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春雨一场暖。

周中开始,气温施展起壁虎游墙功,噌噌往上爬。我们院里的“恐龙骨骼展”也落下帷幕,盘足龙一样的老杨树,似鸟龙一样的大柳树,都像被神笔马良施了泼墨法,滋长出满头活蹦乱跳的腊八蒜,绿得人眼晕。我妈下班回家还穿着我爸那件加绒外套,鼻子尖上汗津津的,我说您不热呀,我妈说你懂什么,这叫春捂秋冻。然后拿出一本新上市的《侠探寒羽良》递给我:“没买错吧?”

“没错没错。”封面上的寒羽良正冲美女流口水,旁边的阿香扛着大锤子一脸不爽,不知道这俩活宝又要闹出什么幺蛾子来①。我赶紧扒拉完最后两口饭,坐回小屋翻起书来。我妈留在“客厅”,从尼龙包里哗啦哗啦地往外掏着什么,然后我听见我爷爷好像打开了眼镜盒,问我妈:“怎么样?”(注①:幺蛾子,北方方言,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的意思。)

我妈应该是抖落开一张化验单,交给我爷爷说:“转氨酶还是有点高,其它的没变化,大三阳。”

天边传来一声隐隐的春雷,像卡在气管里没嗽清的痰。我抬头看看窗外,一大块浸满污渍的湿抹布压在了对面楼顶。不是说春雨贵如油吗?我爷爷把沉默藏在雷声里,过了半天,才用粗重的鼻息表达了预料中的失望:“慢慢来吧,着急也没用,大夫不是早就说了吗,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我妈哼了一声:“这些大夫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持久战是多久?三年?五年?还是更长?谁也没个准确说法……我当然是不怕,只要我活着,这孩子一辈子好不了,我就管他一辈子,但是这可能吗?最后还不是要靠他自己?……现在体育课不参加长跑无所谓,上了中学怎么办?中考是要考体育的。高考那就更严格了。大学毕业找工作,第一项就是体检,身体不行,哪个单位敢要你?……这些事说起来好像挺遥远的,其实都是一眨眼的工夫,想想十多年前,占丰刚查出这个病的时候,就没一个人把它当回事,都觉得根本不算个病,结果一直拖到最后……唉,我现在真是后悔死了,绝对不能再把炀炀给耽误了。”

我爷爷一声不响,任由我妈半发泄半回顾地一路说下去,想不出具体办法的时候,他习惯于保持沉默,用嘴角或鼻孔的各种气息呈现内心的起伏。我们老李家的人好像都这样,不光我爷爷,包括我爸,还有我,一个个笨嘴拙舌的,什么事都喜欢闷在心里,自己跟自己拔河,左右摇摆,直到精疲力尽。

我妈接着说:“老是在这些中医医院兜圈子,也不是个办法,治疗手段太保守了。过两天我想带他去试试干扰素。”

“干扰素?”我爷爷把眼镜放回桌上,“西药会不会副作用太大了?”

“是药三分毒,中药吃多了一样有副作用。”

“……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对孩子安全不安全。”我爷爷依然有些犹豫,“倒也不是说不能看西医,只要是正规医院就还好,千万别跟你妈似的,成天老想那些邪门歪道的。”

我奶奶吃完晚饭原本已经回卧室歇着了,我爷爷这一念叨她,她就跟遥控小坦克似的,碾压着第二波滚滚雷声撞进了“客厅”,问我妈:“化验结果还是不好啊?”

我妈“嗯”了一声。我奶奶一脚踢翻雷公,开始用自己的大嗓门制造炸雷:“你们呀,就是不愿意听我的,收废品的那个小曾,跟我念叨好几次了,他有个远房舅舅就能治这个病,祖传的医术,县里的人都管他叫‘侯一刀’……”

我妈赶紧打断她:“妈,您孙子还没到那个程度呢,用不着开刀。”

我奶奶貌似没听见,也可能是假装没听见,只顾自己往下说:“不管是肿瘤还是细菌,人家就凭手里这一把刀,找到你得病的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哦对,命门!据说有的人长在手掌上,有的人长在脚脖子上,好像是连着什么经什么脉,咱也搞不懂。反正心脏病就找对应心脏的位置,肺结核就找对应肺的位置,找准了,咔嚓一刀下去,拉个口子,把里面的毒素全放出来,也不用住院,过个五六天,伤口长好了,你就再也不会得这方面的病了,给你斩草除根了……哟,我差点给忘了,今天早上小曾还给我写了个纸条呢,我给放哪儿去了?”我奶奶小跑着回了卧室。

我爷爷哭笑不得地对我妈说:“别听你妈胡诌。这老太太,别人说什么她就信什么,愚昧之极。”

我妈苦笑一声:“其实妈也是好心。”

我奶奶很快又从卧室返回来,咋咋呼呼冲我妈说:“这儿呢这儿呢,你拿着,上面有电话、有地址,好像是在保定下面的一个县城里。要我说啊,找个礼拜天,让大朗开着车,带你们跑一趟……”

我爷爷实在听不下去了,冲我奶奶适当提高了一些分贝:“你就别瞎掺和了好不好,开刀是那么随随便便的事吗,还能跑到农村里开刀去?”

我隔着两堵墙,都能感觉到我奶奶仿佛坐在一辆装甲车里,四周雨势滂沱、寒气森严,我爷爷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像冷兵器时代射出的雕翎箭一样,筋断骨折,无功而返。不用亲眼看都知道,我奶奶肯定是目光如电筒,直勾勾盯着我妈,眼神绝不向我爷爷那一侧漂移半分,口中自说自话,就像在放一盘录音带,丝毫不受外界干扰:“就这么喝中药,喝到哪天是个头啊?等天气再一热起来,光熬药就够愁人的。还不如来个痛快的,让小曾他舅舅给你们露一手,找到那个‘命门’直接来上一刀,能切的都给它切干净了,这多省心多干脆啊。”

话音一落,老天爷似乎都被我奶奶攻破了“命门”,痛苦地把嘴咧成一道闪电,呕出无数惊恐的雨点,落在玻璃窗上,像透明蚂蚁组成的散兵游勇,瞬间溃不成军。我妈吓得不敢再说话,敛了敛桌子上的化验单,钻回小屋,把那张纸条往我写字台上一撇,吐了吐舌头说:“听见你奶奶说什么了吗,这哪儿是看病啊,简直就是杀猪呢。”说完,顺手掩上门悄悄问我,“他俩的冷战还没结束呢,这都多少天了?”

“关我什么事?”我正津津有味地沉浸在寒羽良和阿香的拌嘴吃醋中,哪有工夫管他们的“夕阳战争”。

我妈“啧”了一声说:“这孩子,怎么一点都不上心呢?你爷爷奶奶为什么吵架,还不是为了你,你得想办法给他们调解调解。”

我连头都懒得抬,专注地翻着漫画书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说句心里话,我是巴不得他俩没事多吵吵架呢,吵完了,通常就是漫长的冷战,家里的气氛从闹哄哄的菜市场,升级为静谧安详的阅览室,我和我妈正好趁机给疲劳的耳膜放个假。要不然我奶奶实在是话太多,一天到晚,张家长李家短,三只蛤蟆六只眼,嘴皮子比电视机还能说,新闻联播都盖不住她。不过话又说回来,老两口最近几次吵架,基本上全是为了我看病吃药的事。自从我爸一年前吐血发病,大夫立刻建议家里人,尽快给我也做个全面检查,我体内隐居多年的那朵小小恶之花,便很快从一管血液检测中华丽绽放。我爸属于那个病程的晚期形态,我这个则是初始形态,当然,如果不积极治疗,任其脱缰而去,早晚也会大步流星地冲向悬崖。那段时间我妈忙着照顾我爸,一心难以二用,带我求医问诊拖住病魔脚步的艰巨任务,便落到了我爷爷奶奶身上。

一开始,我爷爷思路很清晰,先在家长会上找马老师说明了情况,然后带我去了一家老牌中医医院,让我姑父托了朋友,加了个塞儿,挂了个副院长的专家号。可是喝了一个月黑乎乎的药汤子,抽血复查却不太理想,化验单就像复印出来的,各项异常数据,马步扎得稳牢。我奶奶这暴脾气就坐不住了,她总是恨不得像治感冒一样,吃上几片药,睡上一大觉,第二天就让林黛玉进化成拳王泰森。于是我奶奶开始不停地唠叨我爷爷,说当初我大姑出意外,也是在这家破医院里抢救的,结果生生耽误了病情,现在要是再把我给耽误了,看他怎么向我爸妈交代。我爷爷一想起那段惨痛往事,内心也不免有所动摇,但依然坚持认为,中药见效比较慢,这才一个月,不妨再等等。

过了几天,我们楼里有个老爷爷摔倒骨折,也去了这家中医院,拍完X光片却被粗心的医生搞混了,差点误诊为轻度扭伤。我奶奶立马借题发挥,说前楼的李姐向她透露,这家医院的医生水平还不如赤脚大夫,东城区有家中医院,才是治我这个病最权威的地方,李姐那个侄子的老丈人的后老伴,当初就是在那里治好的,然后催促我爷爷赶紧带我弃暗投明。我爷爷让我奶奶这么一搅和,彻底乱了营,只得按图索骥,步武前贤,领着我坐了二十多站公共汽车,去了那家城里的大医院。那边的结论和这边没什么区别,慢性病,只能审时度势慢慢来。然后那位说话缓慢的男大夫就一边开药,一边给身旁的女实习生讲解,这个药和这个药应该怎么搭配,那个药和什么药不能一起混用,最后大概因为诲人不倦分了心,开出的药方有点不对路,接近于毛血旺的功效,我回家吃了一个星期,嘴里像燃烧的烽火台,串联起一路大燎泡。第二周又去调药,结果又调整得过了头,一泻千里,滔滔不绝。那几天上学,我书包里永远塞着两大卷手纸,一下课就朝厕所方向冲刺跑,拉的我两条腿跟面条似的,俗话说“好汉禁不住三泡稀”,更别说我还不算什么好汉。第三周再去的时候,大夫用手指敲着桌上的玻璃板,给两个实习生布置临时测验:“看来这个小病号对药物比较敏感,你们也来思考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调整呢?”两个大学生便轮番上阵给我号脉,七嘴八舌地现场辩论起来。我爷爷那天特别不高兴,最后药也没取就带着我回家了。一进门,凄风苦雨都朝我奶奶泼过去,你看看你看看,你推荐的好地方,拿炀炀当小白鼠做实验了。我奶奶也傻眼了,可嘴上绝不能服软,跟我爷爷唇枪舌剑,大吵一架,连着三天,谁也没理谁。

我小姑周末回家,驾轻就熟做起和事佬,给他们居中调停一番,最后建议说,还是带炀炀在海淀附近就医吧,我爸都这个年纪了,跑那么老远实在太辛苦。这时候我奶奶又冒出来了,说是昨天听后楼的熊姐说,五道口附近有家中医诊所,有个范主任专攻这个病,承诺半年内治愈,绝无反弹,去年还上过报纸呢。让我奶奶这么一通瞎白霍②,我爷爷又没主心骨了,行吧,那就再去试试运气吧。到了那家门可罗雀的民办小医院,病情还没介绍完,范主任的药方便飞流直下来在眼前。拿去窗口一划价,香港美食城的龙虾宴也自愧不如,吓得我爷爷钱包都没掏出来,拉起我就溜了。(注②:白霍,北方方言,喋喋不休、说话不着边际。)

就这样,兜了一个大圈子,又绕回了最初那家医院,踏踏实实喝起了人家副院长的药方。这方子虽说见效比较慢,“大三阳”一时半会儿也难以逆转,但经过一段耐心的调整和巩固,转氨酶终于还是回落到了临界点,肝火胃火也缓缓退散平息,总算没白忙活一场。我爷爷就跟我小姑说,先这样维持着吧,我也有点力不从心了,等你大哥的情况好一些,再让他们两口子慢慢想办法。时间就在药锅里咕噜咕噜地熬到了年关。一个周末,我爷爷参加老干部聚会,出去了一整天,我奶奶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从外面买了只甲鱼回来,又弄了点西洋参还是花旗参,我也不太懂,反正是小火慢炖地煮了一大锅,吃中午饭的时候,非让我来个“三碗不过岗”,灌了我一水饱。下午我就觉得有人在我肚子里钻木取火,没一会儿自己就变成了陈佩斯小品里的那个王老五,浑身发热,满头大汗。等我爷爷晚上回家,我又开始一阵阵发冷,不停打激灵,我爷爷拿体温表给我一试,三十八度二,再一看锅里的甲鱼和参片,气得肺管子都快炸了,冲我奶奶就嚷嚷起来了,人家大夫说了,这孩子肝郁气滞,不能大补,越补越坏事。我奶奶理直气壮地说,我听东楼的赵姐说的,人家田径运动员就吃这个,吃得身体倍儿棒,全世界拿冠军。我爷爷把锅盖重重一扣,前楼的,后楼的,东楼的,西楼的,别人说什么你信什么,大夫说的你反而不信,你就是愚昧!你就是文盲!得,砰砰两枪,又把我奶奶搞成了超级赛亚人③,扔下水池里刷到一半的锅和碗,七窍生烟地回屋躺着去了,之后整整一礼拜,我爷爷都跟池子里的洗涤灵泡泡似的,成了家里的透明人。(注③:超级赛亚人,动漫作品《七龙珠》中赛亚人专属变身形态,最大特点是头发根根倒竖。)

这就是一年来我的求医回忆录。我妈搬过来以后,从我爷爷手中全面接管了我的病历本和化验单,她显然对之前的办事效率不太满意,但还是本着萧规曹随的原则,先陪我去了两趟中医院,旁观了一段时间,同时也把那句“千万次的问”反复送进副院长耳朵里:“您觉得这孩子到底有没有希望转阴?”

副院长的回答像极了鲁迅先生吐出来的一缕烟雾:“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所以呢,不要过于悲观,当然了,也不要过于乐观。”

说了等于没说。将将吃完这一疗程的药,家里熬药的砂锅先泄了气,每次熬完药,都在灶台上漏出一大片药液。倒不是药锅质量不好,主要还是我奶奶长年累月瞎操作,不是直接把滚烫的砂锅放在大理石台面上,就是还没等彻底冷却,便忙忙叨叨拿自来水去冲洗。我爷爷无奈到无言以对,我妈却把它看作岔路口上的转弯指示牌,就算这是一场比拼耐力的马拉松,也没有一条直道跑到黑的,对吧?

周末回我姥姥家,她就找我三舅商量,水路不通走旱路,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人自然是看西医,我妈也想带我转战西医。我三舅当时在一所中学当班主任,他有个学生的妈妈,正好是一家相关医院的药剂师,帮忙挂专家号可谓近水楼台。而且那家医院有个姓徐的知名专家正在招募病患,参加一种新型干扰素的试用疗程,这种干扰素疗效出众,只是价格比较昂贵,如果能够加入这次免费试药活动,三个月内,所有的药费、检验费用全部由院方承担,唯一的条件,必须是母婴传播的“大三阳”患者。

“我觉得机会不错,可以去试试。”我三舅推了推眼镜说。

“那就尽快帮我们联系一下吧,”我妈下定了决心,“最好下周一就能过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希望这次我们炀炀能转运。”

我姥爷搅拌着碗里的打卤面,抬头看了我妈一眼,插话说:“有时间你自己也去医院检查检查吧,我瞅你最近脸色发黄。”

“先紧着炀炀吧。我好说,少吃油腻少吃辣,问题不太大。”

晚上回家,我和我妈刚一走出小院,我姥姥就踮着小脚追出来,把一个信封往我妈兜里塞,我妈像见了手榴弹似的,赶紧推回去:“妈,我有钱。”

我姥姥一瞪眼:“拿着!你爸让我给你的,炀炀看病用得着。”

那段时间,我妈手头确实挺紧的,下班带回来的橘子、西红柿全都软踏踏的,眼看就快烂了,面包啊、蛋糕啊,也都是晚上八点以后处理的半价品,甚至能从里面吃出鸡蛋壳来。可有些说不通的是,她最近忽然迷上了收集毛线,而且出手阔绰,买回来的全是高档货,连我小姑看了都赞不绝口。今天一大包,明天一大捆,花花绿绿堆得到处都是,把小屋里弄得跟国庆节花坛似的。

“这才几月份啊,您就要织毛衣了?”

“谁告诉你我要织毛衣了?”

“那您买这么多毛线干嘛呀?”我巡视了一下码在床头和窗台上的一堆堆毛线卷,忽然茅塞顿开,“哦,我明白了,您是要缠七颗毛线龙珠,召唤神龙给我治病。”

“贫吧你就!”我妈白了我一眼,忽然又加上一句,“不过倒是猜对了一半,确实是给你治病用的。”

“啊??”

半开玩笑的这么一句话,意外生长成一只章鱼,在午夜的幻境里张牙舞爪。那晚我就梦见我奶奶在厨房给我熬中药,拿着根筷子,又翻又挑的,我心里挺纳闷,这是熬中药还是煮面条呢?凑近了一看,哇,药锅里煮的全是五颜六色的毛线,密密麻麻还往外冒泡呢,如同一群垂死挣扎的毛毛虫,可把我恶心坏了。清晨时分,闹钟响起,我从束手束脚的一团乱麻里挣脱而出,看到我妈坐在床头,撑开一个大号手提袋,正把梦中的“毛毛虫”一窝一窝地往里赶,以为自己又掉进了梦中梦,使劲揉了揉眼睛才清醒过来,膈应④得连早饭都没吃好。(注④:膈应,北方方言,讨厌、不舒服、令人恶心的意思。)

老天爷一早就心事重重,脸上挂满乌云,上了公共汽车,笔直细密的雨丝便在前方摆起迷魂阵。那年春天也是邪门,一场雨接着一场雨,都快赶上冬天批发大白菜了。好不容易开到医院门口,坑坑洼洼的站台上污水漫漶,仿佛到了瑛姑隐居的黑龙潭,司机还在背后不停催促,到站了到站了,我和我妈只得硬着头皮跳下去,可惜没有九尾灵狐的身手,跳也跳不了多远,两双鞋湿了四只,裤腿上溅得全是泥。一直到见了药房的冯阿姨,我妈嘴角才有了一丝上旋的弧度,把人家拉到大厅的角落里,递上一袋子羊绒毛线做见面礼。冯阿姨挺不好意思,稍作推辞:“您太客气了,我这都是举手之劳。”

我妈把袋子使劲往冯阿姨怀里塞:“一点儿小心意,以后少不了要麻烦您呢。”

冯阿姨这人挺实在的,而且心还特别软,托挂号室的同事给我们留了个九号,说是没好意思霸占太靠前的号,觉得那些半夜里就跑来排队挂号的患者挺不容易,抢了他们的号于心不忍。九号就九号吧,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能挂上号就不错了。我妈依旧是千恩万谢。只是候诊时间略显漫长,平均一个患者十五分钟,我就靠在楼道里的长椅上,捧着语文书背诵古诗。我妈反倒像个坐不住的孩子,在我面前晃悠来晃悠去,跟旁边的患者交流几句,再往徐主任的诊室里踅摸两眼,她是想让我看完病早点回学校去上课。我一副稳坐钓鱼台的样子,摇头晃脑地对她说:“稍安勿躁,小心火烛。”

我妈乐了:“那叫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我知道,我这不是逗逗您吗。”

等轮到我们进诊室的时候,徐主任只用了一句话,还真就达到了天干物燥的效果。这次干扰素的试用名额已经报满了。这位操一口吴侬软语的中年主任医师,看完我的化验结果和B超单子,认为我现在的状态确实很适合接受干扰素治疗,而且也只有干扰素才对我的病症有效果,但是呢,很不凑巧,只能自掏腰包了,免费的午餐不是没有,不过很遗憾,你们来晚了一步。我妈掰着手指头算了算,三个月疗程,自费需要好几千块钱,小半年的工资呢,可徐主任的态度也很坚决:“真的不能再加了,前两天就已经超额了。”

我妈扭头看一眼窗外,雨基本停了,只剩下渐行渐远的雷声,像个怎么也挽留不住的希望。“您再帮忙想想办法吧,”我妈开启了软磨硬泡模式,“我们大老远淋着雨从海淀区跑过来的,五点半就起床了,中间倒了两趟公共汽车……”

徐主任微微一笑:“这么跟您说吧,来我这里看病的,有从内蒙古赶过来的,还有从河南、黑龙江过来的,都比您远多了。”

好吧,山高水长、路途艰险比不过人家,那就再比比别的:“您看这孩子吧,他爸就是得这个病去世的,他爷爷带着他看了一年的中医了,跑了好几家医院,也没什么太大效果,喝中药都快喝吐了,我现在真是有点走投无路,经济上,精神上,压力都特别大,把所有希望都放在您身上了,求您行行好,再给开个口子吧,真要是能把我们炀炀治好,我请您吃‘全聚德’。”

徐主任依然保持着微笑:“您的困难我能理解,来这里看病的患者,家里情况其实都差不多,大家都挺不容易的,可我要是给您破例加上了,那后面的病人我加不加呢?都加进来的话,我们医院也负担不起啊。您暂时先克服一下,自费一段时间,等下次再有相关试药活动,我一定想着您,好不好?”

说完,徐主任朝身边的年轻助手示意了一下,意思是让她带我们出去划价取药,别耽误下一位病人看病。助手过来劝了我妈两句,把我们送出诊室,又去叫下一位病人。我妈还是不死心,也没去交费,带着我跑到楼下药房,找那个冯阿姨再帮着想想办法。冯阿姨一听,脸上都快结出苦瓜了:“大姐,这个我就无能为力了,人家徐主任的研究课题,我们药房的人可插不上话。”

看起来,毛线终究还是变不成龙珠。我妈没辙,只好又带我上楼,回到徐主任的诊室门口。她拿出手绢擦了擦脖子上的汗,对着门上的“请勿打扰”吁了两口粗气,上下楼梯跑了这么一大圈,感觉手都有点发抖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衰竭之前,我妈还想再努力一把。她让我在门外坐着等她,自己又见缝插针地钻了进去。大约过了五六分钟,徐主任的助手忽然打开门叫我:“小同学,你进来搀扶一下你妈妈,她好像心脏有点不舒服。”

我心里啪嚓一声,碰翻了一个玻璃杯。跑进屋一看,我妈半伏在徐主任的办公桌上,右手捂着胸口,脑袋歪歪地挂在一边,脸色跟沙子地似的,两条眉毛眼看就要绞到一起了。徐主任招呼我说:“看看你妈妈包里有没有速效救心丸,快给她吃上几粒。”

翻遍了尼龙包也没找到。我妈虚弱地说:“你再……摸摸我右边裤兜。”这回对了。我手忙脚乱地掏出药瓶,一下子倒出来一大把,也闹不清是多少粒了,索性全都给她含进嘴里。然后听我妈口齿不清地说了一句:“打扰您了……徐主任。”抓住我的手勉强站起来,哆哆嗦嗦就要往外走。

徐主任忙说:“别着急别着急,再休息一会儿吧。”

话音未落,我妈两腿一打软,牵拽着我,好像两个倒下的保龄球瓶,斜斜歪倒在旁边的诊疗床上。

这下徐主任也慌了,赶紧走到床边,让我妈平躺好,抓起她手腕摸了下脉搏,扭头对助手说:“小崔,快去把护士长叫过来。”

护士长五十岁左右,又高又胖,感觉能在水泥地上踩出一串脚印来。进了门先问我:“妈妈以前有心脏病吗?”

我结巴着说:“有、有早搏。”

我妈半眯着双眼,从牙缝里又挤出五个字:“还有……室上速。”

护士长点点头,叫进来一个护士,耳语了两句,转回来安抚我妈:“您尽量不要说话了,深呼吸,我给您想想办法。”

这时诊室外有几个患者,也都探着脑袋往里看,其中一个冲我说:“没事,别害怕,咱们护士长以前就是急诊科的。”

护士拿了个压舌板进来,递给护士长。护士长稳稳地往床边一坐,扶着我妈微微欠起身,叫她尽量把嘴张大一些,就像感冒时检查喉咙的样子,拿压舌板在她舌根儿上用力压了几下。我妈忍了忍还是没忍住,扭身朝床下干呕起来,难受得眼泪都出来了。护士长扔掉压舌板,等我妈不再干呕,又让她做了几组深呼吸,然后告诉她用力憋住一口气,再重新平躺下去。接着,伸出两个大拇指,在我妈紧闭的眼皮上轻轻按摩了一阵。

过了几分钟,大概速效救心丸也发挥出一丢丢效力,我妈眉间那团黑疙瘩有了松动迹象,但脸上依然罩着一层土黄色的硬壳子。护士长又替她把了把脉,冲徐主任摇摇头说,不行,早搏还是挺明显的。徐主任往下压压手,没关系,就在这儿多躺一会儿吧,要不我换个诊室也行。护士长说,那倒不用,您就在这屋看吧,我带他们去急诊。从楼道推了个轮椅进来,小心翼翼地把我妈搀扶上去,又对我说,拿好你妈妈的东西,跟我走。

到了一层急诊科,急诊大夫给我妈做了个心电图,建议输液治疗。护士长拍拍我肩膀,让我别太紧张,先去划价交费,把药取出来。我也没想起应该对这个好心的胖阿姨说声谢谢,就提着我妈的尼龙包跑去了收费处,捧着静脉滴注液回来时,护士长已经走了,我妈躺在拉帘后面,紧闭着双眼,胸口起伏不定,一个年轻护士正在给她佩戴心电监护设备。观察室里病人不少,病床四周都挂满布帘子,层层乌云似的遮住光线,白天也阴沉沉的。制氧机噗噜噗噜鼓动着浅浅的雷声,各种医疗仪器滴一声、滴一声地抖落着小雨点,看起来,早上那场雨并没真的走远。

我站在床头看着我妈,脑子有点发木,眼里全是焦糊的小斑点,看什么都像在雨帘之中。护士过来取了我手上的药,给我妈扎上针,调整好点滴速度,端着托盘匆匆离去。我在床边坐下来,用手碰一碰我妈胳膊,我妈半睁开眼,深深吸了一口气,从被子里抽出手来,握住我的手。她的手比冰还凉,我的手和冰差不多,两只手握在一起,就像夏天的大冰砖上躺着一溜冰镇汽水,谁也暖不过来谁。

我就这么像个床头柜似的坐在那儿,眼巴巴望着头顶的输液器,仿佛全世界忧伤的雨滴都困在那个小小的塑料容器中,左右不得施展,前后进退维谷,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索试探,在逼仄的细流中困兽一搏。时间,于细小的出口处膨胀成一颗颗汗珠,无声而迟缓地坠下,显得又粘滞又拖沓。其实也就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妈便从心跳失速的险境中缓了过来,她朝我这边转了个身,眨眨眼睛说,好像没刚才那么难受了。主治医生也进来看了看监视器上的各种线条和数据,判断说基本上稳定下来了,但还是叮嘱我们,别急着走,踏踏实实把这三瓶液都输完,再观察一段时间。此时我妈脸色已明显红润起来,呼吸也平稳多了:“儿子,刚才吓坏了吧?”

不知怎的,我这鼻子里跟灌了白醋似的,眼泪像急于出场的戏曲演员,不停掀我眼皮,我赶紧抬头重新去看输液瓶,故作轻松地说:“那倒没有,我都习惯了。”

“哟哟哟,你还习惯了,长本事了。”

“那可不。”

“刚才幸亏有人家护士长帮忙,要不然真不知道我现在在哪儿躺着呢。”我妈眼角也泛起一丝波光,“儿子,对咱们好的人一定要记在心里,以后要找机会报答人家。”

“不好的呢?”

“不好的忘了他就是了。”

“嗯。”我吸溜了一下鼻子,情绪搅动着胃酸荡漾起来,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叫了几声。

“饿了?”她抬手一看表,也难怪,已经快十二点了,就叫我拿上钱包赶紧去医院食堂买饭。

人一旦从高度紧张中松弛下来,最先撂挑子的就是胃,再加上早饭也没好好吃,一进食堂,陷落在温暖的饭香菜香里,我这两个眼珠子就进化成探照灯了,看什么都是发光体。米饭,烙饼,豆包,各种小炒,汤汤水水,全都描着一层金闪闪的边儿,就连铁盘子都想拿过来啃两口。我用现金换了几张饭票,挤在一群不爱排队的大爷大妈中间,上蹿下跳地抢了一份烧二冬,一份肉末豆腐,给我妈买了个花卷,自己打包了一盒米饭,提在手里感觉分量太轻,有点不解气,又跑去换了一次票,添了两块大肉龙,一份烂蒜肥肠。

回到观察室,发现徐主任的助手站在床边,正俯身跟我妈嘀咕着什么,我妈双手合十冲她直作揖。助手交代完毕,转过身冲我笑笑,抱着文件夹走了出去。窗边的两位病人也输完液回家了,布帘子纷纷拉开,屋里一下透出雨过天晴的亮堂感。我妈噌一下从床上坐起来,腰上跟装了弹簧似的,一边撸胳膊挽袖子,一边调整着床头的活动餐桌,满面放光,完全不像个正在输液的心脏病人。

“我就说我儿子这回能转运吧。徐主任给咱们增加了一个试药名额,待会儿等我输完液就可以上去签字了。来来来,先吃饭。”

这顿午饭吃得格外香。我也是真饿了,甩开腮帮子,一通猛撮,肉龙里的油星全滋到裤子上了。旁边病床上来了个瘦瘦的老爷爷,自己拄着拐杖到医院输液,挂上吊瓶后就一直乐呵呵地看着我。等我吃饱喝足,收拾了两个人的饭盒去扔垃圾时,他忽然朝我妈竖了个大拇指:“您这儿子,真棒!上初几了?”

“哪有,才小学五年级。”

“哟,那这身体可够结实的,跟小运动员似的。”

我妈也笑了:“他呀,也就饭量像运动员。”

干扰素不是药片,也不是冲剂,只能靠注射,隔一天就要打一针。去哪里打是个问题。每次都从中关村跑过来一趟,根本不可能,还上不上课了?我妈就跟徐主任商量,能不能把药拿回去打。徐主任勉强同意,但是强调注射液务必冷藏,而且每个月一定要按时回来化验一次。第二天,我妈又搜集了一袋高档毛线,约上我小姑,去了我家附近的一所卫生院。卫生院有个副主任,是我小姑中学闺蜜,接过毛线往柜子里一塞,笑吟吟地说,不就是早上过来打个针吗,好说好说,一句话的事。立马就带我去了注射室,手续办妥,一针推下去,充满希望的三个月疗程,就这么开始了。

我一般七点就到,啃着煎饼等在注射室门口,护士阿姨来了,匆匆忙忙洗一把手,就先帮我第一个把针打上。头两个星期风平浪静,每周一、三、五轮动,左屁股一针,右屁股一针,土地肥沃,轮流插秧,没什么特殊感觉。半个月后,原来的护士阿姨调动工作,注射室换了个年轻的大姐姐,竟和香港明星周慧敏颇有几分相似。不过人家周慧敏温润如玉、仪静体闲,完全是仙女下凡,这位护士姐姐却总裹在一身暴躁的起床气里,更像一只母刺猬,每次看见我都要炸刺儿:

“你怎么又来这么早?”“哎呦喂,一大早又来催命了!”

有时大概是前一晚刚和男友吵了架,眼珠通红通红的,扎针那一下快赶上拼刺刀了,疼得我想叫都没力气叫,牙花子底下麻酥酥的,受完刑还要假惺惺地说句谢谢。一个月转眼而过,化验结果有点吓人,转氨酶反弹到了三位数。徐主任却说这是正常现象,说明自身免疫力有了反应,只要数值不超过二百,反而有助于激发出抗体,是好事。可惜内在的好,并不能反映到外表上,日常走路都成了大问题,就像半道上爆胎的小轿车,总朝一边歪着。打完左屁股往左歪,打完右屁股往右歪,兰天不明所以,上学路上问我哪里不舒服,我如实相告,她脸上飘过一缕疼惜小猫小狗般的善良神情,轻轻地说:“真可怜。”反而让我心里不痛快了,我不要别人可怜我。

有一天下午,全校活动唱国歌,我上主席台指挥,往台阶上一迈腿,就觉得屁股蛋子又酸又胀,吃不上劲,一条腿往上蹬,一条腿跟着拖,上了台再往前走,不知怎么搞的,就走成了一瘸一拐的外八字,跟小品里动作不协调的赵本山似的。台下立刻有人嘻嘻嘻地笑起来,国歌也就唱得乱七八糟。唱完之后,整个操场都起哄架秧子地笑成一团。接下来再唱《少年先锋队之歌》,完全就是掉进了蛤蟆坑,彻底失控。一脸尴尬地走下台,大队部里两个六年级的学长,模仿着我走路歪歪扭扭的样子,坏笑着迎接我:“欢迎残疾人艺术家下台。”

大队辅导员赵老师在后面呵斥他俩:“胡扯什么!”转而又向我表达不满:“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就把打针的事向赵老师简略说了一遍。关键是这才第一个月,后面还有两个月呢。

“要不下礼拜让周岚来指挥吧。”旁边有个老师提议说,“周岚现在练得不错,不比李炀差。”

这句话可捅了我心尖上的马蜂窝。不比我差,那意思就是比我强呗?要说其它方面,我也认了,但是指挥这方面我可是超大号的不服气,我从三年级加入合唱队,就一直被刘老师当成指挥培养,大大小小的演出参加了十几场,也算“资深人士”了。周岚呢,去年才转学过来的一个胖胖女生,不就是会弹两下电子琴吗,指挥才练了一个学期,怎么就会不比我差了呢?

我不服。回家打开录音机,对着大衣柜镜子开始苦练,一板一眼抠动作,坐马桶时都挥舞着两支胳膊。当然,这不只是为了赌气,也是为了近在眼前的六一文艺汇演。我们学校合唱队准备了两个节目,我和周岚各指挥一首歌,她那个比较简单,整首歌下来都是四二拍,有个脑袋就能干。我这个可复杂多了,四四拍转八三拍,稍微一走神动作就变形,不下功夫可不行。那时候想买一本指挥技法的教学书,简直比西天取经还难,书摊上没有,新华书店里也找不到,只能靠电影、电视剧里惊鸿一瞥的指挥家镜头,自行脑补找感觉。那几天,我几乎每晚都练到十点以后,第二天起床胳膊酸疼,仿佛扔了二十个铅球似的。

有努力自然就会有进步,起码动作流畅有激情了,排练的时候刘老师也一直鼓励我,别怕出错,放开自己去表现。但走路的问题还是绕不开,心里想得端端正正,抬头,挺胸,迈大步,可一走向指挥台,哎哟哎哟,从屁股到大腿,整条筋拧着麻花疼,还是那个赵本山的𪨊样。刘老师又无奈又心疼,问我,这么严重啊?是不是淤血了?我点点头说,晚上热敷一下还好,白天坐时间长了特别疼。刘老师说,从后台走出来,也就那么十几米,咬咬牙克服一下吧,不然多影响咱们学校的形象啊,一个合唱队的指挥,应该是器宇不凡、很有风度的。我嘟了嘟嘴,心里那叫一个委屈,我不想器宇不凡、不想很有风度吗?要不干脆,您给我准备个轮椅吧。

儿童节前三天,举办演出的那家剧场突然爆出安全事故,有家公司在里面开大会时,天花板出其不意地掉落两块,造成一人重伤、四人轻伤的惨剧。记者们闻风而动,当晚就上了电视新闻,我妈看完直拍胸口,说是前两天还去那个剧场里装过灯箱,又登梯子又爬高,想想可真够悬的。转过天来,合唱队排练时,刘老师当众宣布,因为演出场地出了事故,现在区里要求全面整改,为了保证学生们的人身安全,本次文艺汇演转移到附近小剧场,时间也要减半,每个学校只能保留一个节目。没办法,拿谁不拿谁,刘老师也举棋不定。两首歌排练得都很出色,两位指挥也都很努力,为了公平起见,只好找来一个茶缸子,写两张纸条,揉成小团,让我和周岚抓阄,谁抓到谁上。周岚轻快利落地起身走过去,我一跛三晃,畏畏缩缩地跟在后面,引得旁边几个队员偷笑不已。刘老师把茶缸子摇了摇,摆在我俩面前:“我说开始,你们就伸手……”

我忽然打断刘老师说:“还是让周岚上吧,我退出。”

刘老师愣了一下,眼中满是惊喜:“太棒了太棒了,李炀同学这种主动让贤的精神,非常值得大家好好学习,来,让我们为他鼓掌!”

音乐教室里掌声四起。刘老师面带欣慰地冲我点点头,我却有点想哭。

晚上我妈回家,进门就拍着我后背说,我儿子真够绅士的。我没明白什么意思,没吭声。我妈就接着说,她在菜市场碰见了班主任马老师,马老师肯定也是听刘老师说的,说我今天发扬了高风亮节,把参加文艺汇演的机会主动让给了女同学。我“哦”了一声,继续低头写作业。写着写着,作业本上的钢笔字就洇了,珠圆玉润的大金豆子,从眼眶里吧嗒吧嗒地往下砸,嘴上是一言不发,心中却压满集装箱,特别是想到指挥国歌时那两个学长,还有当时全校同学肆无忌惮的嘲笑,简直委屈到姥姥家去了。

这下我妈可让我搞糊涂了,问我这是怎么了。我抹一把眼泪说,没怎么。我妈就坐在床沿儿上盯着我看,看我越哭越收不住,大有黛玉葬花之势,也不禁烦躁起来:“行了行了,闹什么脾气啊,有事说事,到底又怎么了?”

我抽着鼻子小声嘟囔了一句:“我不想打针了,太疼了。”

我妈一听就火了:“瞧你那点出息,又没让你扛着枪上战场,打个针你都坚持不下来?你说你以后还能干点什么?甭说别的,你就想想你爸,你爸打针吃药什么时候皱过眉头?”

我妈这么一说,我就把眼泪狠狠咽回去了。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我心服口服,心甘情愿去学习、去模仿的榜样,就只有我爸了。

我爸住院那会儿,每次去探视,见到他打针或输液,脸上永远保持着刮骨疗毒般的言笑自若。吃药也一样,再苦的药,都跟喝五粮液似的,谈笑间,药汤灰飞烟灭,然后还得咂咂嘴,冲我做个鬼脸说,味道好极了。我爸可以算是工人阶级里的知识分子,手不释卷,博文达理,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还会刻印章、刻板画,经常会在组装沙发、或修理洗衣机的时候,蹦出一两句浪漫隽永的唐诗宋词,但是骨子里又保留着很多产业工人特有的血气与坚毅,不像所谓的白面书生那么弱不禁风。受他影响,耳濡目染,我自小到大去医院看病,也从没出现过撒泼打滚、腿肚子发软的情况,对所有疾患都能保持战略上的藐视与乐观,甚至去年刚查出这个病的时候,内心深处还隐隐生发出一股悲情的浪漫主义,想想张无忌、令狐冲,哪个纵横江湖的英雄少年不是满身绝症又身残志坚呢?当然了,时间一长,这浪漫娇贵的幼小肉体,终究还是不免被现实的狼牙棒捶得满地找牙,尤其这一针一针又一针的,真是快赶上纳鞋底子了,除非是个稻草人,不然搁谁身上都挺难熬的,语文课本里有句话说得好,“非人的虐待”啊。

不过哭完也就轻松了。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不就是往屁股上打针吗,总比革命先烈所受的严刑拷打轻松多了吧?就这样一时畏缩,一时回勇,打满了两个月,新问题跟着又来了。

先是屁股上的肉不够用了,左右两个臀部全成了蜂窝煤,而且还是世所罕见的白花花的蜂窝煤。“周慧敏”姐姐那段时间可能是恋爱谈得比较顺利,忽然变得温柔起来,下针之前,总会因地制宜地帮我寻找一块“新大陆”。可惜效果不大,覆巢之下无完卵。那阵儿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班里的椅子变得越来越硬,怎么变换姿势都如坐针毡,恨不得学欧阳锋去逆练九阴真经。晚上睡觉更痛苦,朝左朝右都不行,平躺着两边全疼,趴着睡又噩梦连连,只能坚持每天做热敷。大夏天的,灌一个热腾腾的暖水袋,睡觉的时候歪着身子,左边敷一敷,右边烤一烤,把我热得跟烤鸭似的,浑身出油。有一天半夜,那个老式暖水袋忽然寿终正寝,汩汩滔滔,魂灵飞散,我迷迷糊糊中一摸床单,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尿床了,两点多又爬起来更换床上用品,简直都快折腾傻了。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显得疲惫不堪,爬个楼梯呼哧带喘,做完一套课间操手脚发沉,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六十天一到,赶紧去医院复查,转氨酶妥妥地迈过了二百大关,“大三阳”却裹在石膏里纹丝不动,徐主任这回也不强调“正常现象”了,只是说让我再坚持坚持。

不坚持也没办法了,毕竟除了宝贝屁股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事,马上就快期末考试了。语文还好说,数学最近真是有点跟不上。数学老师平时就总说我“瘸腿”,意思是语文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数学却只是个“八强”水准。学数学实在也没什么捷径,无非就是多做题,题海战术。可我那段时间实在疲乏得不行,吃完饭往台灯下一坐就开始犯困,卷子写到一半,哈欠已经打了几十个,眼皮上挂了杠铃似的。期末考试不出所料,拿了个历史最差成绩,全班第十。我妈捧着成绩册,眼中飘满什刹海的晨雾,中间好几次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又硬生生地吞了回去。吃晚饭的时候,我奶奶不识趣地问,期末考试考了第几名啊?我爷爷用筷子敲敲盘子边,算了算了,吃饭吃饭。

时间来到七月底,频密的雷阵雨每日不请自来,大院外修埋管线的施工工地污泥成坨。最后那几针我基本都是撑伞而去,收伞而回,却没有一丝雨中漫步的轻快,反倒像走在一个煮沸的药锅里,脚下热泥四溅,满天开水淋漓,回到家里,脚上总缠着类似半枝莲、金钱草似的树枝和草叶。终于把挂历牌撕到了最后的“审判日”,去看化验结果那天,也是个雷公电母吵架的日子,转氨酶像闪电过后酝酿了好久的一声雷,高出了正常值快十倍,“大三阳”则是连绵不休的阴雨,漫无涯际不见半分晴好,期待中的抗体也就成了镜花水月。徐主任摇着头,让助手记录下所有数据,然后表情阴沉地宣布,这次试药活动并没有达到预期中的效果,现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先停药了,接下来的首要任务,就是降酶保肝。也就是说,轰轰烈烈治疗了三个月,屁股都快打成两瓣了,哦不,是四瓣,情况反而比之前更糟了。我妈咬着嘴唇带我从诊室出来,看了眼手里的药方,发现少开了一种维生素,又扭头跑进去补开。我坐在诊室外靠窗的长椅上等她,嘴里嚼着泡泡糖,说不上是什么心情。一个有点驼背的阿姨坐在我对面,打量着我问:“小伙子也是‘大三阳’?”

我笑着点点头:“对。”

“这孩子看着多结实啊,真可惜。”

我又冲她笑了笑,不知该怎么接话。那个阿姨忽然坐到我身边,像我奶奶似的絮叨起来:“孩子,听我的,该吃吃,该喝喝,每天都高高兴兴的,什么都别往心里去。读书学习,差不多就行了,六十分及格,及格了就万岁,别太玩命,真的,不值。咱们这个病啊,没治,能治这个病的人还没生出来呢。所以啊,认命吧,不过呢,也别怨恨父母,毕竟父母把你生出来了,让你来这花花世界上走一遭,看看这美好的人间,还是要对他们心存感激……”

旁边有个大爷,抬头看见我妈从诊室里走出来,赶紧对那个阿姨说:“你没事跟人家孩子扯这些干嘛?徐主任叫你呢,赶紧进去吧!”

我妈眼神里藏着一排刀斧手,瞪着那个阿姨进了诊室,这才把手里的病历本狠狠地摔在长椅上,啪!窗外无声地撕开一道惨白,两行眼泪就轰隆隆地滚了出来。

整个暑假,愁云惨淡。黄家驹意外去世,我去音像店抢购了一盘纪念磁带,每天抱着录音机,一咏一叹地跟着瞎哼唧。中药汤又重新喝起来了。我妈买回个粗粗壮壮的新药锅,底座稳牢,内壁也更厚,回家先用食醋浸泡煮沸,去除掉有害物质,然后又用小火耐心熬制一锅粘稠的米粥,据说这样可以堵塞砂锅上的细微缝隙,从而延长使用寿命。我奶奶看了直撇嘴,真不嫌麻烦。我妈就说,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以后熬药的工作您就别管了,我来。药锅保养已毕,直接押赴刑场,文火改大火,漫漫煎熬,向我开炮。

与此同时,家里的亲戚朋友,也都给我妈出谋划策,既然中医西医都不理想,那就剑走偏锋,再试试民间智慧吧。我二舅从青海寄来了两盒蜂胶,还给我妈写了封信,长篇累牍地介绍了几种古方,据说都是提升免疫力的,包括蜂蜜泡蚂蚁、童子尿做的轮回酒,看得我妈直起鸡皮疙瘩,一样也没敢让我尝试。我小姨就比较中规中矩了,说山西那边正流行一种叫作某某生命源的口服液,能提升人体免疫力,然后托同事来北京出差的时候给捎了几瓶,类似于盛香油的大玻璃瓶子,一次喝一个瓶盖的量,口感酸不溜丢的,有点像过了期的喜乐⑤。我小姑则给我妈推荐了一款磁疗床垫,号称是用日本富士山下某种神秘磁石制成的,再听推销员现场一吹,简直玄乎得没边没沿,什么天人合一、延年益寿,甚至还能预防艾滋病,不过一看价格我妈就放弃了,六千多块,实在是没那个闲钱。(注⑤:喜乐,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一时的乳酸菌饮料。)

要说最上心的,还得算是我老舅。一听说我这个大外甥病情迁延不愈,我老舅立刻在四九城内广撒英雄帖,召集他那帮三教九流的哥们儿帮我物色名医,时间不长,就有人给推荐了一位人称“冯三绝”的当代神医。都是哪“三绝”呢?针灸、气功,外加特异功能。那会儿正是气功大师层出不穷的年代,这位冯大师在我老舅嘴里也是个活神仙般的人物,但凡是药物和手术治不了的病,在他那里基本上都是小菜一碟。我妈听完也不像原来那样反驳了,只是对我老舅淡淡一笑:“以前你要是这么说,我肯定不信。”

我一听到针灸的“针”字,立马就觉得头皮发麻,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屁股发麻,兜兜转转上天入地,怎么又是打针啊?

“不是打针,是针灸,你看那么多武侠小说你不懂?”那天我老舅走后,我妈不知道想起了什么,在我的写字台上一通乱翻,然后又像发掘古墓似的,把三个抽屉都倒腾了一遍,里面的磁带、印泥、稿纸、订书器,全给翻出来了,摊得一桌子都是。

“那也是往肉里扎针啊……您找什么呢?”

“人家给你扎的是穴位,通过穴位治病,扎准了一点都不疼。”

“那要是扎不准呢?万一扎到我的笑穴、死穴怎么办?”

“得得得,不爱去就拉倒,你呀,越来越不像个男子汉了。”

那些日子我妈动不动就跟我发火,我尽量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心里明白,她不是故意针对我,主要还是身体不舒服。胆结石频繁发作,一天三顿都离不开颠茄药片,吃饭只能是开水焯白菜,就着半个白馒头充饥。几顿下来,眼珠都快跟兔子一样了,换作是我,保不齐脾气更大。为了分散注意力,放松神经,她开始用剩下的毛线织毛衣。我妈织毛衣的水平其实很一般,照着专业杂志织还经常织错,再加上身体不舒服,难免心浮气躁,越织越乱。织了三分之一发现不对路,又一股脑拆掉,重新缠、重新织,最后把一团毛线弄得跟燕子窝似的,气得连针带线带杂志,全给扔一边去了。

到了开学前最后一个周日,天才蒙蒙亮,我就听见我妈早早地起床出门了,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寻思着,她可能是去我姥姥家了吧……可是不对啊,这也太早了,现在有五点钟吗?不过这疑惑连一秒钟都没坚持到,我又睡过去了。

一整天都懒得出门,抓紧暑假中的最后时光,泡在家里看《侠客行》。看到众英雄去赴腊八粥之约,我爷爷忽然一挑门帘,探进来一个圆滚滚的大脑袋,问我,这都十点了,你妈怎么还没回来?我一愣,跳出江湖看现实的窗外,只见夜色浸在黑黢黢的药锅里,飘满金银花似的雨丝,路灯全都蔫头耷脑一副饥寒交迫,这才反应过来,已经这么晚了。

“可能去我姥姥家了。”我放下书。

“那也不会呆到这么晚吧?”

我爷爷有点不放心,让我下楼去呼一下我三舅,问问我妈在不在那边。我赶紧找了把伞,趿拉着拖鞋跑到楼下小卖部,打我三舅的BP机。三分钟不到,电话回过来了。我妈今天根本没去我姥姥家。我三舅让我别慌,最好再给我妈公司打个电话,万一周末加班去了呢,然后他再帮我问问我老舅,看看是不是跟我老舅出去了。我翻着手里小小的折叠电话簿,又往我妈公司打,打了两遍都没人接。一个私人小公司,大周末的怎么可能有人值班?

上楼后发现我奶奶也爬起来了。她平时看完新闻联播就早早睡觉,几十年如一日。刚才一翻身,黑灯瞎火中,看到我爷爷正坐在椅子上穿雨鞋,吓了一激灵,以为家里出什么事了。戴上助听器,拉开大灯,东问西问了一通,接着就开始满屋团团转:“你说她到底是上哪儿去了?大半夜的,别是又在外面犯了心脏病吧,身边再没个人。”我爷爷让她少叨叨两句,你就不能盼点儿好?然后翻出雨衣穿上,准备亲自下楼去找一圈,又给我安排任务,让我再去呼一下我小姑……

正说着,门开了,我妈湿淋淋地回来了。鞋底上的泥巴一直爬到脚面,就像两只剥掉了一半石灰的松花蛋,裤腿前后也全是泥点子。她略微佝偻着背,像一个正在缓缓漏气的气球,只有刚刚收拢的白色雨伞,如一朵硕大而晶莹的荷花叶子,被雨水冲刷得异常清亮洁净。转身关门时,左手上的纱布赫然显露出来,白花花包扎着好几层,跟一块白萝卜似的,纱布外面还套着一层防雨的塑料袋,最下端系着猴皮筋儿,乍一看怪吓人的。

“您的手怎么了?”我问。

“没事,摔一大马趴……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睡觉?”

我一噘嘴:“您也不看看您自己,一出门就没时没晌的。”

“嘿,有这么跟你妈说话的吗?赶紧睡觉去!”

我看我妈没出什么事,心里也就踏实了,回屋躺下就睡,听她在“客厅”对我爷爷说:“我以为那个县城离保定没多远呢,结果正赶上那边修路,中巴车只能绕村里的小道走,从下火车一直到县城,整整走了两个小时。回来就更费劲了,又下着雨,火车站里人山人海的,差点就没买上票。”

我爷爷吸溜着凉气说:“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也不怕碰上骗子。”

我妈倒显得挺轻松,“那家诊所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手术也不复杂,就是麻药不太行,可能有点过敏,做完了没五分钟,就开始上吐下泻的,在人家观察室里躺了一下午才缓过来。”

“这不是胡来吗,你要是真出点事可怎么办?”

我妈似乎笑了一下,“病急乱投医,到处瞎撞呗。我先替炀炀去试试,要是真能把我治好,炀炀也就有希望了。”

希望,听到这两个字时,我就朦朦胧胧枕着雨声睡着了。夜里,转晴的疏朗夜空中映出一个怪梦,我梦见我妈带着我,请徐主任在“全聚德”吃烤鸭。整洁的餐桌桌布上,绣满雪白、干爽、昂头挺立的荷花,笑脸盈盈绽成一片。不过,坐在桌边等了半天,烤鸭却不见踪影,服务员端上来的全都是汤:酸辣汤、胡辣汤、芥末老鸭汤……更奇怪的是,姗姗来迟的徐主任,竟然变成了我爸的样子,而且我和我妈还一点都不惊讶。我妈端起酸辣汤一饮而尽,放下碗对我爸说:“你穿得太少了,等天冷了,我再给你织件新毛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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