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因与定义

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坟,起兵控制京都。曹魏军权政权从此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之变或正始之变。司马懿事后背信弃义,不但夷曹爽三族,连其党羽何晏等人,也遭遇同样命运。借机铲除忠魏者,恐怕还不止本纪所云的:“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

王凌欲起兵讨司马懿,其子王广反对,《汉晋春秋》记录了他除赞司马懿“擢用贤能”、“修先朝之政令”外,但也沒否定过司马懿“同日斩戮,名士减半”的屠杀,王广这时人的口供,可信程度非常高。被杀的名士,当然是立场倾向魏室者。

怪不得日后司马绍问王导,己先祖当初是怎样得国,王导从正始之变说至高贵乡公被弑,听罢后他便以面覆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卷49或《晋书》卷5)也称:“宣、景遭多难之时,诛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

蜀汉朝野议论正始之变,认为曹爽根本是罪不至死,即压根不同意司马懿说其谋逆之说法。费祎说:“若懿以爽奢僭,废之刑之可也,灭其尺口,被以不义,绝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亲甥,亦与同戮,为僭滥不当矣。”这些局外时人的看法,当属公允。

司马懿这样做的目的,正如夏侯霸所言的“自当作家门”、“营立家门”(见《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世语》及《汉晋春秋》)。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札记.曹氏司马氏之斗争》就解释:“并非谋求发家致富,而是谋求取代曹氏,篡夺政权,司马氏之心固不待司马昭而路人皆知矣。”因此房玄龄等在夷曹爽等人三族后,以“既而竟迁魏鼎云”作总结。

司马懿政变成功后的所作所为,完全印证周一良先生的解释:邑二万戶、奏事不名、朝会不拜、增官骑及鼓吹、立祖庙于京师洛阳。当中犹以立祖庙于洛阳,尽显其野心。正如柳春新先生在《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下篇第五章第一节分析:“司马懿立祖庙与蜀汉为诸葛亮立庙还有所不同,其事类似于古代诸侯立庙,有象征家族基业的意味,但古代诸侯都是立宗庙于自己的封邑,然则司马懿立祖庙于京师洛阳,其逼宗庙之嫌岂非更甚?司马氏代魏之心,信然昭著矣。”

司马懿家乡是在河內而不是河南;其封地是在颍川,显然不能用家乡或封地来解释祖庙选址。退一步,立祖庙于京师意味著甚么?就算是曹芳真心,政治智慧奇高的司马懿怎可能不多次辞让,一如辞让丞相、九钖般?

王导所述就包括平淮南三叛,他们忠与叛的对象分別是魏及晋,司马昭诛王经时就明说:“经正直,不忠于我,故诛之。”(见《世说新语.贤缓》“王经少贫苦”条注引干宝《晋纪》)

《晋纪总论》云:“二祖逼禅代之期”,当朝人评当朝事,这个“逼”字,把司马师兄弟觊觎帝位的野心和行动,生动地描绘出来。故三叛的成因相对容易解释,就是魏扬州都督(荊豫、雍凉因为司马懿曾长期留镇,旧部下不少,继任者或多或少与司马氏有渊緣),眼见司马懿父子的所作所为,从朝中复兴魏室无望,便打著讨伐主政的司马氏的旗号,对抗魏中央。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不是叛臣,只是想以外藩武力,击败已架空曹魏皇室的司马氏。但三人是否皆位一体,可称作魏忠臣呢?还是要看其实际行动,来细分当中的区別。

毌丘俭(可包括文钦)根本不用多作解释,不但郑樵、王应麟、何焯、卢弼等人沒怀疑,就算是姜宸英也沒否定过(他只否定王凌与诸葛诞)。

蔡邕被杀之后,不可能指望身在西晋的陈寿,能如何无所顾忌的直书这些反对司马氏的[叛臣],再看看日后崔浩,原因不言而喻。本传虽云因夏侯玄、李丰被杀而不安,但沒有把紧接著的司马师废张皇后(三月)、曹芳(九月)一事写进本传內,明年正月毌丘俭、文钦等就起兵了。《世语》记录毌丘甸劝其父起兵时就说:“大人居方岳重任,国倾覆而晏然自守,将受四海之责”, 毌丘俭同意;再参照一下他的《罪状司马师表》,毌丘俭真正起兵之因就是表中所述的罪状之一:废帝。忠魏与否立场明显,故习凿齿也称:“毌丘俭感明帝之顾命,故为此役。”

杜恕是在嘉平元年(249年)或以前出任幽州刺史,那毌丘俭也只能是在该年或以前,从幽州刺史迁左将军、假节监豫州军事、领豫州刺史。淮南第一叛时,有沒有追随司马懿讨伐王凌呢?尽管本传不载,但这问题不如反过来问,司马懿容不容许战场前线的毌丘俭,拥兵自守事后还不被追究吧?要知道连亲戚满伟平第三叛时,称疾不进,结果换来免为庶人、伟子长武死在杖下的下场。毌丘俭几可肯定从征了,因为司马昭时已留镇许昌。不过当时的他,恐怕也不见得抗拒从征。

正始之变时,不是司马懿党羽的蒋济(事后坚决推辞封赏,与高柔、王观等形成鲜明对比,更欲誓保曹爽性命,因司马懿沒有遵守承诺,夷灭已投降的曹爽,当初作担保的他,自觉愧对曹爽,不久发病亡),身为太尉的他,当时可是把托孤大臣司马懿视为拨乱反正,参与其中也只是为魏社禝。当年能看出孙权不欲关羽得志,可以与吴结盟讨羽的他,战略眼光甚高的元老尚如此,何况毌丘俭呢?

另一方面,王凌谋立曹彪是其败笔,曹彪乃曹操之子,当年曹睿幼弱,谣传死讯,议曾有望得太子之机的叔父曹植继位,暂且可行。但以曹芳(哪怕身世可疑,政治合法性低)之叔祖辈曹彪替代,甚为不伦,本就无继承大统的资格。被看成有私心的异志者,王凌怪不得谁了。

那毌丘俭与诸葛诞又有甚么不同?分別还真的很大。毌丘俭起兵时曾欲邀其参战,但与司马氏有姻亲关系的诸葛诞(司马伷娶诸葛太妃),却是选择斩掉使者,更从讨淮南。他的反叛,只是司马昭见疑,欲在禅代过程中,扫除一个不稳定因素。故借征其入朝为名的迫反,并不是因为司马氏干了废帝等挑战魏忠臣底线的大事而反。

早有王凌拜为司空后,留督扬州之先例;诸葛诞借口吴军来犯,索十万大军防卫寿春,自找讨伐。司马昭让其只身来朝罢兵权,事前早为贾充、钟会看透,不会成功。身为八达之一、曾是青龙浮华案的核心之一,本与夏侯玄、邓飏相善的他,都督豫州时不惧,毌丘俭败亡后才惧不自安,继而阴养死士?还不如说其自恃与司马氏有姻亲,骑墻派的作风,正如仇鹿鸣先生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第二章第三节所述:“保全自己一方诸侯的地位可能才是其现实的选择。”

最有意思的是,诸葛诞会面使者贾充时就说过,王昶比自己更有资格当司空,司马昭在讨灭诸葛诞后,果以其为司空,但仍留镇新野。因为王昶曾受司马懿提携,非诸葛诞可比。因此诸葛诞就算沒有如《魏末传》那般正气,直斥贾逵之子的一番严正言辞,司马昭大军还是会至扬州的。他这番话,是否就可视其为魏之忠臣呢?

心不自安、垂死挣扎的人,也可在死前说些装正直的大话。退一步,诸葛诞犹疑再三,终选择当魏忠臣,但他可不像毌丘俭那般决断,司马师废后废帝就起义兵。他不合扬、豫之力图司马氏,反是从讨毌丘俭,是铁一般的事实。他们起事的决心,更加是云泥之別,毌丘俭是率众渡淮水,西至项,有救帝之企图;诸葛诞却是闭城自守,更遣使至吴称臣求援,有想过曹髦吗?文钦投吴是因兵败无路可逃,实属无奈之举。

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十曰:“魏而亡,亡于司马,亡于吴,无以异也,吴岂为魏惜君臣之义,诛权奸以安其宗社者哉?诞遣其子靓称臣于吴以起兵,则昭未篡而己先叛;以叛临篡,篡者未形而叛者已著;其志悖,其名逆,授司马昭以讨叛之名,而恶得不败邪?”确实,诸葛诞的行为,和薛安都因沈攸之大军将至,以彭城降北魏,又相差多少呢?

或有人问:《晋书.景帝纪》不也记录毌丘俭和文钦“各遣子四人质于吴以请救”的吗?那就要回到这条记录的最早出处:《世语》的身上了。首先,裴松之对其“大将军奉天子征俭,至项;俭既破,天子先还”一句,批评曰:“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那在可信性方面,少不免要打点折扣了。

更直接的问题是,当中虽确实有“遣子宗四人入吴”一句,但并沒有“质”或“请救”二字;那吴方的态度呢?《三国志.孙亮传》和《三国志.孙峻传》一致是说吴军“袭寿春”,“袭”和“救”完全是两回事,当中更沒有提及毌丘俭请救一事。这不单单是出现在《吴书》身上,《三国志.毌丘俭传》正文也是只字不提,《三国志.高贵乡公纪》只云孙峻的号十万大军至寿春,从沒提及他们欲救毌丘俭。这和诸葛诞的称臣和吴的救援,形成鲜明的对比。陈寿写史严谨,宁愿放弃可靠性存疑的史料,也不愿写进书內。由此可见,《晋书》把《世语》演译成救援,是完全有问题的。

那《晋书》有沒有把他国欲侵略之军,本传专美的情况下,歪曲成援军呢?答案还真的是有,其父本纪就有先例:公孙渊曾吞拼孙权的赠礼并攻杀其使节团,让孙权大怒,还欲亲征,他还巴不得公孙渊早日归天,出兵只因羊衜建议不如坐收渔人之利。但在《宣帝纪》中,居然变成“权亦出兵遥为之声援”。

《资治通鉴》根本沒有採纳《晋书》所述;《建康实录.废帝》也只云:“吕据袭寿春,魏将文钦降。”若可以把魏忠臣的角色,改变成勾结外敌的乱臣,正正是司马氏所乐意可见的记录。同是司马氏的叛臣,诸葛诞有记录,毌丘俭却偏偏沒有,岂不更反证毌丘俭真的沒有连援东吴的举动?毌丘俭可不像诸葛诞,有诸葛太妃这样在朝廷有点影响力的女儿啊。因此,《景帝纪》所记,恐怕不可信,至少吴根本沒有救援毌丘俭的企图。文钦倒是有,但那也是战败后的事了。

那王凌呢?当年袁绍谋立刘虞为帝抗衡董卓,曹操不从只因刘协无过,但不是代表曹操视刘协有多神圣。王凌谋立曹彪于许昌,正如前述是其败笔,更因此被赵昆生先生在《三国政治与社会》第二章第五节推论:“即同朝为臣,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条件,不愿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同僚俯首帖耳。”

这不是无的放矢,南朝宋沈攸之欲起兵讨伐弑帝的萧道成,对儿子沈元琰曰:“吾宁为王凌死,不为贾充生。”但《资治通鉴》卷134宋顺帝升明元年,却多了一句《南史》所沒有的句子:“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专制朝权,心不平。”由此可见,视王凌、沈攸之因不服当权者而起兵的史家,为数也不少。而事实又是否这样呢?

虽然是密泄才招致司马懿进讨,但王凌是在高平陵之变后,已开始与其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筹划,鉴于帝幼为强臣所制,以“长以才”的曹彪代替(令狐愚闻曹彪有智勇,可能亦是原因之一)。这点看来就是衡量其有沒有私心的考虑因素了,若不过是想取代司马懿的执政地位,另立幼帝不是更便于控制吗?曹彪这五十多岁的老头子(朱建平相其五十七岁时,有刀兵之灾,结果因王凌而被赐死),不太好驾御吧?

再以吴丞相濮阳兴为例,“是时蜀初亡,而交阯携叛,国内震惧,贪得长君”,孙休崩欲立孙皓,真的是沒有个人私心,恐怕正因如此,朱太后才沒多大异议。无奈其识人眼光简直糟糕,误信万彧(与孙皓善)这有私心的进言,结果比孙峻、孙綝主政(幼主孙亮被架空)更恶劣,这就始料不及了。

还有,《(萧常)续后汉书.魏载纪一》云:“王凌愤司马懿专国,欲起兵诛之,不克。”同书其本传则云:“曹芳拥虚器而已,凌每切齿,且谓芳昏弱,故受制於懿。”如上述所言属实,那可以几可肯定,王凌只是智短而非有私心,可称魏的忠臣。与诸葛诞的迫反,不可同日而语。

干宝《晋纪总论》虽云:“初,凌以魏主非明帝亲生,且不明也,谋更立楚王彪。”但也沒有证据显示,王凌只是欲立一傀儡。

最后用一个反司马氏的时人看法做总结:嵇康。他不但是生于曹魏皇室的故乡谯郡,更重要的是他娶了曹氏之女长乐亭主(注1)。友人山涛举康自代,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公开表示“非汤武而薄周孔”一句,拒不仕晋,惹怒了司马氏,终为司马昭借故杀掉。

嵇康的《管蔡论》,反对以往看法,认为他们是忠臣,其实就是借古讽今(司马昭自诩为周公),《嵇康集校注》引张采评语:“周公摄政,管蔡流言;司马执权,淮南三叛。其事正对。叔夜盛称管蔡,所以讥切司马也。”

《三国志.王粲传附嵇康传》注引《世语》云:“毌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是否沿自钟会之谮,不得而知;其在《晋书》的本传,也有相似的记录;但正如景蜀慧女士的《魏晋诗人与政治》第三章所料:“但就嵇康平素之为人和政治情感来说,此事却并非无可能。”

嵇康慷慨就义时,曾在刑场弹《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一曲,亦让此曲名颂千古;韩皋曾叹此曲:“妙哉!嵇康此曲,其音主商,商为秋声。秋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晏乎!又晋乘金运,商、金声,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将代也。慢其商弦,与宫同音,是臣夺君之义也,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司马懿受明帝托孤,反有篡夺之心,自诛曹爽,逆节弥露。王凌、毌丘俭、文钦、诸葛诞相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匡复魏室之谋,皆为懿父子所杀。叔夜以扬州故广陵之地,四位魏臣全败散于广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广陵始也。《止息》言晋虽兴,终止息。其哀愤躁蹙,憯痛迫胁之旨,在永嘉之乱应验了!”(详见其在新、旧两唐书的附传)韩皋所言若属实,那表示嵇康视四人皆为魏之忠臣。

顺道说说文钦,“及爽诛,钦已内惧,又好增虏级以邀功赏,司马师常抑之,由是怨望。”《资治通鉴》卷76是这样总结文钦起兵之因,坏就坏在这记录是一定有水分,因为是司马氏的政敌,陈寿等史家大多不敢明写他们的事跡,早有公论。司马师虽比不过刘义隆,开先杀人后定罪的先河,但对政敌罗致罪名,是少不了的。性质接近全琮父子争功,以“诈增其伐”为由,诬告张休、顾承和陈恂一事。真正主因还是二宫之争,为鲁王党的全家父子借机打击太子派(注2)。

注1.《三国志.沛穆王林传》注引《嵇氏谱》说嵇康妻是林子之女也,即孙女;《文选》卷16江淹《恨赋》注引王隐《晋书》说她是林之女。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德行》“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条认为,当从《嵇氏谱》。

2.为鲁王霸友党所谮,与顾谭、承俱以芍陂论功事,休、承与典军陈恂通情,诈增其伐,并徙交州。《三国志.张昭传附子休传》

时论功行赏,以为驻敌之功大,退敌之功小,休、承并为杂号将军,绪、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构会谭,谭坐徙交州。《三国志.顾雍传附孙谭传》

全琮父子屡言芍陂之役为典军陈恂诈增张休、顾承之功,而休、承与恂通情。《顾谭传》注引《吴录》

=========================================

二、王凌的自裁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薮泽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产草滋之实,荒年之所取给。此则系乎地利乎也。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豪右并兼之门,十室而七;藏甲挟剑之家,比屋而发。《晋书.伏滔传》东晋桓温参军伏滔的《正淮论》,主要有三点:一、位于淮水中游的寿春,地理位置重要,南北双方的共同门戶,正如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三.寿州条》所讲:“州控扼淮颍,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自魏晋用兵,与江东争雄长,尝不先事寿春。”再加上八公山、肥水等山水之险,对防守方很有利;二、寿春位于颍口、涡口之间,以水路可达徐泗、中原、合肥。《水经注.肥水》生动的描述了:“肥水自黎浆北迳寿春县故城东为长濑津,津侧有谢堂北亭,迎送所薄,水陆舟车,是焉萃止”;三、芍陵等水利开发,《晋书.食货志》记录了司马懿纳邓艾计后,淮南的盛况:“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顾祖禹因此评价:“夫芍陂,淮南田赋之本也,曹公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而军用饶给。齐、梁间,皆于芍陂屯田,而转输无扰。”所以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都在反复接据寿春、合肥一段,吴最后也参一脚,实因淮南“得之者安,是称要害。”(见《陈书.吴明彻传》)、“寿春失,则出合肥扰历阳,建康不得安枕也。”(见吕祉《东南防守利便》)“

王凌出自太原王氏这大族,司徒王允是其叔父。与常林同为梁习所荐的他,先后历任兖、青、扬、豫四州州刺史,有治绩甚得民心。满宠离任扬州都督后,王凌继任,因为当时魏国实在沒有人比他更熟悉淮南事务了。其甥令狐愚又是兖州刺史,史称“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王凌不但有《孙子兵法集解》一卷(见《隋书.经籍志》),也曾在洞浦口之战从讨吕范有功、石亭之战救曹休、芍陵之战败全琮,算是甚有军事才能的宿将一名,所以在正始之变前,已是司空。祝总斌先生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六章第二节,便以王凌、王昶、邓艾和钟会四人为例,认为魏后期的三公:“既然管事有限,作为荣誉头衔,用以尊崇外地功臣。”个人人脉方面,如果策略得宜的话,或可至少让荊豫、雍凉两大都督区抱观望态度:太原郭淮这雍凉都督虽是司马懿旧部,但其妻却更是王凌之妹。王凌被夷族时,她也在名单之內,结果郭淮其督将及羌、胡渠帅数千人叩头请淮表留妻,郭淮五个儿子更是叩首至流血。郭淮被迫抗命,遣人追回妻子,以及上书向司马懿求情。《世说新语.方正》“郭淮作关中都督”条更是夸张至:“州府文武及百姓劝淮举兵……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所以郭淮借故中立,不是全无可能。荊豫都督王昶与王凌俱是太原人,这个同乡年少时,因王凌较年长,王昶以兄事之。王凌不但与王昶有旧,连荊州刺史王基也有点渊缘,王凌当年为青州刺史时,请其为別驾,可说是有提拔之恩。司徒王朗辟王基,王凌也抗命不遣,结果弄至王朗上书弹劾,可见王基深得王凌器重,他们之间的私交大概也不浅。豫州刺史更是魏忠臣毌丘俭,因此若王凌高举的旗号得当,荊豫都督区真有可能持中立态度。拥立身在扬州的曹彪,加上妖马传言(注3),是其优势。但正如前述,这个当时魏唯一有声望、人脉、实力与司马懿叫板的都督,曹彪确实不是最合适的人选,沒办法,魏扬州仅有三郡国,但庐江和安丰又不太富裕,不可能立国,王凌根本別无选择。如欲另觅人选,应从曹丕一脉中找个曹芳同辈,又不是曹赞这些身在冀州河间国这么远的,人选也不算是沒有:与扬州仅一郡之隔的梁国,梁王曹悌。当然,与曹彪相比,在文书內往的机密性方面,风险是大大提高,但合法性却又大幅度上升。清君侧其实也是另一可行方案,可惜王凌从沒考虑过。

可惜的是,王凌既谋非常事,就应该拿出圆滑的外交手腕,来联结曹魏其他掌兵者。他除了外甥令狐愚外,还能联络谁?魏忠臣毌丘俭?甚至连自己的亲家、扬州刺史诸葛诞(见《世说新语.贤缓》“王公渊娶诸葛诞女”条)也不能拉拢,那失败看来是早已注定了。反观司马懿,再一次展现出他的灵活手段:文钦之父文稷,建安中时已为曹操骑将,魏讽谋反案时,文钦本连坐当铢,曹操因文稷之故赥;文钦为庐江太守时,王凌奏其贪残,不宜抚边,求免官治罪。但曹爽以文钦为同乡,厚养待之,不但不治,还遣还庐江,加冠军将军,贵宠逾前。文家可谓深受魏恩,但司马懿就是能因王凌与文钦有隙,迁其为前将军而成功拉扰,进一步孤立王凌,或称初步插足扬州都督区。文钦尽管事后曾致书予郭淮,称:“王太尉嫌其(司马懿)专朝,潜欲举兵,事竟不捷,复受诛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但他当时的立场、起兵响应与否,俱只字不提。如有参与,司马懿不追究已属万幸,还会升迁?可见文钦实已被拉拢。文钦尚如此,那同是司马亲家的诸葛诞,也投向司马氏,就一点都不奇怪了。这与司马懿掌权后,立即召回夏侯玄,并以郭淮继任雍凉都督,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实儿子王广(注4),也说出了时人的心声:“凡举大事,应顺应民心。今曹爽以骄奢失民心,何晏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而且他们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人民习惯旧制,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沒多少人哀伤,皆因失民心之故也。今司马懿情虽难量,未有逆心,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故人心所归。凡爽之所以被憎恶的地方,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如儿子之言不能尽信,那忠臣文钦则可信可信多了,日后其予郭淮的信中称:“大将军昭伯与太傅俱受顾命,登床把臂,讬付天下,此远近所知。后以势利,乃绝其祀,及其亲党,皆一时之俊,可为痛心,奈何奈何!”

若司马懿这托孤大臣,沒干出无故废立幼君这等大事的话,王凌其实恐怕也无法成功拉扰多少掌兵者。只能静待转机吗?无奈王凌自己也不年轻,近八十岁了,结果其甥令狐愚,还在嘉平元年十一月,先一步死了。不但严重打乱王凌的图谋,而且还引发尽知內情、兖州治中从事杨康的告密(令狐愚病重时,杨康已至洛阳,告密应发生于其病故后不久)。蒋济曾向司马懿赞王凌:“文武俱赡,当今无双。儿子王广等志力,有美於父。”其后后悔所言,并称:“吾此言,灭人门宗矣。”因为蒋济深知司马懿事后,一定会加倍提防王凌。若有机会,有可能被借故或连坐,夷族铲除。嘉平元年十二月,无功劳的司空王凌平白迁为太尉、假节钺,以暂安抚其心,这是司马懿的第一步。青徐都督胡质于嘉平二年死后,万斯同在《魏方镇年表》认为,由司马懿旧部胡遵继任(注5),此乃第二步。慢慢拉拢诸葛诞、文钦等扬州将领,至少让他们不会与王凌同谋,分化扬州武力是第三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以安东将军司马昭,持节,镇魏五都之一的许昌。许昌的重要性如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河南二.许州条》所言:“自天下而言,河南为适中之地。自河南而言,许州又适中之地也。北限大河,鲁无溃溢之患;西控虎牢,不乏山溪之阻;南通蔡、邓,实包淮、汉之防。许亦形胜之区矣。岂惟土田沃衍,人民殷阜,足称地利乎?”同时许宫犹有武库(见《晋书.地理志上》),至西晋末年,王祢仍能取器杖。装备也是战略资源之一,双方必争。以绝对不会叛变的儿子,统为数应不少的兵力,控制许下屯田区这一经济命脉(具体可参考邓艾的水利成果),以及封堵王凌欲迎曹彪于许昌的企图。正如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76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所说:“魏受汉禅,以许昌为别宫,屯重兵,以为东、南二方根本。”

王凌除了不知道诸葛诞等被阴诱外,自身兵力未必能应付胡遵、司马昭,以及其后的司马懿大军,这是显而易见的。碰巧二宫之争后,元气大伤的吴,老主孙权遣十万兵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为其提供集结兵力的口实:召回散在淮南及淮北各地的士家屯田,诸葛诞反时就敛出十余万兵;把轮休之兵全调回府,例子见于全琮进犯时,史称“时州兵休使,在者无几”(见《三国志.孙礼传》)。扬州刺史孙礼的兵力总不会太少吧?轮休制下居然导致“在者无几”,那为数可不算少了。具体的比例,可参照邓艾建议淮南屯田的“十二分休”、诸葛亮重信用,让士兵继续休假的“十二更下”,两者皆是十分之二。碰巧这时出现“荧惑守南斗”,浩详忽悠:“淮南楚分也,今吴、楚同占,当有王者兴。”时人挺看重这一天文异象,南朝梁的陈伯之也是因为这样而起兵。尽管晋人在欲把此解释为孙权去世(见《晋书.天文志下》),来否定王凌出兵的合法性。但实际上孙权是两年后才去世,解释显得颇为勉强。明年(嘉平三年,251年)春,上表欲讨吴。如果沒有杨康的密告,司马懿应不会增兵,但应会如去年王昶攻江陵那般,同意其伐吴计划。因为涂塘也算是有战略价值之地:陈金凤先生在《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第三章第一节,引用《晋书.祖约传》中,石聰曾以兵逼寿阳,“朝议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一事,认为“就是为了助寿春抵御后赵的进攻。”所谋不果,王凌居然铤而走险,无把握不会泄密的情况下,遣杨弘以废立事,告知继任的兖州刺史黄华。黄华应是如令狐愚一样,屯在楚国平阿县,协守扬州,若一旦起兵,黄华不可能全然不知。但他又不是你的外甥,也不是忠臣李丰之弟李翼,结果他与杨弘一起向司马懿禀报。为甚么司马懿不在杨康告密时发兵呢?观其日后审讯单固,单固矢口不认,若有文书在手,司马懿只需示之,根本不用杨康这证人的片面之词。这或能侧证,杨康手头上根本沒有王凌或令狐愚谋废立的文书,这与杨弘及黄华不同。王凌正如前述,乃魏之重臣,司马懿根本不可能仅凭一面之词,就发兵攻伐。

四月,司马懿遂率洛阳中军,经河水、渠水、蒗荡渠,潜军东伐,仅九天至颍水旁的甘城。又行对曹爽的旧智,先赦免其罪,又以其任尚书之子王广持书,书中称大军已至百尺(沙水与颍水的交汇口,为洛阳至寿春水路的必经之路,在项城附近),赞其有功于魏,把责任推在已死的令狐愚身上,麻痺王凌让其有一絲希望(內容详见《魏略》)。王凌自知不敌,既蒙赦又自恃与其有旧,居然信以为真,忘记曹爽的前车之鉴,或者说较易中伪降计,以前已中孙布的(见《三国志.满宠传》)。遣王彧谢罪,送印绶、节钺以示投降。司马军到丘头(注6),王凌更面缚水次。陈寿其后记录:“宣王承诏遣主簿解缚反服,见凌,慰劳之,还印绶、节钺,遣步骑六百人送还京都。凌至项,饮药死。”上述文字完全看不出司马懿之诈,以及王凌的真正死因。盖因陈寿仕于西晋,被迫回护,曹髦之死更看不出与司马昭的关系,可见一斑。真实情况当如以魏臣自居的鱼豢的《魏略》所载:王凌乘小船至司马懿,为其命人所止。同为三公却遭礼薄的王凌,此时已心知不妙,难得司马懿还严正的说:“我宁负卿,不负国家。”王凌自知难逃一死,索求棺钉,司马懿果然给予,意图已很明显。五月,王凌被押至项时,服毒自杀。《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世语》曾云:“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王凌大概也与贾逵友好,故途经豫州刺史贾逵庙时(卢弼考证魏明帝时豫州治项),王凌有感而发,大呼:“贾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尔有神知之。”韩慕庐评曰:“八十老翁,尚复何求?水侧之呼,故是肝鬲语,堪愧死贾充辈。”大军至寿春,张式等自首。曹彪不论是否真心参与,死是无可避免。像曹爽般的夷三族,不但包括令狐家,“彪之官属以下及监国谒者,坐知情无辅导之义,皆伏诛。”连曾为令狐愚的州別驾单固,也难逃一死。与单固对质的杨康,“后以辞颇参错,亦并斩。”封侯不成的杨康,结果与单固无异,当真讽刺,还不如俱行刑时的单固,这么有气节。王凌之妹,也就是郭淮之妻,其后被司马懿赦免,换取郭淮的死心塌地。曹芳使韦诞劳军于五池口,又欲封司马懿为相国、郡公,司马懿推辞,但儿孙辈的封赏却老实不客气:是役司马昭督淮北诸军(豫、徐皆属淮北,尽管可能包括胡遵,但时间太短,司马昭应只来得及至邻郡,州治汝南郡安城的毌丘俭),会师于项,因功增邑三百戶,假金印紫绶;时任洛阳典农中郎将的司马望(有否率屯田兵从征,则不可考),封永安亭侯;连五岁左右的孙儿司马攸(已过继予司马师),也以从征为名,封长乐亭侯(注7)。朝议咸以为《春秋》之义,齐崔杼、郑归生皆加追戮,陈尸斫棺,王凌、令狐愚罪宜如旧典。结果发二人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烧其印绶、朝服后埋之。对比两汉,魏较少用《春秋》决狱,此案只因沒有律令可依,只好引用《春秋》,日后这个典故也应用于谋反不成的王敦身上。令狐愚有客以私财更殡葬,行服三年,种植松柏,让一州之士愧之。这哥是谁?日后讨平凉州的名将马隆是也。淮南第一叛,就这样沒声沒息的悄悄落幕。其后二叛,司马师兄弟沿用其父故智,先屯兵于陈国、颍川一带,静待大军集结,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河南二.陈州条》总结:“州控蔡、颍之郊,绾汴、宋之道。淮、泗有事,顺流东指,此其经营之所也。汉贾谊欲以淮阳禁吴楚。魏司马懿以陈、许图东南。”

司马懿顺理成章,以亲家扬州刺史诸葛诞迁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由看似已被收为己用的猛将、庐江太守文钦填补其空缺。胡三省评曰:“王淩死而用诸葛诞,诞亦终於为魏以司马懿之明达,岂不知诞之乃心魏氏哉!大敌在境,帅难其才也。”其实这也是说出了司马氏在淮南势力的单薄,稳定为先的妥协人事安排。王凌一事牵涉至楚王曹彪,让司马氏有借口,把曹丕对诸王的限制政策,从置监国谒者这个专负监视诸侯封国的监察官员,进一步扩大,宗室之权与地位降至“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日后更有监守邺的司马伷、督邺城守诸军事的司马遂)此事也进一步显示出宗正之权,相对西汉的,进一步被削弱:宗室的司法权。此案司马懿不是交予宗正,而是廷尉这正常的司法机关。此例可算宗正由位显职重的诸卿,降至闲职的理据之一。《晋书.乐志下》载晋鼙舞歌五篇中的《天命篇》中,最后就以这句结尾:“黄华应福始,王淩为祸先。”可见是役对司马氏夺权的地位,杨弘和黄华因此封为乡侯。六月,司马懿病中梦见贾逵和王凌。七月,以其弟司马孚迁为太尉,填补王凌的空缺。八月,司马懿病故,诏以其子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曹丕当年以司马懿为顾命大臣时正好也是任此职,老父示以让司马师继嗣之意甚明。魏忠臣、中领军许允闻司马懿死讯后,对夏侯玄说:“无复忧矣。”夏侯玄却叹曰:“士宗,卿何不见事乎?司马懿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司马师兄弟不容吾。”他们的对答,正正预视魏忠臣的逆袭,正慢慢蘊酿中。同时,夏侯玄这宗室也洞察出,威望远远比不上乃父的司马师兄弟,宁斩草除根,也不安朝臣之心,把魏忠臣夷三族。但他想不到,司马师是连不尽心尽力者也杀的(注8),德薄与否已不太理会。

3.愚闻楚王彪有智勇。初东郡有讹言云:“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中。”又有谣言:“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楚王小字朱虎,故愚与王凌阴谋立楚王。《三国志.王凌传》注引《魏略》曹彪既称楚王,且本传云太和六年,他又从白马县改封回楚国。嘉平元年他仍身在淮南,理应毫无疑问,但从兖州刺史令狐愚,遣张式找他一事来看,曹彪又似仍在白马县。故卢弼也说:“彦云都督扬州,屯兵寿春,与楚王近在咫尺,何事不可协商,乃必遣将远至东郡之白马,事之离奇,无过于此。”诸书纪传皆言楚王,曹彪在王凌起兵前应仍在淮南,也许是陈寿误书令狐愚遣使,实为王凌,至少关键人张式,是在寿春投降,他应是扬州将领。柳春藩先生在《正说司马懿》第十讲中,也认为会面地点应在淮南。4.王广主张才性离论,见《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与主张才性异的李丰接近,与主张才性同的傅嘏、主张才性合的钟会大相径庭。他们的主张不但涉及选举办法,更提升至思想、党派之分。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认为,主张才性不必结合者,即支持曹操求才三令之重才不重德的宗旨,属于曹党,反之即为司马党。5.我认为这推论是正确的,因为毋丘俭反时,胡遵能督青、徐诸军。他既非刺史,却在《景帝纪》中与王昶等都督、监、刺史并称“都督四方”,只能认为他至少是监;徐州刺史石苞和青州乐安太守桓嘉也参与了东关之役,可侧面显示胡遵至少此时已为青徐都督。《高贵乡公纪》注引《世语》虽云石苞为青州刺史,但时间段不明确。相反,《水经注.泗水》说下邳大城內,有大司马石苞碑,若石苞沒在徐州任职,当地民众不可能替这不是当地人立碑,所以应该是《世语》误记。退一步,就算战后监青州的他同时兼任刺史(本传却沒记载),东关之战时石苞的职位还是徐州刺史。下邳令武周亲自到徐州刺史臧霸的令舍;督青徐的桓笵,治下邳,并与徐州刺史争屋;司马伷代卫瓘督徐州,镇下邳。可知魏及晋初的徐州州治为下邳;谭其骧也认同。6.大将军亲总六戎,营据丘头,内夷群凶,外殄寇虏,功济兆民,声振四海。克敌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头为武丘,明以武平乱,后世不忘,亦京观二邑之义也。《高贵乡公纪》《王凌传》和《宣帝纪》所载的丘头和武丘,实同为一地。司马昭斩诸葛诞后,改名彰显其武功。7.《晋书.齐王攸传》时间次序和年岁交代上,恐怕也排除了误字或错句的可能性:从征王凌->景帝崩,年十岁->时年十八,恐怕真的只能理解为祖父带孙儿从征了,像曹丕十一岁时,从征宛城一样。8.毌丘俭之起也,大将军(司马师)以问陶,陶答依违。大将军怒曰:"卿平生与吾论天下事,至于今日而更不尽乎?"乃出为平原太守,又追杀之。《三国志.刘晔传》注引干宝《晋纪》

=========================================

三、司马师的移鼎嘉平三年十一月,司马懿不但从祀于祖庙,更以功高爵尊为由,变成从祀者之首。这其实是为司马师继续当政找法理依据,因为是权臣家族的內部权力转移,尽管他以“伊陟代伊尹”的典故开脫,但合法性大不如有魏明帝遗命辅政的老父。故司马师一边通过姻亲,进一步强化与郭太后的同盟;另一方面奉三祖典制(曹操三祖孙),非军事不得妄改,即不变法以免损害魏官僚既得利益者。四年正月,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能集中于一人的权力,基本都已尽揽。此时吴托孤大臣诸葛恪于魏、吴历年交战之险地,东关山上筑二城,引发东关之战。毋丘俭和诸葛诞积极献计与参战,不过由于丁奉雪中奋战,加上朱异水军破坏魏军浮桥,导战溃败中的魏军无法退返,阵亡数万之多。主政的司马师遇此惨败,权威受到空前的挑战,主动承担一切责任,连执行其献计的诸葛诞,也沒有被追究责任,只是与毋丘俭互换防区。同年,陈泰讨胡不成,司马师又是下诏罪己。主动承担当然是其智,但更重要的是权力与根基皆不稳,要拉拢不是心腹的大族:颍川陈氏,是堪与荀氏与钟氏相提并论的大族。陈泰在曹髦被弑后,在司马昭面前,坚持要交出贾充才能平民愤,足见其不是对司马家盲目跟随;王永平先生在《诸葛诞之活动与琅邪诸葛氏“姓族”形成之关系》分析,诸葛诞一支那时已在魏形成“新出门戶”。把这亲家迫得太紧,再有魏忠臣起兵时,若这个豫州都督也响应,可不算甚么好消息。再加上夏侯玄,这个号召力足够的魏忠臣犹在(注9),让司马师不得不有所顾忌(《景帝纪》在他刚迁大将军时,列出的那批都督四方、典州郡、掌选举、参计谋、预朝议的人中,“都督四方”、“掌选举”和“预朝议”皆有魏忠臣在其名单之列),结果只削其弟的爵位应事。相反,王仪在东关战败后说了一句“责在元帅”的实话后,就被司马昭问斩(见《三国志.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由此可见,司马氏对世族与寒门,是双重标准的。

明年诸葛恪欲乘胜追击,率二十万大军北伐,并邀得姜维起兵响应。但为司马师的谋主虞松见招拆招,司马孚统二十万大军,行周亚夫旧智,待诸葛恪久围合肥新城不果,士气低落时反击,结果文钦追破诸葛恪,斩首万余。是役,合肥新城主将张特有功,司马师迁其为杂号将军、封列侯、安丰太守;但让张特还屯合肥的毋丘俭和文钦,居然不见任何封赏。主帅太尉司马孚沒有升迁倒是不奇怪,《晋书.职官志》记其为太尉时,司马师已奏改大将军在太尉下(本传有误,时早已代王凌为太尉,非尚书令加侍中);但这情况不适用于毋丘俭,就算胡遵仍为征东将军,沒有空缺递补,那迁作镇东大将军又如何?结果却是连增邑也沒有,文钦同上。司马师不欲轻予诸大将军之因,就是因为诸大将军是可以被受予开府之权、仪同三司。《晋书.职官志》记录了开府能增设司马、从事中郎、主簿等一众属官,非四征、镇等所能比矣。(注10)试想若毋丘俭府中,尽是嵇康等魏忠臣,对司马氏的篡魏大业,肯定是有弊无利。诸葛恪战后非但沒有下诏罪己,还倒行逆施,结果被王族孙峻发动政变,当权的诸葛恪就落得被夷族的命运。邻国政变成功,不可能对后父光禄大夫张缉、中书令李丰等一干魏忠臣沒有半点鼓舞作用。

嘉平六年二月,曹芳与李丰、张缉、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穴从仆射刘宝贤等谋以太常夏侯玄代司马师辅政,但政变失败,一众忠曹之臣被夷族。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27感叹夏侯玄,及对魏的影响:“亲姻中外,竟相首尾,委肉以当豹虎之锋,悲夫!如玄之智,虽未必能存魏,然玄死而后魏卒,盖与其国相始终矣。”三月,司马师废皇后张氏。当年司马懿父子密谋打倒曹爽集团,司马师虽身为禁卫军的中护军(掌外军,见《宋书.百官志下》),仍要“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图事变时能控制京师,因为掌內军的中领军是曹爽弟曹羲。张金龙先生在《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第四章第二节,综合诸家所言,得出的结论是:“(外军)应指宫城外保卫京城的禁卫军,而与地方都督或州郡长官所领之兵无关。”中护军有中央武官选举权,这点不用多加解释,夏侯玄的“拔用武官”、司马昭的“任主武官选举”已能说明。陶新华先生在《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第四章第六节中,已通过《通典》、《北堂书钞》、《三国志.田豫传》等例子,考证出“杜佑说领军主武官选是曹魏及西晋初中护军隶领军时的权宜之计是有根据的,不宜轻易否定。”(注11)由此可以看出中领军对权臣的重要性,比中护军更重要,司马师是绝对不容许有异者继续担任此职的。司马师收押李丰等人,与李丰、夏侯玄善的中领军许允欲见司马师。司马师闻许允前遽,怪责:“我自收丰等,不知士大夫何为怱怱乎?”这时已埋下杀机。同时也显示出李丰等是多么的不成熟,政变这等大事,两个关键人物夏侯玄和许允,都沒能有参与其中,更別提外藩如毋丘俭,那失败又看似是理所当然了。五月,许允名义上迁为镇北将军、督河北诸军事,喜对其妻曰:“吾知免矣。”阮氏却洞悉:“祸见於此,何免之有?”许允与曹芳辞別时,涕泣歔欷,还未出发就以“放散官物”的罪名,判予徒乐浪之刑,途中死去。程树德在《九朝律考.魏律考》也说了:“按《唐律》,放散官物坐赃论。”都督大员只是坐赃,就严重至远徒边疆,死因不但是他在敏感时期,公然表示其魏忠臣的身份,实际却是,结果如其妻所言,结局早已注定: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贤媛》“许允为晋景王所诛”条中,已解释得很清楚:“故师虽疑允;亦无可发怒,乃令出镇河北,慰谕使去,欲以军法诛之耳。阮氏明智,知其将然。故曰祸见于此也。”、“道死之与幽杀,亦自不同。考《魏志.毋丘俭传》注引俭及文钦等表曰:‘近者领军许允,当为镇北,以厨钱给赐,而师举奏加辟,虽云流徒,道路饿杀’……或疑俭等之表,出于仇口,欲著师之罪,未必不故甚其辞。然《世语》此条本之孙盛《魏氏春秋》,亦云:‘允为景王所诛。’裴松之《齐王纪》注据《夏侯玄传》及《魏略》以考允事,而云:‘允收付廷尉,徒乐浪,追杀之。’不用道死之说……鱼豢、陈寿,多为时讳,亦不敢著其实。傅畅书著于胡中(见《魏志.傅瑕传》注),无所避忌;孙盛书则作于东晋,为时已远,故皆得存其直笔耳。”贾充妻李氏为李丰之女,坐流徒,贾充可不像郭淮般求情,而是另娶郭槐(《世说新语.贤缓》“贾充前妇”条更记李婉离婚徙边)。贾充的休妻就是其向司马氏示忠的举动,李婉被休,代表又变回李丰之女,在夷三族之列,与荀顗日后的保荀氏之举,刚好相反;和峤能袭父爵,基本可确定嫡子无异(不会仅一个庶子吧?),不用奉和逌的庶妻为母。那其母自然是正妻,和峤始可称夏侯玄为舅,她也可断言是玄的姐或妹。和峤母死于太康末,那夏侯玄被夷三族时,夏侯氏有可能免死。连同郭淮妻的前事,“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被改定乃大势所趋,因为官员通婚情况太普遍,结果一年后成事。后续故事:司马炎篡魏登基后的大赦,李婉获宥还,司马炎只好特诏置左右夫人来解决二妻并存的问题,连同其后的毌丘俭起兵引发的刘含(怀疑是《晋书.礼志中》的刘正舒或刘正则)之母、司马炎之舅、王肃子王虔前妻(皆毌丘俭孙女),皆是这段战乱、篡叛频起时代的见证。

身旁的忠臣中书令、九卿、中领军全都见阎王,尤其是夏侯玄,曹芳“意殊不平”;司马师也因此欲废帝。九月,曹芳不敢趁司马师路过洛阳时,阴杀并掌控其军,继而击司马师。结果被司马师早一步,借郭太后之名废帝,还在诸臣前流涕,言明当奉太后令,演技尽得其父的真传。有治名的前武威太守、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恸左右,从此不再应朝廷之召。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过司马师指控曹芳的主要罪状中,“迎六宫家人留止內房,毀人伦之敍,乱男女之节......于陵云台曲中施帷,见九亲妇女,帝临宣曲观,呼怀、信使入帷共饮酒”这条,阎爱民先生在《汉晋家族研究》第二章第三节就以此分析:“汉宫外戚侍帷幄之制,后妃亲属非唯妇女即男子可留止宫內......在汉则为规制,在魏晋则是天大的罪名,此可见风气变化之大。”杀李丰、诛夏侯玄、废曹芳,这些当然是司马师对晋的大功。《晋书.乐志下》载晋鼙舞歌五篇中的《景皇篇》,记录如下:外则夏侯玄,内则张与李,三凶构逆,乱帝纪。顺天行诛,穷其奸宄。边将御其渐,潜谋不得起。罪人咸伏辜,威风振万里。平衡综万机,万机无不理。召陵桓不君,内外何纷纷。众小便成群,蒙昧恣心,治乱不分。睿圣独断,济武常以文。顺天惟废立,扫霓披浮云。司马师欲像王凌般,立曹操子彭城王曹据为帝(这君应是懦弱之辈,能胜任傀儡)。尽管“群臣失色”,但不得不服从,除了郭太后外。她拒绝这个礼法不合的决定,反建议用她认识的曹髦代替。刚借太后之名义废帝,司马师也不便反对,他暂时还不想弄个“司马师之心,路人皆知”,况且她的理据充分,只好同意。废帝之举如董卓,当然是会激起忠臣的反抗,荀顗(司马懿对其有提拔之恩,荀氏又与司马氏有姻亲关系,再加上父亲荀彧之死与曹操不无关系,早在正始末年已有投向司马氏的倾向)遂建议:“新皇登基,权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遂遣侍中持节至四方,名义上是“观风俗,劳士民,察冤枉失职者。”实际上是朝中再无有威望的大臣或掌禁军兵权者,能以政变方式推翻司马师,只余下外藩以武力进京勤王一途,但又谈何容易呢。司马师又假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论废立定策之功,封赏其党羽以增忠诚,犹如当年的曹操。魏忠臣毋丘俭父子,遂联同下属文钦等,起兵勤王。与讨伐王凌时,有确实名字的仅司马祖孙及侄儿司马望四人不同,这次从征毋丘俭的名单,可真是人才鼎盛(详见下章),这能侧证司马师的霸府的规模,相对其父时有所扩大、倒向司马师的大族增多。同时,毋丘俭的檄文,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罪状,又显示司马师的强干弱枝政策和对禁卫军系统的改变,这能体现在司马师所能动用的兵力规模中。上述两点,就是司马师正逐步篡魏的过程的明证。

霸府,泛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权臣,建立的府署机构,借此控制皇帝与朝廷。如刘裕的霸府(见《梁书.徐勉传》)、曹操的霸朝(见《晋书.袁宏传》)。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后,其太傅府也演变成霸府,故《晋书.职官志》云:“宣王既诛曹爽,政由己出,网罗英俊,以备天官。”、《艺文类聚》卷46引《宋书》云:“晋宣帝为魏太傅,诛曹爽后,置左右长史,掾属舍人各十人,事既非常,加又领兵,非准例也。”但规模远远不及儿子们的,这能从属官有名可考的人数侧证:从事中郎卢钦与阮籍。《宋书.百官志上》云:“及晋景帝为大将军,置掾十人,西曹、东曹、户曹、仓曹、贼曹、金曹、水曹、兵曹、骑兵各一人,则无属矣。”能考名者有左长史司马琏(见《景帝纪》,有些《晋书》版本作司马班)、历任从事中郎、司马、右长史的李熹、从事中郎阮籍及武陔、参军贾充、舍人王羕(见《三国志.夏侯尚传附子玄传》注引《世语》,《景帝纪》作王羨)。这架构基本为日后司马昭的大将军府所沿用,当然,无法与灭蜀汉后,司马昭的相国府相提并论,但已隐见其以曹操的魏王国府为目标。高平陵之变后,大批曹爽府属官员,随例被罢免,但很多人为司马氏所起用,如王基、郑冲、裴秀、王沈、荀勖、王昶子王浑、卢钦等,咸宁元年的配飨名单中,郑冲、裴秀、王沈和荀勖就在其中。甚至连率曹爽府中骑士,自津门斩关出奔的鲁芝、力谏曹爽勿投降的杨综,司马懿都赥免其死罪,更迁其官,此举不但是安朝臣之心,更是网罗人才为己所用。与其有姻亲关系的大族,如颍川钟氏(钟毓及钟会)及荀氏(荀顗及荀勖)、泰山羊氏(羊祜),更是其积极招揽的对象。再加上正始之变前的核心如王肃、傅嘏、司马孚、卢毓等,以及司马氏提拔的邓艾、州泰、石苞等寒门,遂成骨干。这又同时显示出,合肥新城的胜利,让司马师有足够的声望,可以违背自己当初的承诺,对军事以外的制度进行改变。何茲全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下篇第二章第二段评论这事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从战国至汉的隶属关系,转化为魏至唐的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性:“依附者对豪门强宗的人身隶属关系,以及豪门强宗对依附者的人口分割制,都已为国家所承认。”在这之下,应还有大批中下层军官受司马氏之恩惠,对其忠诚远超魏帝。比方钟会帐下督丘建,乃胡烈向司马昭所荐,对司马昭的忠诚远胜府主钟会。钟会谋反时趁其不备,联合众魏将击杀之。由此可见,这时司马氏的人才济济,如沒有数位足以抗衡之俦,或者一位能力超脫之辈,推翻司马氏的机会不大。

军事方面,第十条罪状为:“三方之守,一朝阙废,多选精兵,以自营卫,五营领兵,阙而不补,多载器杖,充聚本营”;第十一条为:“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虚四表,欲擅强势,以逞奸心,募取屯田,加其复赏,阻兵安忍,坏乱旧法。”结合来说就是增加淮南、荊豫和雍凉的轮休比例(把前述扬州刺史孙礼的情况扩大化),以及把各区的精兵,集中至京师中央军。甚至不惜违规,以免除屯田客徭役来争民心,可被征召至中央军服役;禁军的军械与兵员是优先补充至其大将军本营,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和射声这些五校尉营所领的兵士数目,常不满编制,张金龙先生在《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第四章第四节中,推断出曹魏五校尉每营领兵不过数百。《世说新语.方正》“高贵乡公薨,內外喧哗”条注引《汉晋春秋》云:“自曹芳事后,魏人省彻宿卫,无复铠甲,诸门戎兵,老弱而已。”更是生动的印证了,毋丘俭等所言非虚。就算魏帝成功控制禁宫內之兵,又能有甚么作为?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强干弱枝,避免外藩的武力,足以推翻司马氏。正始之变前,魏中军之数,应为张郃救陈仓的南北军士三万左右,且是中领军、中护军、武卫将军等所统洛阳城內之兵居多。城外中军应不多,否则曹爽也不用仅发屯田兵数千人防备司马懿,桓范更不用劝其至许昌,领军回击司马懿;讨伐毋丘俭时,司马师所统的中军已涨至步骑十多万。兵力这么悬殊下,起兵者的军事才能除非是如燕王朱棣般,更有名将朱能、张玉等下属(可能还需有李景隆辈的友情相助),否则仅凭一州之力对抗全国,胜算渺茫。若能联合各州都督,或有转机,可惜毋丘俭也不是苏秦、张仪辈。文钦与诸葛诞有隙,这最有机会拉拢的豫州都督,也沒法连合起来。毌丘俭曾为平原侯文学,“以东宫之旧”,被曹睿甚见亲待,大概是感恩而以死相报吧。这个曾以一万兵破两万高句丽军,屠其首都丸都山城(其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落在现吉林省集安市西面的丸都山上,只有南面地势稍平,故毌丘俭军“束马悬车,以登丸都”),立纪功碑(“肃慎南界”及“丸都山”碑)。据《三国史记.东川王本纪》记载,这个高句丽王口中的“魏之名将”毌丘俭,“为方阵,决死而战”,高句丽军死者一万八千余人(《梁书.东夷传》则云斩首虏万余级);韩那奚等数十国各率种落降(见《三国志.齐王芳纪》),其军事能力虽不俗,但不见得能完胜对方的邓艾、司马孚等人。文钦与其子鸯,确是骁将,冲锋陷阵能力一流,确是毋丘俭的好助手,可惜他们欠缺一个范增;相反,司马师却拥有钟会、傅嘏、虞松、王肃等人,可称得上谋士如雨,这又刚巧是胜负关键之一。

王肃早已指出,当年强如关羽威震华夏,当荊州失守,其将士家属皆在敌中,军心不稳,一夕瓦解。若毋丘俭军无法速攻,久之,也会如关羽般自行崩溃。这可谓一语中的!因为魏的士家是实行质任制,这就是西晋人刘颂口中的“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者,各在一方”的错役制度。将士家属居住在后方如冀州、司州(注12)等的“內州”,若前缐将士叛逃,是会祸及妻儿的(重士亡法,详见《三国志.高柔传》)。其实何止是一般士兵,连地方的军政长官,同样需要质任,胡三省就在这次起兵时作注曰:“魏制,诸将出征及镇守方面,皆留质任。”出征之例可见钟会伐蜀,邵悌就劝谏司马昭:“会单身无重任”,因养子不算重任。一方大员早至曹操时,已有青、徐豪霸臧霸与孙观;甚至连外族如太原乌丸王鲁昔,时为曹军骑督的他从征汉中,其妻就在太原,因思念乃遣军盗其妻,就说明她时为人质(见《三国志.梁习传》注引《魏略》。曹睿时更明确规定,“滨近外虏,数有寇害”的剧郡县,需有任子(见《三国志.王观传》)。在京城任官一样算是质子,王凌之子王广在京城为尚书、毋丘俭之子毋丘甸任治书侍御史,就是实际例子。他们两个儿子早知內情,结果王广还要随司马懿同行,并当使者劝父投降;毋丘甸及其家属还是逃不了,在新安灵山上被別军攻下,夷族。毋丘甸难道从沒评估过风险吗?不太可能,但仍劝其父起兵,这样视死如归的义士,但又能有多少呢?因此为了家人,暂时同意跟随毋丘俭,但有机会向司马师投降者,不会是少数,史招与李续就是例子。上至长官,下至士家的任质制,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晋宗、韩综般举军向敌国投降之事,在曹魏确实不多见,但魏忠臣若想凭武力推翻在朝的司马氏,除非能速胜,时间越久,战局越不利。若不能让蜀汉或孙吴至少保持中立的话,随时连老家也不保。故毋丘俭之起兵,其实早已注定是魏的最期之挽歌。

9.玄之执也,卫将军司马文王流涕请之,大将军曰:“卿忘会赵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赵俨薨,大将军兄弟会葬,宾客以百数,玄时后至,众宾客咸越席而迎,大将军由是恶之。《夏侯玄传》注引《魏氏春秋》初,丰之谋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详之尔!”不以闻也,故及于难。《世说新语.方正》“夏侯玄既被桎梏”条注引干宝《晋纪》裴松之认为纪传沒提及夏侯玄入朝,便否定《魏氏春秋》的记录,有武断之嫌。曹仁也沒入朝记录,难道许褚不与曹仁共坐是子虚乌有?司马师以莫须有坐诛参与的夏侯玄,连司马昭都反对,可见影响之坏。弄至曹芳无法再安于当傀儡,司马师的废帝,又是与夏侯玄善的毋丘俭起兵的导火线,可见后遗症不算轻。10.虽然诸征、镇也可以开小府,征东将军王基的“长史、司马等七人皆侯”可证,但规模当然较小。仅以最重要的长史及司马两职为例,《晋书.职官志》记录诸大将军不开府者,置长史、司马各一人;《晋书.成都王颍传》记录征北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的司马颍,响应司马冏时,就置左右长史与左右司马。开府仪同三司,同时也是个人荣誉,与三公同级。官位达标,但不获朝廷准许开府仪同三司而怨恨者,张林、祖约就是例子。11.历代史籍皆云护军将军主武官选,则领军无主选之文。唯陶藻《职官要录》云‘领军将军主武官选举’,而护军不言主选。又引曹昭叔《述孝诗叙》曰:‘余年三十,迁中领军,总六军之要,秉选举之机。’《通典.职官十六》护军与领军史涣皆掌禁兵,典武选。《北堂书钞》卷64引《晋起居注》记泰始七年诏太和末,公孙渊以辽东叛,帝欲征之而难其人,中领军杨暨举豫应选。《田豫传》魏初因置护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则不隶也。《宋书.百官志下》陶新华先生认为司马炎之诏讲述的是曹魏时,中领军典武选;且典武选的中护军也隶属于中领军,中领军应曾掌武选。12.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帝遂徙其半。《三国志.辛毗传》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晋书.匈奴传》曹丕移五万家至司州;西晋郭钦建议徒三河(河內、河东、河南)、三魏(魏郡及其分置的东西部都尉)四万士家充实关中与塞外地区,可见魏晋时士家多在司州、冀州。

=========================================

四、逆天乏力的毋丘俭

《世语》记载,“齐王之废也”毋丘甸劝其父,不能坐视亡国,毋丘俭同意。正元二年(254年)正月,有慧星“西北竟天,起于吴、楚之分。”与王凌一样,毋丘俭认为这也是起兵的时机,于正月十二日,矫太后诏以示名正言顺(司马师尚需,何况毋丘俭),列出司马师的十一条罪状,移书诸郡国以示大义(望争取各地魏忠臣),联同下属扬州刺史文钦、安丰护军郑翼、庐江护军吕宣、庐江太守张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护军王休等,歃血为盟,效法为智伯复仇的义士豫让,起兵勤王。毋丘俭厚待文钦,他亦感戴无贰心,文钦响应并不奇怪。但扬州三郡皆有护军或太守支持,那正传的“迫胁淮南将守诸別屯者”,就未必全是事实。但名单中却沒有安丰太守,有可能仍是张特留任,也有可能是李胤。若是前者,那就是代表他如同当年的文钦,被司马氏以官爵等收为己用;若是李胤,那就更加不奇怪,因为他曾任中护军司马,不论是司马师(正始五年二月始任)或司马望(司马师的继任)的下属,称其为司马氏故吏,应该错不了。安丰太守沒响应,倒是显示出司马氏一直致力掌控淮南的事实。郡內有安风津,刚巧又是胜负的关键地之一,详见下文。其十一条罪状,详见本传裴注,现简单的总结:一、不承父业尽力辅君,不行臣子之礼;二、不守丧,不孝;三、发动的东关之役,却大败;四、合肥新城之役,事后封赏不公;五、诛杀帝的心腹中书令李丰等人;六、废帝,连其叔司马孚也“追送齐王,悲不自胜”,足证司马师的不顾大义;七、废后及杀后父张缉;八、毀坏宫內,不奉法度;九、饿杀当为镇北的中领军许允;十、把各地精兵征至洛阳为己用,又无视禁军五营的需要,把器械和人员充实其本营;十一、提高各督区士兵的轮休比例,坏乱旧法。上述所言基本属实,怪不得陈寿不敢如周鲂般,把其表收进本传內。犹幸直至南朝宋时,《罪状司马师表》仍留存于世,并为裴松之收录,为后世研究魏晋之际,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表中猛夸已故的司马懿,只把打击面限于司马师一人,其后建议司马昭可代其兄,司马孚和司马望地位不变,盼达到分化,或削弱家族其他成员的支持。想法虽好,可惜只是一厢情愿。移书各地惜效果惨淡,兖州刺史已不是李翼,得不到邓艾的响应是预料之內;郭淮在文钦发信后不久已死,有否可能响应也不用再探讨了。继任的陈泰,本传沒提及过毋丘俭有使者的到来。与司马氏有姻亲的他,并不是一面倒向魏帝,所以此时也沒响应;青徐都督胡遵、荊豫都督王昶、荊州刺史王基也沒提及过;与文钦有隙的诸葛诞,倒是斩其使以示忠诚。这已证明司马氏根基已固,毋丘俭若失败的话,纵有魏忠臣能隐藏其立场,成功出任都督,但也沒多大希望推翻司马氏。既然连郭淮也在考虑之列,夏侯霸这成事机率更高的,却偏偏沒有考虑?当年诸葛亮、诸葛恪东西并起,怎样也能吸引魏的机动兵力,更何况同年姜维更取得洮西大捷,杀伤魏军数万,迫使邓艾、司马孚往关中增援。假设能先取得姜维的起兵呼应,司马师的投入力度,自然被削弱不少,或有望成事,惜哉!

毋丘俭以老弱守寿春(当中恐怕也有屯田客),亲率五、六万兵西向,以三万兵守项城,据险静待司马师从洛阳至的中央军;同时以文钦率余众,在外围为机动兵力。这在战略上简直是自寻死路,原因正如前述,质任制下军心不稳,只能一鼓作气直扑洛阳或许昌,始有作为,甚至能让个別都督,因此倒向毋丘俭。退一步,就算选择决战地点为豫州,也应尽量攻取附近的必争之地,可惜同样沒有。文钦他们骁勇有余,可惜连有眼光如王基辈者,也沒有。司马师收到毋丘俭起义的消息,本不欲亲征,因为他的眼瘤才刚治疗完,故有人认为遣司马孚出征即可。但傅嘏、王肃和钟会俱劝其亲征,王肃之言,见上回任质制一段;傅嘏认为淮、楚兵劲(注13),其锋未易挡,若诸将失利则大势已去,司马师闻言后“蹶然而起”,并以其守尚书仆射,俱东征,期间“嘏有谋焉”;另一智囊钟会则是“典知密事”。从征者尚有司隸校尉王祥、左长史司马琏、参军贾充与右长史李熹(三人皆是大将军府幕僚)、将军乐綝。郑袤在交锋前对司马师说:“昔与毋丘俭俱为台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谋而不达事情,自昔建勋幽州(破高句丽一事),志望无限。文钦勇而无算。今大军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锐而不能固,深沟高垒以挫其气,此周亚夫之长也。”任质制、合肥新城之役所采的周亚夫旧智,看来已是当时有识者的共识了。司马昭兼领中领军,留镇洛阳;卢毓纲纪后事,加侍中,稳固后方。司马师率中军步骑十余万,倍道兼行,召三方兵会师于陈、许之郊,王昶、胡遵、诸葛诞、王基和邓艾皆从征。除雍凉与河北两督区外,有名可考的魏诸都督、刺史,除石苞本传沒记录外,全都参战。另一方面,司马师遣钟毓持节至扬、豫两州,班行赥令,告谕士民,史招与李续未战先降应是其成果。司马师以荊州刺史王基行监军、假节,暂代司马昭统许昌军之务,与司马师会师于许昌。他认为毋丘俭军中的吏民,不欲起兵,只是迫于几个长官胁迫下才出征,若大军至必土崩瓦解。司马师称善,并让其居军前。司马师既已同意郑袤的深沟高垒之计,遂诏其停驻,但王基不同意,进言:“毋丘俭军起兵至今却不深入,可见众心疑沮。若不示威以迎民望,却久缩不前,非用兵之势。若州郡兵的家室为其所得,他们更无顾虑、加重离心;被胁迫自觉罪重,不敢复还,此为错兵无用之地。若吴乘机袭寿春,淮南再非国家所有,豫州变成前线,危而不安,此为大大的失策。宜速据坚城南顿,內有大邸阁,足军人四十天之用。”曾任安丰太守的他所言非虚,司马师也禁不住王基的屡次请求,乃让其进据[氵隐]水。

闰正月初一(注14),司马师次于[氵隐]桥,史招与李续投降。王基既至,复言:“外有强敌,內有叛臣,若不马上下决定,事态发展很难预期。议者认为将军应持重,但持重不等同不进军。据有粮的坚城,上计也。”但司马昭欲让诸军至,犹未许,王基以“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为由,进占南顿。大粮仓对战争的影响,以敖仓最为有名,楚汉双方谁丟了就出现乏食,继而撤兵和求和。故毋丘俭军终于决定应抢占这争地,行至十余里却闻已为王基所占,复还项城。《景帝纪》虽云:“遣荊州刺史王基进据南顿以逼俭”,但观其本传,可见王基抢占南顿,实是他本人之谋,与司马师的关系真的不大。故《资治通鉴》也从《三国志.王基传》。其他将领也欲攻项城,但本欲高垒深壁的司马师,却向他们分析:“淮南将士本无反意,惟毋丘俭、文钦诈称会得四方响应,结果连淮北也无人呼应,更有史招、李续投降。内乖外叛,自知必败,困兽思斗,速战更合其志。虽云必克,死伤亦多。稍作对峙,谎言自破,此不战而克之计也。”话虽如此,但此战的时间差要掌握得非常准确,因为吴的当权者孙峻,也于同月率吕据、留赞、丁奉等,号十万,袭寿春(见《孙亮传》)。司马师若不想失淮南,其实也沒多少久拖的本钱,从这角度来看,王基方向正确。诸军集结完毕(《钦与郭淮书》称:“复遇王基等十二军”,可作参考),司马师乃遣诸葛诞督豫州诸军自安风津向寿春,胡遵督青、徐诸军出谯、宋之间,绝其归路。自率大军屯汝阳,遣兖州刺史邓艾督泰山诸军(注15)进屯乐嘉,作浮桥,示弱诱敌,来个最后了断。毋丘俭军进不得斗,退恐寿春见袭,“不得归,计穷不知所为”。家在北方的淮南将士,士气开始崩溃,陆续出现投降者,毋丘俭惟淮南新附农民能为己所用。能与邓艾交锋,恐怕明知是计,也会被迫出迎,总比继续坐以待弊为好。

文钦出击,司马师军衔枚潜兵至乐嘉(《太平御览》卷357引王隐《晋书》,记载是文钦军衔枚,与《景帝纪》异),文钦猝见大军,不知所措之际,幸其十八岁之子文鸯,勇力绝人,建议趁其未立稳之时逆击。结果文钦把军队分作两队,乘夜色夹击。文鸯率士先至,司马师一军震扰,碰巧司马师此时再次病发,又不欲众人知其病危,只好咬被不作声,哪怕被也破损。文鸯叫阵三次至天明,文钦也不能如期到达,文鸯见司马师军数目众多,只好退兵。司马师认为如曹刿所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歇”,趁文鸯军士气下降时追击。文鸯本引军往东,见追兵只好先挫其锐,与骁骑十余摧锋陷阵,所向皆披靡而还。司马师又遣司马琏率八千骑,乐綝(有些版本的《晋书》记作“乐琳”;《太平御览》卷96记:“镇东大将军诸葛诞杀扬州刺史乐琳”,可知“琳”、“綝”二字相通)督步兵继后。《资治通鉴》此时多出了一句《景帝纪》所沒有的句子:“鸯以匹马入数千骑中,辄杀伤百余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骑莫敢迫。”情况犹如《晋书.食货志》引录邓艾淮南屯田之计,比《三国志.邓艾传》还多出了数句一样,但从沒有人怀疑《晋书》所记有误。文鸯杀数百人一段,说录的是交战情况,并沒有加插个人推断,应只是引录,可能北宋时的《晋书》有这一句,又或者有其他资料。其冲阵之猛,怪不得后人评价“攻垒若文鸯”(见《陈书.蔡景历传》)、也把“弓马便捷,膂力过人”的李庠,“时论方之文鸯”。殿中校尉尹大目,小为曹氏家奴,是役随司马师从征。他知其一目已突出(离死不远),心在曹氏的他,想找机会把这珍贵消息告知予毋丘俭军,乃对司马师说:“文钦本是明公腹心,但为人所误,又天子乡里。大目昔为文钦所信,乞得追解释,令其还与公复好。”司马师中计,让其追文钦,遥相与语。尹人目本欲其再坚守数天至司马师去世,司马师军或会大乱。可惜文钦听不懂“君侯何苦若不可复忍数日中也”这一句的真正意思,大骂他不念先帝之恩,作司马氏的帮兇,张弓欲射,尹大目只好泣叹:“世事败矣,善自努力!”文钦军最终还是在沙阳,不断被冲击,“弩矢雨下”,文钦蒙盾而驰,败后余众投降。文钦父子还保项城,毋丘俭闻知乘夜弃众欲回寿春,(寿春的老弱之众,其实又能有甚么作为呢?)群龙无首,在项城之众当然崩溃。毋丘俭个人同样糟糕,至慎县时已有逃兵,毋丘俭与小弟毋丘秀、孙毋丘重藏身水边草中,被安风津都尉(注16)部民张属所射杀,传其首。张属当然封侯,毋丘秀叔侄和文钦父子只好逃往吴。诸葛诞先至寿春,城中十余万口,闻毋丘俭败,恐诛,悉破城门出,流进山泽或散走入吴。魏廷只好特赦为毋丘俭所误的淮南士民,避免进一步的人口流失,但《孙亮传》记有数万口来奔。司马氏以诸葛诞久在淮南,迁其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

毋丘俭虽已在闰正月二十一日败亡,但司马氏的战斗还未结束,因为号十万的吴军仍在。邓艾追败军至丘头,孙峻军将渡江,见魏诸军已至,城不可攻,退兵。只好迎接文钦,并以其为都护、假节、镇北大将军、幽州牧、谯侯;文钦也上表予吴,不但吹嘘郭淮也受其号召而起兵(夸示其人脉),且奉上所受的魏节、前将军及山桑侯印绶,以示忠诚。二月,新任扬州都督诸葛诞遣邓艾据肥阳,但邓艾认为当地与吴军远,非要害之地,自率军改屯附亭(卢弼所引的清诸史家,皆认为即黎浆亭),遣泰山太守诸葛绪等于黎浆拒战。七十三岁的吴左将军留赞,是役路中发病,在菰陂正好遇上诸葛诞別将蒋班所率的四千兵,病困的他已不能整阵,知必败,乃解曲盖印绶付弟子以归。陈亡吴将还有孙楞、蒋修,留赞首级及其印节(《孙峻传》注引《吴书》虽言,留赞已交付印绶予弟子,但他们仍有可能为魏军所获,故《三国志.诸葛诞传》所言,未必是误记),则为蒋班传至京师洛阳。吕据及丁奉则在败军中扳回小胜,于高亭中,丁奉骑马持矛,突入曹珍陈中,斩首数百,获其军器,进封安丰侯。三月,朱异袭安丰而不克,应是吴后续的试探性攻势,测试司马氏在淮南是否已稳固。历时近三个月的淮南二叛,正式划上句号。是役不但出现于《天文志》、《五行志》等,连相士管辂都能亮相(注17)。《晋书.乐志下》载晋鼙舞歌五篇中的《景皇篇》,把是役描绘如下:神武御六军,我皇执钺征。俭钦起寿春,前锋据项城。出其不意,并纵奇兵。奇兵诚难御,庙胜实难支。两军不期遇,敌退计无施。豹骑惟武进,大战沙阳陂。钦乃亡魂走,奔虏若云披。天因赦有罪,东土放鲸鲵。

毌丘俭不但被夷三族,其党七百余人入狱,侍御史杜友治之,仅诛首事者十余人,其他奏免。魏法,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毌丘甸妻子荀氏应坐死,其族兄荀顗是司马氏的亲家,乃求活其命。荀顗家属明显是在八议之列(注18),司马氏也无法无视大族兼亲家的请求,乃诏听离婚。荀氏所生之女毌丘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疑是刘寔弟刘智刘子房)妻,应坐死,以怀妊系狱。荀氏辞诣司隶校尉何曾乞恩,求没为官婢,以赎芝命。何曾哀之,司隶主簿程咸认为:“大魏承秦、汉之弊,未及革制。女已出嫁者,若已产育,则成他家之母,于防则不足惩奸乱之源,于情则伤孝子之恩。男不遇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为在室之女,可从父母之刑;既醮之妇,使从夫家之戮。”朝廷从之,仍著于律令。这两例也被收进《晋书.刑法志》。刘仲武妻毌丘氏,生子刘正舒,及毌丘氏卒,刘正舒求祔葬但不获准许。孝子乃讼于上下,泣血露骨,缞裳缀络,数十年至死也不得从。此事被收进《晋书.礼志中》。 众多妻女被赦之例,不但反映司马氏欲拉拢人心,缩小打击面;另一方面则折射出魏晋时,母系社会的各种影响,已在削弱,父权抬头:两汉诸多株连诏令,是以同产(同母所生)来界定,比方汉顺帝永建五年十月杀班始,同产皆弃市。而不是日后以同父所生来划分;魏唯一一条以同产来定谁需株连,还是司马昭以汉旧例杀成济这代罪羔羊。

封赏助司马氏巩权者名单如下: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的王昶迁骠骑将军,二子封亭侯及关內侯;征东大将军胡遵迁卫将军;诸葛诞击退吴军后,再迁至征东大将军、封高平侯;王基接替诸葛诞都督豫州的空缺,兼领刺史,迁镇南将军,封安乐乡侯;王肃接替司马昭中领军一职,加散骑常侍,增邑三百;邓艾封方城乡侯;傅嘏封阳乡侯,增邑六百戶;荀顗袭父爵万岁亭侯,邑四百;贾充增邑三百五十;李熹迁御史中丞;王祥增邑四百;乐綝迁扬州刺史(注19);连鲁芝也随例增邑二百戶,拜扬武将军,填补王基荊州刺史的空缺。随例增邑恐怕不止是鲁芝一人独享,要大搞随例的主因,恐怕和上述的特赦一样,是司马昭要收买和稳定人心,因为其兄已死。“魏晋所杀,子皆仕宦”(见《太平御览》卷445引王隐《晋书》),最贴切的形容了魏晋之际这一矛盾现象。外敌蜀汉、孙吴犹在,司马氏阵营要重新部署和寻求顺利过渡,不扩大诛连,能讨好受惠者,可算是明智之举。因为魏忠臣尚沒死绝,至少还有雍州刺史王经、卫尉满伟,更有钟会、石苞都认为的魏英主曹髦健在,犹如芒刺在背。

13.策破刘勋,多得庐江人,料其精锐,乃以武为督,所向无前。《三国志.陈武传》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隋书.地理志下》淮、泗民风剽悍,远至项羽及其江东子弟兵就是如此,这情况直至隋平陈后。14.《景帝纪》记司马师二月才出兵,同月病逝;《高贵乡公纪》则云正月已亲征。吴士鉴考证:"《通鉴》不书乙丑,而甲申属闰正月,当以长历推而知之。”确实,连吴军都于闰正月起兵袭寿春,若司马师迟至二月才发兵,诸葛诞恐怕也不可能比吴军更快一步抢占寿春。15.简其强者补战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三国志.吕虔传》青、徐豪霸曾称泰山贼,臧霸曾在官渡之战拖住袁谭、昌豨更前后五反曹操,他们所率之兵,正如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中所说:“应该是从家乡泰山招募而来,即以勇劲著称的泰山兵。”16.淮水又东为安风津,水南有城,故安风都尉治,后立霍丘戍。淮中有洲,俗号关洲,盖津关所在。《水经注.淮水》王子今先生在《秦汉交通史稿》第二章第三节中,说:“津渡和关隘同样,除作为军事设施之外,又有警备治安作用……又常常兼有稅收稽查作用。”17.辂随军西行,过毌丘俭墓下,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问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卒如其言。《三国志.管辂传》毌丘俭乃司马氏的叛臣,不可能还有“碑诔虽美”;《水经注.谷水》作“过毌丘兴墓”,可知实乃其父之墓。18.八议自魏、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及隋,及载于律。《唐六典》卷6八议是指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八种人,必须奏请皇帝裁决。分別是: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贤(德高望重者);议能(才能出众者);议功(有大功勋者);议贵(高级官僚及爵位者);议勤(为国勤奋且有贡献者);议宾(前朝的贵族及其后代)。之前已有减免妇女之例:郭淮妻即王凌之妹,特赦;曹彪妃免为庶人,徒平原;李丰女为贾充前妻,仅流徒。李丰子娶“先帝遗爱”(曹睿)的齐长公主,其三子免死。子尚免死,何况其母?其后也有诸葛诞女,因为她的丈夫是司马伷。19.《晋书.王祥传》所记的“迁太常,封万岁亭侯”,不是战后马上发生的事。卢毓于甘露元年十月时迁司空,他欲退让予王昶、王观或司隸校尉王祥。《三国志.乐进传附子綝传》虽沒有交代明确时间,不过如同豫州都督、荊州刺史的空缺,需马上找人接替。让有功的乐綝,加上其父乐进曾驻在合肥,算是合适人选;《魏方镇年表》也记乐綝在正元二年为扬州刺史。

=========================================

五、决战前夕尹大目所料不假,文鸯的冲阵加重司马师的病情,他还真的去世。《世语》记载:“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这条虽为孙盛否定,但仇鹿鸣先生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第二章第二节中,认为:“此处所记当有所凭依……很可能源出于当时的政治流言……或是出自于政敌的造谣,意在分化司马氏集团,或是反映了司马氏集团內部关于继承人问题存在的种种争论和斗争。但是无论如何,此条记载可以证明司马昭是在司马师意外身故下,为了应对危局,匆忙继承了权力。”曹髦当机立断,利用司马昭地位不定的弱点,以“东南新定”为由,下诏其镇许昌,“为內外之援”;又让傅嘏率军还京师,试图改变权力在司马氏家族內部的传递,也可分化其集团的团结,实一石二鸟之计。关于司马师去世的时间、司马昭何时从洛阳赶赴许昌,《三国志》和《晋书》所敍的时间不一;傅嘏仅是年仅四十七岁,且在同年去世。这些政权交接的种种內幕,恐怕也很难留下真实记录。另一方面,早在司马师病情恶化时,他已还许昌,并以贾充监诸军事;及收到中诏,傅嘏不敢怠慢,与钟会共同向司马昭建议,共同回洛阳。连孙峻军也不顾,二月初五火速至洛水南,大军当前,曹髦只能承认事实,以其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代其兄继续执政。毌丘俭想发生的其中一件事,总算发生了,但还是改变不了司马氏篡魏的步伐。曹髦不甘于坐以待斃,但魏帝手中的政治本钱又余下多少呢?他只好借东堂讲宴、太学论经等场合,礼遇诸大臣,盼能拉拢他们,助其诛除司马昭,但这又谈何容易呢?他接触的不是无实权的博士如淳于俊等,就是像行监视之责的司马党(司马望、王沈、裴秀、钟会等)。曹髦为拉拢司马望,可谓不惜血本,特意为其配置追锋车一辆、虎贲五人,以便他应诏即至。司马师兄弟执政时,司马望“未尝朝觐”、“每不自安”,恐怕与曹髦的顾爱不无关系,结果他自请为征西将军,远离洛阳这权力斗争的是非之地。曹髦对王沈辈的礼遇,更是浪费时间,空留后人对其的同情。曹髦曾问创业之君与中兴之君,谁更优胜?曹髦当然希望效法少康中兴,因为他身処之世,与太康失国又相差多少呢?这个已经不是学术性讨论,而是政治表态,荀顗等只能坚称刘邦优胜。曹髦引用《左传》中叔孙豹提出的“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三不巧说”,坚称姒少康德胜。钟毓、虞松只能提出“论德则少康优,课功则高祖多”的妥协观点。

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南北朝君父先后论》:“以一个标榜儒学统治的人一旦取得统治权必然要提倡儒家的名教,但名教之本应是忠孝二事,而忠君之义在晋初一方面统治者自己说不出口,另一方面他们正要扫除那些忠于魏室的人,在这里很自然的只有提倡孝道,以之掩护自身在儒家伦理上的缺点……王祥除掉孝行以外毫无事业可称,何曾、荀勖在历史上更是奸妄之徒……掩护了一切缺点乃至丑行,何、荀自身是这样想。”司马氏推动核心王肃的王学,这就变成理所当然之举,与郑学争论变成无可避免,期中最为焦点当然是丧服(注20)问题。王志平先生在《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第二章第二节中评:“高贵乡公曹髦实际是想以玄学难郑学,以郑学难王肃学……《三国志》详细记载了高贵乡公与太学博士的问答,看似叙事琐碎的闲笔,实际上是有深刻的政治含义的。高贵乡公是想通过对王学等的驳难,向司马氏的主流意识形态───王学挑战。”其说若属实,那应是曹髦冀贬王学,进而打击司马氏集团的士气。正始年间何晏作《冀州论》,卢毓则作《难冀州论》反击;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清谈与清议》就推测何晏司马氏与曹氏斗争之际,有意贬抑冀州以打击河內司马氏,因为建安十八年时河內郡被并入冀州。早有刘歆前车之鉴,西晋日后在礼制上如宗庙,又真的采纳了王肃的意见(《新礼》如同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79晋武帝泰始二年所言:“故郊祀之礼有司多从肃议”)。曹髦效法何晏,借尊郑而贬王,未必无这动机。锋茫尽露其实对曹髦不是好事,司马昭不防备曹髦才是怪事。能与曹髦直接接触的人,都要接受政治审查,比方养老礼中任五更的侍中郑小同,不能过关为司马昭所杀(注21)。无兵司令曹髦最后的孤注一掷,结局其实早已注定,可叹曹芳缺少这视死如归的勇气。

孙峻欲夺寿春不成,把目光转移至青、徐,使冯朝(数月后督徐州诸军事)重建广陵,欲建立一个在中渎水旁的桥头堡;又拜吴穰为广陵太守。“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见《三国志.孙韶传》),在废地上复建成事机会不大,结果也是以失败告终,但这无碍孙峻欲经略青、徐的野心。另一方面,文钦奔吴后,沒有屈节下人,他虽为吕据、朱异等诸大将所憎(文钦曾伪叛诱朱异,孙权遣吕据增援,故文钦不敢进,这旧恨也许是另一个原因)但深得权臣孙峻的厚待,大概是因为其根本无乡土势力,只能为孙峻所用之故。自言欲当伍员的他,倒是和夏侯霸一样,成为伐魏先锋。太平元年(256年)二月,孙峻用文钦计,将征魏(见《孙亮传》)。其计应是“东西俱举尔”:是年七月,不但青徐都督胡遵亡,姜维更复出祁山,只是为邓艾破于段谷。八月,孙峻遣文钦、吕据、刘纂、朱异、唐咨(魏黄初六年,利城兵变失败后入吴)自江都入淮、泗,司马昭只好以已入朝的陈泰,都督淮北诸军事,徐州监军以下受其节度迎击。不过因孙峻暴斃,远征除消。孙峻付后事予族弟、偏将军孙綝,功绩能力全无的他不为吕据信服,吕据盛怒下欲以滕胤为相、废孙綝。孙綝以两降者文钦及唐咨,加上刘纂等,再派孙宪、丁奉、施宽(《建康实录.废帝》把攻滕胤的刘丞,也记作逆吕据)等率都下兵,渡江增援,袭吕据于江都。吕据不欲降魏,遂自杀;滕胤也为孙綝军所杀。再加上九十六岁的长者吕岱病故,东吴就这样损三位良臣,人才更加凋零。

诸葛诞任都督后,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当中不乏赏赐过度(有犯死者,违制以活之)。吴欲向徐堨(即徐塘,在东关以东),注意,仅是意图,诸葛诞就上表请十万众守寿春、临淮筑城(其后果建诸葛诞城,在县东一里,见《太平寰宇记.淮南道七.寿州条》)。当年王凌好歹也是在孙权率十万兵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后,才请求把休假兵与散在淮南各地的屯田众集结起来,还沒要求过增援与增筑城。司马昭集团不是瞎的,诸多举动不是谋反,还能是甚么?司马昭派贾充巡察四征(实指魏诸都督区),王昶、王基、胡遵、陈泰或司马望,根本不用查探;都督河北的何曾,在正始之变后已倒向司马氏,将出任都督时,司马昭使司马炎、司马攸相送十里,“(何)曾见崇重如此”。因此,重点其实是落在诸葛诞的身上。司马昭遣贾充,以“图欲伐吴”之名拜访诸葛诞,“阴察其变”。谈论时事期间,话锋一转,问:“天下皆愿禅代,君以为如何?”诸葛诞历斥:“卿不是贾豫州之子吗,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若天子有难,吾当以死相报。”贾充无言而对。贾充回京后对司马昭说:“诸葛诞再至扬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观其规略,为反必也。征回朝必不来,祸害已较小;不征,拖得越久祸害越大。”甘露二年(257年)四月,碰巧司空卢毓在一个月前身故,司马昭便征诸葛诞入朝当司空。为生母守考的钟会,料定诸葛诞必不从命,赶至司马昭前谈论己见,但司马昭认为事已施行,不复追改。若诸葛诞真至朝廷,会否遭杀害呢?参考石苞遭司马炎怀疑叛变,司马望、司马伷军已至时,只身入朝为公之例,诸葛诞也未必真的会被杀。不过,他一定是不会这样做。

五月,召书至,据《世语》记载,诸葛诞认为王昶比自己更有资格当司空,结果是自己入朝,把兵权交给刺史乐綝,必是其所为。《资治通鉴》因此写:“疑扬州刺史乐綝间己。”《世语》恐怕有误,诸葛诞难道忘记在贾充面前的正气吗?“卿非我故吏耶?”就这么一句便让州兵开门,干掉乐綝(见《太平御览》卷208引《世论》)。其领兵七百攻杀乐綝之因,应如王谨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州制度研究》第六章第一节所讲:“刺史与都督共驻一城,前者又对后者起了很大的牵制作用,使都督在军镇不能为所欲为。正因此,当扬州都督诸葛诞起兵淮南前夕,要首先袭杀刺史乐綝……加之刺史本身又是战争后勤的主要供给者。”当然还是有漏网之鱼,平寇将军、临渭亭侯庞会(从征灭蜀之战,尽杀关家为父报仇的那位)、骑督、偏将军路蕃,率军斩门突出。司马昭一如前例,先争取民心:赦淮南将吏士民为诞所诖误者;庞会进爵乡侯,路蕃封亭侯;乐綝追赠卫尉,谥曰愍侯;诸葛诞主薄宣隆、部曲督秦絜,临事固争,为其所杀,以二人子为骑都尉,以殊忠义。扫除贾逵祠堂彰显忠臣,也是基于同一理由。《魏末传》记载,诸葛诞连同乐綝首级,上表称:“乐綝专诈,说臣与吴交通,又言被诏当代臣位,若查明臣还是魏臣,否则是吴臣。”怪不得连裴松之也认为:“《魏末传》所言,率皆鄙陋。疑诞表言曲,不至於此也。”大概是认为过于荒诞,其后续记录(注22)也沒有收进《三国志》中。诸葛诞遂敛淮南及淮北屯田兵十余万,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又吸取毌丘俭的教训,遣将军朱成向吴称臣上疏,又遣长史吴纲、小子诸葛靓(应该是还有他子在京为质,惜史无载其名)及诸将子弟为质,不但解决后顾之忧,更可得到援军。六月,吴人得报大喜,封诸葛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遥领青州牧、寿春侯。更遣全怿、全端、文钦、唐咨、王祚等率兵三万救援。他们在司马军尚未合围前,先从城东北,因山乘险,率兵入城增援;孙綝又假朱异节、迁大都督,让其率三万兵从荊州至扬州安丰,“为文钦势”。吕据与滕胤之妻,皆是夏口督孙壹之妹,孙綝借救寿春为名,命朱异自虎林袭孙壹为实,顺道解决这隐患。孙壹只好将部曲千余口投魏,尚未交锋有吴宗室大将来投,魏廷像对待黄权般,被其拜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更多了交州牧和吴侯两个空衔。有人以此认为不会助诸葛诞(裴松之认为这本非有理之言),钟毓认为孙壹投奔才近千人,对比诸葛诞献淮南及十余万,吴近乎沒损失,未必一定不会救寿春。在收到诸葛诞起兵的消息后,大多认为应速伐,司马昭说:“诸葛诞以毌丘俭轻疾倾覆为鉴,今必外连吴寇,此为变大而迟。吾当与四方同力,以全胜制之。”确实,平毌丘俭是要与吴竞赛时间,需先一步占寿春;平诸葛诞根本不用考虑时间问题了。作战方针呢?又是周亚夫旧智,贾充建议:“淮南军行动迅速且精锐,若深沟高垒以逼贼城,可不战而克。”

司马昭引用了刘邦、刘秀和曹睿之前事,说穿了就是想“挟天子并奉太后”(见《晋略.本纪一》)亲征,还召集青(石苞)、徐(注23)、荊(鲁芝)、豫(王基)、兖(州泰)诸州,分取关中游军,宣称集结五十万兵力(实际率中外诸军二十六万)迎击;尚书荀顗(注24)留镇洛阳。从这里倒看出司马昭的权力根基还不算稳,对比曹操、高欢等长期征战在外,遥控小朝廷。根本不像司马师兄弟般,其霸府与朝廷同在帝都,出征时更不用挟帝,以避免节外生枝。其后王基的上疏与报听,反映出胡三省所指的事实:“时帝在军,故诸军节度皆禀诏指,而裁其可否者实司马昭也”(见《资治通鉴》卷77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司马昭还需曹髦的诏来指挥诸外军。另一方面,荊豫都督王昶据漳水旁的夹石以逼江陵(注25);乐乡督施绩总不会忘记七年前,在江陵城下被王昶所破,其下属钟离茂和许旻更战死一事吧,结果他与全熙被迫对峙,沒法再如朱异般往东增援。战后魏廷下诏赞王昶如孙膑般围魏救赵,“成东征之势”。胡三省曾评:“若孙琳能举荆、扬之众出襄阳,以向宛洛,寿春城下之兵必分归以自救。”倒不如说孙綝先被司马昭先发制人,王昶早就拖住施绩好了。同年,姜维得知司马昭抽调关中兵至淮南,欲乘虚向秦川,率数万人出骆谷,至沈岭(傥、骆二谷的分水岭)。时骆谷北口的长城积谷甚多,而守兵少,雍凉都督司马望及陇右都督邓艾领军增援。姜维壁于芒水,数挑战,司马望及邓艾不应。姜维既不愿强攻,又不甘心从傥骆道退回汉中;司马军亦乐得长期对峙,反正寸土沒失又有粮能耗,结果演变成双方皆在观望淮南的变化。这一年,中国大地上超过五十万兵力的战事与对峙,正式开始,其中仅淮南,魏吴双方就投入了近五十万。

20.三年之丧,郑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郑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讫而除。继母出嫁,郑云皆服,王云从乎继寄育乃为之服。无服之殇,郑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众。《晋书.礼志上》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晋书.何曾传》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晋书.陈寿传》永初二年,奏曰:“郑玄注《礼》,三年之丧,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晋初用王肃议,祥衤覃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为制。江左以来,唯晋朝施用;缙绅之士,多遵玄义。夫先王制礼,以大顺群心。丧也宁戚,著自前训。今大宋开泰,品物遂理。愚谓宜同即物情,以玄义为制,朝野一礼,则家无殊俗。”从之。《宋书.王淮之传》三年丧期,郑说是二十七个月,王说是二十五个月。沒有了两晋的官方地位后,刘宋时便改回郑说。居丧不但是符合孝道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是乡里清仪的重要参考。21.小同诣司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厕还,谓之曰:“卿见吾疏乎?”对曰:“否。”文王犹疑而鸩之,卒。《高贵乡公纪》注引《魏氏春秋》22.诸葛诞杀乐綝,有典农都尉数谗诞,于是收而斩之,骂曰:“卿坐舌。”先使人以竹搀其舌,然后杀之。《太平御览》卷367引《魏末传》23.及诸葛诞举兵淮南,苞统青州诸军,督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质。《晋书.石苞传》曾历任荊州刺史、青徐都督的胡质胡文德早已死于嘉平二年(250年),当然不可能是他。其子胡威确任徐州刺史,不过是咸熙年间的事;胡遵也已在甘露元年死了。是他的儿子继任吗?胡奋虽也曾任徐州刺史,但《诸葛诞传》记其时任大将军府的司马。《晋书.胡威传》记其“拜侍御史,历南乡侯、安丰太守,迁徐州刺史。”正如卢弼所说:“不言历三郡,历南乡侯四字不成文……《晋书》传文当有脱误。”如果《三国志.胡质传》中的咸熙中,实为甘露中,时间问题倒是迎刃而解。陈寿所记也确实是问题较多,胡威任青州刺史并卒于位,故被追赠镇东将军;陈寿却记其卒于安定。 若排除误书的可能性,看来是同名了,和两个刘岱(刘繇之兄、建安四年为刘备所败的曹操将)、黄盖(有传的黄盖、以及南海黄盖,见《三国志.薛综传》)般。24.荀顗求毌丘甸妻子荀氏活命,时任武卫将军(见《三国志.何夔传》注引干宝《晋纪》);张金龙先生在《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第四章第三节中以此认为:“时间符合,以尚书而被留镇守京师,必定还兼任相应禁卫武职。”25.严耕望先生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史》第一章吴都督区中说:“(朱)绩继(朱)然为乐乡督,而江陵实无督,《然传》所谓镇江陵者,以乐乡在江陵对江不远,屯乐乡,即以镇江陵也。”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须之戍,家停羡溪。《宋书.何承天传》可知乐乡督的防区实包括要塞江陵,故施绩动弹不得。王昶牵制的既是吴荊州之兵,断无可能至扬州之理,此夹石故不可能如李吉甫认为(顾祖禹又承袭其误),乃寿春西北的硖石城。

=========================================

六、寿春最后一战司马昭至项,假廷尉何桢节,让其至淮南宣慰将士,申明逆顺;曹髦之诏引用前事,让尚书与之俱行,当中包括“总署行台”的尚书左仆射陈泰、散骑常侍裴秀和给事黄门侍郎钟会“豫参谋略”。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职官考六》认为这是行台制之始。当中还可能包括宗正兼侍中的曹并,曹髦曾写《伤魂赋》(见《艺文类聚》卷34)悼念至项后数天而亡的他,赋中虽并无提及是哪次东征,但以登基后及逗留在项时间较长的这次可能性最大。时双方已交战,司马昭的“诸将逆击,不能御”,在这骨节关键之时,更容不得任何不支持司马氏的举动:将军李广临敌不进、泰山太守常林之子常峕称疾不出,皆被杀;亲家满宠之子、卫尉(26)满伟以疾不进,事后被免为庶人。其子满长武死于杖下,时人冤之。豫州都督、镇南将军王基再次成为最前线,司马昭让其行镇东,兼任扬州都督,率行安东将军的陈骞等先围寿春。鉴于淮南兵精,司马昭行贾充计,先诏王基敛军坚垒,但他一如讨毌丘俭般,累启求进讨。此时朱异的三万吴军已至安丰,司马昭便下诏其引诸军进据北山(应是淝水大战的关键地:八公山)。王基认为围已固应以逸待劳,不宜再行调动,遂上疏不宜再调动,这会影响军心,司马昭听后同意。司马昭分部围守,各有所统,王基督城东南二十六军,层层包围寿春,“表里再重,堑垒甚峻”。又敕军吏入王基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的吴军数欲反击,但皆被击退。同时,石苞率青、徐、兗三州精锐为游军,阻击任何增援的吴军,朱异自然就是其目标。州泰击破朱异于阳渊,杀伤二千人。七月,孙綝于是率大军屯于镬里(滨巢湖),复遣朱异率丁奉、黎斐等领兵五万再解围(即再增援两万二千余人予朱异,《晋书.文帝纪》应是漏记一个“五”字)。朱异留辎重于都陆,轻兵北至黎浆水,遣任度、张震(不是四年前已死的张昭之孙)等募勇士六千人,於屯西六里作浮桥夜渡,筑偃月垒,却为石苞及州泰所破。先登丁奉可说是唯一亮点,力战有功被拜为左将军,惜无法一人扭转败局。朱异复作车箱围五木城,石苞追击,朱异再败,更要命的是,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诡道袭都陆,尽焚其军粮,吴军士气大受打击,朱异还只能率余众食葛叶而遁。九月,孙綝授兵三万人使朱异再战,一败再败的朱异不干了,孙綝大怒下竟斩掉这忠于己的亲家,并引军还建业,只留下其弟孙恩救寿春。孙綝率吴主力及其一干名将尚且救不了,孙恩能吗?不过是是遥远声援,別让困守的己军一下子泄气,奋而投降罢了。也许朱异会后悔不听陆抗所劝,坚持赴孙綝军营;孙綝其实也不智,朱异确实是打败仗解不了围,但斩杀朱异无异自断一臂,日后面对欲推翻其执政之政敌时,不知有否后悔当初这草率决定呢?吴军唯一的亮点,恐怕是柴桑督陆抗曾破司马昭的牙门将、偏将军,迁征北将军。也许东中郎将司马亮(八王之乱中的汝南王)包括其中,因为寿春一役他失利而被免官。孙綝回师之因,或曰是受八月爆发的会稽、新都、鄱阳和建安四郡山民的叛乱所影响。但既已遣丁密、郑冑和钟离牧往讨黄乱、常俱等,叛乱又不是已蔓延至建业,沒必要弃三万在寿春城內的吴军于不顾吧?分心于国內是不假,因为那时孙亮已有争权的跡象,眼见救援无望,欲趁早回朝恐怕才是真相(详解见下章),情况如同南朝的权臣北伐,分心于国內,继而影响战果。孙綝既不能拔出诸葛诞,又丧败士众,自戮名将,连司马昭也认为“非其罪也”,故莫不怨之,纵回建业后马上大赦也挽回不了多少民望,诸葛恪的命运离他不远了。

另一方面,司马昭收到孙綝杀朱异的消息后,认为事情发展会有三个可能性:一、吴续救寿春而坚诸葛诞的意志;二、若救援不至,寿春之兵决一旦之命突围;三、诸葛诞认为司马军不能持久,减省粮食,冀有他变。故应该用多条计策使叛军松懈,结果下令合围的同时,分遣羸疾就谷于淮北,禀军士大豆,人三升。文钦得知后果喜,为甚么呢?因为日食三升恐怕是普通人的食量下限:“料以仓米二升,不给盐菜,常有饥色”(见《北齐书.慕容俨传附厍伏连传》、“日给脫粟三升,仅余性命”(见《梁书.江革传》),南北朝的两升约为魏晋时的三升;江革时为俘虏,恐怕只是天天呆坐牢中,南北朝时日给三升尚且如此,魏晋时份量更少、需要大量运动量的围城的兵士呢?司马昭不但故意示弱,还放出间谍,让他们散播吴军救援将至的假消息。诸葛诞等中计了,以为司马军的军粮快耗尽,退兵之期不远了,故开始放宽食量。其实诸葛诞的腹心谋主蒋班和焦彝早已指出,孙綝杀朱异归江东,虽声称回去发兵,其实已是不理会成败。还不如趁士气犹固时、士众仍有战斗力时,出城拼死一战专攻一路,犹有突围之机。就算不能全都活命,还能让部分很脫,总比坐守空城为佳。文钦却唱反调,说:“江东乘战胜之威久矣(朱异一败再败,难道文钦还不知道?!故司马光都把这第一句删了),公以十余万众內附,全端等皆同居此死地,其兄弟父子皆在江东,孙綝就算不愿,但主上(孙亮)及其亲戚(皇后为全尚女)又岂会罢休?且魏每年皆有战事,军民并疲,我等只需坚守一年,其內变将至,‘奈何捨此’。”此时城中早已是“城中食转少,外救不至,众无所恃”。五月时起兵,寿春城中所储之粮足以应付十余万将士一年的消耗,但加上额外的三万吴军,相当再多加约四、五分之一的消耗,而且九月时还开始“益宽恣食”,城中存粮大概只够撐三、四个月左右,蒋班之议其实是最贴合当时局势。无奈诸葛诞和文钦早已中计,文钦也不甘心放弃这讨伐司马氏的前线基地;诸葛诞更不愿弃寿春至吴,从半独立的军阀变成吴一普通将领,宁愿幻想吴救兵将至、司马昭粮尽被迫撤退。但蒋班和焦彝可沒这些幻想,再次相劝下文钦被激怒了,诸葛诞更欲杀他们,二人惧,且知其必败,故出城向司马昭投降,时为十一月。碰巧此时,本留在建业的全绪(全怿兄)子全辉(一作全祎)、全仪,在家内争讼,便携母、将部曲渡江归降司马昭。官渡之战时许攸来投,结果为曹操把握战机,魏人不可能忘记太祖这得意作吧?钟会便向司马昭建议,要好好利用全仪这张牌:让他们作书,遣亲信携信至寿春,对全仪兄全静谎称,朝廷指责他们救城不力,欲尽诛全家,故全仪他们只好逃命。朱异的前事才发生不久,不由得全怿他们不信。十二月,诸全率数千吴军出城投降,“城中震惧,不知所为。”司马昭拜全怿为平东将军、遥封临湘侯,全端、全静、全翩、全缉等封拜名有差。大势已去,所不同的恐怕只在于,诸葛诞到底是在破城时被杀,还是垂死突围时亡于阵中。早在城中乏粮时,石苞和王基已并请攻城,司马昭说:“诸葛诞之逆谋非一朝一夕,聚粮、降吴,自料能守淮南;文钦既救也不便走。今若急攻,徒损游军之力。若吴军至腹背受敌,自陷危地。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或会出现內讧。吾只需坚守三面,若吴军从陆路至,军粮必少,吾以轻骑绝其补给队,可不战而破吴军。吴军破,文钦等必被擒,‘坐而制也’。”全仪来降,孙綝九月时大赥、淮南战死者加爵赏,为举哀的消息(见《建康实录.废帝》),也应一同告知予司马昭。为阵亡者举哀这些事,不是战后才办的吗?加上全怿等降,谨慎的司马昭终可把吴军救援之虑消除。孟康、王慕建议:“宜作土山,敛诸侯材板薄橹,以为攻具。”(见《太平御览》卷336引王隐《晋书》)司马军的攻城战正式展开。诸葛诞鉴于寿春无岁不雨,淮水溢时连城邑也淹,更別提城外的围城者,认为这是司马昭自招战败。但他忘记最重要的一点,司马昭围城是发生在冬季,可不是三月至九月的雨季时,他能否最少也撐至二、三月呢?退一步,谁能保证淮水,每年也暴涨至如钟离之战般的六七尺呢?司马懿围襄平时,一样是平地数尺的大水,但公孙军不出城逆击,魏军还不是继续围城沒溃败?诸葛诞又不像关羽或韦睿般有舟军。反过来说,万一司马昭如吴明彻般,决肥水灌寿阳呢?故其嘲讽,还不如叫听天攸命好了。

明年正月,文钦终于知错了,不过他认为此时仍是突围的最佳时机:“蒋班、焦彝谓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怿又率众降,此敌无备之时。”诸葛诞眼见“亢旱逾年”,不能不突围了。但他们都忘记了攻敌不备,是建基于敌人沒有准备;蒋班有可能不告知城中存粮、军民士气予司马昭吗?不可能。沒粮之时,还会有人会坐以待斃而不拼死突围吗?故司马军只是不知道确切日期矣。诸葛军遂作攻坚器具,昼夜五六天攻击南围,王基等临高以发石车、火箭逆烧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诸葛军死伤遍地、血流盈堑,只能退回城內。但城里粮已竭,数万人投降。存粮不够要减少士兵数目,否则不用司马军攻城,寿春也不攻自破;减少的方法无非就是战斗或主动放人,刚突围失败恐怕沒多少人还愿送死,那只余下主帅放人一途了。文钦自己曾受制于任质制,淮南军(诸葛诞数千死士除外)对比城中的吴军,相对更有拒降的意志,且能保留点孙綝救援的理由;文钦建议尽放北方将士省食,故不能说完全沒有道理。但他忘记一点,诸葛诞如甘心当一无兵司令,司马昭征其入朝当司空时,一早可以投奔吴国,用得著以十余万之众献城降吴?拒绝是必然的,且二人早有旧恨,诡计苟合下仍“內不相协”,互不信任的情况继续恶化,终以诸葛诞杀文钦为结局。文钦二子文鸯、文虎将兵在小城中,闻知其父被杀后,欲勒兵驰赴。但这只是文家的家事,外敌当前,吴兵可不愿与城主內斗,文氏兄弟无奈下自得出城而降。宋杰先生在《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东晋南朝战争中的寿春》认为,这个确实为在城外不远的小城,它能与大城形成犄角之势,相互支援,以分散敌人围攻的兵力。不是旧史家解释的內城,因为文氏兄弟沒受到城墻和卫兵的阻碍,能直接出降。文钦这二叛的第二号人物,两个儿子当然也是被夷三族之列,故军吏请诛之。司马昭此时已比东关战败时成熟,沒重蹈诛王仪的覆辙,下令特赦二人:“钦之罪不容诛,其子固应当戮,然鸯、虎以穷归命,且城未拔,杀之是坚其心也。”司马昭更让二人统数百骑驰巡城,大呼:“文钦之子犹不见杀,余者何俱?”又表他们为将军、赐爵关內侯。这广告打得漂亮,结果城內既喜且忧,加上其日益饥困,诸葛诞等已无计可施,司马昭乃亲至城下视察。持弓的守军居然一矢不发,司马昭知道他们再无拒守之心,总攻击时间到了,“四面进兵、鼓噪登城”。二月二十日,城破,诸葛诞知大势已去,遂骑马将麾下,欲从小城突围,但遇上胡奋部,逆击不敌被斩,夷三族。吴将于诠有感于无法完成主上救城之命,脫冑冒阵而死,求仁得仁。诸葛诞麾下死士数百人,坐不降见斩,皆说:“为诸葛公死,不恨。”时人比之田横,故连陈寿记其“得人心如此”、杜佑在《通典.兵五》中,也收录此为抚士例子。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唐咨、王祚、孙弥(孙瑜还是孙皎之子?)、徐韶等皆面缚降,包括吴兵万余,器仗军实堆积如山。城破当天才下大雨,围垒皆毁,但这其实沒有多大影响,因为城外的司马军并沒有全被淹走,一样可以用船运粮;寿春终会粮尽投降。

郝经在《续后汉书.兵守》这样总结:“无入新兵共守,隙开必败。文钦是也。无以敌缓纵食,食尽必危,诸葛诞是也。”日后郭威围李守贞的河中城,也是数退其突围,终使其粮尽破城。胡三省故评:“此司马文王取诸葛诞之故智。”(见《资治通鉴》卷288后汉隐帝乾祐二年)是役孙綝、诸葛诞确实犯了大错,存粮再多若坐困孤城也只有粮尽的一天;进攻方粮尽退兵也不是不可,但寿春城也是有十多万兵,粮尽的压力不会被司马军低多少。

嵇果煌先生在《中国三千年运河史》第二章第二节中,通过《水经注》卷32、《三国志.武帝纪》,考证出阎润水、施水支津构成了一条连接肥水与施水的水道。吴能以粮船经江水、濡须水、施水、阎润水至寿春;只要诸葛诞积极配合第一批吴援军文钦,趁司马军围垒未固前,尽力骚扰破坏,至少南面无法围困,寿春城将不致粮尽。继而以水军骚扰司马军的重要水口如颍口、涡口,司马昭那时真的有可能被迫粮尽退兵。但这纸上谈兵之谋,恐怕不可能发生,因为迟至是年冬,全公主已有与孙亮合力排除孙綝之象。回朝的孙綝,又不可能把争权最大的资本:军权,全权委于朱异。看来诸葛诞又可叹起兵时机之坏了。诸葛诞既率众而降,合肥新城应随同降吴,司马昭既没嘉许合肥驻军忠贞没降吴,吴军补给线又沒受驻军骚扰是侧证。此时合肥新城仍沒被废弃,皆因吴宝鼎三年(268年)时,孙皓至东关,丁奉、诸葛靓出芍陂,至合肥,司马骏拒之。孙綝纵退兵,也可遣吴兵换防,接手合肥新城吧!若事成,至少比诸葛恪出动二十万仍占不了为强。

此时有人建议尽坑久叛的淮南及家在江东的吴兵,司马昭才刚特赥文家兄弟,还已有不错的效果,马上换另一张脸?再说远点,魏连战败的外族人口也不放过,不惜使其变成编戶齐民,反会尽坑同为汉族的吴兵(注27)?远徒吴兵至內州,正好补充一下士家的数目,还能示中国之弘呢。故不采纳,只是把他们移至三河,《晋书》就这样塑造出一个廉价的仁君形象。当然,比起司马炎灭吴后的翌年,赏赐王公以下“吴生口”(来自于战俘的奴隸),是文明了点。淮南将吏士民为诸葛诞所胁略者,惟诛其首逆,余皆赦之。其实连元恶也沒戮几个,唐咨这三叛之一,被拜为安远将军,其余裨将全假号位,众皆悅服。又听任文鸯、文虎收敛父亲文钦,并给其车牛,致葬旧墓。司马昭也不忘旧部,城破时便登垒慰劳贾充;战后又写信赞王基:“起初求移围者甚众,将军深算利害,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司马昭欲遣诸将轻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乘胜灭吴时,王基谏:“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之兵,以围合肥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太半;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段谷)。皆因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吴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且我军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敌十万,元兇已诛,古往今来,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武皇帝(曹操)克袁绍于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司马昭便打消这念头,先归洛阳,留贾充统后事。习凿齿评是役:“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日后的《为郑冲劝晋王笺》、《策命晋公九锡文》中,也对此役用墨甚多;新一轮的都督填补又开始了:王基转正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注28)。王基上疏固让其所进封的东武侯,归功参佐,结果其军府的长史、司马等七人皆侯;陈骞也转正为安东将军,使持节、都督淮北诸军事,进爵广陵侯;钟毓为青州刺史、后将军;州泰从兖州调任为豫州刺史(注29)。当中以淮北都督最为触目,如同《魏方镇年表》、《晋方镇年表》所记,这与司马昭、陈泰战时的临时的性质不同,因继任的还有卢钦和司马骏,入晋后还有王浑,已成常制;荊州更在明年分置两都督,算上司马望的雍凉都督与邓艾的陇右都督,可见司马昭有意把原来的大都督区,分割削弱,目的就是要降低淮南三叛般的成功率。

另一方面,姜维得知诸葛诞失败的消息后,兵还成都,除了造成双方互耗军粮之局外,不知还有甚么建树的他,居然如同当年武侯克武都、阴平二郡,并破郭淮后的官复原职。对比之下,邓艾和司马望拒敌有功还沒升迁呢:《晋书.义阳王望传》压根只字不提是役;邓艾的迁征西将军,实是其破姜维于侯和后的事。《三国志.陈留王奂纪》在景元三年(262年)十月记邓艾破姜维于侯和时,官职仍为镇西将军,因为那时的征西将军司马望,还沒被征回朝拜为卫将军。钟会在景元三年冬才迁为镇西,那代表邓艾此时才迁为征西,否则根本无空缺让钟会担任。钟会在是役参谋居多,亲待见隆,时人谓之子房。退辞不任太仆后,司马昭让其为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为腹心之任;又屡让不受陈侯之爵,结果有诏赞其:“有谋谟之勋,而推宠固让,辞指款实,前后累重,志不可夺。”日后司马昭力众议伐蜀,胆敢让钟会率十多万为主力,除了因钟会赞成伐蜀外,与平诸葛诞时所展现的军事能力,也不无关系。升迁封赏的还有:王昶迁司空,持节、都督如故,增邑千戶;石苞迁镇东将军,封东光侯;鲁芝迁大尚书,掌刑理,进爵武进亭侯,增邑九百户;裴秀转尚书,进封鲁阳乡侯,增邑千户;贾充进爵宣阳乡侯,增邑千戶、迁廷尉。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司马昭自己:封邑八郡的晋公、加九钖、相国。司马昭效法当年的曹操,多次退让不受,或借机测试一下朝中反应,还有沒有忠于魏帝者。终只以封邑万戶、诸子无爵者皆封列侯告终。不过这举动,已超出曹髦的心理底线,“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为其殉国埋下伏线。司马昭也不是无此必要,曹髦死后的两年,即景元三年,魏忠臣嵇康下狱时,居然有三千个太学生反请求任命他为博士,更有人追随其入狱(注30),故徐高阮先生在《山涛论》评论:“构成一个明显的政治抗议……足以标出司马氏专政之下直到这时还有广大的潜存的反对力量。”从另一个角度看,《三国志.孙皓传》注引《襄阳记》云:“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敌国吴相张悌之言,也有相当份量的说服力,司马懿执政后确实是“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这点连王广也承认;其二子也是“任贤使能,各尽其心”,趁曹爽乱政时夺权并终得天下,也非无因。史家的共识是淮南三叛是曹氏与司马氏的较量,诸葛诞被灭后,曹魏政权基本已在司马氏的掌控。元子攸设计杀尔朱荣,但尔朱兆、尔朱世隆反攻得胜;高澄虽意外被杀,但高洋继续掌权。曹髦就算能杀司马昭,已改变不了司马氏篡魏的步伐,观《晋书》宗室、诸王各传,已知司马氏在魏仕官者之众,司马昭纵死也只是换另一位成员登台罢了。曹芳的罪名是“恭孝日亏,悖慢滋甚”;曹髦的罪名是“不能事母,悖逆不道”。正如《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总主编是郑师渠先生,分册主编为曹文柱先生)第七章第四节评论:“常常把孝道当作对付政敌的有力武器,进一步暴露其孝道的虚伪性……既然其孝治徒有虚名,也就难于用之治理天下。”以此解释时人轻国重家的观念成因之一,可谓一矢中的。对于旧史对嵇康、阮籍的狂放无礼,鲁迅先生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指出:“魏晋的破环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反驳了这些对政敌的诬陷。在这乱世中,有人选择弃官隐退如范粲;也有躲不了被迫出仕的如阮籍,但其异如常人的行径,犹似自保。

入吴为质的长史吴纲,大概以为仍留在魏的妻子已死,在吴更娶。吴亡后,吴纲与后妻及子俱还中原。对于二嫡妻并存的问题,袁准认为:“并后匹嫡,礼之大忌。然此为情爱所偏,无故而立之者耳。纲夫妻之绝,非犯宜出之罪,来还则复初,焉得而废之?在异域则事势绝,可以娶妻,后妻不害,焉得而遣之?按并后匹嫡,事不两立,前嫡承统,后嫡不传重可也。二母之服,则无疑于两三年矣。”袁准虽云二妻地位有別,但承认“并后匹嫡”这乱世事实。(见《通典.礼二十八》)吴纲只是这时代二嫡妻这现象的缩影,同样见于父娶后妻但儿子王昌应否为先母服丧一事上。虽然最终不应服,但三种意见中,认为服丧、要看王昌出生时先母是否健在才决定服丧,以“礼得权通”为由承认二嫡妻(见《晋书.礼志中》)。

26.卫尉,统武库、公车、卫士、诸冶等令,左右都候,南北东西督冶掾。《晋书.职官志》卫尉,晋江右掌冶铸,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宋书.百官志上》虽不能确定魏的卫尉,是否如同西晋时掌管武库及冶铸,但应该还保留东汉时的部份禁卫职能,这对曹髦还是有点用,故为司马昭所不容。27.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国家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三国志.东夷传》末注引《魏略》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僭号称帝。《晋书.惠帝纪》齐万年编戶隶属,为日久矣。《文选》卷20潘岳《关中诗》注《上关中诗表》阿贵、杨千万留下的氐部被迁徒至雍州,其后人齐万年一直都是编戶,这就说明他们是像汉人般要纳稅的州郡民。吴军中虽有不少是来自山越之民,但他们几与汉人无异,详见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第二节的考证。28.盖因战时王基的都督豫扬,本非常制,荊豫都督才是;司马昭也沒理由强行从有牵制之功的王昶手中,分拆豫州予王基。且讨诸葛诞时,王基恐怕也沒多少扬州兵力能为其所督,空衔居多。29.《三国志.邓艾传附州泰传》注引《世语》云其“历兗、豫州刺史”;《晋书.文帝纪》则云:“(甘露)四年夏六月,分荊州置二都督,王基镇新野,州泰镇襄阳。”魏历史中,可沒有先为都督后任他州刺史者,故唯一的可能性只有平淮南后,州泰先接替王基的空缺,如同《魏方镇年表》所记,明年再任荊州都督(都督江南诸军事也应是此时)。30.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杰皆随康入狱。《世说新语.雅量》“嵇中散临刑东市”条注引王隐《晋书》嵇康学生三千人上书,请康为博士。《北堂书钞》卷67引《晋文王教》

=========================================

七、战后影响对吴的直接影响:可能是孙綝和全公主两位都始料不及,因为战前恐沒人能料到诸全降魏吧?全公主与亲家兼姘夫孙峻,关系不用多作解释;孙亮全夫人可是全尚之女,即全公主其夫全琮的侄孙女;加上“时全氏侯有五人,并典兵马,其余为侍郎、骑都尉,宿卫左右,自吴兴,外戚贵盛莫及”(见《三国志.孙亮全夫人传》),全公主地位稳如泰山。朱公主曾反对废太子孙和,全公主因此而恨,借孙峻杀孙仪时,顺道杀其妹。诸葛诞起兵前的一个月,孙亮始亲政事,孙綝所表奏多见问难;又在苑中操练一支三千余人之军,并以大将有勇力者的子弟为帅。孙綝甚惧。回朝后,早已知道真相的孙亮,还向孙鲁育询问小虎的死因,全公主惧,然后推过于朱据二子(朱损妻是孙峻之妹),朱熊与朱损遂死。孙綝力谏也阻止不了,全公主从此与孙綝结怨,“全怿母,孙权女也,得罪于吴,全端兄子祎及仪奉其母来奔”,《晋书.文帝纪》这句也点出了,全公主已经一下子同时得罪了少主孙亮与权臣孙綝。二选一的情况下,全公主只好改与孙亮合作,好歹孙亮之妻还是姓全的;但诸全尽墨于寿春,对全公主的打击当真不少,只能依靠卫将军录尚书事的全尚。可惜全尚父子真的是不能付予大事之人,孙亮兵变前都已明言,不能告知予全尚妻,因为她乃孙綝堂姐,结果全纪还是照做不误。密既泄,孙綝先下手为强,孙亮被废为会稽王、全公主被徒至豫章、全尚父子身故。曾权倾一时的全氏,从此退出东吴的历史舞台。孙綝虽然暂时胜利,但他在沒多少人选可供选择下,以孙亮之兄孙休继位。孙休登位仅两个月,就能与张布、丁奉等夺回君权,可见孙綝是多么的不得人心。孙亮曾评其于是役之罪:“孤见敕之,使速上岸,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异,擅杀功臣,不先表闻。”当属公允。“强臣专政,上诡天时,下违众议,亡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华覈总结了孙权死后,强臣专政时的情况,诸葛恪、孙峻和孙綝三位恐怕都全能适用,故孙休诛孙綝亲政后,马上颂令欲“轻赋稅、差料强羸,课其田亩,务令优均”,可见当时孙吴国力的损耗是多么的重。可惜成效不大,因为华覈其后便称:“今之存者乃创夷之遗众,哀苦之余民耳。”至少“义兵”这项暴政沿用至孙皓,其害见于陆凯的劝谏:“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日张,畜积日耗。”孙弘任中书令为孙权晚年;这个名义上的无偿义兵,当然会造成“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莫之恤也。”其实孙吴当权者又何尝不知道这是饮鸩止渴,无奈先有合肥新城之败(《孙亮传》称死者大半、邓艾则称死者万数);救诸葛诞的先锋,即诸全、文钦等三万兵进城后从沒突围成功,加上朱异累败,恐怕有近四万之失。再看看孙吴后期讨伐山越的力度(川胜义雄先生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称:“讨伐山越并非是直接获得殖民地的战争,用一般的话来说,就是猎人战争”),与前期比明显失色不小,故也很容易理解兵源枯竭下,当权者为甚么要继续实行。追溯原因,就是孙权死后的数次战争中大败。司马昭当相国后,在吴元兴元年(265年),遣昔吴寿春降将徐绍(有可能是《晋书.文帝纪》中的徐韶)、孙彧衔命赍书,陈事势利害,以申喻孙皓(文书內容详见《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但这当然不可能有半分效果。明年孙皓作书回应,遣纪陟、弘璆随徐绍、孙彧回洛阳。团行至濡须,有人报告徐绍赞美中原,故召还杀之,徒其家属建安。

对蜀汉的间接影响:谯周以姬昌、勾践、刘邦等休养生息,以弱胜强的历史,作《仇国论》讽姜维(详见其本传),这是因为当时蜀汉的情况为“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彫瘁”。司马光把时间放于魏甘露二年;常璩则放于姜维还成都后。可见姜维在经济沒多少建树的情况下,出兵次数比诸葛亮还多的同时,其效率反而不及前者,已激起部分益州本土士人的反感。“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若乃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这句可算是他们的心声。若上述算是陈述事实,那开篇的第一句则完全是有问题:“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他居然鼓吹魏是承天意而肇建,而蜀汉只是区区的汉之因余?蜀汉亡前的一年,宫中有大树无故自折,谯周上书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陈寿其后已解释:“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为验。”(见《三国志.杜琼传》)可见投降论早已在散播。自费祎死后,姜维应诸葛恪之邀北伐响应开始,姜维每次的出兵,同年淮南皆有战事或司马师废帝,不能不说,姜维也是在寻找合适的机会,但除了在洮西大破王经外,效益甚微,更有段谷为邓艾大败。或许有鉴于此,姜维想从主动出击,变成诱敌深入冀获大利,故废除魏延开始的汉中守诸围的防御系统,改退守汉、乐二城,坚壁清野,待魏军粮尽时才反击。常璩把这事放于姜维复拜大将军后的同年。战略本身是否有价值已不重要,因为在日后的实践过程中,变成开门揖盗,让钟会如入无人之境。胡三省故评:“姜维自弃险要以开狡焉启疆之心,书此为亡蜀张本。”另一方面,“相国自魏、晋以来,非复人臣之位矣”(见《宋书.百官志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不是不想当,只是因为功业不够;像当年曹操进爵为魏公、魏王,也要在击败韩遂与马超等关中军、张鲁后,才得以再进一步。平诸葛诞虽是大功,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只是夺回淮南,不是开疆拓土,日后刘裕也要取得北伐的成功,始能篡晋也就是这个道理,后秦遂成踏脚石。可惜辽东公孙氏已亡,故只能选择蜀汉或吴。司马昭早认为“姜维屡扰边陲,料蜀国小民疲,资力单竭”(见《钟会传》);姜维再被邓艾破于侯和时,竟要避难至沓中,认为是机会来了,让邓艾缠姜维,钟会挥军陷汉中,直指剑阁。姜维除了因得罪黄皓外,归因究底还是“维本羁旅讬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一再与张翼等本土反战派唱反调,连廖化也劝姜维,可见问题的严重性)。钟会曾作《檄蜀文》,就以文钦二子、唐咨、孙壹为例,大打心理战(注31);当邓艾孤军破诸葛瞻后,谯周借势劝刘禅投降。可见灭蜀的种种远因,实在淮南三叛这数年间已种下。邓艾灭蜀后,司马昭马上当相国、晋公,相国府规模极大,据《宋书.百官志上》所载,长史、司马、诸曹掾属就有四十二人,涵盖东西曹、贼曹、兵曹、奏曹等十七曹,还包括中卫将军、骁骑将军这些禁卫武官;司马炎篡魏后,官员的班底就是主要来自乃父的相国府。始建五等爵就已有骑督六百余人受惠;裴秀议官制、贾充正新律、荀顗定礼制,最终宗旨还是为了篡魏及拢络大臣之用。只需等司马昭一死,司马炎自会登基成新皇。

对魏晋的影响:魏晋之际的门阀政治虽不如东晋时的严重,但他们的势力已不能为统治者所忽视。除此之外,还有: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晋书.卫瓘传》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冑,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冑,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新唐书.柳冲传》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傥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通典.选举二》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品格,登用皆由中正考之簿册,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214引《晋阳秋》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晋书.石季龙载记上》正始初……玄议以为:“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於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过其分,则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势驰骛之路开;下逾其叙,则恐天爵之外通,而机权之门多矣……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门,岂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称於九族,岂不达於为政乎?义断行於乡党,岂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类,取於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夏侯玄传》初,(晋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晋书.郑袤传附子默传》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历给事中……太熙元年……帝崩于含章殿,时年五十五。《晋书.武帝纪》干宝称,晋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通典.职官十四.中正》注引

上述各条史料说明的情况是:魏立九品时,初期选举犹有汉乡议遗风,选材标准以德、才、家世为标准,家世仅是其中一项,每三年作一次调整;但日后因为州中正等职为世族掌控,已渐渐沦为其维护门阀统治的工具。但直至魏正始初年,夏侯玄与司马懿讨论时弊时,也只是认为中正不应侵吞台阁选拔之权,应各司其职,但并沒有提及西晋般的积弊(刘毅所陈的八损、段灼上疏,各详见其本传)。那弊端开始见于何时呢?下限是司马炎“以贵公子当品”之时;司马炎死于公元290年,时年五十五岁,其弱冠当品之年,正好是曹芳嘉平年间的事。夏侯玄在正始五年迁雍凉都督,故州中正的设立应是司马懿辅政期间,即正始元年至四年。正始之变后,司马懿可能已在实行九品中正制的改变,拉拢世族,如同早年置大中正,满足少数大族之欲。改变晚至其子司马师,已告完成。正如沈约在《宋书.恩幸传》的总结:“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辩。”《晋书.苻坚载记》记:“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指的就是这些有特权的世族。魏晋士族如何拢断入仕权?汪征鲁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第五章中,统计了入仕之正史传主中出身寒门的数数与比率:魏的247人中,寒门占102人,比率为41.3%;西晋的234人中,寒门仅59人,比例急剧下降至25.2%。更可怕的是,正史传主中为寒门而终任中高官的比率,魏为74.7%,而西晋降至59.5%;魏中高官数量居然还比两晋总和还要高。魏与西晋本传人数相近的情况下,寒门下降近半,若考虑曹操三祖孙沒有如司马氏般与各世族妥协,寒门比例只会更高。张旭华先生也在《九品中正制研究》第三章第六节中,列举了诸多魏晋高门权贵子弟由清官仕进,来证明其结论:“自魏末司马氏执掌政柄之后,一种以优宠高门子弟为主旨,以任职清官为特征的清官起家迁转之途就已逐渐兴起。”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卷十》“先请”条评:“汉无八议之文,而有先请之律,先郑所举三者,即《唐律》八议之议亲、议贤、议贵也。”故八议这刑法辖免权,虽入律于魏(见《唐六典》卷六),但实本自于汉。《后汉书.应奉传附子劭传》云:“陈忠不详制刑之本,而信一时之仁,遂广引八议求生之端。”在日后仍然适用于门阀贵族,杜预就是典型例子(注32)。这特权还能荫及子孙,徐允对袁侃说:“卿,功臣之子。法应八议,不忧死也。”(见《夏侯玄传》)就是最好的说明,其对后世影响之坏,当如傅玄所批:“纵封豕于境內,放长蛇于左右。”(见《太平御览》卷652引《傅子》)除了八议,《晋律》还把“除名比三岁刑”、“免官比四岁刑”(见《太平御览》卷651)这些可以官爵抵罪的条文写进法律规定內,此也是对为官袭爵的世族较有利之举。刘颂说得更直白,从曹操如何拨乱反正至“吏清下顺,法始大行”,敍述至司马懿三父子为拉拢士族投己,如何宽纵门阀官僚,“易朝之为,未可一旦直绳御下”,最后欲已平吴的司马炎,纠正法治已衰的状况。但司马炎根本无意改变现状:李熹弹劾山涛等人占官田,司马炎对违反占田法者,只杀个县令刘友了事,山涛、司马睦、武陔竟下诏“皆勿有所问”。因为司马炎回答胡威时就明言:“尚书郎(六品)以下,吾无所假借。”只能罚六品以下?怪不得司马光愤慨评曰:“避贵施贱,可谓政乎!”(见《资治通鉴》卷79泰始三年)灭诸葛诞后,司马昭便马上奏录先世名臣元功大勋之子孙,随才叙用;司马氏三次也只诛元兇,因还想拉拢他们,司马炎日后用牵强的理由,赦免太原王氏;灭吴后给诸葛靓找个下台阶。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就总结了:“人所共知,当时高踞于政权上层的是门阀贵族,西晋政权结构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

淮南三叛为日后南北朝时人带来历史借镜:权臣当然想更进一步成为开国之君,桓温当然榜上有名(注33),与刘裕的分別,可能还真是成王败寇了。萧道成在《驰檄数沈攸之罪恶》就引用了四个失败者之例,图打击沈攸之军的士气,时为齐王的他与司马师兄弟,何其相似。毋丘俭破高句丽之功与诸葛诞的士卒乐为其死,为萧道成所承认:“故刘濞赖七国连兵之势,隗嚣恃跨河据陇之资,毋丘俭伐其逾海越岛之功,诸葛诞矜其待士爱民之德,彼四子者,皆当世雄杰,以犯顺取祸,覆窟倾巢,为竖子笑。”尉迟迥、司马消难等起兵讨杨坚,西梁诸将竞劝萧岿举兵与其连谋,以为进可以尽节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萧岿犹未决,柳庄劝:“昔袁绍、刘表、王凌、诸葛诞,皆一时雄杰,据要地、拥强兵,然功业莫就,祸不旋踵者,皆因魏武、晋氏挟天子,保京都,仗大义以为名故也。尉迟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司马消难、王谦,能力低下。况山东、蜀地从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朝中将相多为自身打算,竞效节于杨氏。臣料定他们终覆灭,隋公必移周诈。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萧岿同意,众议遂止。

桓温征袁伐,从征的伏滔至寿阳作《正淮论》,历数以往据淮南被灭者来提升己方士气,当中自然包括淮南三叛,上篇曰:“及至彦云、仲恭、公休之徒,或凭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东夏,属当多难之世,仍值废兴之会,谋非所议,相系祸败。”下篇曰:“夫王凌面缚,得之于砎石;仲恭接刃,成之于后觉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发疾,岂不勤哉!文皇挟万乘之威,杖伊周之权,内举京畿之众,外征四海之锐,云合雨集,推锋以临淮浦,而诞钦晏然,方婴城自固,凭轼以观王师。于是筑长围,起棼橹,高壁连堑,负戈击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后始知亡焉。然则屠城之祸,其可极言乎?”

31.咨困偪禽获,钦二子还降,皆将军封候,咨豫闻国事。壹等穷踧归命,犹加上宠,况巴蜀贤智见机而作者哉!《文选》卷4432.若亲贵犯罪,大者必议,小者必赦。《太平御览》卷652引《傅子》(石)鉴大怒,复奏预擅饰城门官舍,稽乏军兴,遣御史槛车征诣廷尉。以预尚主,在八议,以侯赎论。《晋书.杜预传》33.桓温既以雄武专朝,任兼将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卧对亲僚,抚枕而起曰:“为尔寂寂,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世说新语.尤悔》“桓公卧语”条注引《续晋阳秋》

(聊城荣恒医疗器械有限公司)