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初,希特勒即将度过他作为德国统治者的第一年。就在这充满了动荡与混乱的一年,他参加了一次异乎寻常的军事演习。在赫尔曼•戈林和国防部长瓦尔纳•冯•勃洛姆堡等亲信的陪同下,希特勒用半个小时听取了一位45岁的中校对未来作战样式的全新构想。

思想保守的军人一定会被这次在陆军库纳斯多弗训练场上为元首举行的演练感到疑惑不解:坦克及其他装甲车辆取代了以往的骑兵部队,在演练场上隆隆 开过,对敌军阵地进行侦察。几辆略显笨拙的坦克——每辆有2名乘员,装备有2挺机枪——在由卡车牵引的反坦克炮的掩护下,向敌方阵地开去。在演练场上,人 们见不到以往步兵在炮火掩护下跳出战壕,向敌军阵地冲锋的情景。

海因茨•古德里安中校不仅建议在未来战场上将坦克部队用于进攻,而且他还认为整个德国陆军都应依照他的设想重新组合,德国的工业也应开动起来以 实施他的方案。在这个依然受凡尔赛条约严格限制的国家里,在这个依然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困扰的时候,古德里安的这一设想似乎太不合时宜。

的确,戈林对古德里安的这套理论和设想十分反感。作为空军司令,戈林要优先发展空军,他正在负责一项重振空军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仅仅一年,德国 航空部门的工作量就增加了4倍,飞机的产量已超过先前的2倍,而新型战斗机、轰炸机以及侦察机的设计已经成图。这一庞大的计划已经使德国的财力和工业生产 能力显得有些吃力。

尽管如此,只有希特勒——而不是戈林——才对古德里安的设想有最终的发言权。而此时,希特勒对这项新颖的构想异常兴奋。“这正是我需要的!”他 喊道,“这正是我想要的!”戈林十分清楚,在希特勒的德国,元首的这番话将对一个人的事业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古德里安不久也会明白。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德国无时无处不发生着变化,但却没有什么比在德国军队中发生的变化那么显著。就在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宣判德国将永远成为军事弱国的15年后,希特勒正以任何人无法想象的速度冒险推进其大规模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

然而,一战后科学技术的急剧变革使希特勒这项计划变得更为艰巨,因为大多数军队的将领无法与时代技术的发展同步。他们争论的是如何将战场上传统 骑兵的作用与性能优越的机枪和坦克相结合。然而,当时飞机、坦克、舰船、潜艇及其他辅助设备(如通信、雷达)的性能却在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发展。一些飞机甚 至还在设计图纸时,就已经过时。

年轻一代的军官们认为,基本的战争理论应依照新技术的出现而重新确立。1934年,随着重新武装计划的启动,这些新型战争的倡导者开始使出浑身解数去改变各自军种的作战思想,并获得了成功。

在空军,面对老资格的飞行员和新近加入空军的陆军军官们,戈林的参谋长瓦尔特•韦弗尔和其他将领竭力向他们表明,德国需要一支独立的战略空军。 在陆军,古德里安认定,他那套博得希特勒欢心的新型战争模式——由电台相互联系的坦克部队——将成为一支“决定性的力量”。然而,他的观点受到了那些头脑 中战壕作战理论根深蒂固军官的强烈反对。在海军,U型潜艇的指挥官卡尔•邓尼兹上校推崇潜艇部队运用新型的战术,并且他认为在将来的战争中,潜艇,而非战 列舰,将成为决定性的武器。

赫尔曼•戈林,这位德国空军的司令,是德国空军实力膨胀的动力所在。他雄心勃勃且精力旺盛,同时他还得到了国内蓬勃发展的航空工业头目人物的鼎 力支持——他在纳粹尚未上台之前的德国议会里是他们利益的维护者。然而,他之所以受到元首的欣赏还有别的原因。戈林除了拥有成为希特勒亲信必备的条件—— 无限的忠诚和人性的泯灭外,他还有其他圈内人很少具备的特点:戈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

戈林的父亲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德属殖民地官员。1914年,21岁的戈林参军,成为一名陆军中尉。第二年,他转入空军的飞行联队。在那里,他因为 2年内击落15架敌机而一举成名。1917年,他赢得了普鲁士荣誉勋章,也就是“蓝色大勋章”。1918年,他继任为空军第一联队的队长,该联队是为纪念 已故的王牌飞行员里希特霍芬而成立的,被协约国称为“飞行杂技团”。当1918年11月德国宣布停战时,戈林感到难以容忍。在解散之前,他告诉他的队员 们:“我们将和那些妄图奴役我们的敌人作战。我们将会东山再起。”

在此后的几年中,戈林在斯堪的纳维亚做过出租车司机、特技飞行员,之后他又与一位富翁的女儿结了婚。就在此时,戈林遇见了那个将带领他参加一场 新战斗的人。希特勒很快看出戈林的价值。“一位赢得普鲁士荣誉勋章的战斗英雄——想想看!”希特勒在慕尼黑遇见戈林后不久就说。“而且他那么富有,不用我 花一分钱!”除此之外,戈林还能够在德国的工业巨头和金融大亨的客厅和餐桌之间自如地交往应酬,这一方面是希特勒从未涉足但又令他羡慕的。而就戈林而言, 他视希特勒为德国的救世主,并对希特勒一直充满敬畏。他曾经向经济部部长希尔马•沙赫特表露:“每次我见到他,吓得心都掉到裤裆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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