险人员一次性待遇支出核定表、工伤保险人员医疗费报销核定表、参加工伤保险定期待遇结算表、工伤保险供养亲属抚恤金核定表)移交财务部门.其中,参加工伤保险定期待遇结算表、工伤保险供养亲属抚恤金核定表为每月结算后将核定表(汇总数据)送财务部门.

3.操作步骤

经办人员打开社会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的工伤保险待遇管理模块界面进行网上操作.

(四)注意事项

(1)一份工伤认定书的相关信息,只需在“工伤认定登记”模块录入一次即可.若工伤人员从无等级经劳动能力鉴定变更为有等级,可通过“工伤认定登记”模块进行系统操作;若工伤人员等级发生变更的,需通过“工伤等级变更”模块进行系统操作.

(2)工伤待遇支付方式非“单位代发”的,如“委托银行发放”、“经办机构领取”等方式,需在“工伤一次性待遇支出核定表”模块中打印出正确的银行账号等支付方式信息,还需在待遇项目对应的模块(如工伤医疗费报销、工伤待遇核定、工伤医疗补助)的操作日志中分别打印核定表.系统“工伤一次性待遇支出核定表”模块中的银行账号信息默认为参保单位的账号信息.

(3)工伤获得侵权赔偿,其享受待遇的相对应项目中应当扣除第三人支付的四项费用:医疗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食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

(4)如果工伤职工发生工伤死亡的,在工伤认定登记时,在“伤残等级”里要选择“死亡”.工伤待遇核定时,“工伤待遇类别”无须手工选择,系统会按照工伤认定登记时的伤残等级情况自动确定.

(5)根据浙人社发〔2011〕253号文件规定,符合领取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条件的具体政策为:五级、六级工伤职工,经本人书面要求,可以与用人单位接触或终止劳动关系,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含辅助器具费);七级至十级工伤职工,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书面要求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含辅助器具费).

(6)待遇享受开始时间:①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从劳动能力鉴定日期的次月起;②供养亲属抚恤金:工伤人员工亡日期的次月起.

(7)几个重要指标的注意事项:

①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本人工资高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30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300%计算;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60%计算.

②伤残津贴:低于参保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补足差额.

③供养亲属抚恤金:在第一次计算待遇金额时,其所有供养亲属抚恤金总额不得超过死亡职工生前的本人工资.从领取的第二年开始,每年进行待遇调整,调整后所有供养亲属抚恤金总额不得超过上年度全省社会平均工资.

(8)参保人员当月参保当月发生工伤的,符合工伤享受条件的,本人工资是指工伤发生当月的缴费工资.

(9)查询工伤人员的相关待遇信息可在待遇项目类别相应模块里的操作日志中查询,也可以在“工伤人员信息综合查询”模块里查询.

2014年12月,民政部颁布了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评估的行业标准——《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指南》,对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绩效评估内容进行了规定。其评估内容包括:

(1)对项目方案的评估。包括:

①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策划是否专业、规范;

②服务计划是否具有逻辑性和可操作性,是否有效回应服务对象需求和项目目标要求;

③服务对象界定是否符合项目基本要求;

④对需求的调查分析是否准确,需求分析报告结构是否完整,是否能根据需求合理界定项目服务的覆盖范围和目标指向;

⑤预算方案是否体现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经济合理性、公益导向性的原则。

(2)对项目实施的评估。包括专业人员配备与使用、物资配置、专业服务价值理念运用、专业服务理论运用、专业服务方法运用等。

(3)对项目管理的评估。主要包括项目行政管理、专业规范性管理、项目进度管理、服务质量体系与督导、风险管理与应急预案、项目资金管理等。

(4)项目成效。主要包括:

①目标实现程度。评估内容包括:合同规定的服务目标达成情况,合同规定的服务数量完成情况,合同规定的服务对象改善情况,合同规定的服务组织及其专业团队从项目实施中得到成长发展的情况。

②满意度。主要包括服务对象、购买方、项目执行方对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与成效的满意度。

③社会效益。主要对项目的影响力、可持续性、可推广性进行评估,如社会反响、决策影响、资源整合等。

依据上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评估的理论基础,特别是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成效评估的程序逻辑模式,以及民政部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指南,本项目的成效评估如图9-3所示。

图9-3同伴教育服务项目评估

京都大学副教授牧纪男

关键词:业务持续管理(BCM, 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业务持续计划(BCP,Business Continuity Plan):针对业务持续管理所做的计划;恢复力(Resilience):着眼于从灾害修复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防灾目标;危机管理的四个方法:减轻、回避、转接、接纳

一、业务持续与恢复力

“业务持续”是防灾对策的新目标,虽然其思考方式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但直到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才为大家所关注。“9·11事件”被称为“同时并发性恐怖袭击”,它指的是由于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的倒塌,不仅导致世界贸易中心本身的毁损,更导致了许多跨国企业的总部丧失了运行能力。然而一些在其他地区设置了备用中心的企业则迅速重新开展了业务,这让“业务持续”受到了关注,以欧美为中心的大多数企业纷纷制订了“业务持续”计划(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简称BCP)。

在日本,大家也逐渐认识到业务持续的重要性,内阁府中央防灾会议在2003年设置了有关发挥运用民间和市场的力量来提高防灾能力的专门调查会, 2005年又公布了“事业持续”方针以作为企业业务持续管理的指导方针。

在日本有关事业持续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地震对策。日本是地震多发国,迄今为止企业一直在实施着地震防灾对策。即便如此,为什么新的业务持续管理还是被不断提起呢?业务持续与现有的防灾对策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修复力”,换句话说,就是将“到什么时候为止业务可以重新开展”作为防灾能力的评价标准。现有的防灾对策着眼于防震加固等抑制性对策(mitigation),并将重点放在灾害发生后的应急联络系统以及人员救助等方面。最终用于评价防灾能力的标准多为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大小。而用恢复日期来作为评价标准,除了在生命线等小部分领域之外并不存在。

以业务持续为目的的防灾对策的关键词是恢复力(Resilience)。恢复力被译为弹力、回复力,好比是记忆合金,不容易弯折,即便是折了也能立刻复原的能力。图1所表示的是恢复力的概念。恢复力的提高是指:第一,为了不发生损失的损失抑制对策;第二,通过组建损失减轻对策(Preparedness ),让已发生的损失停留在最小限度,以及减短修复时间来将灾害对社会的影响降低到最低。

图1有关灾害的恢复力

二、危机处理的4种方法

至今为止考虑到的防灾对策有制造防砂坝、提高建筑物的耐震性、整修堤岸等以防止出现受损为中心的对策。针对灾害的处理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不出现受损(Mitigation),即受损抑制;二是使发生的受损停留在最小限度(Preparedness),即减轻损害。作为抑制受灾的对策有:第一,通过类似于防砂坝的建筑物来减轻(Reduction)受灾;第二,设定泥石流特别警戒区域,禁止人们居住在危险区域以回避(Avoidance)受灾。作为减轻受灾的对策有两种:就算有损害发生也可以进行修复的保险类的转移(Transfer),对于不得已发生的受灾事件所进行的受灾处理类的接纳(Acceptance)。换言之,从针对危机的观点来处理防灾共有四种方法(参照图2)。

现有的防灾对策,是以抑制受害为中心进行考虑的,但把这种对策巧妙地组合起来,实施综合性的对策以提高“恢复力”则显得更为重要。为了确立以业务持续为目的的防灾对策,结合这种对策,综合性地提高防灾力显得尤为必要。

图2针对危机的四种处理方法

三、如何实施以业务持续为目的的危机管理

制订业务持续计划的最初阶段是成立相关的组织。一般而言,就是设立业务持续管理的横向组织的工作小组。在工作小组成立方面必须考虑到以下两点:一、指导者的参与;二、相关的利害关系者的参与。

近几年在环境、品质管理领域是依照ISO的标准制订计划的,在这里受到重视的是基于行业准则的解释。与防灾领域有关联的深度危机管理也逐渐寻求并参考JIS Q2001的解释。有关业务持续管理,指导者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图3所展示的是以业务持续为目的的危机管理的具体方针。实行危机管理有四个过程:危机评定→战略计划的制订→针对防止受灾对策并未涉及的危害制订危机应对计划(标准的危机管理机制)→研修、训练的实施,同时,这个过程需要持续性的实施。

危机评价是确定危机与实施危机评价的过程。确定危机是指列举各种各样可能存在的危机的工作。此工作涵盖的不仅仅是可处理或是不可处理的,这里需要列出所有被假设的危机(详细内容请参照第2章之1危机的评定)。

针对被抽取出的危机的对策进行测定(战略计划的测定)。利用之前提到的针对危机的处理方法来讨论如何采取对策(详细内容请参照第1章之2为了制订实时性高的计划)。

在制定允许发生一定程度的受灾的对策时,需要制订危机事件发生时的应对计划。下一章将以危机事件控制体系(Incident Command System)的思考方式为基础来制订危机应对计划——标准的危机应对体制。

另外,因为危机事件偶尔发生,实行危机事件应对的训练、研修是非常重要的。研修、训练作为最后一个阶段具有它的重要性。

以业务持续为目的的危机管理就是这4个阶段持续性实施的过程。

(唐妍/译)

图3实现危机管理的4个阶段

随着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开了,产生了以直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交换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同时又推动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并促进了原始公社的解体和奴隶制社会的出现。

在我国,从父系氏族制度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大约从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开始,经过尧、舜、禹,到夏代前期。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氏族部落内部财产的差别和因阶级分化而出现的氏族显贵,形成了各个部落间的共同利益,也形成了各个部落间的矛盾与冲突”。[33]经过部落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联合,最后出现了以尧、舜、禹为首领的强大部落联盟,进而演变为国家。相传尧、舜、禹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有名人物,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圣王”。他们的许多事迹虽然被后世人理想化、神圣化了,但他们的时代却已走近文明时代的边缘,阶级社会的边缘,国家出现的前夜。

尧、舜、禹的部落首领的职位是经过选举而“禅让”的。到了禹时,他首先打破了“禅让”制,而把首领的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开创了世袭制。这标志着我国历史由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此时已有了军队、阶级,国家已正式产生了。夏朝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开端。

夏朝的建立,是社会长期发展、人类不断进化的必然结果;夏朝的巩固,促进奴隶制的发展,使我国进入了文明社会。《礼记·礼运篇》把禹以前称为“大同”社会,即没有私有制、没有国家、没有阶级的原始共产制社会;禹以后称为“小康”社会,即有了私有制、国家、阶级的社会。所描绘的“大同”和“小康”图景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伴随社会制度的转变,人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认识能力也发生了突变。

从墓葬中可见到夏代人的意识变化。不同历史时期的墓葬,各有其自己的制度和习俗,反映人的思想认识。原始社会,人死了埋葬在一个公共墓地,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没有多大的差别。进入阶级社会后,贫者和富者,被剥削者和剥削者,在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显著的不同。从夏代的墓葬中,就可以看出私有制、贫富悬殊、阶级压迫的情况。如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所发掘的夏代墓葬中,有一座墓竟有21件随葬品,其中有觚、爵、等专用酒器和贝、玉、绿松石等。而在另外一些墓葬中,仅有一两件简陋的陶器,以至有的连一件随葬品也没有。这种墓葬的差别,说明了阶级的存在和认识的变化。

从夏代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所划刻的许多符号看,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推测夏朝已有原始的文字,这不是没有理由和根据的。据李民在《夏代文化》中说:“夏代文化决不会没有文字,而且晚于夏代的殷商甲骨文,既然已经有了完备的文字体系,那么它也决不会是无源之水。夏代的文字至今还是一个难解的谜。但是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许多刻划符号,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一些大口尊及其他器物上,共发现有20多种刻画符号,如:迄今我们尚不了解这些符号的意义。不过要是用其中的一些符号与几百年以后的甲骨文相对照,也会发现一些饶有趣味的现象。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接近之处。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刻划符号,是由于还认不出它们的意义,其实要称之为原始文字,也并不夸张。”[34]我认为,这个见解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的,是公允而有根据的。如果我们确认夏代的这些刻划符号为原始文字,而文字的发明则标志着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转到文明时代,那么我们就有根据、有理由说,人类的认识又有了新的突破、飞跃。

从人类的认识发展史看,是从多神教过渡到一神教,从自发的原始宗教过渡到人造的人为宗教,从崇拜神过渡到崇拜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由少数人联系接通的,阶级产生后,宗教则成为奴隶主贵族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由于在地上的人间社会有了统一的奴隶主君主专制政权,反映在宗教上则出现了百神之君的天神,君王是天神在地上的代表,王权是神授的,天是至高无上的,君则是至尊至贵的。“天”字的来源、意义就是证明。《说文解字》曰:“ (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大”字甲骨文、金文皆像人形,人上之谓天。王国维在《释天》中,说:“古文天字,本象人形。殷虚卜辞或作;盂鼎大丰敦作,其首独巨。案《说文》:‘天,颠也’。……是天本谓人颠顶,故象人形。”[35]天在人之上,苍茫无限,至高无上,天被人格化、意志化,赋予了神性。天神,则成了宇宙的最高主宰者,天神在人间的代理人——君王,则成了人间的最大权力者。天神与君王的联系、统一、合一,不仅在认识史上经过长期的积淀、升华过程,而且在政治上为君权神授制造了理论根据。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所津津乐道、连绵不断,反复讨论天人关系的认识论根源和政治原因所在。

中国社会从夏代进入文明社会后,到殷周则有了文字的记载,从此中国社会有了巨大的发展,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人类的文明古国之一。在哲学思想的发展上,更有其光辉灿烂的贡献。

为了集中地探讨中华民族的认识发展史,下面我们将按照认识的发展过程,分为专题来研究。这种研究,也许会出现某些偏颇之处,但我想不妨作点尝试,以待时贤们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注释】

[1]《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0页。

[2]《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边注①。

[3]《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页。

[4]《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8页。

[5]《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2页。

[6]《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

[7]《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9页。

[8]《韩非子·五蠹》。

[9]《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35页。

[10]《庄子·马蹄》。

[11]《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12]《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

[13]参见周国兴著:《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8~10页。

[14]《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220页。

[15]《诗经·商颂·玄鸟》。

[16]参见周国兴著:《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16~17页。

[17]参见马学良、今旦译注《苗族史诗》,《蝴蝶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8]《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

[19]《阿细的先基》,《阿细民间史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2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21]《太平御览》卷二引,又见《艺文类聚》卷一引。

[22]《述异记》卷上。

[23]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24]《山海经·大荒西经》。

[25]《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辑《归藏·户筮》。

[26]《淮南子·览冥训》。

[27]《列子·汤问》。

[28]《论衡·谈天》。

[29]《苗族史诗》,《制造天地》,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30]《白族民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31]《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页。

[32]《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0页。

[33]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7页。

[34]《中国历史的童年》,《夏代文化》,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7页。

[35]《观堂集林》卷六《释天》,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2页。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家庭建设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每个人的“小家”提到与国家、天下同等重要的地位,为我们确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遵循。

古语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强调个人、家庭和国家的有机统一。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那一抹乡愁,正是这份浓浓的家国情怀。从个人到国家乃至天下,“家”是最重要的纽带,父母长辈融化在爱之中的家教家风,是最能融入我们血脉的东西,是我们心灵所系的最好的分子载体,是最有助于涵养正确价值观的原初力量,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丰富滋养。这一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往往通过言传身教让每个人刻骨铭心。

当前,辽宁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发展,迫切需要在全社会汇集起强大的凝聚力和正能量,而优良的家教家风正是最基础、最直接的教育方式和载体,将润物无声地内化为人民群众的坚定意志和自觉行动。省委书记李希同志指出:家庭好,国家强,民族兴。要努力把家的故事讲好,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成果转化为爱家乡、促振兴的有力精神引领和价值支撑。按照省委的要求,去年以来,省直新闻出版单位大力开展了抓好家风宣传教育,各地区各有关单位和部门开展了“家文化”系列活动,这些宣传教育和系列活动,全方位、立体化打造了辽宁“家文化”品牌,取得了明显成效。

去年以来,沈阳市和平区委大力开展“弘扬家教家风,树立家国情怀”主题活动,在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这次沈阳市和平区委组织编写的“家国情怀”书系,就是辽宁“家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这是一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教材。该书系遴选出13个优秀社区故事、50多个家庭故事,带着时代的鲜度、生活的温度和教育的力度,用百姓话、身边事,还原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生活细节,形象、生动、细致入微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观念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有力地促进了家国情怀在优良的家教家风中的传承、延续和光大。“家国情怀”书系的出版,必将在全省上下进一步推动“家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明德惟馨的良好风尚。

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面对资源约束、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国家对生态环境的重视,意味着在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是破解能源资源约束和缓解生态环境压力、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南北盘江流域产业发展现状

为了说明问题,本课题提取了南北盘江流域各市、州2007年和2012年的GDP统计数据。曲靖市2007年生产总值为650.4亿元,[5]到2012年实现生产总值1400.2亿元,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8.7:53.1:28.2。[6]红河州2007年生产总值为429.75亿元,[7]到2012年实现生产总值905.43亿元,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7.2:53.6:29.2。[8]百色2007年生产总值为349.42亿元,[9]到2012年实现生产总值(GDP)746.22亿元。[10]六盘水市2007年生产总值为300.55亿元,[11]到2012年实现生产总值738.65亿元,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5.9:61.1:33。[12]文山州2007年生产总值为208.28亿元,[13]到2012年实现生产总值478.02亿元,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0.7:49.7:39.6。[14]黔西南州2007生产总值为165.10亿元,[15]到2012年实现生产总值完成462.3亿元,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6.3:36.4:47.3。[16]安顺市2007年生产总值为142.03亿元,[17]到2012年实现生产总值352.62亿元,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5.1:38.9:46.0。[18]通过资料整理得出“表12-1、表12-2”,它反映出南北盘江流域各市、州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纵向比发展很快,但流域内差距较大,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更大。

表12-1南北盘江流域2007年GDP统计表

表12-2南北盘江流域2012年GDP统计表

以上数据表明,南北盘江流域生态经济发展缓慢,工业化水平比较低,且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从工业结构看,南北盘江流域区内的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多次变化,但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加强能源基地建设以及“大三线”建设,使六盘水、曲靖等地的重工业比重迅速上升。从黔西南州、曲靖市、百色市、文山州的工业产值构成中可以看出,该区域大部分地区都以煤炭、电力、黄金等为代表的能源工业,以及以铝制品、煤化工等为代表的矿冶工业占主导地位,经济结构类型单一。第二,从产业结构看,在南北盘江流域区排名三次产业结构中,曲靖市、红河州、黔西南州的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第三产业的服务业比重不足。从农业内部结构看是不合理的,种植业比重较大,林业、畜牧业和渔业比重小,农产品商品率低。但产业结构次序都已分别由原来的“一、二、三”过渡到了“二、三、一”。

(二)南北盘江流域产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南北盘江流域生态经济发展与其特有的喀斯特地貌有内在联系。该流域内由于喀斯特地貌发育,石山裸露面积比例大,地形、地质极为复杂,除陆良坝子等部分坝区外,耕地分散,且质较差,地表水大部分渗漏于地下,农业栽培条件很差,该区域超过20个少数民族,是中国最大的石漠化贫困地区之一,整个南北盘江流域经济实力、区域竞争力、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层次大大落后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其他发达地区。

1.现实生产要素影响南北盘江流域的产业发展

南北盘江流域半数以上的县由于财政困难,收入缺口大,建设资金严重缺乏,有限的资金基本上用于人头经费开支,典型的吃饭财政在发展中容易形成“负债经济”。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本地经济发展,形成“经济落后—收支逆差—资金短缺—投入(创新)不足—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交通、区位及市场机制发育不全致使丰富的资源优势难以发挥,与两广一带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差距过大会直接损害自生利益,导致“效益外溢”。一是人才效益外溢,二是投资效益外溢,三是资源效益外溢。对外输出的产品大多是“原”字号(“原煤、原粮、原木、原材料”),输出的原物越多,对其他地区的贡献就越大。

2.自然与社会原因增加南北盘江流域产业发展成本

在新形势、新冲击、新挑战面前,南北盘江流域发达地区的差距,不仅是生产效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准的差距,而且包括市场发育、商品化程度、文化观念在内的整个经济进化过程历史阶段的差距,我们在承受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在资源与发展之间存在几种情况:一种是资源与发展成正比,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迅速,资源贫乏的地区发展缓慢。另一种是资源与发展成反比,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缓慢。缺少资本、技术和专门人才,人口素质不高,虽然资源丰富,但难以提高资源的使用价值,产业链条不长,依靠出口自然资源换取短线产品,走的是资源出口型发展道路。这种路子经过长期的沉淀,容易陷入“资源依赖”的陷阱。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代价。区位上的边缘性和山区内的分散性致使经济活动出现边缘性、分散性。社会文化、制度环境也影响资源市场化配置。因此,南北盘江流域发展要比东部及周边地区的发展成本高得多,企业投资经济资源的科学开发进程慢,成本高,产出效益降低,产业链条难以延长。加之过分依赖资源也存在产业结构单一、财政风险大、环境耗损压力大现象,这些是影响南北盘江流域产业发展进程的主要原因之一。

3.南北盘江流域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

云贵高原是世界上最大的喀斯特地貌高原,珠江流域上游地区也是我国喀斯特面积分布最大、发育较为典型的石灰岩山区之一,黔、滇、桂三省(区)的岩溶总面积达33×104km2。其中,三省(区)交界地带是其集中连片分布区,坡陡、石多、土薄、地表保水能力差,土壤耕作层浅薄,有机质含量低,农作物有限。加上长期人为及自然的影响,传统落后的粗放经营开发方式的影响,森林破坏,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耕地生产力低下,草场超载放牧,森林植被覆盖率下降,旱涝灾害严重,土地石质化、石漠化严重,岩石裸露面积日益扩大。其环境脆弱,生态恶化和经济严重滞后亦将决定其治理开发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珠江水质受污染最严重的三个地段,有两个地段集中在的南北盘江流域。南北盘江流域煤炭资源的开发对植被的破坏尤为严重,煤矿废水和洗煤废水的排放,对珠江水系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而作为金矿主产区的黔西南州因生产工艺落后和渗漏,废水进入水体,直接影响南北盘江水质。

课题组

前言

消费品价格指数(简称CPI)是根据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生产者价格指数(简称PPI)是一个用来衡量制造商出厂价的平均变化的指数。通常情况下,如果PPI和CPI出现背离,表明上游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能向下游产品转移,工业企业特别是加工企业的成本上升无法实现转嫁。若PPI和CPI“背离”差值拉大,并且持续存在时,必然会超过企业的消化能力,企业亏损甚至破产不可避免,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成本增加、价格上升、生产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2011年10月份以来,在全球经济背景和我国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下,昆明市的PPI和CPI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背离”,且目前并无结束的迹象。为发现CPI与PPI统计数据的内在客观规律,寻找“背离”后面的深层次原因,支撑政府宏观决策和政策制定,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和昆明学院联合开展“昆明CPI与PPI背离研究”课题研究工作,从历史上我国CPI与PPI的背离情况、昆明CPI与PPI的累计比、环比及同比描述统计、权重比价分析、从组成成分传导关系及结构性考察等方面寻找背离原因等方面深入分析研究,并给出数据分析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报告根据数据分析结果编写,报告解释权归属昆明学院。

课题组

2016年7月

一、背景分析

(一)我国CPI与PPI历史上三次背离情况

从1995年至2011年,我国CPI与PPI之间出现过三次背离。

第一次背离从1995年11月开始,主要表现为PPI同比增长率的大幅快速跌落和CPI同比增长率的稳步下降。由于PPI同比增长率的下降幅度和速度均大于CPI同比增长率,导致PPI与CPI出现背离,最大偏离幅度达到6.9%,1999年PPI同比增长率开始不断回升,同年10月PPI与CPI才开始同步运行,结束背离。

第二次背离开始于2001年1月,主要表现为PPI同比增长率的大幅下降和CPI同比增长率的小幅波动。PPI同比持续负增长,甚至到-4%的低位,而CPI同比增长率在零附近波动,两者的最大偏离幅度为5.2%。直到2002年10月,当PPI大幅回升穿越CPI之后,背离才宣告结束。

第三次背离从2008年11月开始,主要表现为PPI同比增长率的急剧下降,PPI同比增长率甚至达到-8%的低位,为历史最低,而CPI同比增长率虽然也为负,却基本在-1%的水平徘徊,两者的最大偏离幅度为6.7%。2009年年底,PPI同比增长率回升,两者结束背离(见表1-1)[1]。

表1-1我国历次PPI与CPI背离情况

②本文研究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故持续时间为51个月。——作者注

(二)本次背离与历史上三次背离的对比

1.相同点

通过将本次PPI与CPI的背离与前三次历史背离进行对比,发现几次背离之间具有以下共同点:一是历次背离的出现与宏观经济不景气背景下的总需求减弱有很大关系。在我国历次出现PPI与CPI背离时,都伴随着GDP增长率下降或低水平徘徊的情况。二是几次背离都发生在PPI同比增长率大幅快速下降并穿越CPI同比增长率之时,并终结于PPI同比增长率的大幅快速回升并穿越CPI同比增长率。

2.不同点

本次背离与此前三次背离的不同点在于:一是本次背离持续时间长、背离幅度大。此前三次背离的持续时间呈缩短的趋势,其中,距此最近的一次背离(第三次背离)仅仅持续了14个月。本次背离从2011年10月开始,截至2015年年底,已持续51个月。目前PPI同比增长率尚未出现明显的拐点迹象,更不用说本次背离的结束迹象。同时,本次背离的最大幅度已达7.9%,远高于此前三次背离最大幅度中的最高值6.9%。二是在本次背离中,PPI与CPI出现一负一正的阴阳运动。在以往三次背离中,PPI与CPI的同比增长率同时为负,不会出现正负完全相反的局面,而本次背离却是PPI同比负增长,而CPI同比正增长,呈现负正背离态势。

(三)昆明、云南、国家CPI和PPI指数对比分析

CPI和PPI数据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反映了经济基本面,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但就目前两项经济数据来看,CPI和PPI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图1-1、1-2、1-3分别显示了中国、云南、昆明的CPI、PPI指数分化。

图1-1中国2009年1月至2015年10月CPI、PPI累计比指数趋势图

图1-2云南省2009年1月至2015年10月CPI、PPI累计比指数趋势图

图1-3昆明市2009年1月至2015年10月CPI、PPI累计比指数趋势图

从上述CPI与PPI的变化趋势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9.1—2009.12,CPI和PPI处于下降趋势,且PPI的下降速度大于CPI,在本阶段中国、云南、昆明的趋势基本一致;第二阶段为2010.1—2011.12,云南、昆明的基本一致,都是CPI是先小幅上涨后下探再小幅上涨,PPI则在2010年年初快速上涨(上涨幅度达17.79%)后快速回落,且本阶段PPI的涨幅大于CPI涨幅,而本阶段国家的CPI、PPI都同时出现了上涨;第三阶段,中国、云南、昆明的趋势基本一致,都是2012.1—2015.12,CPI在波动中小幅回落,而PPI则出现了快速回落,其跃幅超过了CPI,出现了“背离”。

二、昆明CPI、PPI指数现状分析及构成权重估算

(一)昆明CPI、PPI指数现状分析与指数统计描述

1.CPI、PPI累计比指数统计描述

昆明2009年1月至2015年12月累计比指数趋势图如图2-1所示,其统计描述性分析如表2-1所示。

图2-1昆明市2009年1月至2015年10月CPI、PPI累计比指数趋势图

表2-1昆明市2009年1月至2015年10月CPI、PPI描述统计

从图2-1可看出,2009年至2015年昆明CPI、PPI累计比波动总体情况来看,CPI在100.2到106.9之间波动,其均值为103.209,波动的幅度相对较小,标准差为1.39。PPI在89.2至117.79之间波动,其均值为100.23,波动的幅度相对较大,标准差为7.11。从CPI与PPI的变化趋势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9.1—2009.12,CPI和PPI处于下降趋势,且PPI的下降速度大于CPI;第二阶段为2010.1—2011.12,CPI是先小幅上涨后下探再小幅上涨,PPI则在2010年年初快速上涨(上涨幅度达17.79%)后快速回落,且本阶段PPI的涨幅大于CPI涨幅;第三阶段,2012.1—2015.12,CPI在波动中小幅回落,而PPI则出现了快速回落,其跃幅超过了CPI。

2.CPI、PPI环比指数统计描述

昆明2009年1月至2015年12月环比指数趋势图如图2-2所示,其统计描述性分析如表2-2所示。

图2-2昆明市2009年1月至2015年10月CPI、PPI环比指数趋势图

表2-2昆明市2009年1月至2015年10月CPI、PPI环比描述统计

从图2-2、表2-2可看出,2009年至2015年昆明市CPI、PPI环比波动总体情况来看,CPI在98.2到101.8之间波动,其均值为100.269,波动的幅度相对较小,标准差为0.60。PPI在92.74至106.65之间波动,其均值为106.65,波动的幅度相对较大,标准差为3.19。

3.CPI、PPI同比指数统计描述

昆明市2009年1月至2015年12月同比指数趋势图如图2-3所示,其统计描述性分析如表2-3所示。

图2-3昆明市2009年1月至2015年10月CPI、PPI同比指数趋势图

表2-3昆明市2009年1月至2015年10月CPI、PPI同比描述统计

从图2-3、表2-3可看出,2009年至2015年昆明CPI、PPI同比波动总体情况来看,CPI在98.9到107.0之间波动,其均值为103.209,波动的幅度相对累比、环比要大,但相对PPI的同比要小,标准差为1.83。PPI在85.89至117.79之间波动,其均值为99.69,波动的幅度相对较大,标准差为6.82。

(二)CPI、PPI构成权重估算

1.昆明CPI构成权重估算及与全国CPI构成权重比较

我们使用2009年1月至2015年12月月度同比数据对昆明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大类构成的权重进行了一个快速和近似的估算。这个快速估算假定这些产品类别权重在样本期间保持不变,并假定产品类别的权重不受地区因素或权重的影响。这个估算使用OLS计量方法,依据公式(1-1)

并设定=1(βi为各产品类别的权重,Xi为各构成项目)。由于同比数据相对平稳,因此,权重分析采用同比数据[CPI总指数及八大类指数经检验一阶差分平稳,并且是I(1)阶协整]。在为了消除数据可能引起的异方差、序列相关性等问题,运用Eviews8.0软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CPI总指数与八大类指数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5所示。表2-4给出CPI指数各个构成类别的估算权重系数。

表2-4昆明市、全国CPI构成权重(%)

注:全国CPI权重引自《2016年统计局 CPI权重调整情况估算》,http://www.ccb.com/cn/ccbtoday/jhbkhb/20160307_1457343515.htm l。

表2-5CPI与八大类产品指数回归结果

注:C1、C2、C3、C4、C5、C6、C7、C8分别表示CPI的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括号内为t统计量;***为1%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显著性水平;*为10%的显著性水平。

2.昆明PPI构成权重估算及与全国PPI构成权重比较

对于PPI的权重分析,同样采用同比数据,PPI总指数、生产资料(采掘、原料、加工)及生活资料指数都通过了I(1)阶协整(检验过程略),生活资料下的食品、衣着、一般日用品、耐用消费品为一价单整。运用Eviews8.0软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PPI总指数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及小类指数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7、2-8所示。表2-6给出PPI指数各个构成类别的估算权重系数。

表2-6昆明、全国PPI主要构成权重(%)

表2-7PPI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指数回归结果

注:SCZL表示生产资料,SHZL表示生活资料,括号内为t统计量;***为1%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显著性水平;*为10%的显著性水平。

表2-8PPI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小类指数回归结果

续表

注:CZ、YL、JG分别表示生产资料中的采掘、原料和加工;SP、YZ、RYP、NRP分别表示生活资料中的食品、衣着、一般日用品、耐用消费品,括号内为t统计量;***为1%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显著性水平;*为10%的显著性水平。

3.食品类是CPI的决定性因素,且比重高于全国2.85%

从上述结果可看到,消费者价格指数的统计囊括了各种消费品和服务,既有农副产品又有工业品,既反映厂商对这些产品的零售价格又反映消费者对这些商品的需求。昆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中食品所占比例最大,为34.27%,高于全国2.85%。因此,食品价格指数一定程度反映了CPI指数,下两图是通过HP滤波处理后的CPI指数(图2-4)与食品(C1)指数(图2-5),指数的趋势基本一致,循环波动也大体一致,充分说明了食品指数对CPI指数的影响,食品指数是CPI指数的决定性因素。另外,食品价格关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人民生活与社会稳定带来深远的影响。

图2-4CPI指数HP滤波图

图2-5CPI中食品类指数HP滤波图

4.生产资料是PPI的决定性因素,比重高于全国6%

在统计PPI指数时,需要调查的一组固定商品既包括工业企业出售的各种生产资料,也包括居民生活消费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因此,PPI反映了工业品进入最终消费市场前的批发价格。昆明市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重分别约为78%和22%,生产资料的权重也高于全国6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低于全国6个百分点。因此,PPI中的生产资料指数是PPI指数的决定性因素,下两图是通过HP滤波处理后的PPI指数(图2-6)与生产资料(SCZL)指数(图2-7),两指数的趋势基本一致,循环波动也大体相同,充分说明了生产资料指数对PPI指数的影响,生产资料指数是PPI指数的决定性因素。因此,PPI指数的调控要重点关注生产资料指数的调控。

图2-6PPI指数HP滤波图

图2-7PPI中生产资料指数HP滤波图

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上升主要由原材料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所拉动。自2001年我国经济增长恢复上升趋势以来,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出现三次上涨:(1)第一次是2002年1月—2004年11月。其指数从-5%逐步上升至2003年3月的6.7%,经小幅回落后于2003年年底继续攀升到2004年11月的11.7%。(2)2007年9月之后。生产资料价格迎来第二次上涨,一直上升到2008年9月的10.83%。2007年9月—2008年9月这段时期内,采掘和原材料对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贡献率合计为69%,而加工工业的贡献比为30%左右。(3)第三次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出现在2009年8月(-10.10%)至2010年5月(8.79%),这次上涨仍由采掘和原材料加工工业推动,它们的合计贡献比占80%。昆明市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也是在2009年12月后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推动了PPI的快速上涨,涨幅达17.9%。因此,昆明2009年年底到2010年6月的快速上涨是由生产资料的快速上涨推动所至。

(三)从CPI-食品与PPI-生产资料的弹性分析背离的成因

由于CPI构成类别中,食品类占34.27%,PPI构成类别中,生产资料占78.32%,因此,食品与生产资料分别是影响CPI、PPI指数的决定性因素。本部分先从CPI-食品与PPI-生产资料(工业品)的弹性分析两类商品的特征,探究其背后的隐藏的深层次原因。

当某类商品受需求增加或成本上升冲击时,既可以通过供应量和需求量等数量的调整实现新的平衡,也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化实现新的平衡。一般来讲,数量调整的弹性越大,价格调整的压力就越小,反之,价格调整的压力就越大。在经济周期下滑阶段,工业品价格下滑压力较大,食品价格弹性较强,容易受相关因素影响出现反弹。

1.食品供给的价格弹性较小,工业品供给的价格弹性较大

农产品处于生产环节的上游阶段,生产供应受土地和水等资源的限制,当达到一定的产能水平后,继续提高产能的难度加大。工业品处于生产环节的延伸阶段,生产供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效率和技术,继续提高产能的潜力较大。在剔除短期波动因素后,最上游的未加工生产阶段的产能利用率明显高于处于中游的初级和半成品生产阶段,后者则又高于处于下游的产成品生产阶段。越靠近上游初级阶段,产能增长越受限制。虽然部分农副食品加工行业也处于生产链条的延伸阶段,但相对于非食品部门来说,食品部门总体上是处于初级生产阶段,其生产能力的弹性相对较小。

2.农产品向下调整产能较快,工业品向下调整产能较慢

经济周期下滑阶段,有效需求会随之下滑,工农业生产也会随之调整产能。食品生产部门资本密集度较低,固定生产成本在单位产品价格中占比小,可变生产成本占比较高。只要食品价格略有降低,就有可能低于单位产品的可变生产成本,此时食品生产部门就会关停,产能随之缩减。食品部门供应一般处于紧平衡状态,这并非是由于生产资源有限,而主要因为产能向下调整比较容易,且食品价格向上的弹性大于向下的弹性。工业部门资本密集度较高,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本已经成为沉没成本,停产、转产会造成大量损失。凯恩斯在《通论》中就认为,萧条周期的长短取决于前期固定资产投入的损耗时间,只有等这些产能过剩部门的固定资产全部损耗,经济才会进入新的阶段,产能过剩才能逐步转向供需平衡。因此,工业部门长期存在产能过剩而不缩减产能,价格下跌的压力就越大,价格上涨的粘性就越大。

3.食品存货缓冲能力较低,工业品存货缓冲能力较高

存货能够缓冲短期价格波动。目前,我国没有统计各个食品存货数据。可储存性越强的商品,存货水平也相应越高,价格波动幅度相应较小。食品可储存性都比较差,存货水平也相应较低,价格上涨压力较大。工业品可储存性较强,存货水平较高,价格上涨压力较小。通过比较CPI中衣着、烟酒等工业品价格与部分食品价格的弹性,得出与非食品价格相比,衣着和烟酒的价格波动幅度较小。

4.食品需求受经济周期影响小,工业品需求受经济周期影响大

当需求增加时,需求价格弹性越高的消费品,价格上涨对需求的抑制作用越强,价格涨幅就越小;反之,需求价格弹性低的消费品,价格涨幅就越大。相对于其他消费品,食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在面对需求增加的冲击时,价格上涨的压力较大。工业品主要用于生产环节,其需求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

5.食品生产效率进步相对较慢,对成本上涨的缓冲较小

尽管经济周期总体下滑,但国内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上升压力仍然较大。面对成本上升的压力,生产效率进步越快,化解成本上升的能力越强,价格上涨的幅度就越小;反之,生产效率进步越慢,价格上涨压力就越大。受生产特点和方式所决定,食品生产效率进步较慢,对成本上升的化解能力较低;工业生产效率进步较快,化解成本上升的能力较强。因此,面对同样的成本上升压力,食品价格涨幅就越大。

(四)结论

第一,在经济周期下滑阶段,食品价格向上变化的弹性较大,工业品价格向上变化的弹性较小。

第二,在经济周期下滑阶段,通胀传导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主要依靠经济景气传导通胀压力转变为主要依靠通胀预期传导。

第三,通胀预期会引发各类生产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这对食品部门的影响尤为突出,对工业品部门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经济周期下滑阶段更容易出现CPI和PPI走势的“背离”。

三、CPI与PPI的相互影响分析

(一)CPI与PPI两者关系及构成差异

生产价格指商品最初形成、生产者的出售价格。按生产环节分,包括工业品第一次出售时的出厂价和作为中间投入的原料、燃料、动力购进价。这里PPI指一般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按用途分为生产资料价格和生活资料价格,前者分为采掘、原料和加工;后者分为食品、衣着、一般日用品和耐用品,代表工业品国内提供商进入最终消费市场前的批发供给价或贸易环节对工业品国内提供商的批发需求价。PPI中生产资料权重超过70%,达78%;生活资料权重不到30%,为22%,很大程度反映工业企业生产成本。计算的“商品篮子”覆盖39个行业,涉及186个类,4000多种产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即商品进入消费领域的价格或消费者购买价,反映居民购买并用于消费的一组代表性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标,以零售或消费量为权数,反映消费者所付价格。通常将CPI作为反映通货膨胀(紧缩)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CPI的统计范围包括8大类263个基本类,约700个规格的商品和服务。相关部门对各类商品权重每年进行微调,五年进行大调整。

两者构成差异为:进入国内最终消费市场的国内工业品是两指数共同点,差异在于生产价格是批发价,消费价格是零售价;消费价格中包含许多服务项目,而生产价格中服务项目少;农副产品中生产价格只涉及工业加工环节部分,而消费价格涉及直接进入消费环节部分;生产价格中包含出口产品,消费价格包含进口工业品;PPI中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权重分别为70%和低于30%。CPI中商品和服务所占的比例分别近70%和30%。两者的交叉部分为PPI中不到30%的生活资料和CPI中近70%的商品。

根据上述分析,将PPI中的生产资料工业品进一步分为以工业品和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CPI中将消费品进一步分为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为原料的消费品。

1.PPI带动 CPI

(1)第一条传递途径是PPI中生活资料工业品出厂价格直接影响CPI中消费品价格

①PPI中生活资料工业品分为食品、衣着、一般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其中后三种通常以工业品为原料,同时影响CPI中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消费品,它们之间是批发价和零售价的区别,批发价影响零售价。批发价通常稳定,零售价波动较大。②PPI中食品生活资料工业品往往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而CPI中食品通常为农副产品。由农副产品价格上升而带来的食品生活资料工业品价格上升同步带来CPI中农副产品消费品价格上升。这条传递路径通畅,但由于生活资料工业品在PPI所占比例不到30%,传递效果不显著。

(2)第二条传递途径是PPI中生产资料工业品出厂价影响CPI中消费品价格

由于以工业品为原料的生产资料工业品和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消费品有共同的原料如铁矿石、成品油等。我国经济结构中重投资轻消费,大量投资使得生产资料工业品产量大增并对工业品原料需求随之增加,使得工业品原料价格上升,这必然带来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增加和CPI上升。同样,PPI中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生产资料工业品中,它的原料是CPI中农副产品消费品,大量投资必然带来农副产品原料需求增加和价格上升,并引起CPI中农副产品消费品价格和CPI上升。本轮CPI上升很大程度是由于农产品消费价格上升,根源是石油价格上涨和国际生物燃料大量生产对其需求增加。

(3)第三条传递途径是PPI中生产资料工业品价格通过向生活资料工业品价格传递并由生活资料工业品价格向CPI中消费品价格传递

部分生产资料工业品用来生产生活资料,由于原料和重投资的原因使得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工业品生产成本增加和价格提高,使得生活资料生产厂家欲通过价格转移到生活资料工业品,并最终影响CPI消费品价格。传递程度和时效受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在卖方市场企业有较强定价权时,成本上升导致PPI上升,PPI上涨能充分传导到CPI;在买方市场,企业定价权较弱,导致PPI上涨只能部分或不能传导到CPI。对于政府定价或指导价商品,成本上涨在上下游间的传导受一定影响:若政府允许企业转移成本,成本上涨的压力会传导到下游,表现为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涨;若政府不允许企业涨价,则成本增加不会在商品价格中体现,而表现企业利润减少或亏损。第二和第三条途径PPI带动CPI的上涨所带来的通胀主要为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2.CPI带动 PPI

(1)CPI中的部分消费品是PPI分类产品的原材料,由于需求增加导致前者价格变动,将对后者原料和产品价格产生影响。如CPI消费品中农副产品是PPI生活资料中食品的原料及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产资料工业品的原料,前者价格涨跌引起后者变化。

(2)CPI中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消费品和PPI中以工业品为原料的生产资料有共同原料。对消费品需求的变化带动其原料价格上升,从而带动以工业品为原料的生产资料价格变化。典型例证是消费者对住房、汽车需求大幅增加会拉动铁矿石、钢铁及成品油价格上涨,从而出现CPI上涨拉动PPI上涨。此时CPI的变化领先PPI变化。由此造成的通胀为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3.两者相互独立和协同变动

(1)独立变动。服务是CPI与PPI统计的主要差别因素,CPI统计包括服务而PPI不包括。如果经济中出现服务价格变动,如教育、医疗卫生、邮政通信等方面的价格变动较多反映在CPI中,较少反映在PPI中。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两者的变动出现显著的不一致。即两者相对独立变动。

(2)协同变动。引起两者协同变动因素如工资和汇率等。工资一方面引起消费需求变动,对消费市场价格带来影响,引起CPI变动;另一方面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引起企业生产成本变动,促使生产者调整产品价格,引起PPI变动。开放经济下,汇率显著变动引起进口物品国内价格变动,带动两者协同变动。

(二)昆明CPI与PPI相互影响的定量分析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既适用于对相关时间序列系统进行预测,也适用于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因此,我们选择应用VAR模型来分析PPI与CPI的相互关系。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具有较强的季节特性,本文所有的指数都通过X12方法进行处理后进行计量分析,并且所有的数据处理都使用eviews8.0完成。

1.单位根检验

由于虚假回归问题的存在,所以在进行动态回归模型拟合时,必须先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上述各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1所示。

表3-1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c,T,d)分别代表所检验的方程中含有截距,时间趋势及滞后阶数;滞后阶数按SC最小准则确定;D(X)表示X的一阶差分;加“*”代表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从上表的检验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CPI、PPI的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小于5%水平下的ADF检验临界值的绝对值,说明这四个序列在95%的置信水平下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检验显示,D(CPI)、D(PPI)在95%的置信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2.Johansen协整检验

由于CPI、PPI都是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进一步我们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多变量系统进行向量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2和表3-3。

表3-2特征根迹(Rank Test)检验结果

Trace test indicates 2 cointegrating eqn(s)at the 0.05 level*denotes rejection of the hypothesis at the 0.05 level**MacKinnon-Haug-Michelis(1999)p-values

表3-3最大特征值检验(Maximun Eigenvalue Test)结果

Max-eigenvalue test indicates 2 cointegrating eqn(s)at the 0.05 level* denotes rejection of the hypothesis at the 0.05 level**MacKinnon-Haug-Michelis(1999)p-values

从协整检验的特征根迹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的结果看出,我们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无协整和最多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这说明我们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在5%的显著水平上存在协整关系。

3.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构建

基于我们选择的变量:CPI、PPI,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为了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我们用模型滞后结构确定准则进行筛选,结果如表3-4所示。

表3-4向量自回归模型滞后期的确定标准

*indicates lag order selected by the criterion

根据表3-4的结果,5个评价指标全部认为应该选择的滞后期为2,即建立VAR(2)模型如下:

运用eviews 8.0软件得到上述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5所示。

表3-5CPI、PPI的VAR回归结果

续表

实证结果显示模型总的拟合优度为0.957408。且所有单位根位于单位圆内(如图3-1),模型结构稳定,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图3-1模型的单位根显示图

4.Granger因果检验

对VAR模型中的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6所示:

表3-62011.1—2015.12阶段 Grange因果检验结果

从表3-6中我们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拒绝第一个原假设,因此,从统计意义上来讲,CPI是引起PPI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拒绝第二个原假设,因此,从统计意义上来讲,PPI不是引起CPI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如果把显著水平放宽到10%,PPI仍是引起CPI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换句话说,昆明市在2011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在5%的显著水平下,主要表现为以CPI向PPI正向传导为主;而在10%的显著水平下,表现为CPI与PPI双向传导关系。换言之,CPI与PPI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一方的变动将引起另一方的变动。

5.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它的系数是难于解释的,在分析VAR模型时,我们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而是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随机扰动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影响。根据实际分析的需要,下面分别给CPI、PPI一个正的单位大小的冲击,得到如图3-2所示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根据图3-2所示,对PPI施加1个单位新息冲击后,将在未来5个月内对CPI产生影响。CPI在第2个月达到高峰后逐月减弱,并在5个月以后基本消失,CPI在第2个月达到高峰后也只提高0.22个单位;可见,当PPI发生变动将在前2个月拉动CPI发生同向变化,第2个月达到最强,以后3月呈逐月减弱趋势。但如果对CPI施加1个单位新息冲击后,将在未来24个月内对PPI产生影响。PPI从第2个月开始产生同向反应,并在第2个月后开始逐渐走强,在第7个月达到高峰,PPI因此提高0.3个单位;此后反应逐月减弱,在24个月以后逐月消失。

图3-22011—2015脉冲响应图

6.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变化的贡献度,在脉冲响应函数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通过方差分解可捕捉对CPI、PPI变量产生影响的逐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信息。下面分别给CPI、PPI1单位新息冲击时,得到结果如图3-3。

图3-32011—2015年的方差分解图

从图3-3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当PPI受到1单位新息冲击时,对CPI的影响在前18个月逐月上升,其后趋于稳定,对CPI变动的贡献率为27%。也就是说,当PPI因受到外部冲击而发生变动时,将在未来18个月内影响CPI的变动;长期而言,PPI对CPI变动的贡献率约为27%左右。同理,当CPI因受到外部冲击发生变动时,对PPI的影响在前2个月逐月下降,从第2个月的贡献率为3%逐月下降到第7个月的2%,然后从第8个月逐月回升,到第20个月后其贡献率为10%。长期而言,CPI对PPI变动的贡献率约为10%左右。显然,昆明市在2011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PPI对CPI的影响要大于CPI对PPI的影响。

7.结论

(1)CPI是引起PPI变动的主要原因

在5%的显著水平下,CPI是引起PPI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在95%的概率下,CPI是引起PPI变动的主要原因。

(2)CPI变动后,PPI滞后2个月产生同向反应,影响持续5个月

从脉冲响应分析来看,对PPI施加1个单位新息冲击后,CPI在第2个月达到高峰后逐月减弱,并在5个月以后基本消失,CPI在第2个月达到高峰后也只提高0.22个单位。当对CPI施加1个单位新息冲击后,PPI从第2个月开始产生同向反应,并在第2个月后开始逐渐走强,在第7个月达到高峰,PPI因此提高0.3个单位;此后反应逐月减弱,在24个月以后逐月消失。

(3)PPI变动对CPI变化影响的贡献率大于CPI变动对PPI变化影响的贡献率17个百分点

从方差分解来看,当PPI受到1单位新息冲击时,对CPI的影响在前18个月逐月上升,其后趋于稳定,对CPI变动的贡献率为27%。当CPI受到1单位新息冲击时,PPI的影响在前2个月逐月下降,从第2个月的贡献率由3%逐月下降到第7个月的2%,然后从第8个月逐月回升,到第20个月后其贡献率为10%。

(三)从PPI与CPI相互影响的角度分析其背离的原因

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减少,很多企业在缩小生产规模,降低成本,国际上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需求大幅下降。原材料特别是能源以前的价格高涨,其中有很大的投机因素,现在也在回归理性。对企业来说,成本在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在2009年持续回落。同时CPI指数也出现同步回落,但回落的幅度要小于PPI。为应对危机,2009年我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等经济刺激政策,使得PPI快速增长。在之后的2010年开始的新一轮PPI上涨过程中(趋势是先快速上涨,然后慢慢回落),一方面源于食品等生活资料价格上涨,由于季度性和突发性因素,先以肉类产品为代表的食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升,紧接着新鲜蔬菜、水产和乳品等食品价格也出现大幅度上涨。其中2010年上半年食品类价格累计上涨了约10%,涨幅高于同期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幅度;另一方面,受国际原油、石油、煤炭、钢材等重要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传递到PPI-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进而拉动PPI指数持续上涨并长时间处于高位。对于CPI和PPI变动不一致性问题,从二者的指数构成中可以得到解释。由于两类指数商品构成成分的差异,客观上造成产品供给因素得到缓解后,CPI开始企稳但PPI还是在高位运行,甚至在2010—2011年间出现PPI与CPI的“倒挂”现象。可以说,2009年以来的PPI循环上涨并且PPI高于CPI涨幅现象,主要是食品与生产成本双重因素推动的结果。

1.世界经济低迷导致的外需减弱是当前两指数出现背离的外部诱因

我国是世界制造业中心,在PPI所反映的工业品中,大部分是贸易品,其价格走势较多地由国际市场需求决定。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主要市场进口需求都在萎缩,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复苏进程缓慢艰难,启动非常困难,国际市场需求依然羸弱,我国面临的国际市场需求环境在近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善。这些都构成了昆明市2009年以来PPI和CPI背离的外部诱因。

2.生产与需求的结构性错配是当前两指数出现持续背离的内部深层次原因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迫使我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等经济刺激政策,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生产和需求之间的扭曲程度,形成了部分偏离市场需求的生产能力产生了生产过剩。同时,昆明市以食品、房地产、汽车为代表的传统CPI同比增长率快于总体CPI同比增长率,而教育、医疗、旅游等劳动力需求大的高端服务需求也在日益增加,这会进一步加大生产与需求的错配程度,拉高了CPI的同比增长率。昆明第二产业中接近上游行业较多,例如钢铁、原材料、燃料、动力等生产资料,资源属性越为明显。这些行业垄断性都比较强,市场具备垄断竞争市场特征,其本身容易转移成本、留存利润。而越是接近零售端的中下游行业并不是昆明第二产业发展中的重点,这些行业往往具有完全竞争细分市场特征,其竞争性很强,本身对成本转移的能力比较薄弱。这从一定程度上导致昆明市从上游PPI到下游CPI的正向传导途径并不通畅,经常会出现较大的传导阻塞。

3.由需求主导的经济周期机制是两指数背离出现的基本原因

在PPI向CPI正向传导存在堵塞的情况下,2009年以前,昆明市投资等需求强劲时,经济景气上升,PPI同比的大幅上涨只会带动CPI同比的小幅上涨,会带来PPI与CPI出现“倒挂”现象;而在2011年以后,当昆明市投资等需求回调时,经济景气下降,PPI同比的大幅下降也只是小幅拉低CPI同比增长率,结果导致PPI和CPI出现“背离”现象。

4.CPI主要受区域内的影响因素大而PPI受国内影响因素大

由前文可知,昆明CPI中CPI-食品权重高达34.27%,CPI-食品是昆明CPI的决定性因素,而昆明的食品统计中,绝大部分属于区域内的消费,因此,CPI主要受其区域内的因素影响较大。PPI中PPI-生产资料权重为78.32%,PPI-生产资料是昆明PPI的决定性因素,昆明PPI-生产资料统计中,绝大部分为工业生产资料,由于昆明的工业属于初级加工性、资料原材料的居多,受国际国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较大,其区域特性相对较小,这也是引起CPI、PPI“背离”的原因之一。

四、昆明CPI与PPI背离的结构性阐释

(一)CPI、PPI结构性考察

为了能够准确地找到国内CPI与PPI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构机制,运用HP滤波法将昆明CPI与PPI两个总量指标进行结构性分解,将其分解为趋势(滤掉短期高频的一些不规则波动成分,主要利用它来看长期趋势)、循环(滤掉长期低频波动的成分,主要利用它来看短期引起波动的因素)。

1.CPI、PPI的 HP滤波分解

图4-1、4-2是运用该方法对昆明CPI与PPI进行滤波分解后的两组结构分量的走势图。从中可以看出,CPI与PPI结构分量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两组结构分量走势比滤波前更加明晰。同时,也能够及时捕捉分解后的趋势分量与循环分量的各自走势变化。

图4-1昆明CPI、PPI的HP滤波趋势图

图4-2昆明CPI、PPI的HP滤波循环图

2.CPI、PPI滤波后两组结构分量指标的统计特征

表4-1进一步给出了两组结构分量的描述性特征值。不难看出,两组结构分量确实不一样,趋势分量均值大、方差相对较小,体现的是不轻易变动的那部分信息。而循环分量均值很小、方差较大,反映的是那些可经常变动的信息。

表4-1CPI、PPI结构分量指标的统计特征

3.CPI、PPI结构分量一致关系检验

总量之间关系之所以不稳定是因为不同性质的结构分量综合在一起掩盖了其本身所固有的特征。而结构分析有助于揭开隐藏在总量内的结构分量之间的内在一致关系,为了更好的分析趋势、循环结构分量及与总量之间的关系,下面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如表4-2所示。

表4-2CPI与PPI各层次变量之间因果关系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1)趋势分量关系稳定。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昆明PPI_T与CPI_T是I(1)单整过程。彼此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概率分别为0.0724和0.0711,在10%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存在互为因果关系。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发现两个迹统计量一个在5%的水平上显著。

(2)循环分量关系稳定。经检验,CPI_C和PPI_C两个分量是单整I(1)过程。其格兰杰因果关系也是单向的,主要表现为CPI_C是PPI_C格兰杰原因。不仅如此,协整检验显示它们之间的两个迹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3)总量的结构方程也很稳定。既然总量是由趋势分量和循环分量加总而成,表3-2结果显示在10%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存在互为因果关系,但在5%显著水平上不拒绝原假设。

4.结论

(1)在5%显著水平下互不传导,但其结构分量的趋势分量之间互为因果、协整一致,循环分量也表现为CPI是引导PPI波动的主要原因。

结构分量在总量水平和水平变动中解释力不同,而且各自相互作用机制不同:前者作为指数的主体,体现的是昆明市物价发展周期;后者作为物价水平的波动,反映了政府干预等一些不规则因素。CPI与PPI之间实际上存在结构性一致关系,尽管总量之间关系不太稳定。

(2)昆明CPI与PPI虽然总量之间关系不稳定,在2011—2015年期间主要表现为以CPI引导PPI为主:但其结构分量之间却存在稳定的一致关系。趋势分量彼此之间均互为因果、协整一致。循环分量也主要表现为CPI引导PPI,不同的是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程度不一样。PPI的趋势分量要强于CPI,体现为波动幅较大的特征。循环分量二者表现基本一致,并体现不了CPI引导PPI为主的阶段特征。

(二)CPI与PPI及其类别间的关联性分析

为深入剖析CPI和PPI之间的传导机制及类别之间的结构关系,进一步考察CPI组成成分与PPI组成成分中的作用关系,重点分析CPI-食品、PPI-生活资料、PPI-生产资料、PPI-燃料、动力之间的关系。

1.CPI、PPI及各类别间的相关程度分析

在建立结构方程之前,首先采用典型相关法计算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典型相关法是找出一组变量的线性组合,使两个典型变量之间所能获得相关系统达到最大,这一相关系数称为典型相关系数。

首先考察的是CPI、PPI、PPI-生活资料、PPI-生产资料、PPI-燃料、动力之间的关系,其典型相关系数如表4-3所示,从表4-3可看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工业品中的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指数相关性最高,与全部工业品出厂价格次之,与生活资料出厂价格指数相关性最小,这与前文分析的基本一致。

表4-3CPI、PPI、PPI-生活资料、PPI-生产资料的典型相关性

表4-4PPI、全部原材料、PPI-生活资料、PPI-生产资料的典型相关性

续表

从表4-4的相关系数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